杨玉洁，万伦来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60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46，“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1〕62。文明交流互鉴拒绝霸权与封闭，倡导不同文明间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文明欣欣向荣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和谐共生的文明新高度上，才能更好地彰显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价值。

一、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开放性时代性，涵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底色

自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162的重要论断以来，他多次在重要外交场合对文明交流互鉴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2〕322文明交流互鉴是以文明多样性为前提的，正是文明的多样性，才造就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创造出一个多姿多彩、多元共存的多文明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2〕209的平等文明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133的包容文明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77的多彩文明观。平等、包容、多彩的文明观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要素，是中国共产党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经验总结，是走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表达。包容开放的文明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新时代中国文明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文明观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跃升，对中外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包容开放的文明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思想真理性，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最为充盈而内在的马克思主义鲜明底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持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内在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新成果中的有益成分，具有“人类知识总和”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科学理论，始终以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并立足中国实际加以吸收借鉴和运用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注重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广采博纳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主张融合、吸收西方文明，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出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他指出，“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3〕。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把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和“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663。同时他还指明，“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4〕706。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周恩来在1953年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6〕。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指出，“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7〕。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明确了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并指出，“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8〕。由此可看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持久和平、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接力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握时代脉搏，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使命，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在发展的道路上倡导文明包容互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2〕209，主张不同文明间消除隔膜和偏见，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如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9〕468-470四点主张。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形态和方式作出精辟阐释，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10〕可见，要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既需要“以古人之规矩”的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开自己之生面”的顺时应势、推陈出新。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倡导文明的多彩、包容、互鉴，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旨在推动人类与自身、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共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交流实践，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开放性时代性得到充分彰显，其理论和思想在中国化时代化中得到新的跃升。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鲜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积聚了深厚底蕴，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以博采众长之视野，为破解人类发展共同难题，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激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动力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1〕32。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诸多重要场合多次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时代命题。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他提出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11〕。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12〕可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处理文明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内在要求，旨在推动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话语出场，其本身具有“文明交流互鉴”的总体指向。正是文明的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各国虽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各异，但依然能够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彼此平等相待、互尊互鉴、相互学习、和谐相处。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实现各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的美好目标，这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蕴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开创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形态之上，而是批判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有益成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差异、开放多样，鼓励各方积极参与融入，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努力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文明形态。

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既不是对外来文明的全盘接纳，也不是将本国文明僵硬输出，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吸收、借鉴外部优秀文明成果，丰富本国本民族文明的内涵、意蕴和视野，进而使本国本民族文明成为他者听得懂、有得用的故事和方案。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清楚中国的特色、未来，传播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故事。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始终积极构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文化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更好地从全球吸收和借鉴优秀文化成果，更意味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开始走向世界，并将成为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表达机制的对外开放诠释了中国不仅是先进文明的“接收者”，也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创造者”，充分表明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是正确且富有成效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9〕187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就是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形式、理念和目标，突出文明交流互鉴内涵式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实现自我发展的权利，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2〕78，开放是中国主张，也是世界潮流，只有顺应潮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谋发展，只有学习和借鉴一切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体的有益成果，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体系相融合，拓展全面开放新格局，秉承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才能成功。对外开放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强大动力和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经验。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港以及搭建文明对话平台等构成了全面开放格局的创新高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成果，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一条繁荣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只有坚持各国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才能奏出音声相谐的文明交响曲，形成气韵和美的最美文明画卷。

三、文明交流互鉴主张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实践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既要薪火相传又要顺时应势〔9〕470。坚持与时俱进强调的是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近代以来，革故鼎新的理念吸纳了西学东渐思想，康有为、梁启超拉开了百日维新序幕，使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变法求强才是国家发展的出路，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提供了一种选择，加速了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演进进程。直到马思主义传入中国，革故鼎新的理念开始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融合，完全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新路径。自此，中国展开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和创新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揭开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路径的新篇章，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了新探索。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指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标准，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3〕这就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给出了具体任务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强国目标。“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也是全国人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所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拓展深化的基础性保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与文明的理解与把握逐步丰富起来，邓小平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4〕概念。1979年底，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形象地描述为“小康之家”，体现了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以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康”概念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设计的阶段目标。道路是文明的基石，邓小平不仅为中国规划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蓝图，且多次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打开了局面。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作为纲领性文件，第一次专题论述并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系统性阐述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5〕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初步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文明建设观。胡锦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总布局基本形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念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理念发展性，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迎来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物质文明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与社会财富成正比，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的进步和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包括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政治文明是社会和谐运行的保障，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我国政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社会文明是社会秩序与正义的维护与实现，包括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道德、理想、情操的升华，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就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遵循。其中生态文明是前提，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主导，政治文明是关键，社会文明是归宿，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断面。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明显不同于世界其他现代文明的崭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7〕。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来表达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判断，体现了中国致力于解决千百年来进步与对抗并存之文明悖论问题的诚意和决心，指明了不同国家和谐相处之道。党的二十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吹响了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号角，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跃然于世，必将创造性地将不同文明的相异相补作为“交流”的内在规定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最新概括，也标志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走自己的路，并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

四、文明交流互鉴对西方现代文明逻辑的超越，张扬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共识

“中心—边缘理论”“文明冲突”“文明优越”“零和博弈”“西方中心主义”等各种西方论调，归根结底都是西方资本至上的文明逻辑。诚然，资本主义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确实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进步，但囿于其资本至上逻辑立场，全球财富和国际话语权掌控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严重抑制、削弱了后发国家的文明发展与进步，人类文明已步入现代性危机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并没有使现代化的福利和果实得到全球共享，反而大力推行其倡导的“普世价值”并作为意识形态强行推入到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理念中，目的在于让“东方”臣服于“西方”，让“西方”凌驾于世界，从而巩固其自身对诸多领域的霸权主导地位，实现西方资本主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发端于西方宗教的“普世主义”，到西方神学家倡导的“普世伦理”，再到如今代表西方强势话语的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有着本质不同，是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主要方式，实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外扩张、实现世界霸权的极力粉饰。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有着本质不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出发提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目标，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彻底摒弃了西方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过程中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凝聚而成的价值共识。世界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类型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互鉴才有可能，而价值共识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先进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了代表西方霸权的“普世价值”，弘扬了凝聚人类价值共识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张扬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共识。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持有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打破了以亨廷顿、福山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鼓吹者所营造的现代化迷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将所谓的“普世文明”作为“普遍文明”嫁接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以实现政治图谋的政治本质。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交流互鉴，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9〕，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文明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以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为基础的具有人类社会价值共识的“普遍文明形态”。

五、文明交流互鉴以中华文明为内生力量，厚植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根基

文明交流互鉴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孕生于中华民族长期的文明交往智慧中，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驱力作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作用在于能够使各民族立足自身，不断吸收、融合外来先进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中华文明就是立足具有东方神韵和魅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不断吸纳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精髓中不断形成，是具有独特性和世界性、自发性与开放性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明源自农耕文明，同时期它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与游牧文明相比，农耕文明更加崇尚稳定的生活，不以扩张和占有为主要发展方式，而更强调文明自然而然地向外辐射和传播。正如《论语》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正体现出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吸引力，最终周边各民族大都逐步融入中原，促成了民族融合、统一和发展，一同汇入了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明在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中构筑起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文化理念，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思想根基。

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大同境界是基于数千年所积淀起来的，具有丰厚价值底蕴的中国智慧，能够为中华文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内在的动力。中华文明坚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的沟通方式，跳出了西方的“力量即正义”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助于弥合东西方文明差异，终结“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从而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早已是中华文明在承继过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思考、展望、创造未来中所印证的共生共存智慧。美国学者汤因比认为，“人类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弱性，努力适应宇宙万物的自然性，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实现自我与‘终极的存在’合为一体，‘终极的存在’并非一切宗教的人格神，而是一种自然存在，即所谓的‘道’，这就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20〕。“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和提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论述了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之道、人与自然的绿色发展之径。“天人合一”理念蕴含着追求“天人合一”的真，“知行合一”的善，“情景合一”的美，能够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新的思维选择，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贯通古今、展望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供了丰厚滋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植了文化沃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耦合的结果，是以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为旨归的，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发展路径、文明模式和文明体系之窠臼，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文化底蕴给养，秉持在开放中成长、在包容中发展、在借鉴中丰富的价值理念，以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海纳百川、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揭开了人类文明发展新篇章。

六、文明交流互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标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趋势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贺信中强调：“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2〕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0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非对抗冲突、零和博弈，谋求的是不同文明主体间的协同发展、共同安全。同时，它蕴含着共享、共赢、包容、共生等诸多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当代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实践中推动全球化新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趋势，不仅在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公平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而且解构了原有的资本至上的理念以重塑新的世界文明，使得全球化发展新趋势更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思想精华的浓缩与智识精神的外显。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以资本输出、全球逐利为理念的治理格局，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结构性矛盾逐步加深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旧国际秩序在面对各种日益复杂的全球非传统性安全问题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加上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问题上为一己私利搞双重标准，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霸凌手段，导致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使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旧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全球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行天下之大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顺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持多维度的“命运与共”，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共同化解国际安全与文化冲突，共同协商治理全球发展危机等问题，促使人类共同走进美好未来生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彰显人类文明自觉。

面对着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难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精准把脉”和对现代化“世界之问”进行科学解答的有机统一〔23〕，并且始终坚持同各国友好合作，遵循平等、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大国协调良性互动发展，体现了中国主动而又极富胆略的大国责任，展露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的使命担当。面对大国发展关系中的各种复杂情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致力于推动大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上的深切合作与相互依赖，始终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仅积极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中以主动姿态作出了回应。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规定的场域，充分彰显了中国缔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