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近代中国吸引了诸多爱国志士的关注与讨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孕育着中国革命方向的论争也就此展开，“社会主义”概念之辩开始流转于各个派别。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党员给予“社会主义”概念以新的意义与诠释，在同其他主义的论争中塑造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概念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研判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也为“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要明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理路，就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即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缘何选择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考察，就必须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在阐述“社会主义”概念时，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视角，对资本主义发展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初步梳理与解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昭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一）弊端与困境：资本主义孕育了自我崩溃之因素

“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1]404欲揭示社会主义的优势，就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分析与研判。虽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特征与中国国情认知不够全面、深刻，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尚未系统掌握，但仍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初步的解读，指明了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根本原因。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指出，“资本制度能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1]403。在此基础上，他们归纳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优势，即资本集中与财产私有。资本集中使资产阶级推翻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财产私有则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之手，推动了资本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使资产阶级的势力遍及西欧与北美各国。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正是这两大优势即财产私有制下的资本集中孕育了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在生产与分配等问题上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危机。

生产组织扩大化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崩溃，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展开批判。首先，生产组织的扩大化使生产活动日趋社会化，无数劳动群众为少数资本家所束缚、掌握。这种变化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乏社会的调节与统计，陷入无政府状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不受政府监管，亦不受社会需要的支配，而是为了竞争私利盲目增加商品，使社会生产超过社会需求，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1]403这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扩大化与社会需求不能满足生产之间的矛盾一旦爆发，便会引发资本主义的恐慌。如李大钊所说：“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2]331

财产私有使得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从而深陷殖民战争的泥潭。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致命缺陷在于财产的私有。财产私有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其他人则逐渐丧失购买力，因而造成生产力与消费力失衡，引发剩余生产的恐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失衡，是指生产力超过消费力，而非超过社会需要，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所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本国的剩余生产压力，将商品倾销至其他国家，以商品换取货币，由此产生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为了保有与增加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抵抗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要组织强大军力抢夺新的殖民地。这便是“资本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1]405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言，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财富的积累与资本的增值，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逐渐走向联合，“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3]412-413。

（二）升华与超脱：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进程，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超脱性，将社会主义塑造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初心，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为劳动群众所熟知。

在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之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对“社会主义”概念即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诠释。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知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诸多主义各行其道，社会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时常开展论战，社会主义的真谛也在这一阶段逐渐阐发出来，“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4]490，中国共产党人也借此对社会主义的宗旨、立场、内涵加以诠释与宣扬。就其宗旨而言，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世界、为全人类而奋斗的事业。正如恽代英所说：“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连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2]478就其立场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认为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财富公有。李达在同梁启超辩论时便指出：“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4]494-495就其内涵而言，李大钊从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一是政治层面，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之目的；二是法律层面，必须废除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实现公有制合法化；三是经济层面，应当给予劳动者分配自身收益的权利，即“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5]245。

在明晰社会主义的定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而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优势塑造“社会主义”概念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1]40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并非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集中，他们所反对的主要是财产私有。因为实现财产公有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便全然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社会生产将不复以前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依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以满足需要为指向，而非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在分配层面，剩余劳动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逝，也就不再有保持生产力与消费力均衡的必要，因为社会生产是依据社会需要进行的，不会有剩余生产的风险。“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1]407也便失去了意义，如此方可实现世界的和平。

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基于经济组织的变化趋势佐证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自我崩溃的因素，“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1]405。而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除了帝国主义之外，便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可走，这也是人类社会之历史演进的趋势，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存，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走，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探索，披荆斩棘，扫除障碍。

可以说，通过对缘何选择社会主义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塑造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也指明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曲折性与长期性。在同其他主义论战的过程中，既加深了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也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推及广大劳动群众。

（三）世界与中国：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与形塑“社会主义”概念时面临的核心命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能否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阐释社会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政治与阶级力量对比等角度论述了当时之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李大钊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6]359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已经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因此，要论证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须先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情形之变化。

政治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即迎来一波高潮。但俄国革命引起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他们联合起来通过改善工人地位、镇压劳工运动等方式压制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正如瞿秋白所说：“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急取攻势，俄国无产阶级独力奋斗，而西欧工人方畅心满意于社会改良政策。”[7]463

经济方面，受“一战”影响，欧洲诸国不仅政治动荡不安，经济亦遭受极大损失，甚至已到接近破产的境地。“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1]405

为了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恢复国家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一方面设法缓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加紧掠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源。这就导致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实业的阶段，“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6]359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且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因为“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6]359。

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决定了道路与方向的选择，在研判中国政治经济情形之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1]414。中国的政治经济实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因北洋政府名义尚存，不算是完全的殖民地，但现今之中国，“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8]48，更遑论北洋政府。中国政治实质上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皆处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陈独秀也总结道：“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1]416

就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4]490因为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营的阶段，中国继续追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万里，我们尚在初步”[6]359。加之中国的经济状况，如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等完完全全由资本主义国家所支配。基于此，李达作出了判断：“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4]499因此，若要改变中国实业之薄弱，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社会主义是最合适的革命道路。

通过对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剖析，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社会主义何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何以能拯救广大劳工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使得“社会主义”概念同中国革命现实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革命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选择何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论证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派别，究竟应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又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社会主义”概念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几种主要社会主义流派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社会主义各流派之间因政见不同而争执不休，除共产主义之外，当时流传较广且有组织力量的社会主义流派主要分为四种，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为诠释真正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上几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与批驳。

1.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经济与政治相分离

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潘蒂、霍布逊、柯尔等。五四时期，经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引介与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传入中国，曾在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基尔特社会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希望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生产联合会，继而掌握生产管理权，他们主张改善工人的条件，但不推翻现存社会制度，意图通过改良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于经济与政治二元论与职能划分，主张国家与基尔特（工会）各负其责，即由劳动阶级（工会）掌握生产管理机关，由资本家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他们主张“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1]407。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论战中逐渐败下阵来，陈独秀指出，他们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事也”[1]128。

2.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

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被部分留日、留法的中国学生所接受，进而传入中国。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大同”“均平”等思想糅杂在其中，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行较为广泛，在全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团体。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反对一切强权，主张消灭国家、政府、警察、监狱等。在财产所有制问题上，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家庭。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主要反映的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对专制剥削的反抗。但由于无政府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其本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在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由“因为没有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1]129；在政治方面，若废除法律与国家机关，社会必然运转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1]129。因此，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无政府主义都是走不通的。

3.工团主义：站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工团主义又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索烈尔和拉加德尔等。工团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间分离出来的学说，在中国虽存在一些拥趸，但并没有形成广泛影响。工团主义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主义；二是不要国家及政权，出自无政府主义。由于工团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方，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失利而消亡。

4.国家社会主义：逐渐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这里所讲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流派，常被拿来同共产主义作比较，两派的具体主张存在着明显区别。就主张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四个层面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其一，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劳资携手的理论，但“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活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1]131，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阶级战争的革命手段，走向了改良主义。其二，国家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但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而设立的，通过议会政策废除资本私有制，其成功率尚不可知。单议会政策本身便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主张。其三，国家社会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9]27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却弃之如敝屣。其四，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中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最初的手段，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最终的目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共产党在国内尚未统一时便致力于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见，“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1]133。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上述几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分析与批驳，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与认知，也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诠释来看，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交锋中，中国共产党人着重阐释了共产主义的主张与原则。

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坚决的阶级斗争，这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之上，集合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具革命性的先进分子组织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即共产党。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后，应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与工团主义不同），并且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压制资产阶级的反抗，加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1]411。

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第一，坚持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即根据社会历史演进规律与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做出判断。对于改造社会，不能只看到主观的改造意愿，而必须在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条件是否有改造的可能性。第二，社会改造应按步骤进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取得政权的步骤与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10]49。因此，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晰的认知，陈独秀指出：“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1]412第三，每一个步骤都要采用革命的方法。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1]412。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正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展开过多次论战，深刻剖析了诸如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几种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缺陷与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同时也向中国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展现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更为全面，开始初步擘画中国的革命道路。

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言，走向社会主义是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方式、革命阶段等问题加以解答，同时也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革命方式：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概念总是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1]418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点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他们比任何一个阶级都更为集中，更具有组织纪律性。同时，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低下，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只有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1]8。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将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暴力手段打倒军阀等反革命势力，引导着其他阶级革命到底。如瞿秋白所说：“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8]204

二是必须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与途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夺取政权大多分为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大多从议会、宪法着手，但这种运动多归于失败。因此，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一如李达所说：“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动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而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4]506-507。陈独秀也认为，虽然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较为薄弱，但帝国主义的压迫迫使中国人不能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了，因为“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1]133。

（二）革命阶段：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分歧

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李大钊认为，中国若要达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2]205。意即革命成功之后，应当直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陈独秀等则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先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等待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社会主义唯有通过纯粹的国民运动方可实现。即“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纯粹的国民运动”[1]419。在陈独秀的设想中，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才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瞿秋白则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才显然暴露。”[8]191-192在瞿秋白看来，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将帝国主义与军阀推翻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之目的。瞿秋白在此特别强调“劳工阶级”应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协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政策，这一分歧才得到暂时解决。即“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2]289。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这实际上承认了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也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党的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

四、奠基与镜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社会主义”概念探索的理论意义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1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虽然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探索尚存有分歧与误区，但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的阐释，明晰了社会主义的适用性与科学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借鉴与指导。

（一）理论武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2]，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阐释与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发生了论战与冲突。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深化了对“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认知，从而初步总结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第一，对于共产党来说，将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中是必要的手段；第二，真正的共产主义是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要造成的是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真理愈辩愈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论战，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廓清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为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的疑问，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同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将俄国共产党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榜样，明确指出，“只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133。通过论战，“科学底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与解放的思想武器。

（二）理论具象：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初期便面临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3]651。可见，只有通过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便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与探索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推动了这一概念的中国化，将晦涩的理论概念同中国的革命现实结合起来，以说明社会主义与中国的适配性。中国共产党人在缘何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何以实现三个维度阐释“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论证了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这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民族形式展现出来，推动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论具象，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三）理论借鉴：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经验与指导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12]中国共产党人在诠释“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方式进行了讨论，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何以实现所进行的设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借鉴，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如在革命领导权方面，李大钊认为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瞿秋白也指出无产阶级是觉悟最深的阶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何以实现的命题中，陈独秀等人提出了国民会议运动的主张，即全国各革命阶级团结起来，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召开国民会议，以此作为革命胜利后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主张不仅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思想，也为国共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知也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虽然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深入研究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取得并维护自身的领导权；对于中国革命的连续性的认知不够清晰，并未完全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摇摆性缺乏分析与了解等。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诠释与探索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社会主义”一词广为人知，也对后来“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