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

2023-01-07蔡亦恬

浙江社会科学 2022年8期

□ 庞虎蔡亦恬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不是对中华文明的虚无，也不是被中华文明所消融，而是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互动发展。中华文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巩固了认同基础，丰富了资源支撑，成为马克思主义异域发展的合理性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则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华文明优化了价值取向，强化了使命担当，激发了创新活力，充实了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发展，应树立起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远大视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重构为首要前提、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为核心使命、以人类文明秩序的共融性建构为外部保障，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意蕴，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从词源层面来看，“中国” 一词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范畴，更是文明的象征。中国之所以取名为“中”，表达的主要是对中华文明地位的认同，其主旨在于：借助自身文明的优越，向周边族群进行辐射，以实现“以文化之”。文明是“中国”的核心要义。了解中华文明及其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把握中国国情、读懂中国现象不容忽视的重要杠杆。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不断交流碰撞的互动过程。树立中华文明的宏大视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赋以文明建构的新范式，才能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对于冲破西方话语霸权、激发中华文明自觉与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演进逻辑的路向辨析

辨析问题，正本清源，是推动文明创新发展的首要前提。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地正本清源。”①长期以来，受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路向偏颇，其中，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尤为明显。

（一）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民族虚无主义是近代初期伴随外敌入侵而兴起的一股夸大中华民族劣根性，进而否定民族传统，倡导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近年来，随着西方“颜色革命”的加速渗透，民族虚无主义再次高涨，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

一是否定中国历史，客观上消解了中华文明的生存根基。他们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将近代中国发展迟缓的原因完全归于中华文明自身的落后，更无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成就，肆意篡改英雄事迹，污蔑革命领袖。同时，鼓吹蒋介石和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将汉奸人物美化成“民族英雄”，掀起一股参拜国民党“烈士”、漂白中华民国历史的翻案风潮。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在西方势力的盅惑下，捏造事实，抹黑祖国，甚至成为“新疆棉花”等一系列恶性反华事件的帮凶。

二是宣扬“西方中心论”，客观上助推了资本主义对华渗透。他们大力宣传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将西方发展道路和理论奉为圭臬，将现代化直接等同于西化，认为民族传统是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包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中华民族传统，接受西方文明，甚至把自由主义等一些已被西方国家抛弃了的腐朽没落理论也都移植到中国，企图以文化换血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全盘西化。

（二）复古主义的偏颇

复古主义是对近代西化浪潮的一种极端反应，它的表现形态不一，其中，尤以近年来兴起的大陆新儒家“儒化”思潮的影响最大。它一定程度上制衡了“西化”浪潮，保住了传统底蕴，但近年来的激进化倾向日趋严重，已对文化教育事业乃至社会治理秩序造成较大影响。

一是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全面理解，不利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复古主义者将中华文明直接等同于儒家文化，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理论，宣称儒学是唯一能够代表中国的“先进文化”，复兴中华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复儒家的“王官学”地位。在此基础上，他们反对文明的创新转型，提出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社会”的上行和下行路线，向上：力图由儒家人士组成“通儒院”，直接决定中央决策，在各级党校设置儒学必修课程，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向下：努力在各地兴修孔庙，恢复祭孔、读经，让儒学传入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事实上，中华文明不仅包含前秦诸子的古代传统，也涵盖了近代以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精华。倘若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仅限定为传统文化的卷土重来，这是对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束缚，只能把中国再次引入停滞落后的境地。

二是以“儒化”取代中国化，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认同。复古主义者过分抬高儒家传统的时代价值，而把马克思主义诋毁为“文化歧出”“以夷变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儒化”，即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儒家所同化。他们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礼记》“小康”“大同”等思想的引用，视为“儒化”的产物，都归为“儒家的东西”。这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意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推进。

二、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互动发展的本质界定

守正创新是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互动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文明的发展“要守正创新，既要在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中交流互鉴，承前启后，又要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革故鼎新，开辟未来。”②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立足之基，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一）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之基

首先，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土壤。与西方人士所宣扬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中华文明面对外来文明的传播与触碰，从来不是抗拒或否定，而总是以求同存异的态度来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交融，使得外来文明中国化成为东西文明交流的一个主流趋向。

中华文明的兼容性特质，是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否扎根中国的首要因素。事实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发扬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传统，才最终拓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道路，他们大多脱胎于旧式的知识分子阶层，既饱读史书、深谙中华文化的精髓，又放眼世界、自觉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洗礼，力争在中西文明的交融碰撞中寻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路径，很好地承继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传统，塑造和助推出大批贯通古今、知识渊博的仁人志士，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中坚力量。中华文明的这一传统，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顺利出场的重要依据，更是马克思主义未来持久发展的文化动力，仍值得今天的知识精英们大力弘扬。

其次，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认同基础。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虽然发生的历史时域和场域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社会愿望、处世方式上都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或相近，反映了人类的某些共同诉求和一般趋势，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正是这种内在的相通性，为不同文明的彼此接纳和认同提供了可能。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先驱者都大量援引中国传统文明体系既有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语言范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例如，用中华传统中的“大同理想”来表述共产主义前景，用古人“等贵贱”“均贫富”等朴素诉求来套解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张，等等。这种比附式解读虽然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但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新事物的心理适应规律，能有效缓解文化隔阂，增进民众认同，最大限度地降低文明交融的运行阻力，是马克思主义扩大受众范围、夯实社会根基的有效途径。

最后，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实经验资源。从理论产生效用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来源于实践，又最终回归实践，现实资源是理论扎根实践的重要依托。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提炼和概括，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社会的现有资源，实现自身的具体化，才能发挥它的现实指导价值。

中华民族通过长期的治国理政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提供经验性“质料”。充分挖掘这些传统资源的现实价值，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而长期的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动力之源

文明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实现着自身的转型与重构。但近代以后，随着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况日下，导致文明“蒙尘”。在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优化了价值取向。文明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延续，也必然带上特定历史的烙印，它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政治力量状况。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大量颇有引领意义的价值诉求，但最后大多都尘封于历史，无法实现。例如，古代的大同理想，虽然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但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人们无法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可能找到实现自由平等的可行路径，所谓的“大同”也只能沦为人们缓解眼前困苦处境的一种精神寄托。

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社会现实的控诉、对工农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等，深度契合了近代以来国人的价值诉求，为饱受摧残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乌托邦”的超越，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正义的呐喊和道德的控诉，更对价值理想进行了科学论证：一方面，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科学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一理想，具体设计了一条社会革命的具体路径即“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④。马克思主义正是凭借价值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通过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价值理想的优化升级，也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孜孜追求的大同理想增添了现实底蕴。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强化了使命担当。实践是文明新陈代谢的根本动力。任何一种文明，只有着眼于时代的变迁，不断满足新需求，解决新问题，才能谋得一席之地。但近代初期，面对内忧外患的生存处境，中华文明没能适应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定位，无力担当救亡图存的历史大任，最终陷入举步维艰的困难境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探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在之后的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伟大胜利，既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价值，还锻造出革命文化的崭新形态，并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地位。三大文化彼此联结、相互促进，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体系，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动力。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激发了创新活力。中华文明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已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评价体系，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确定了道统、政统、学统三位一体的垄断地位。这一现象，一方面，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文明形态的延续性和一贯性，是中华文明自身优越性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文明的有优越性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旦被人为固化，就会变成超强的“历史的惰性力”，消磨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动力，不利于中华文明创新基因的充分激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对文明遗产进行全面清理和评估，摒弃其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去除压制自身活力的固化因素，还原文明自身的创新本性，开创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新理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遵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方针，已初步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 的文化发展新格局，为中华文明的价值实现，开辟更为宽松的空间。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文明充实了精神内涵。一个文明的持久发展，离不开特定精神的烘托和思想的引领。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是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但另一方面，民族精神的内涵体系又带有明显的历史属性，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实践经验的精神总结，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充实完善，才能增强中华文明的社会适应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始终秉持变化发展的开放视野，丰富和优化中华文明的内涵体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明遗产新脉系，既承继遗产又反对复古，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及时总结时代发展的新经验，不断注入文明进步新成果，化解了长期以来古今优劣之争的纷扰，开辟了一条以我为主、综合创新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活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又及时总结实践探索的鲜活经验，提炼出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精神，弥补了传统文明在精神更新上的滞后缺陷，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⑤。

三、构建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协同共进的新前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共通，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也使中华文明迸发出更加强大的价值魅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重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前景。我们应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协同并进，以更为长远的眼光、更为宽广的格局来思考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进程，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再次绽放出鲜活的时代荣光。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重构为首要前提

现代性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典型标识，也是世界各国实现社会转型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一些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先发优势，将本国的现代性模式进行绝对化解读，辅以所谓“普世”的意义，强行在全世界推行和复制，使众多的后发型国家沦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附庸。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引领，立足中国实践，挖掘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才能冲破西方现代性的束缚，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体系。

坚守社会主义底色，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现代性虽然滥觞于西方，但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模版。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发轫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但它没有拘泥于资本逻辑的狭小空间，而是既承认现代性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意义，又剥离开资本主义的制度枷锁，第一次将现代性的合理内核置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框架之中，开启了社会主义引领现代性重构的新蓝图。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新思路，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前的文明建构，一是要科学界定资本等市场要素的当代价值。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现实情景出发，深刻认识资本无序扩张的社会危害，研究和界定资本等市场要素的运行边界，切实保障公有制要素在关键领域的优先发展地位，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弊病的侵蚀；二是要尽快建起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科学体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激发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促进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学理阐释和机制规划，及时预警和防控改革开放中的西化风险，切实根除资本上位的政策土壤，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导向，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引领意义。

深挖中华文明精华，夯实现代性建构的中国底蕴。现代性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中华文明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基因，并且有着相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诸多比较优势。例如：中华文明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既体现了现代性崇尚自然科学、侧重工具理性的主流趋向，又进一步强化了价值的引领意义、重视社会关系的协调，增添了浓郁的人文底蕴；关于“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取利原则，既肯定了现代性关于物质利益合法化的基本理念，又进一步突出了道义的优先地位，能有效防止物欲横流的泛商业化倾向；关于“中和位育”、“以文化之”的处世立场，既反映了现代性追求国际化外溢的开放理念，又进一步辅以和谐适度、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规避了西方现代性强势扩张的霸权行径，等等。正是在这些优秀基因的内在驱动下，中国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就率先在工商业领域诞生了一批具有中国本土气息又表现现代性萌芽特征的民族实体产业，初步显示出旺盛的发展潜力，只是到了近代，伴随时局的变化，才在“三座大山”的挤压下走向衰微，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才在坚船利炮的强力威慑下取得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某些人士所宣称的完全外力激发的产物，中华文明本身也蕴含着现代性的丰厚资源和强大动因。新时代的文明建构，一是要重视历史发掘。提炼中华文明的精华内容和有用形式，激发现代性基因的成长活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⑥，建构起“另类现代性”的资源体系，为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中国元素；二是加强前瞻性研究。要破解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新时代的现实需要，把握人类发展的未来大势，大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激发中华文明在防范西方现代性弊病、推动世界文明变革中的潜在优势。

（二）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为核心使命

主体性是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标志，也是决定一个文明形态未来命运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以“世界中心”自居，宣传“美国优先”“西方优越”，肆意压制其他民族的发展空间，已导致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众多文明陷入弱势甚至失语的境地。在文明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增强主体意识，坚定民族自信，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共同使命。

激发文明凝聚力，牢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诞生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拥有优越的地理空间、庞大的人口规模、较早的文字载体，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以儒家为中心，将“国”与“家”紧密联结，确立起一套极其严密的治理秩序，形成了一个以“家国”情怀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纽带、具有强大内聚力性的文明体系。在这一文明秩序的作用下，“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人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而是“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⑦这一内聚特色，成为中华文明虽然历史上屡遭外来冲击但始终没有中断的重要法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新时代的文明建构，一是继续发扬家庭的原发优势。从小家庭抓起，把家庭文明放在优先建设地位，激发家庭文明的先导作用，深入宣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明生成意义，大力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逐次形成“同心圆”效应，促成爱家与爱国的统一，“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我们4 亿多家庭、13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⑧。二是提升道德评判力。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⑨当前，应充分发掘中华文明的道德资源优势，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公信力，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体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虚心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本民族自信心，秉持拿来主义的基本立场，认真鉴别，合理取舍，不信邪、不怕压，牢牢把握文明建构的主导权。

保持战略定力，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总是充斥着众多的坎坷和变数。习近平指出：“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⑩人民是一切文明进步的真正创造者，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特质不仅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格，而且建筑起坚如磐石的民族定力。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旗帜鲜明地把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辉煌的成就，践行了“两个先锋队”的阶级属性，极大地激发和捍卫了中国人民的主体精神。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引领文明形态创新发展的强大定力。新时代的文明建构，一是要大力推进民心工程。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优势，深入研究人民群众的需求规律、利益趋向和话语特色，充分认识“全过程民主”的时代意义，健全群众意见的征集机制、反馈机制和落实机制，尽快出台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保障方案，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文明创新的自觉性和科学性。二是确立公平正义的优先地位。要着眼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核心问题，努力探索“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价值，科学架构和调整“美好生活”的指标体系，尽快转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有理念，将公平正义问题放在优先解决的至高位置，整合和优化共同富裕的资源配置，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以人类文明秩序的共融性重构为外部保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交融共生是文明形态实现长久发展的必然态势。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利益主体加速分化重组，各类文明形态频繁碰撞，矛盾冲突日益呈现激化趋势，“文明冲突论”等思潮趁机泛滥。打破交流壁垒，重构文明秩序，已是摆在世界各民族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确立“新文明”的叙事视野。“文明”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而诞生的，包含着对抗冲突的基因，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烙印。受其影响，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认知视野中，任何文明的兴起都意味着新的对抗的开始，“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⑪该观点仍旧是国强必霸的实力逻辑。事实上，与西方逻辑不同，中华民族从不将一国一族的兴衰视为自己的终极导向，从先秦儒家人士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大同境域”，再到习近平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自始至终确立的是胸怀天下的宏大视野，展示的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意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霸主的确立，而是新文明秩序的创立。未来新文明秩序的创建，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一是，就其时间维度而言，一个新文明形态的产生，总是沿着过去——现在——未来的演进脉络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新文明秩序的建构，不能仅停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下形态的总结，而必须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起源的最初原点出发，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各文明形态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梳理出进步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和结构特征，进而构筑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根基。二是，从其空间维度来看，任何文明的形态都是遵循某个单一民族文明——区域文明——人类文明的格局线路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人类新文明秩序的建构，不应过早推动全人类层面的建构规划，而应在巩固国内文明根基的基础上，着力协调睦邻关系，打造区域文明共同圈，条件成熟后，再渐次扩大受众范围，形成更加广泛的认同影响。

强化“软文明”传播。中华民族非常强调文化的教化和思想的感召，侧重“软文明”的对外传输。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道”“器”的概念，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 “器”是有形的事物或现象，是特殊的，易变的，不可复制的；“道”则是无形的理念或规律，是普遍的，能超越时空的，具有更高的教化意义。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在产生大量有形文明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的精神理念等“软文明”成果，例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普遍、全面、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多边、民主、透明”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等，都是对中国道路精神实质的集中反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成就已有目共睹，和平崛起的目标愿望也稳步落实，但外界对中国的误读和非议却与日俱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重视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宣传，而相对滞后了对精神理念的传输。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的背离已成为影响文明沟通的关键障碍。加大“软文明”传播力度，是增进世界和谐的关键举措。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要论断，为新文明形态的建构和传播指明了新的思路。我们应大力整合各学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力量，尽快开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开发工程，既弘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髓，又提炼中国实践的精神品质，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求同存异，把握人类共同价值的演进趋势和表征特色，凝结出能反映中外古今、带有普遍引领意义的话语体系，主动回应人类重大关切，达成理念共识，以软化和缓解矛盾对抗，抵制霸权欺凌和武力征服，不断推进文明变革的健康发展和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