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歌 阮旭贤

(1.东莞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2.东莞理工学院 中法联合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不论从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来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都显示上升趋势。”[1]，基于此，高校学生也逐渐体会到，只有自身的市场竞争资本不断提升，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才变得容易。疫情冲击和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新增，使很多高校学子产生了就业资源准备的功利化现象。这主要表现为学生高度重视与就业相关的技能学习以及考证热等，忽视了学科基础知识、社会人文学科的滋养作用。在学术追求上选择了功利的就业思想，课堂功利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学生课堂出勤率下降及课堂上学生消极沉默现象的增加等。从长远来看，学生对待课堂的功利化态度，会削弱文化能力的提高，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阻碍影响。基于此，文章采用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分析高校课堂功利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并针对高校课堂功利化现象作出一定回应。

一、布迪厄场域理论概述

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其研究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由场域、惯习、资本三个基本概念构成的一个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网络。

场域是指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系统不同单元的构建。布迪厄将其定义为“一个客观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它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2]，此项定义也被认定为场域内涵的阐释。对场域的外延说明，布迪厄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小世界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大量且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社会世界。”[2]这里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包括高校场域、宗教场域等，场域之间相互独立也相互影响。

惯习是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布迪厄本人曾强调“性情倾向系统存在惯习，惯习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3],是一定场域中行动者所具有的“持续的且可转换的秉性系统”。在场域长期中形成的一种虚拟的“积淀状况”，换句话说是秉性系统一种描述，在场域内行动者的身体内部均有积聚，人们在适当时候将它重新激发出来[4]，因此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此外习惯也具有稳定性与可变性，群体性与个体性等。

资本是场域里行动者争斗的焦点。它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存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是其具体形式。财产、收入、生产要素等各种经济利益组成经济资本。“性情、倾向、技能、知识、世代相传的文化背景，此外，行为习惯、语言能力，以及对美术作品、音乐和书籍等的欣赏组成文化资本。”[5]社会资本则指个人的社会性，个人在社会关系上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2]。

布迪厄认为，场域为资本提供生存、竞争、转换的场所；资本在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也是场域的动力学原则；惯习在场域中生成，行动者基于惯习运用资本进行实践，并提升在场域中的位次。

高校作为一种场域，充盈着资本的动力学原则，以及惯习的形塑机制。首先，在高校内部，文化资本具有隐性价值，它对于人的发展影响高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且是其他两种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自中世纪大学开始登上时代发展的舞台之时，高校就开始形成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和特有的社会生存空间体系。最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分裂的视角、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运行是一种悖解。高校场域自身及内外部存在着一连串的客观联系，并通过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提升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进行知识传授就必须要有教师，而教师的安排就需要行政人员操作，而行政人员的组织又需要管理层的管理，一环扣一环，才能确保院校运行流程的规范化。从外部因素来看，作为社会场域重要子场域之一的高校场域，它的运行必定会受“母系统”的作用，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场域。最后，客观关系的存在呈现两种形式：依赖和竞争。比如：高校里学生、教师及各种教学资源之间是彼此依赖的关系，知识传授离不开教师的传递、引导；教学资源由师生共享来实现存在的意义。

二、高校大学生对资本的功利选择

场域的动力学原则是资本，场域活动的力量来源于资本。场域活跃的过程是位置争斗和不断变化的过程[4]。为了在场域之中获取优势，场域内的行动者会积极发动各种资本进行争夺。比如，高校学子为了能够在迈入职场时处于上风，会积极争取各种可以获利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而非仅仅把自己看成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学生的功利态度反映在课堂上，主要表现为课堂到课率的下降以及消极沉默现象。学生产生课堂功利化态度的动机主要来自资本的兑换问题，布迪厄认为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并且可以兑换为广义的回报，行动者在实践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收益最大化作为行动指南。

(一)过于重视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学场域之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存在：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体制化状态的文化。文化能力长期存在于人的身心性情之中，以精神或肉体的方式体现。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无法获得。人一经习得文化能力，便深深地内化于个体之中，具有不可剥夺性”[6]，如行为习惯、仪态、行事风格等[7]。 文化产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可以被占有、交换、继承等，如字典、图书、纪念碑等。一个人的文化能力经过学术资格或教育凭证制度的认定往往被看作体制化状态的文化，如文凭、证书等。

究其人的一生，接受教育的全过程本应以获得文化能力为第一要义，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部分学子舍本逐末，将体制化状态的文化作为终极追求。

在大学场域中，对于“空巢一族”(代指逃课以及课堂消极沉默的同学)而讲，学历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可能，文凭就是一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凭证。作为社会的筛选工具，文凭、证书等体制化状态的文化则更具有实用价值，并且在兑换为广义的回报方面具有其他文化资本无可比拟的显性优势。

当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时，高校学子会考虑薪资待遇以及职业发展，因此，为了追求更丰厚的显性回报，在追求体制化状态的文化时，他们把时间消耗在了考证或获取文凭上，试图利用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能力来实现自己职业与地位的提升。但是盲目、狂热的证书追求和过分“镀金”教育的“洗脑”，带来的不良反应就是：学校安排的公共课程甚至是必修课成了大家的备选，而关于职业培训甚至是在他们看来的实用课程成了首选。走进大学课堂，一些必修课再也没有座无虚席的“壮景”，选修课更是稀稀落落。教授落寞的背影与神圣的大学使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以牺牲学术精神来追求职业发展的行为看似“有用”，但却是一个恶性循环。体制化状态的文化产品本应是文化能力的注脚，而非文化能力本身。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表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指出：“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7]制度化文化资本固然可靠，文凭确实是进入职场必要的“敲门砖”，但是空有一纸文凭，一个只有躯壳的专业头衔，而缺乏真才实学、创新思维、学习能力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能力，为劳动而劳动，只会异化为劳动的工具，难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对谋求社会资本的需要

社会资本由社会联系组成，是一种基于人际网络的资源，是持久性的社会网络，行动者可通过占有社会关系而获取财富和社会资源。学校即社会，学校就是一个微型社会。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师师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软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软件之一，尤其对高校青年学子而言，更是如此。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26.9小时”[8]，学生是网民结构中人群最多的群体，因此分析可知，青年学生人均每日上网时长超3.8小时，网络社交占据了青年学生课余生活的重心。在高校，无论是师生、生生、师师抑或是与其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虚拟社交，都在搭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维系情感需要、获取信息交流、搭建社会资本等作用，都无可避免地成为布迪厄场域理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网络虚拟空间人际交往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存在共存、交织现象。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大量主体异质性强、信息传播距离较远的弱关系能够为人们寻求信息或资源提供“信息桥”的帮助作用。

不管是基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人际交往关系的“差序格局”，认为中国人际关系网络要求人们在平衡人际交往中的工具性行为和情感性行为的同时，获取社会资源；还是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理论，大量的社会交往其目的在于满足个人需求，获得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回报。社会交往虽能获取社会资本，但不能仅仅为了回报而忽视了文化资本的积累。因此，部分学子将大量时间浪费在了社会交往上，客观上造成了对文化能力的付出时间短缺，将不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

(三)对经济资本的追求

经济资本体现为金钱和物质财产，是直接的经济资源。一蹴而就从来就不是经济资本积累的方法。经济资本积累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经济资本也是资本类型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回报，且具有能够产生利润的潜在能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加快了就业形势的紧张态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出于对日后竞争和家庭经济的考虑选择兼职。根据《大学生兼职的误区与高值兼职的对策》一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去考虑做兼职的想法在受访者中占81.1%，有66.3%已做过兼职的大学生表示会再次考虑做兼职[9]。由于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与专业技术能力，在选择兼职工作时往往存在盲目性，从事的工作多为技能简单的低端工作，对个人职业生涯提升缺乏必要的帮助，属于低价值兼职。此外，在兼职学生中还存在过度兼职的现象，以副业影响主业。究其原因多数为经济资本的缺乏。在高校学子获取经济资本的过程中，过度兼职、低价值兼职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兼职与学业的冲突造成学业在教育过程中的边缘化等。

三、惯习的影响

高校学子课堂功利化现象的生成一方面受资本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受到惯习形塑机制的影响。惯习是一定场域中行动者所具有的“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场域长期形成的一种虚拟的“积淀状况”换句话说是秉性系统一种描述，在场域内行动者的身体内部均有积聚，人们在适当时候将它重新激发出来[4]。根据布迪厄所言，作为行动者的惯习在场域中形成，被场域塑造，又通过实践活动，重塑惯习。惯习具有群体性和个体性共存的特点，其群体性的特点表现为同一阶级或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相似的性情倾向系统，个体性表现在通过行动者的内化，同一场域内不同个体身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理性大学的时代，教育价值的普遍知识或自由知识是这时期的基础，理性的发展和人性的完善是这时期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发展，遵循教育逻辑运行的高校场域惯习逐渐受到高校场域外资本力量的影响，功利性已渐渐渗透在高校场域里，逐渐变成了学术资本大学，以利益为主导，其中之一就是对就业率的过度重视。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与高校教育质量评价研究》的分析可见，自2010年至今，一条绳将毕业生就业率和高校教育质量牢牢拴在一起，产生了就业率与教育质量正相关的错位性评价，夸大了教育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交集，随之而来的是高校管理人员以及教职工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放松课堂要求、加快教学进度、降低人才培养质量等方式迎合社会对高就业率的期待[10]。

虽然不同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存在差异，但在通过教育实现更好的就业方面却存在一致性。大多数高校学子将教育视为获取未来职业晋升、阶层提升的手段，步入纯工具理性态度的误区。学生的此种利益诉求既受到高校场域惯习的影响，也有高校场域外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学生在就业压力下的自发选择。

四、高校课堂的去功利化对策

(一)呼唤大学理性的回归

随着社会的变迁，高校从理性大学逐步走向学术资本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场域逐渐走近社会的中心，并且通过社会服务这一职能，渗透到三大产业，且受到了社会其他场域的影响。整体而言，理性大学以自主地探索纯粹的知识为使命，促进人的理智与修养的提升。学术资本大学是一种以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知识为活动的场所。大学在演变成以学术资本主义为主导逻辑的场域过程中，恰逢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碎片化的来临，其对知识的垄断及产出逐渐旁落，这种情况将导致大学的独特性受到挑战，甚至面临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为了保证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必须守护大学的独特性，呼唤大学理性的回归，重塑大学自由教育的理念。

布迪厄认为场域制约行动者的实践，但同时，场域也在被行动者不断建构。基于此，作为高校的行动者，主要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职工等，在呼唤大学理性回归的同时，首先应变革高校制度以改善功利化观念对高校的冲击，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师评价考核等方面重视学与教的效果，打破量化指标的窠臼，以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其次，提升行动者的社会责任感。高校作为社会的灯塔，应引领社会成为愿景中的社会，而不是迎合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行动者以“善”的目的考虑行为的长远后果，而不去计较行为的即时的、直接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作为高校主导力量的教师，是高校场域的关键主体，也是决定大学层次和水平的主角，必须强化教师的职业认同，以学术为志业，为知识而知识，通过促进学生卓越发展，获得生命的丰富和完善。

(二)重视文化能力的培养

布迪厄场域理论虽然探讨了教育系统通过控制着文化资本的生产、传递和转换，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使现有社会秩序合法化，但是事实上，也蕴含着突破再生产的力量。文化资本一方面是社会上层成员保持自身地位的中间机制，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下层实现阶层攀升的主要渠道。

筛选假设理论在社会上的盛行，客观上造成了高校学子过于重视体制化状态的文化产品，如文凭、证书等。但是现代心理学普遍研究证实，人的能力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终身学习的观点也早已普及。因此，高校学子在获取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时，更应重视文化能力的培养，拓展自己的知识范围，突破知识的边界，培养学会学习的能力，为纷繁变动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三)重塑新型惯习认知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从过去的经历中习得的观念、行动方式、思考方式的总和，是行动者的行动指南，具有无意识性、非理性和开放性。对高校学子来说，课堂功利行为的出现是社会多重环境交叉影响的，为了避免走上“啃老族”，经历“蜗居”，过上“蚁族”的生活，他们在用一切手段实现职业的理想化。从长远来看，这并非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在惯习的指导下，行动者所追求的并不一定是理性计算的结果，也不一定是社会所倡导的，而是行动者本人或其重要他人所认可的经验、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行动者的追求。

虽如此，但并不能因此忽视行动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高校扮演的教化的角色。对高校学子来说，重塑惯习认知首要的是转变观念，认识到长远利益与短期收益的关系，做出决策前善于以理性的、长远的视角考虑，并为之持续努力。对高校来说，要积极承担引路人的角色，改变学生对课堂功利化的看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文化能力与体制化文化资本的区别，个人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得以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因此，重塑新型惯习认知，要善于发挥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构建新型惯习认知的过程中，积极地舍旧从新，拥抱新的行动方式、文化规范等。

课堂功利行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当前就业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揭示课堂功利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也给我们发出了警示，指明了方向。这需要多方力量的融合，只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在就业压力日趋增大的环境中，妥善处理学业与就业的联系，促进两者良性发展，更好地完成大学应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