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志鹏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提要］企业海外投资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风险，通过案例分析在“一带一路”投资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并提出防范策略，为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降低投资风险提供借鉴。

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8年来，中国秉持丝路精神，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国有企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力量，到目前为止共承担“一带一路”建设项目56%以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国有企业加快了自身国际化进程，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促进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能源利用明显改善，带动了当地就业，改善了生活环境，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盈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的占17%，以生产性企业居多。2005～2014年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案例明显集中于能源和金属两个行业（案例数占比78.8%，金额占比87.1%）。大量实例证明，事前对投资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投资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投资风险不予总结改进是许多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海外企业投资风险分析和管控，使得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降低投资风险，健康有序发展。

一、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治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涵盖太多的能源“战略要冲”，中东的波斯湾、巴基斯坦印度洋出海口、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孟加拉湾、乌克兰以及我国南海等，无一不对“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的能源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如，利比亚内战，中国创造了世界撤侨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同时却有大量的项目被搁置或放弃。截至利比亚动乱发生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又如，中国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有20多家，其中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材建设等大型国有企业，因叙利亚内战导致企业停产。近15年来，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项目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等国。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评估所投资国家潜在的政治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和处理机制。

（二）国家政权更替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随着政权的更替，政策发生较大的变化。2011年9月30日，当选缅甸新总统的吴登盛突然致函议会，宣布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吴登盛称密松电站项目可能会“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吴登盛还强调，“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所谓环境原因，只不过是欧美媒体渲染的结果，密松电站停建更多是因为当地局势动荡所致，该项目前期已发生费用30多亿元。又如，2018年5月28日，刚上任不久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宣布，由于国内经济的原因，新政府将取消已筹建多年的新加坡至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高铁项目（新马高铁），该项目中国企业已实际开工，或将承受上百亿美元损失。有的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常常“急于求成”，把外资企业当“冤大头”，因此中国企业一定要在商言商，不要在所在国政府的小恩小惠下匆忙上马项目。

（三）营商环境不佳。“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大多面临政治维稳、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政策调整等诸多挑战，除了新加坡、波兰、保加利亚等少数国家外，就“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而言，营商环境不容乐观，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诸多未知风险，可能承受大量未知的损失。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统计数据，营商环境体现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10个方面，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缅甸在开办企业方面排名全球倒数第一，需要通过11个程序、经过72天才能新设一个企业，所需成本和实缴资本下限分别占缅甸人均收入的155.9%和6190.1%，耗时费力而且成本极高。东帝汶在登记产权、执行合同和解决破产三个方面均排名全球倒数第一。以执行合同为例，东帝汶司法系统在解决商务纠纷时，从原告提起诉讼到实际付款需耗费1，285天，成本按索赔额的百分比计算为163.2%，共需51个流程才能完成执行合同的全过程，耗时费力而且得不偿失。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境贸易排名全球倒数第一，每出口一批货物需要准备11种单证，共需54天才能走完所有出口手续，出口成本高达5，090美元/集装箱；进口则需要13种单证、104天和6，452美元/集装箱的成本等。不好的营商环境无疑加大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提高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概率。

（四）管理风险。国内企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把控和实施不到位，不少国有企业抱着先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然后再逐步完善经营管理的想法，进行对外投资、合作经营等活动，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实施海外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财务管理不能与国际接轨，容易引发各种投资风险的发生，严重的还会造成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失败。“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中航油”事件的主因是风险管理失控、监督缺位，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交易中，陈久霖个人对于衍生品业务并不是特别熟悉，却得不到国内相关专业期货公司的支持。

（五）经济风险。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会受到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不同国家的汇率、利率和税率等，境内企业的财务报告在与境外资产的财务报告进行并表时会遇到不同时期汇率的折算、税率变动等情况，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方面的差异，如不同的记账制度、会计制度、使用准则、一般处理规则等，都可能面临较大的变化，如果国内企业不能很快地适应并掌握这些变化，处理不恰当，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损失。例如，鞍钢集团的卡拉拉项目，攀钢钒钛通过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间接持有金达必35.89%股权，还通过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与金达必合作开发卡拉拉铁矿项目，拥有卡拉拉铁矿项目52.16%的股权。参股公司金达必2014年8月11日发布公告称，因目前铁矿价格低于预期、澳元汇率高于预期以及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能力局限，造成产量低于预期，按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对公司在卡拉拉的投资进行约6.4亿澳元的减值。又如，2010年，山东钢铁集团以15亿美元的代价，取得了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石项目25%股权，按照2010年的汇率，这笔投资达到百亿元人民币。在铁矿石高涨的当时，这本是一笔得意投资。但随着矿价持续下探，这笔投资充满变数。2014年，铁矿石价格跌落70美元/吨，加之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导致采矿成本提高，非洲矿业（实际控制方）在2014年12月发布公告称，由于营运资本不足，已关停塞拉利昂地区矿山。由于在购矿前的前期论证中，尤其是在风险等考量上，山钢所做不足，造成15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二、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时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沿线各国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建立包容性风险规避机制，以多边合作方式保护海外利益，这既包括利用现行国际法、国际规则及机制也包括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改革现行国际规则。积极利用现有国际机制，维护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拓展。如，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中美爆发贸易摩擦之时，2019年4月2日智利众议院通过第500号决议，要求皮涅拉政府在智利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领域的投资上优先考虑中国企业，推动中智双方签署有关合作协议，特别是新建和修建铁路、铺设跨太平洋海底光缆、兴建港口桥梁项目及地方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从侧面显示出“一带一路”的巨大影响力。

（二）加强政策沟通，强化利益协调。增进国家之间的信任与支持是政治交往和经贸活动的前提和保障，借助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各国渴望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心理，以创新思维和灵活方式，用实际行动消除不必要的分歧与误会，有效地化解政权更迭引起的政治风险。如，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突然离世，在中亚地区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也给中国与中亚的油气合作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引进境外天然气的最大通道——中亚天然气管道就从乌兹别克斯坦过境。卡里莫夫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立国总统”，前苏联时期就是知名的政治家，其离世让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和周边国家“心慌不已”。通过外交交涉，洽谈“一带一路”故事，共享“一带一路”红利，乌兹别克斯坦“后卡里莫夫”时代过渡平稳。

（三）建立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分担政治风险。从各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践来看，海外投资保险的国家属性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由政府专门机构、政府投资设立的公司或者政府委托的专门机构，为本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治风险保险。海外投资项目的运营周期相对较长，大多数项目的运营周期超越了某一届政府的任期，对于部分国家动乱、战争、政变、政党对立严重导致的政权稳定度差和政策缺乏连续性等不可抗力因素，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将会显著上升。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可以帮助中资企业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抵御海外投资风险的能力，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防控损失发生。例如，在利比亚战争前，有78家在利比亚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仅有7家企业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购买了政治风险保险，并在内战爆发后获得了理赔。其中，有一家中资企业在风险发生前购买了政治风险保险，但投保后依然认为风险较低且要求退保，致使该企业在此次危机后由于损失巨大且未能获得任何赔偿而倒闭。

（四）建立企业风险管控体系。根据国资委《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企业应建立风险管控体系。企业结合自身行业及目标国别的特点，建立符合业务需求的风险管控制度，并根据实际业务发展情况，逐步补充和完善这些制度，最终形成一套完备的风险管控制度体系，如《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安全风险管理制度》《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执行规范》《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管控制度》《海外投资项目合同风险管理制度》《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识别和监督管理办法》《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跟踪评价管理制度》《海外投资财务风险预警制度》等。根据这些制度做好项目前期的风险评估、项目实施中的风险监督、项目完成后的风险评价，提高风险预测、预防能力，防止重大投资损失。

（五）成立行业协会化解风险。为了能够切实对行业层面上的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化解，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成立专门的行业协会、组成战略同盟等方式，将海外投资的行业层面风险降到最低。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可以按不同行业、不同投资地区成立若干个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律性的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对组织内部的企业海外投资进行风险的评估、防范与化解。由于这种组织由产业或投资地区相同的企业组成，使得其在帮助组织内部企业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能够相互借鉴经验，起到较好的作用。如，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就是一个信息共享降低风险的平台，扎实推进沿线工商界与中国企业在贸易、投资、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创机遇、共谋发展、共享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工商界朋友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面深化在能源投资、工程承包、技术服务、人才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

（六）完善海外企业财务管控体系。海外业务由于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环境陌生，情况复杂，所面对的风险程度高，资金业务与国际金融形势变化的关联度很高；同时，国际业务使企业的现金流融合了外币资金，面临着较大外汇风险，受各国外汇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项目闲置资金难以汇回国内。以本土化财务管理工作为基础，实现与国际化财务管理工作的结合，通过对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构建有针对性的财务风险防范措施，对海外项目分区域进行财务管理，即在每个国家或相邻的几个国家设立一个子公司，由子公司对本国或所管辖国家的各个项目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通过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合理调度，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投入，用最少的资金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例如，国家电网巴控公司的“本地化管理”，控制好项目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项目投资建设过程的风险，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再如，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推行海外项目部负责体制，实行各项目投资生产经营管理本地化战略，以降低各种风险。

综上，国有企业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主力军，通过BOT、合作开发、海外并购等模式进行海外投资，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走出去”过程中，要找准定位，对特定投资项目充分进行各种风险分析，树立起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在风险可测、可防、可控的基础上，取得在海外投资中的主动地位，与沿线各国共享“一带一路”红利，最终实现海外投资的效益与安全并存，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