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涛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大唐帝国崩塌后，以阿保机为代表的辽朝前期统治者屡有南下跃进中原之举，中土系统文献将之叙述为“中国之志”(《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契丹虽无所得而归，然自此颇有窥中国之志”；《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同光中，阿保机深著辟地之志，欲收兵大举”)。与“南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朝内部似还有执着于安居草原故土、并不期许逐鹿中原的政治倾向，陈述先生将之凝练为“草原本位”。“南下”与“北进”代表了辽前期统治者政治抉择的两种面向，两者也决定着辽朝扩张的进程与方向。学界对此问题颇为关注，但以往研究视角大多较为单一，罕有将两者置于同一背景下进行探讨，尤其对“中国之志”产生原因讨论深度不足(很多研究将契丹南下入主中原问题纳入辽与其他政权关系史范畴之内，思考角度又多从宋朝等中原政权出发，缺乏以契丹为本位的思考)[1]，致使契丹南下进而迈向汉制政权成了一个不容置喙却又难堪细究的既定“结论”。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走出惯性思维，由契丹社会演进的具体历史语境分析“中国之志”与“草原本位”两种面向，思考契丹人缘何萌发“中国之志”，从政治史的视野考察其南下入主中原的原动力，解读“南下”“北进”背后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

一、对“草原本位政策”并不存在这一论断的反思

陈述先生在探讨契丹政治政策时，提出了“草原本位政策”的概念：

太后的主张与穆宗及当时诸酋的主张，前后相映，意旨玄同。这种反南进或保守意见，可拟曰草原本位政策。述律后所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足以娱乐”，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尤其是这一政策的正面说明。述律后是向太宗建议这个政策的，穆宗及其左右则是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者。

陈先生又补充道：

草原本位政策内容很多，如懂汉语不说汉话；朝廷官职重北面；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2]121。

不难看出，陈先生对“草原本位政策”的定义略为宽泛，且其论述基点多为中原典籍，对史料的思辨不足，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缺乏深入探讨的情况下，该观念被泛化使用，质疑之声遂现。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其实‘西楼羊马’一段话，原本是述律氏向阿保机说的，因此如果说这就是‘草原本位政策’的正面说明，则应当说她是向辽太祖而不是向辽太宗建议此政策。然而，太祖、太宗、世宗都未采取这个政策，直至‘睡王’穆宗上台才实行此策，而至景宗又‘稍改此策’，这究竟是何缘故？对此不做出合理的解释，是无法证明在辽朝历史上确有‘草原本位’或‘草原保守’政策的。”[3]晚近，林鹄又撰专文探讨了辽穆宗的草原本位政策，从分析其内政外交入手，提出“辽穆宗耶律璟并未推行所谓草原本位政策……事实上，辽朝九帝，自开国太祖至末帝天祚，并无一人反对汉化，提倡草原本位”[4]。后继学者对“草原本位政策”这一概念的反思着实颇具见地，然现在看来，“草原本位政策”并不存在的论断多少有些矫枉过正。

批驳者的论述角度虽有不同，但主要抓住的都是“政策”二字的漏洞，若将“草原本位政策”视为一种与“汉化”截然相反，且具体的、持续性的方针，那么批驳者的反思并无问题。但若将关注重点回落到“草原本位”之上，则会发现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并不一定需要具体的“政策”作载体，从实体政策的角度切入自然无法找到“草原本位”的蛛丝马迹(实际上，那些带有北族特质的权力表达方式都可以归于“草原本位”之中，如契丹人的“贵族大会”、蒙古人的“库里台大会”等)。此外，批驳者仅仅关注了皇帝是否有与“草原本位”相关的举措，但体现这种倾向最明显的恰恰并非皇帝(从前引文即可知，述律后便是一位拥护“草原本位”的代表人物。另据罗新先生的分析，阿保机之所以能够预测自己的“归期”，不得不承诺自己三年后会死，之所以不得不死，症结即在于内亚传统的约束力。其实这种所谓的“内亚传统约束力”即是来自“草原本位”拥趸者的束缚[5])。而且，由于过度强调矛盾的对立性，批驳者将反对“汉化”与提倡“草原本位”画等号，可二者并非不可兼容，选择“草原本位”并不意味着完全割舍“汉化”，更不意味着放弃对中原的诉求，这种非此即彼的论点简化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学界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并不存在的论断稍显过犹不及，本文所要讨论的“草原本位”便是一种政治倾向，是契丹人面向北方部族的一种征服倾向，是其面临政治抉择时所选路径之一，并非指代具体的某一政策，更非指代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唯草原论”。下文即就“草原本位”的表现入题，阐述“草原本位”是如何过渡到“中国之志”的，“中国之志”萌发的根源又是什么。

二、征服的转向：从“草原本位”到“中国之志”

讫至建国前后，契丹恰活动于农牧混交地带，多样的地域环境与迥异的经济类型使之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政治体。受之影响，面向北方的游牧部族的活动范围，形成了一个边界并不清晰且具有伸缩性的广阔边疆区域；而面向南方的割据政权，则构筑了一个界限相对鲜明的边疆地带。基于这种二元化的边疆分异，向北或向南的拓疆之举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征服倾向，此即“草原本位”与“中国之志”的具体表现。而伴随契丹由部族迈向国家的演进过程，征服活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向北的征服倾向消隐，“中国之志”渐成主流。

在阿保机称帝建元之前，契丹人的征服重点并未放在中原汉地之上，巴菲尔德即指出：“契丹一开始的军事行动直接对抗的是其周边部落而非中原。”[6]216阿保机之前的统治者，即其伯父释鲁，他所征服的对象便是以北方部族为主：“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阿保机延续了释鲁的策略，继续征讨其他部族：“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辽史》卷1《太祖纪上》)如果说此时的征服方向是遥辇氏族把持可汗之位时制定的方针大略，阿保机另有谋划的话，那么在其继任可汗之后征服方向自然会发生变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阿保机仍将室韦等作为主要征服对象(“讨黑车子室韦”“讨东部奚”，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王明荪先生指出：“阿保机承袭了游牧民族的一贯作风，以北亚草原各民族为其主要对象了，他仍不断地征讨各个民族部落。”[7]而且，阿保机在征服这些“未附者”之后，采取了“因种迁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这种明显非集权式的治理方式。此外，彼时阿保机对中原汉地的渴求并不强烈，虽也曾多次南下，但多以劫掠为主，停留在“打草谷”的阶段(《辽史》卷34《兵志》：“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四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并不在意对城池的占领：“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辽史》卷1《太祖纪上》)在军力占优的情况下也没有想过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只是与李克用等割据政权结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蒋金玲指出：“先是阿保机拥兵30万寇云州，李克用乞和，双方才约为兄弟……可见阿保机与李克用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李克用是在‘力屈’之下结盟”)[8]24。对此胡三省评论说：“夷狄觇国势而为去来，彼以梁为强，则其背晋宜矣”(《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一》，太祖开平二年五月)[9]8700；王夫之亦有相近论断：“三雄角力，阿保机持左右手之权，以收其垄断之利。”[10]无论何种角度看，此时阿保机明显更注重培植巩固在“草原”上的统治权威，也就是以“草原”为“本位”，对入主中原似不在意。

若按照上述发展趋势，契丹人很可能在阿保机的领导下走向草原式的游牧帝国，但神册元年(916)后情况陡然转变。此时阿保机虽仍注重北方疆域的拓展，甚至有“未终两事”的喟叹(《辽史》卷2《太祖纪下》：“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曰：‘上天降监……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闻诏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撰”)，但这不过是为了南下而做的基础工作。姚从吾先生即指出：“(阿保机)力谋南侵中原，欲与后唐庄宗李存勖争夺华北的霸权；为免除两面作战的危险，乃决定先灭渤海，然后再举兵南征。”[11]勾稽史料不难发现，契丹人征服的重点在神册元年后开始向中原汉地倾斜，屡屡出兵南下，围绕幽云地区的争夺甚至反复了数年之久，与姚坤的会谈更是将阿保机对中原汉地的渴求展露无遗(《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9]898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阿保机的军事活动不再以劫掠为主要目的，而是带有了强烈的军事征服特性，攻城占地成了主要目标。林鹄即指出：“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但神册元年，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12]与之同时，阿保机也改变了释鲁以来对征服得来土地的管理模式(《辽史》卷37《地理志》：“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兴汉城、用汉人、行汉制。而且，这种南下的诉求并未因阿保机之死而消隐，反而为后继者所承袭。耶律德光在与后唐的作战中虽屡受挫败，但仍“观衅而动”(《辽史》卷3《太宗纪上》)，等待良机。后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幽云地区，已遂阿保机生前之愿，但仍不满足于此，不顾述律后的反对执意南伐，试图问鼎中原。灭晋后更是俨然以中原天子自居：“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辽史》卷4《太宗纪下》)王德忠先生即言：“辽太宗此举的意义在于宣布他不仅是契丹族的皇帝，而是全中国的皇帝。”[13]至于世宗，虽其在位不久，很多内政外交政策尚不及展开，但他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仍“自将南伐”(《辽史》卷5《世宗纪》)，甚至“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强之”(《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最终招致“火神淀之乱”。世宗图进中原愿望之强烈由此可见一斑[8]51。

由此可见，“南下”似乎成了贯穿辽朝前期的政治倾向，历代君主都试图征服汉地，实现“中国之志”。行文至此，疑题已现，发轫于草原的契丹并未选择继续扩大在草原的统治力，而是选择南下，这背后的转变根源究竟为何？释读神册元年这个时间点，似乎可以为解答这个疑题提供一个契机。

三、“南下”与“嫁接”皇权

关于契丹乃至北族南下的原因，有学者试图从经济因素去解读。如周良宵先生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入手，分析指出：“这种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经济要求所决定，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14]何天明先生持相近观点，亦认为向中原地区发展是契丹人摆脱经济困境的选择，并指出阿保机制定南下方针也是受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吸引所致[15]。而许倬云先生则指出：“北方草原民族的移动，每以南迁为目的。民族移动，须有引力以及推力，否则不能取得移动的即时动机。引力者，中原若有内乱，边防空虚，甚至邀约北族为援，则北族自易成军南下……推力者，原居住地生活条件不佳，或是后面更有其他民族压迫，则北族也有南徙之动机。后面有人推挤的局势，仍须归结到更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有了问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忽然生计不足，最大可能即是因气候变化引起。”[16]

上述许倬云先生的观点，在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关系的讨论中似已成定论：气候骤冷导致经济窘迫，北族进而被迫南下。但实际上，竺可桢先生在论及五代时期的气候时指出：“在此动乱时代(五代十国)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作为依据。”[17]《胡峤陷北记》虽云：“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18]，但属其个人经历，偶然因素过多，并不足以证明当时的整体环境，可谓孤证不立。而且，即便此时气候确有异常，但游牧经济也并非如上述观点所说，其自给能力显然被轻视了。而且显然并非所有契丹人都随之南下，尚有不少部族驻于北方草原腹地，这部分人则完全能够在“气候寒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故而“气候决定论”并不能客观且完整阐释契丹人的南下行为，尤其不能解释契丹统治者试图建立中原政体的动机。

再来看经济因素。诚然，在游牧族群发展的早期，其确实和中原政权之间存在一种经济上的伴生关系，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完全可以通过劫掠的手段得以实现，而且这要比占领土地更加方便。巴菲尔德即指出：“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但实际情况是，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除了蒙古人之外，‘游牧征服’只发生在中原的中央政权崩溃之后没有政府可以加以敲诈之时。”[6]12事实上早期契丹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断通过“打草谷”的方式获取大量物资，而非直接占领土地。所以说，游牧民族对南北的取舍，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更便利的生活条件；如果有必要，他们亦可退入草原深处，靠传统的经济模式维持下去。故而这种经济视角上的解读同样只能解答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原因，而不能阐释他们入主中原进而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内在动力。

欲解该疑，还须从契丹社会发展历程入手，剖析其内在动因。林幹先生指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势力的兴起及其对中原汉族不断南侵或对西方各族不断西侵，固不能归咎于各族的人民，就是对于各族的贵族阶级，也要从他们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究明当时的历史真相。”[19]如前所述，释读神册元年这个契丹征服目标转向的时间节点，系拨开迷雾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政治史的视野就会有所发现。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在长期的劫掠与扩张的过程中，部落首长的力量不断增加，部族的权力也愈发集中[20]。作为契丹人的军事领袖，阿保机也萌发了集权意识，这种意识在汉地“不受代”的观念影响下也逐渐发酵。阿保机任可汗后试图建构集权统治，即培育皇权，但在当时契丹的部族体制之下，各部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基于利益主动达成的联合，是“统一”于阿保机旗帜之下的“联合组织”[2]107，所谓的“君臣关系”并不似中原政权那般牢固。所以当阿保机不断尝试突破这一框架体系的时候，遂激起了旧贵族的不满，引发了三次“诸弟之乱”。可见，在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体制之下，适宜“皇权”滋生的土壤有限。这样一来，一项抉择便摆在阿保机的面前：要么维持部族体制不变，平息族人的不满情绪；要么继续建构集权统治，走上皇权之路。显然，阿保机不再甘于做部族之主，选择了后者：“从其长远规划来看，确有意将其帝国打造成一个以汉制集权为主导的政权。”[12]

在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趁势于神册元年称帝建元：“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辽史》卷1《太祖纪上》)不过，此时阿保机所掌握的“皇权”仍不过是脱胎自可汗之权，贵族的反击使阿保机认识到，要想在草原地区推行皇权统治过于困难，以一己之力难以抗衡整个部族体制。而与之相比，中原汉地则全无这种困扰。也就是说，“南下”是契丹由部族社会迈向皇权国家的一个必经路径，统治者没法在草原腹地实现集权统治，只能借汉地称帝，将皇权“嫁接”到中原地区。

由此，上述神册元年之后契丹的攻势发生转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阿保机有着建构皇权的需求，五代割据的局面又为其南下提供了极佳的契机，于是其规划了一条“打草谷”“兴汉城”“建东丹”的“嫁接”皇权之路[21]。可惜的是，阿保机征渤海归来时离世，更倾向“草原本位”的述律后称制，契丹复陷入皇位纷争之中，南下遂成未终夙愿。

继任者耶律德光在述律后的扶植下称王，然述律后通过“扶余之变”大肆屠杀耶律皇族，以此确保自身权威，德光也对其不得不避让三分：“天皇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母于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9]9118述律后的强势使德光同样无法确立实质性的皇权统治(最明显的例证是德光甚至无法指定自己的继任者：备受述律后宠爱的三子李胡身兼皇太弟与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双重身份，而其自己的子嗣却没有获得皇位的继承顺位)，故他亦将目光放到了中原汉地之上。然与后唐的作战屡屡受挫：“自是契丹大败，数年不敢窥边。”(《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直至石敬瑭奉上幽云十六州，德光才如愿获取汉地(罗亮认为：“石敬瑭称臣、献土、岁输，不仅使契丹在经济上获取丰厚回报，在军事上取得南进的重要据点，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为辽太宗树立了威望，促成其举办再生、柴册礼，无异于第二次登基。同时，辽太宗借此机会推行政治改革，将大量的汉家制度吸纳到行政体系之中，完成了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跨越。从这个角度言，石敬瑭父事契丹的意义应当重新认识。”[22]石敬瑭称臣献土对契丹无疑影响深远，但若凭此便认为契丹完成了从部落国家到王朝帝国的转变，多少有些不尽客观)，可代价则是契丹扶植石敬瑭建立后晋，将之打造成藩辅(《辽史》卷3《太宗纪上》：“宜受兹南土，世为我藩辅”)，失去了直接一统中原的机会(巴菲尔德认为：“四十年来，辽朝大体上专注于东北和草原地区的战事。阿保机从未试图发动对华北的重大袭击……辽朝朝廷保护后晋皇帝免受对手的打击，进而换取中原的一小块地区。如果辽朝是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的话，则可能已经夺取了全部土地。然而，契丹满足于间接控制，这是因为跟那些在混乱时期没法生存的其他东北王朝一样，只有在更多军阀割据国家灭亡之后才会去征服华北。”[6]220巴菲尔德恐怕高估了契丹的武力征服能力，契丹统治者其实并非满足于间接控制，而是受限于局势，能得到幽云十六州已是天赐之机，绝非没有征服中原的野心)。但德光并未因此放弃对中原的觊觎之心，与述律后的争执就将其欲借汉地“嫁接”皇权的意图暴露无遗：“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资治通鉴》卷284《后晋纪五》，齐王开运二年六月)[9]9293德光为实现皇权政治的建构，罕见地违抗述律后的意愿，坚持南下灭晋，得以入主中原(但德光并未占据中原很久，很快便班师退走，甚至留下“三矢之训”的感叹。林鹄认为，太宗退出中原并非是放弃中原，而是其既定计划的一部分[23])。

太宗打下的皇权政治基础并不牢固，且南征归途中突生重病，溘然长逝，其所做的一切复归原点。“南下”与皇权的“嫁接”在皇位的争夺中再度搁置，直至世宗脱颖而出继承大统。不过，世宗上位后深陷权贵攻讦的泥淖之中，欲“有为”却难有施展空间(参见拙作《辽世宗朝史事新证》，待刊)，“南下”一事遂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太祖、太宗一致，世宗也是为了摆脱贵族政治的束缚，将真正的皇权政治“嫁接”在汉地之上，但遇弑终结了世宗这一构想。

综上，契丹人南下劫掠是其与中原汉地频繁接触的必然结果，是契丹人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物资的行为，而南下入主中原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部落军事首领一旦集权意识萌发，便难以再持有与族人平等的观念。但草原的政治生态并不接受皇权理念，若想实现皇权的建构，只能借助于中原汉地。这才是辽前期统治者汲汲于“南下”，欲实现“中国之志”的原因所在，后世金、元二朝亦是如此。

余 论

虽然神册元年之后，“中国之志”成了辽前期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政治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草原本位”就此消隐不见，恰恰相反，“中国之志”的实现要随时面临“草原本位”的挑战，“诸弟之乱”即是一例(蒋武雄先生较早便关注到了旧贵族势力对阿保机“南下”政策的影响，指出受“诸弟之乱”的影响，阿保机分身乏术，放弃了救援幽州挺进中原的计划)[24]。述律后也曾明确反对过阿保机的“南伐”计划：“吴主李昇献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尤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辽史》卷71《后妃传》)贵族势力的阻遏，其动机很好理解：统治者愈深入汉地，集权的统治理念巩固愈深，其自身的权力便会被压缩。所以说，贵族与统治者关于“南下”的分歧实质是权力之争。不止于此，契丹各部族也对统治者起着束缚作用。契丹虽已建国，但治下部族并未因之实现跨越性发展，而是停留于固有的社会形态之中，依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集权统治的力量难以对其产生影响。为消除这种政治上的不同步带来的叛服不定，统治者被迫作出妥协，阿保机兴建四楼即是此意：“于所居大部落置楼，谓之西楼，今谓之上京；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又于其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太祖四季常游猎于四楼之间。”(《资治通鉴》卷269，梁均王贞明二年十二月)[9]8809阿保机采用这种“巡游”的方式来稳固对部族的控制力，以免南下征伐时“后院失火”，这一思路为后世统治者承袭，进而发展为成熟的捺钵制度(赵翼指出：“盖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25]；傅乐焕先生也认为“四楼”盖即太祖四时捺钵之所[26]；陈晓伟则有进一步的论证[27])。换句话说，辽朝统治者在竭力实现“中国之志”的同时，仍兼顾着“草原本位”的理念(王明珂先生指出，北魏、辽、金、元等政权在统治中原后，既将中原当做搜刮财富的对象，同时又维系着北方游牧部族的秩序)[28]。

总而言之，“草原本位”与“中国之志”相伴始终，契丹君主既不能完全忽视来自“草原本位”的诉求，又不舍得“中国之志”带来的集权的“诱惑”，所以辽前期的内外政策总是呈现出反复与不定的状态(巴菲尔德指出：“阿保机及其继承者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反映出新的东北边疆国家常见的保守战略。这些国家从未拓展至中原腹地，并通常通过联合或者在其对手崩溃后而获得土地。在草原上，契丹采取了一种遏制政策，控制周边部落并干涉更远处的部落。契丹辽国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它的每次征服活动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实施的”)[6]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