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竑

(1.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2.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齐泽克是活跃于西方学界的一位重要哲学人物，其理论以改造和融合精神分析学、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特征，常以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论述方式给人以深刻印象。齐泽克作为国外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理论家，其思想备受全球学界关注，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欧洲学术界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齐泽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齐泽克所提出的“后政治”时代这一概念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后政治”时代这一概念，恰恰是理解齐泽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前提和关键“钥匙”。只有深入把握齐泽克提出“后政治”时代概念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冲突，才能更好地把握齐泽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简单来说，齐泽克提出的“后政治”实际上就是指“没有政治的政治”。因此，所谓的“后政治”时代就是指，当代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没有政治的政治”的时代。齐泽克之所以会提出“后政治”时代概念，既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其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有重要关系。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

齐泽克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时代就步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急剧扩张，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走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政治势力全面溃败、急速萎缩。在这个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最突出的变化就表现为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冲突消失于无形了，与此同时，“专家治国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合作”[1]69使传统意识形态冲突的主要内容“被篡夺了”。当然，齐泽克的这一观点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冲突“消失”的情况。但应该承认，他提出的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更为明显，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抗方式发生了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渗透方法也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同时，齐泽克所说的当代资本主义存在“专家治国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合作”[1]69的发展倾向也的确存在，而且这种发展倾向不断通过话语体系和关注重心的表面转移，使意识形态冲突进一步隐蔽化、复杂化。

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一书中提出：“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全球冲突，主要体现为各种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在‘后政治’时代，意识形态全球冲突的主角转换成了社会精英群体和文化多元主义者。经过新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反复博弈，常会达成一种虚假的一致性。所以，在‘后政治’时代，既抛弃了旧意识形态的冲突样式，也面临新问题的不断挑战。”[2]4-5换言之，资本主义原有的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在“后政治”时代均呈现出被消解为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倾向和趋势，原本是政治性的问题逐渐转化和替换为理性协商和折中方案。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但却在资本主义话语中，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这其实是“后政治”时代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的消解手段。齐泽克认为，与过去相比，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发生了退化，被“去政治化”、被“阉割”了。于是，当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没有政治的政治”的“后政治”时代。过去在政治领域斗争中最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对抗，逐渐变得隐蔽化。同时，政治活动由专家的技术性治理活动取而代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活动被降格为“治理”活动(工作)。例如，公众熟知的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就进行了一次典型的“后政治”操作。他当年领导新工党进行了方向明确的政治转向，把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两极对峙命名为“老旧的意识形态”，将他所领导的新工党命名为“激进的中间派”。齐泽克对这种情形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所谓的“激进的中间派”，是展现出抛弃“老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姿势，换成一副无意识形态色彩的“积极”态度——“不带偏见地”采纳任何“好的意见”，并付诸实现，而不考虑意见的意识形态属性。齐泽克指出，这类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后政治”观点，实际上则是一种欺骗性更强的意识形态。貌似突出非意识形态色彩的“务实”观点，实则是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种隐性呈现。这是因为，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所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完全是一条彻底膜拜全球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道路，其潜在的前提是高度认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相应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不可超越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只可以做一些缓和性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修修补补，这就是“后政治”时代的核心逻辑。

(一)“后政治”时代的显性模式

齐泽克认为，“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的显性模式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什么是“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以相对中立的政治态度来处理各种不同文化观念的思想倾向，宽容面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之间存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齐泽克对此进行了揭露与驳斥，他说，“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潜现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针对那些与自己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外族文化，暗含了一种施舍和怜惜的态度”[2]246。他们强调要对其他民族拥有的所谓地域性“小众”文化保持一定的“尊重”，其潜台词就是说，我的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是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的，我愿意“尊重”你的民族文化，这是因为我宽容、我大度、我愿意施舍给你一定的尊重，以彰显我的政治正确。这种莫名的孤芳自赏性存在于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内心深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其从哲学上带有明显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味道，体现出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冲突。他们下意识地将自身民族文化视为真正的普遍性、必然性的主人，把其他地域性文化视为特殊的、偶然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奴隶)。可见，“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中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其实是有其内在的底线和禁区的。那就是，无论文化多元主义如何运行，它都绝不能妨碍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资本主义制度巧妙地将看似彰显平等包容的文化多元主义纳入到它的制度运行轨道之中，不会从根本上推翻和影响资本主义的政党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将文化多元主义讽刺地称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形式”[2]245。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政治规则下的小打小闹，不触及根基、无伤大雅，反而成为彰显资本主义包容性和民主性的一种滑稽表演。“文化多元主义表面上指向了多样性、差异性，但实质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同质化表达。”[1]69

除此之外，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激进民主策略也被齐泽克视为“后政治”时代的显性模式的一种表现。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激进民主策略试图将自由民主的政治想象进行“激进化”的加工处理，但他们所谓的激进民主策略从根本上未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范围。“巴特勒和拉克劳在他们对旧‘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仍然默默接受了一系列前提：他们从未怀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原则；他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以这种方式完全参与了‘后现代’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放弃：他们所提议的所有变化都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的变化。”[3]所以，从表面上看，拉克劳和墨菲虽然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态度和理论姿态，但他们与文化多元主义一样，仅对资本主义进行小范围的修修补补。结果是，他们让资本主义戴上了一副人道主义面具，进而帮助资本主义以新的形象继续存活下去。也就是说，他们不自觉地成了为资本主义续命的帮凶。

齐泽克针对“后政治”时代显性模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其错误在于：仅关注特殊领域的文化斗争，未从宏观视角对资本主义施以整体性批判，尤其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深入批判。这种做法使他们的理论具有一个隐含性前提，那就是先承认和接受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小修小补。“第三条道路”如此，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也是如此，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策略更是如此。齐泽克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深入经济问题之中，如果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维度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应该说，齐泽克对“后政治”时代的定义以及对“后政治”时代的两类显性模式批判的不满态度和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二)“后政治”时代形成的深层根源

齐泽克认为，“后政治”时代形成的深层根源在于“经济的非政治化”。正如前文所说，在“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试图将所有斗争都归结为文化斗争，同时故意忽视这些斗争之所以产生的真正原因。齐泽克认为，“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斗争模式和矛盾样态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模式出现的崭新变化。比如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类人群身份认同问题，是由于资本的运行使各个领域和各个群体的人们，根据不同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区分，造成了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冲突对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自于资本无限追求增殖所造成的生态破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高度关联，往往许多政治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根源都能够在经济领域找到答案。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的短视和阶级属性，他们仅将资本与市场机制视作一种价值中性的工具和机制，永远无法找出也不愿找出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斗争，最终形成“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局面的真正根源。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舍本逐末地忙于治标，对资本主义秩序不会也不敢做任何改变。所以，齐泽克认为这样的修修补补，绝非真正的政治行为。“‘后政治’时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经济非政治化。当今人们认为经济起作用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对事物的客观状态的简单洞察。”[2]412可见，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像齐泽克所提出的“后政治”时代这种特殊样态，其深层根源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过去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彻底清理出二者之外，使“经济的非政治化”形成了“没有政治的政治”的时代。而实际上，“没有政治的政治”现象的产生就是因为经济非政治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的看法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资本主义理论家们总是把资本和市场进行自然化和永恒化处理，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存在，缺少对资本主义之前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考察；拒绝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相联系，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即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可以说，这是老问题的新现象，这种观点是典型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缺乏历史视野的形而上学观点，把在人类历史上暂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看作永恒存在的终极制度。

(三)“后政治”时代齐泽克的批判路径抉择

齐泽克为了更好地构建与传统资本批判相比更具特色和新意的资本批判理论，他独辟蹊径地借用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的三界划分，来展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系列阐述和深刻批判。第一，在齐泽克那里，资本不再被当作想象界的产物，即资本家的善恶不影响也不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人格化”观点一致，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都被资本所奴役，资本的天性就是要实现资本增殖，而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都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是资本的“人格化”体现者；第二，资本也不再被视作象征界的产物，即资本并非由意识形态抽象和符号秩序建构的产物，齐泽克认为象征界是人活在世上所必然面对的事物，我们的许多观念的产生、决择的作出都取决于象征界大他者对我们的影响；第三，资本是实在界基础，正是资本(实在界)支撑着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正常运转。齐泽克把资本看作真实界，是因为资本及资本增殖的逻辑是支配经济运转的一种内在客观机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是支配生产生活但同时很难被察觉到的“幽灵”。资本逻辑具有的中立性、隐匿性和客观性，令人们深陷其中而浑然不觉。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许多人包括许多意识形态家们对资本采取各种非质疑、非批判的态度，欣然接受、默默认同。因此，经济的非政治化、没有政治的政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左翼人士所接受，“欧洲左翼向其曾大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鼓吹市场万能论者和‘看不见之手’的自由主义派们妥协”[4]。这种妥协使他们像马克思所批判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那样，将资本和市场视作永恒的存在，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作最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以至于现今所有西方政客从事的政治操作，变成了在已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设法挑出“好的主意”的实用主义方案，而不再去思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以，若要根本解决“后政治”时代产生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对经济的非政治化进行彻底的反抗和深刻的揭露。在齐泽克看来，必须针对作为真实界的资本和资本逻辑，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当然齐泽克使用的方法与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他是以拉康精神分析学为主要理论工具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

二、“后政治”时代概念与“历史终结论”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潮，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终结说”和以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典型代表的“历史终结论”学说再度盛行，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皆以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为最终结局，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已经取得最终胜利。齐泽克提出的“后政治”时代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提出的，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的理论总是以激进的形态示人的原因之一。齐泽克的“后政治”时代意识形态理论正是针对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为反驳对象和批判目标的，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左翼的激进立场，是对历史上“意识形态终结论”论战的当代延续。

(一)“历史终结论”的前身——“意识形态终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左翼和右翼之间曾经对“意识形态是否有效”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次理论论战。右翼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而左翼则坚决反对和大力驳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右翼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中的“意识形态”，其实指的是那些左翼的相关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真实目的是想要终结那些试图反对、改变、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冠之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名，实则是反对那些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观点，妄图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

在二战后的相关理论论战中，首次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概念的人是阿尔伯特·加缪。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骗人的把戏，他认为，假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放弃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绝对哲学，那么“他们将证明绝对的乌托邦正在走向终结，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5]。这段话的发生背景是在法国社会党内部的一场争论之中，其中一派力图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不可动摇的逻辑，另一派则把马克思主义演绎为一种道德力量。

1955年，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右翼学者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再次重提“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概念，引起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热议。同年，米兰“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召开了一场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热议背景下，1960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写作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TheEndofIdeology:OntheExhaustionofPoliticalIdeasintheFifties)一书，引起了理论界进一步热议。贝尔在书中认为，在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结构与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这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再适用，其意欲证明“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过时，或已失去现实解释力。贝尔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展示了在美国观察到的诸多社会微观现象，包括工会组织、社会犯罪、资本主义、激进运动等，试图从微观新事物中挖掘更多的论据来证明其理论观点。贝尔认为由于战后美国经济长期高度增长，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已经不再适用。他盲目乐观地认为：“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共识：期盼福利国家，希望多元政治体系、分权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6]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出现的这类右翼观点，恰恰说明在冷战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提出新的理论见解(“意识形态终结论”)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土壤，试图以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来证明各种反资本主义思想的错误和过时。这其实就是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种鲜明体现，资本主义阵营以所谓的“新特点”“新思维”“新理论”来替换本是科学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诱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发生思想疑惑，甚至发生信仰动摇，陷入西方阵营的话语陷阱和理论圈套之中。

在20世纪60年代末，贝尔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完善了其“意识形态终结论”，1973年又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AVentureinSocialForecasting)一书，这是他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理论完成的重要标志。贝尔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重心已经从制造业转移到了服务业，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已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理论知识已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源泉力量，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彻底终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重心转移以及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彻底失效。与此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采取的一系列福利制度、劳动者保护制度，恰恰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功，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反思自身的阶级矛盾、两极分化等问题，使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以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阵营的这些举措不仅没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失效，反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等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针对以贝尔为代表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观点，西方左翼分子纷纷进行反驳和批判。比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曾反驳“后工业社会”的概念[7]；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则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提出了“长波理论”来解释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因由，并认为贝尔所谓的“后工业”“深信技术的无限威力，这是晚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8]，恰恰是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技术理性主义”的过分推崇，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矛盾。这场围绕“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左右翼理论之争在冷战年代一直持续进行着，直到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提出，随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第二波西方右翼反动思潮又一次沉渣泛起，掀起了第二波论战热潮。

(二)“历史终结论”的甚嚣尘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右翼鼓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更具有明显冷战背景下对抗性宣传鼓动的意味。与之相比，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新形态——“历史终结论”却让西方左翼更加难以接受。冷战以资本主义集团的暂时胜利告终，使福山的狂言看似有着不可辩驳的“真理性”。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彻底终结(战胜)了各种其他意识形态，比如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自由—民主制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且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9]。我们注意到，福山是一位典型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他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归为一类，将封建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划分为另一类。福山其实一方面是抄袭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效仿他的老师科耶夫。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福山直接对其进行了抄袭。同时，福山效仿科耶夫，既借用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概念和“主奴辩证关系”，又改造尼采的“末人”观点，构建了一套自称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论”的荒谬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理论以及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西方反共势力的雀跃，并非由于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明或者论证有多么完善，仅仅是因为遇到了历史巧合——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仿佛历史悲剧的发生成功验证了他的荒谬理论。从本质上来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只是二战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延续，不但没有超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维范式，反而更趋保守和反动。

(三)“后政治”时代概念与“历史终结论”的关系

齐泽克在写作行文中，曾用“后意识形态”时代来界定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呈现出的主要特征。在其代表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引论”中，齐泽克试图另辟蹊径，通过改造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拯救和重新激活黑格尔哲学，并以此来开辟意识形态问题的新道路，分析和阐释新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现象。齐泽克在书中写道，正是运用这种方法“而不至于落入任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陷阱(诸如这样的幻觉——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的环境之中)”[10]。显然，齐泽克在理论形成过程中始终明确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并将这种概念本身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陷阱”和“幻觉”等加以批判。而且在后来的写作著述过程中，齐泽克十分反感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之类的右翼思想贫乏的论调，始终不屑于对“后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正面讨论，更多的是讽刺和挖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是，齐泽克对于“后政治”时代这一概念却更为情有独衷，虽然这一概念直到他1999年的著作《棘手的主体》中才首次提出。从前文可知，“历史终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续写，是反动理论的再一次沉渣泛起，也是欧洲左翼激进政治理论家们必须正面反驳和针锋相对的理论思潮。齐泽克鲜明地指出，诸如“历史终结论”等观点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霸权的突出体现，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指责为“极权主义”，并将之与法西斯主义归为一类，与德国纳粹主义混为一谈，就是想污名化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达到西化、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真实表现。

在中国，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在西方，齐泽克接过了欧洲左翼的历史接力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之下提出了“后政治”时代的概念，企图通过这一概念进一步凸显出左翼意识形态批判所要面对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理论困境。因此，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齐泽克提出“后政治”时代的概念，与“历史终结论”思想造成的理论影响、西方左翼力量呈现的悲观情绪蔓延态势具有直接关系。作为欧洲左翼势力代表的齐泽克深刻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冲突中，如何分析、批判、反驳和回答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错误观点，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由其导致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嬗变，是他要面对的最为现实和最为棘手的理论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目标，齐泽克通过改造和融合精神分析学、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新形态、新样貌、新观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和批判，形成了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结 语

齐泽克提出的“后政治”时代的真正意涵是指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没有政治的政治”的时代。“没有政治的政治”并非表示政治不复存在，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演进进程中发生了畸变。这种畸变既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义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次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斗争演变为专家治理，还表现为西方左翼势力对资本主义新话语体系的接受和认同。正是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后政治”时代乱象，齐泽克接过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大旗，坚持激进彻底的社会改造立场，以批判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对“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新时代变种“历史终结论”，进行彻底的理论批判，试图指出并跳出“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逻辑陷阱，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霸权。但众所周知，齐泽克的出发点是好的，理论目标也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批判方法既是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创新点，也是其批判理论的致命点。齐泽克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看到了用精神分析学批判社会问题的精妙之处，也深度挖掘出精神分析治疗术与意识形态运行方式的相似性，但在运用精神分析学研究和批判社会问题的合法性方面，也就是理论的前提预设合法性上，始终没有给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借用研究社会个体精神问题的理论来研究社会群体、意识形态问题，这是否是一种理论僭越？即使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结构相似性和运行方式相似性，如拜物教与恋物癖现象的相似性等，难道就可以合法地进行理论的横向借用吗？这也是齐泽克思想经常被学者诟病为表面激进、实则空洞的批判理论的重要原因，或许齐泽克的反资本主义理论也不自觉地或无法避免地陷入了他所着力批判的“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之中而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