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涵文

内容摘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确定“跨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思考多样的人类文化，增强文化理解。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红发女人》向我们展现了土耳其大地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二十世纪后期的土耳其，代表传统生产技术的挖井工作的境遇具有典型性，它折射了新旧文明碰撞下土耳其生产方式的更替，社会关系的重塑，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本文旨在通过探究“挖井”这条隐喻线，深入解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宗教与世俗的博弈下土耳其人的生存状态，为“跨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挖掘新的教学资源。

关键词：“跨文化专题研讨”学习任务群 奥尔罕·帕慕克 《红发女人》 东西方文明冲突

《红发女人》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2018年5月在中国翻译出版。在小说中，“井”出现320次，“挖井”一词出现75次，《红发女人》中的“挖井”不仅代表一种劳动行为，它还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土耳其的传统文化，代表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体现浓厚的宗教文化以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父权体系。虽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代表东方文明的土耳其传统文化有动摇，但这场冲突并不非是一种简单的、绝对的压制局面，土耳其的社会和个人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撕扯状态。

一.传统与现代——昔日辉煌的谢幕

1.“挖井”与传统生产方式

在二十世纪以前，挖井是土耳其人获取水源的重要途径，它受人尊重，且带有神秘色彩。在没有地质探测和机械凿井技术的年代，人们依靠双手不断实践，一尺一尺地挖掘土壤，一点一滴地总结经验，一代一代地小心传授，最终有了专门的挖井职业。凝结着祖辈们智慧结晶的挖井关系到每个家庭几代人的饮水问题，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尊重。

但与现代钻井技术相比，传统挖井主要依靠挖井人的经验和体力劳动，具有巨大的局限性，它是脆弱的、艰苦的、危险的。挖井人的直觉和经验并非完全可靠，在大自然面前，人的肉眼不能透过土地表层知晓深层的具体状况，地质的偶然和多变能轻易打碎这有限的经验依托。例如小说中经验丰富的马哈茂德在挖井过程中也遇到超出预料的岩石，挖掘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另外，传统挖井技术依靠人的双手挥动工具挖掘土壤，需要挖井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挖井人在井下作业时还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马哈茂德就因铁桶不慎滑落受重伤。

2.现代文明冲击下落后生产方式的落幕

土耳其横跨亚欧两洲，是受东西方文明共同影响的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土耳其已经受到了西方先进文明近几十年的冲击，新旧文明相互撕扯，斗争进行到这个阶段，西方文明以明显的效果改变着土耳其社会。当经验、直觉、神秘的挖井碰上现代机械的转井和自来水工厂时，被轻易搅碎，以前的敬畏逐渐消磨在科学方便的现代技术之下。这场社会变革在生产方式上是压倒式的胜利，现代技术的风暴席卷了土耳其——特别是繁华的城镇，传统的生产方式变得摇摇欲坠。传统的挖井人越来越少。

在挖井过程中，马哈茂德他们先是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岩石和沙土，一直没有出水，后因马哈茂德重伤和杰姆畏罪潜逃，挖井工作直接搁浅，这些都暗示了土耳其传统生产方式的艰难挣扎；而最终靠着马哈茂德孤注一掷的努力而出水的井在几十年后的荒废也暗示了传统生产方式的落幕。

先进技术必将淘汰落后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必将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土耳其挖井职业的命运暗示了在新旧文明冲击下物质方面的博弈是绝对的优胜劣汰。但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挖井技术的逐渐淘汰并非自身新陈代谢的结果，而是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被迫谢幕，因此整个转变过程显得非常匆忙，也致使土耳其人在这场谢幕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心理状态。

3.幕帘下土耳其人的心灵失落

辉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曾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建立，它的力量与繁华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仍留有痕迹，生活在这些“遗址”中的土耳其人，有着一种“呼愁”心理，即一种自愿承载的集体性的心灵失落，它是悲伤的，也是骄傲的。思想和行为的冲突有时候难以理清，尽管大部分土耳其人的喜与忧、信仰与尊严都寄托在了这篇曾辉煌过的废墟上，但是急切摆脱贫穷与衰败的现状又迫使他们急切地西化。

在挖井过程中，无论是勘察地点、制作挖井工具、还是下井作业都表现出马哈茂德精湛的挖井技术。可见帕慕克并未把挖井的失败归咎于挖井人的过失，更多想呈现的是落后的技术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与缺陷，且在更先进的技术面前必然走向衰落的结局。这无疑是一段体面的碑文，它很好地表达了土耳其人对于传统失守的无奈与悲伤，又小心地隐藏了他们在文明洪流中被动前进的自卑与羞愧。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土耳其人，一边做着失落的昔日辉煌梦，一边迫切地、笨手笨脚地奔向西化。他们逐渐淘汰了落后的传统技术，骨子里对传统文明的骄傲反而使他们越发觉得空虚；他们一股脑地接收了先进的西方技术，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文化信仰和生活習惯又让他们在这场变革中找不到归属感。

传统挖井技术的辉煌与落幕仅是人类文明洪流中微小的一粒沙，历史要向前，文明要进步，千千万万的泥沙都在长河里不断地冲刷洗涤、相互碰撞；在每一次的新旧生产方式的冲突中，人们的内心又何尝不是经历着一场新旧观念的博弈。先进的技术可以取代落后的技术，新的思想可以改进旧的思想，但人类这一路走来的骄傲是不能丢弃和否认的，帕慕克笔下技艺精湛、令人尊敬的挖井师傅马哈茂德形象正是对土耳其人在历史中创造的价值和骄傲的肯定。

二.权威与独立——社会关系的重塑

1.“挖井”与传统社会关系

土耳其传统社会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很多父亲。国家父亲，真主父亲，帕夏父亲，黑手党父亲……在这里没有父亲无法生存。”[1]

在传统生产方式中，经验的传承是重要的一环。为了职业的“垄断”和家庭的发展，大多数的手工业师傅都会选择收儿子或有血缘关系的小辈为徒弟。且因为大多是经验教学，师傅的一言一行自然就成了金科玉律，师傅的权威容不得徒弟的挑战，徒弟对师傅也表现出绝对的信服。土耳其传统挖井工作中的师徒关系折射出一种父子关系，进一步反映了父亲拥有绝对权威力量的社会关系。

挖井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需要师徒的配合。马哈茂德的师傅就是他的父亲，而杰姆的内心也把马哈茂德当做理想的父亲。马哈茂德认为师徒关系很像父子关系，他对于杰姆不仅有关心与信任，还有教导与约束。从徒弟角度来看，徒弟的任务则是学习师傅的本领，听命于他。

2.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父权体系的动摇

杰姆在对师傅表现服从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反抗，折射出传统父权体系在西方民主观念下的动摇。杰姆的父亲是左翼派代表，他从小接受的是开放的、平等的父子关系，虽然他内心渴望像马哈茂德这样拥有权威力量的父亲的引导，但是真正接触后却又因其权威压制而产生反抗。传统挖井工作的传承是对父亲权威的维护和延续，而小说中挖井人的减少以及杰姆和马哈茂德的决裂，则暗示了绝对父权的动摇。

帕慕克同杰姆一样，在成长中也缺失权威的父亲，他在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别样的色彩》中都提到过他的父亲几乎没有权威，在生活中从不责骂、处罚他，真诚地赞美他每一样发挥天性的成果，并对他抱有单纯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他父亲又具有享乐的天性，常去遥远的地方，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缺乏陪伴。在帕慕克的心中也渴望着一个权威父亲对他的关爱与引导，因此他让杰姆遇到了马哈茂德。在八十年代的土耳其，类似杰姆的青年并非少数，传统生产方式的落没和西方民主观念的冲击，使父亲的权威逐渐减弱，这个父权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处在枝叶上的人们开始产生迷茫与怀疑。这些还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既舍不得父亲绝对权威下带来的安全感，同时又不断反抗权威，渴望着独立。

三.宗教与世俗——“两个灵魂”的博弈

1.“挖井”与土耳其伊斯兰教

土耳其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井与土耳其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麦加圣寺渗渗泉的古老传说中，在先知易卜拉欣的妻儿饥渴难当之际，真主指引他们挖出了泉水；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在梦里受到真主的指引，再次找到这口古泉，满足了人们的饮水需求。井水关乎人们生存，承载穆斯林信仰的古清真寺毫不例外也需要一口井，因此在古老传说与现实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土耳其人把对宗教的敬畏自然而然地投射在对井的敬畏上。

挖井这一行为也有着独特的宗教意义，它体现着大部分传统土耳其人对真主虔诚的信仰，以及努力追寻真主的实践。杰姆在挖井的过程中感叹“土壤也像七重天一样是一层一层的”，马哈茂德也认为“伴随着挖掘，我们正通向安拉和天使所在之层。”[2]底层手工业者马哈茂德一生都在“挖井”，这不仅指他挖掘土壤，找到水源，以致获取报酬的这项劳动工作，也暗含他对他的信仰的追求与坚守。与国家政权力量下呈现的宗教形式相比，马哈茂德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是“通俗的、神秘的和自觉的”[3]，这种信仰是深入骨髓的。因此尽管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政府就对伊斯兰宗教体制进行声势浩荡的革命，但是仍有很多像马哈茂德这样的土耳其人，依然坚守着对真主的信仰，并且在生活中虔诚地进行宗教宣讲。

2.新旧文明冲突下宗教与世俗的拉锯战

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世俗化的观念最先被中上层阶级接受，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才逐渐在下层民众中扩展开来。千百年来坚守的宗教信仰和来势汹汹的世俗文化在土耳其这片土地上进行着一场拉锯战。

从杰姆误伤马哈茂德，到恩维尔误杀杰姆，表现了东方的宗教文化与西方的世俗文化的尖锐冲突。有着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马哈茂德坚守着传统的挖井技艺，也正是坚守着伊斯兰宗教的文化和历史。挖井过程的艰难、挖井职业的落没以及两次的“误杀”，都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曲折对抗。这场对抗在土耳其社会中已进行了近百年，双方各有输赢，力量上此强彼弱，但是一方终究消灭不了另一方，最终的走向也许会是妥协地融合。对于二十世纪后期大部分的土耳其人来说，宗教和世俗或许并非判断题而是解答题。帕慕克在多部作品中都呈现了宗教与世俗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他本人实则是期望着两者的和谐共处。帕慕克认为每个人都有时是西方人，有时是东方人，他从小就幻想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自己，他们同时存在，有相同的面貌，但却过着不同的生活。宗教与世俗或许是人的“两个灵魂”的不同选择，一个在努力挖掘通往真主的“井”，一个在用着干净方便的自来水。

3.在逃离罪恶与寻求真理中挣扎

宗教让人们找到精神的依托，约束自身的行为，追求集体的至善至美；世俗化让人们发觉独立的自我，释放真实的欲望，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在宗教与世俗文化交织的背景下，杰姆的思维方式其实并非纯粹的世俗化，他对宗教也存有一定的敬畏与执念，比如对《古兰经》里优素福的故事感到不安。在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影响下，“挖井”对他而言既是对罪恶的挖掘，也是对真理的追寻。

“挖井”是揭露人的内心的黑暗的过程。随着挖井工作的不断推进，井的不断深入，杰姆的许多“恶”渐渐显露出来——他与已婚之妇的红发女人发生了不正当的肉体关系，伤害了马哈茂德却畏罪潜逃，只为自己着想而表现出的种种自私行为。漆黑、幽闭的环境容易引发人内心的不安，而能清醒感知自己的“恶”的杰姆对幽黑的井更是惧怕的。

在杰姆后来的人生中，他时常不自主想起与马哈茂德一起挖井的经历，又被自身的罪恶困扰着，他一面想用遗忘的方式逃离内心的恐惧，但是另一面又渴望寻找到真相。杰姆潜意识认为马哈茂德已经死亡，其实是受到宿命论的影响。宿命论是他的起点，也是他期待的终点。杰姆一遍遍研读带有“弑父”与“杀子”情节的《俄狄浦斯王》和《列王传》，观察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并将其代入传说故事中。与其说他是想通过阅读悲剧净化内心的恐惧，不如说他想用宿命论证明自己的“弑父”行为的合理性。杰姆曾在留下来承担责任与逃离之间做出过选择，他偏向了“逃离”，那时他就对自己的选择有怀疑，他问自己是否是想要逃脱命运，其实却徒劳地走着一条错误的路。他既是那样相信宿命，却又如此反抗它，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中他始终找不到答案。而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当初挖井的地方，直面自己的恐惧，才能找到真相。“井”是杰姆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恩维尔提笔撰写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

帕慕克把生与死、善与恶的主题放在“挖井”这个隐喻里，人和井也就不再是那个杰姆或那口井了。“隐喻和合二‘一而生成‘三而一，后者相对‘一而言为一彼岸；但后者马上又转换为新的此岸之‘一以生成新的彼岸之‘三。”[4]隐喻主体与载体的之间若有足够大的张力，那么留给读者的将是无休止的追逐“真理”的空间。随着人们的不断探索，“虚拟真实”与彼岸的“真实”会越来越接近，但这也是“阿喀琉斯追龟”式追逐，将无休无止。

“生命经验变动不居而艺术却是永恒而普遍的；通过隐喻这个中介，个体艺术表达超越了本身的个体性而转换生成为公共经验。”[5]从对《红发女人》中“挖井”的隐喻探究出发，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土耳其这片土地上集体文明的碰撞与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

注 释

[1][土]奥尔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5。

[2][土]奥尔罕·帕慕克著，尹婷婷译.红发女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6.

[3][美]伯納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6.

[4][5]张沛.隐喻的生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57.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