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鑫，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

引 言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出自《荀子·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163荀子的这段话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价值，对于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现代学者也偶尔提及或引用这段文字，但对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并未作出充分且深层的解读。本文试图对荀子的这段文字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不夭”“不绝”蕴含的生态可持续理念

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环境处于持续恶化之中，不仅飓风、洪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不断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安全，甚至地球本身也存在着面临消失的危险，地球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2］。从托夫勒对于现代生态问题的描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现代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且可以看到生态问题的形成是与人类对于自然的无度开发利用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采取了“杀鸡取卵”式开发策略，无视自然规律，不分季节、不分地点，逼迫自然交出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人类对于自然的无度利用最终遭到了自然的反噬，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正在消解发展的积极成果，因此，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不仅要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也要可持续。荀子的“不夭”“不绝”就为我们实现生态可持续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发掘。

在《辞源》中，“夭”主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容稚嫩的动植物和繁茂样貌的含义；二是少壮而亡的含义［3］。所谓“不夭”，就是不使初生的动植物少壮而亡。“绝”具有断和中止的含义［4］。所谓“不绝”，与绝相对，具有连续、不断的含义。“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即不夭折“草木”“鼋鼍”的生命，不断绝“草木”“鼋鼍”的生长。荀子提出“不夭”“不绝”并非偶然，他指出“不夭”“不绝”来自“圣王之制”，他延续了古人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观念，“杀大蚤……非礼也”［1］477。《礼记·王制》讲：“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蜇，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5］157。依据自然规律行动，不猎杀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孕育的母兽，不伤害初生的小兽，不拆毁鸟窝。《国语》记载：“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6］人们不砍伐树苗，不割取初生的小草，禁止捕捞鱼苗，让幼小的鹿、麋生长，保护鸟卵和雏鸟，不捕蚁卵和幼蝗，万物便生长繁殖。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强调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目的，就是实现自然中万物的发展，只有不使初生的动植物过早的衰亡，才能让动植物不断的生长。由此可见，荀子讲“不夭”的实质就是保护生物，当幼小的生物得到保护，就具备了生长的基本条件，以尊重自然为前提，让生物自然而然的生长，生物就可以不断的繁衍和延续，也就实现生物和自然的“不绝”。所以，荀子的“不夭”“不绝”蕴含着生态可持续理念，即通过保护生物、尊重自然，保证生物能够安全的、自然而然的生长、发育，使生物能够正常发挥其功能，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内部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这与现代社会的生态可持续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着眼于当下的需求，又要照顾到子孙后代的需求，即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体面生活的机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就是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允许它们保持功能的充分完整性以便继续提供给人类和该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以食物、水、衣物和其他所需的资源”［7］10，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当前及未来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生态作为资料的提供者，要实现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能够保证生态系统基本功能运转，使生态系统及其中的生物正常生长和延续，从而可以持久地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因此，这也就说明生态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尽管生态可持续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古代社会无关。“荀子也主张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但是，正因为自然界是‘生之本’，因此他很强调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要‘适时’而‘有节’，更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而乱砍伐、乱捕杀”，“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尤其是对于工业社会而言，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工业社会无论哪方面说，对于自然的开发与利用，都远远超过了农业社会”［8］。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荀子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可持续理念，为我们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在荀子看来，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生态可持续理念至关重要，因为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伤害生物，那么便会使人类陷入灾祸，“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1］303。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1］300。尽管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但并不妨碍可持续理念的形成。我们使用自然资源要注意开源节流，注重对保护自然生物，遵循自然的规律而行动，自然就不会枯竭和生病。相反，自然资源稀缺依旧铺张浪费，衣食稀少而又不勤于劳作，违背自然规律而肆意妄为，自然资源便会枯竭，生态功能不完善，使生态陷入危机之中，“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1］301。因此，荀子坚持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生态可持续理念。荀子这一生态可持续理念的形成，原因有两点：首先，对自然的充分认识。荀子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300。自然的运转有其自身规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1］305。自然创生和涵养万物，“天地者，生之始也”［1］161，“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302。其次，人与自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来自自然，世间万物不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一物为万物一偏”［1］312。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的供给，“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1］303。人因“有知”“有义”“能群”而区别其他生物，能够认识其他生物，把握自然规律，并能利用自然规律，“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1］393，“制天命而用之”［1］310。同时，人与其他生物都来自自然，而彼此爱护，“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1］362。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的时候，要做到“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1］303，就是说要根据自然规律管理，对自然进行适度的保护，不伤害自然中的生命。正是基于这两点原因，人类要想在自然中长期发展，就必须要使自然能够可持续发展。那么，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爱护自然及自然中的同伴。如此，人类与自然才能够实现共生共存。所以，荀子主张人要保护生物和尊重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长久的发展，“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1］163。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代表，十分强调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生态可持续理念。像孔子讲“四时行焉，百物生焉”［9］261，像孟子讲“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10］288，都是试图告诉人们生物有其自然属性和生长规律，尊重和顺应它们，生物才能实现蓬勃生长，无视它们，肆意地违背自然规律，则会使生物衰亡，甚至绝迹。对于儒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生物能安全的、自然而然的生长，使生态系统、乃至世界持续发展。因此，荀子讲“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就是告诫人类从事生态活动，保护生物、尊重和顺应它们的属性和规律才是第一位的。虽然儒家讲人开发和利用生物，但是需要人认识和把握生物的自然属性和生长规律，这样才可以收获和采摘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材料，一方面给予生物充足的生长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也满足人类的需求。对于儒家来说，生物的生与长至关重要。生物的存在以生命为基础，生物的生与长实质上就是生命的运动发展，生命迸发出的活力推动世界的变化发展，儒家称此 为“生生”。“生生之谓易”［11］598，“天地之大德曰生”［11］646，就是强调世界的运动、变化源自生命不间断的化育之中，“天施地生，其益无方”［11］379。儒家强调保护生物，就是保护生命，使万事万物保持在绵延不绝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就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1］41，“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11］710，要求我们如大地一般厚待和培植万物。如果我们不保护生物、不尊重自然，就会陷入危机，失去自然这位同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鱼，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悔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12］。因此，我们需要尊重生物的自然属性和生长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进行活动，通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适时而动，使生物激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张力和自我修复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使生态系统内部的生物可以持续更新并保持活力，而这是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草木”“鼋鼍”蕴含的深层生态伦理

如果说“不夭”“不绝”要求人类以保护生物、尊重自然的方式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那么就需要人类对生物、生态系统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够真正实现对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但对于这一观点存在着分歧。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总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生态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并没有将保护生态的目光投射到整个生态系统，这就造成没有全面的对生态进行保护，更不要说全面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比如人类中心主义者只保护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生物，忽略没有利用价值的生物，还有动物解放论者只专注于为动物发声，而以植物没有感觉为由忽视对植物的保护，等等。上述的观点，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的片面认识，致使人类无法全面地保护生态。随着人类对生态认识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生存于生态之中的不仅有人类、植物等生物，还有山川、河流、大地等非生物环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呈现为一个整体。进而，现代生态学将生态的整体性，称之为生态圈，“生态圈（ecosphere）是最大、最接近自足的生物系统，它是地球上所有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生命有机体所组成的统一整体，维持自我调节、松散控制的波动状态”［13］。依托于生态学的生态圈整体性观念的影响，深层生态伦理孕育而生。深层生态伦理将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伦理称之为浅层生态伦理。一般来说，浅层生态伦理主张人类主导自然，自然环境是服务于人类的资源，并认为自然资源是充足的，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可以依赖于高科技进步得以解决，这也就造成人与生态关系的割裂［14］。相反，深层生态伦理则是立足于生态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将人视为生态中的一员，人与生态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关系和相同的内在价值，“它的信念是：如果自然受到损害，我们也就好不了。它要求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做批判性的考察，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5］。所以，深层生态伦理认为狭义的生物圈限制了非生命事物在生态中的地位，而生态圈能够极好地概括生命和非生命事物，这也就是说所有存活在这个世界乃至宇宙中的事物是一个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整体，“高度的共生性（symbiosis）是成熟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它是一种对一切存在物都有利的相互依赖性”［16］。事实上，深层生态伦理相较于之前的生态伦理观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从科学的视角，将所有的生命和非生命事物联系起来，将生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生态的全面保护。

荀子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段话中通过对“草木”“鼋鼍”的保护，显露了其与深层生态伦理相同的观点。“草木”指的是草与树木等植物，“鼋鼍”指的是乌龟、鳄鱼等水生动物，对于荀子来说，保护植物与动物是同等重要的。同时，荀子还注意到“草木”“鼋鼍”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联系。比如“草木”对应的生存环境是“山林”，“鼋鼍”等生物的生存环境对应着“污池”“渊沼”等，砍伐“草木”还要及时种植树苗要使“山林不童”，捕捞“鼋鼍”要做到“毒药”不能“入泽”，防止破坏生物生存环境。这就好比土地承载着世间万物，但如果万物失去土地，万物也就不复存在，“得地则生，失地则死”［1］304。所以，生物与生存环境相辅相成，彼此关照。显然，荀子将生态看作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都相互关联。这说明荀子对生态保护的考虑，并非是某个单一的对象，而是站在生态系统的立场上来保护自然中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在荀子看来，世间的万物都是来自自然，无论是动植物，还是山水，它们都是自然中的一部分。那么，自然界所承载的万物，都具有普遍的联系。所以，荀子生态保护的对象是生态整体，只有这样生态才能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这并不难理解，当环境受到有毒物质的污染，生存在这一环境的植物生长有毒的果子，而生活在周围的昆虫和鸟类，误食了有毒的果子而死亡，这所造成的破坏，不只是某只昆虫或某只鸟的死亡，甚至是造成这一生态圈的毁灭。生态圈的毁灭象征着生态系统的瓦解，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人类只专注于保护生态系统中的某一部分，那么对于其他部分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来说毫无意义。这实际也就是说，整体性关系让每个人都具有与自然及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环境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天人一体”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将人与生态视为一个整体，一方面源自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物供给的感激之情，比如“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等思想［17］；另一方面，最为根本的是儒家“天人一体”观念所体现出对万物的博爱关怀。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7］6，孔子主张仁爱并没有差等之分，由亲人开始将仁爱之德向外扩散，即推己及人及物，从而彰显儒家博爱万物的情怀。正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9］87，仁智之人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并不局限于人的生命，更是包含围绕着人类存在的山、水、树、木等生态系统成员的关爱，“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18］。与孔子相同，孟子也有相关的表达，比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0］356，从善待亲人到感化仁民，再到仁民善待和爱护万物。“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1］163，荀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通过恰当的管理，可以使万物合宜，动物自然生长，各得其所。自然涵养和承载万物，如果自然与万物不能够和谐一体，那么就会产生危机，“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1］255。所以，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就要爱护万物，“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1］99。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能够和谐地栖息于这个世界，“川渊深而鱼鳖归，山林茂而禽兽归之”［1］253。正是基于儒家对万物的博爱情怀，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正如张载所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9］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感通，自然是我们同伴，与我们并肩同行，都是对“天人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的表达，表现了儒家对生态中每一位成员的关爱。

正是因为人缺乏对人与生态整体性关系的认识，导致了人与生态之间的割裂。人们角逐于满足自身更多的物质需求，却忽视对生态关注，从而失去了生态这位同伴。当生态系统恶化、退化，人们却依旧沉浸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无法自拔。因此，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生态是一个整体，而是随心所欲地对待自然。如果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生态中的一分子，就会设身处地从生态的角度来爱护生态，就会主动承担起保护生态和实现生态可持续的责任，从而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三、“时”蕴含的适度生态开发理念

“草木”“鼋鼍”不仅是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同伴，也是我们生存资料的供给者。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生态系统的内部关系和运转规律，并以此作为我们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的依据。过去由于缺乏对生态系统的认识，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人们遭受了自然的严厉惩罚，人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层生态伦理，都是人们对于自己行为深入反思的成果。总而言之，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在生态问题上并没有遵守古人的中庸之道，而是往往走在破坏和保护的两个极端，要么是对于自然肆无忌惮地破坏，要么在看清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之后，又走向了过度保护，反对对于自然的任何开发利用。虽然注重生态保护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过度保护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反而是对生态极大的破坏。这种片面的环境保护理念，一方面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自然的本质是关爱生命［20］，人类通过开发和利用自然获得满足生命存活的物质基础，是自然对人类生命的关怀，其他物种亦是如此，同时人类要尊重和遵守自然资源生长规律，当果树的果子成熟时进行采摘，当鱼类成熟且数量丰富时进行捕捞，随着人类对自然探索的深入以及生态问题的出现，如今的人类已不像过往那样肆无忌惮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另一方面造成生态系统内部关系失衡，加剧生物之间生存环境的竞争，而致使生物种际之间的对立和灭绝，“消除了一种物种，另一种物种便会大量繁殖，取代其位置。消除大量的物种，则其生态系统会开始显著衰退”［21］。事实上，过度生态保护的出现，离不开人类无度化的开发利用生态资源，而这都不利于生态的健康和发展。“人类持续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度的，这一事实产生了一种说法，即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它实际上并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22］，为了保护自然而拒绝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会挑起人与自然、生物与生物之间新矛盾的出现。所以，我们在从事生态活动中，就必须要进行适度生态开发，既满足我们的生活所需，又能达到适度生态保护的目的。

对于适度生态开发，荀子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中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荀子讲“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就是说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及时对自然资源进行补给和培植，二者同时进行，并不矛盾。为什么荀子强调“采伐养长”？原因在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37。人在从事自然活动中，通过对开发和利用自然来解决自己的需求，在自然危机出现之前，人并不会意识到自然的有限性，人肆意地享受着自然所带来的福利，而人的欲望一旦满足就会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忽视自然的有限性，无视自然规律，无度地开发自然资源，不考虑后果，从而陷入生态危机之中。因此，我们需要适度生态开发利用，对生态适度保护，使二者保持平衡。那么，如何才能适度呢？荀子认为以“时”为据。荀子在“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这段话中，多次提及“时”：“孕别之时”“四者不失时”等，告诉人要根据自然规律，抓住时机，进行相应的活动，“所见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1］304。“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财富，可以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也可以是良性的结果。爆破珊瑚礁和砍伐森林能快速取得财富，但不持久。有节制地捕捉珊瑚礁鱼类，在不扰动森林的情况下，采集野生水果和树脂，却是可以持续并长存的。从丰富的生态系统中采集有价值的物种，然后在缺乏高价值物种的地区大量栽种，不但有利可图，同时也是最能永续经营的方法”［23］。这也就说明，我们在从事生态活动中，要对生态系统有足够的认识，因地制宜，科学保护生态和合理开发生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荀子“以时禁发”的适度生态开发观念。

在儒家生态思想中，“时”具有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时”代表时间，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就像昼夜更替，季节变化，“日月递炤，四时代御”。正是基于时间的规律性特征，人需要按照时间，进行相对应的活动，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四时合其序”，都在强调人根据时间而进行行动。对于生物来说也是如此，“繁启番长于春夏，出生日积收藏于秋冬”［1］304，生物根据自然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季节更迭、运转，休养生息。但“时”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时”同样是人从事生态活动的尺度。“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5］693，君子要想守护中庸之道，就要时刻保持中庸之德，这也就是说我们言行举止要时刻保持适时、适度，在不同的时间变化作出与之相适当的行为，“损益盈虚，与时偕行”［11］369。因此，我们在从事生态活动时既要抓住时机，也要懂得适可而止。正是如此，儒家十分重视适时、适度地从事生态活动，如果人不遵守自然规律，没有节制地肆意而为，就会陷入“人袄”，“楛耕伤稼，楛耘失岁……田岁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1］307。所以，荀子提出“时禁”，来防止人没有抓住时机，行为不当造成对自然不必要的伤害，“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1］166－167。“时禁”是“以时禁发”的简称。“以时禁发”就是指根据自然规律进行生态活动，“一方面鼓励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在恰当的时间，去高效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禁止人们违反自然的季节性无度地开发利用自然”［24］。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时禁”并不是完全的禁止，其中也包含“时驰”，就是根据自然规律在可以活动的时节进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以，“时禁”的本质就让人们根据自然规律，抓住时机，适时、适度地进行生态活动，合理开发生态资源，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月令》中，在对采伐树木的时间上，“孟春”之时“禁止伐木”，只有在“季秋”和“仲冬”之时才可以“伐薪为炭”和“伐林木，取竹箭”［25］。不只是树木，动物也是如此，“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5］623。孟子认为依据自然规律进行适时、适度的生态开发利用活动是保护自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10］5。通过对“时”的遵守和践行，人适度开发和使用谷、鱼鳖、材木等自然资源，不仅满足了人类所需，也保护了自然。所以，我们在从事生态开发的实践活动中，要认真了解自然规律，根据时间变化，作出适时、适宜的行动，并时刻将保护生态的观念，有意识地融入其中，实现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同步进行。

绿水青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人们总是为了追寻金山银山，而忽视来自大自然的“金山银山”。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不可取的，这既不利于生态可持续，也不利于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随着人们对生态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面对满目疮痍的生态系统，就会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从而自觉自愿地肩负起保护生态的责任与义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防止过度保护生态，避免造成对生态的再次伤害。因此，我们对于生态的保护，既要适时适度开发和利用生态，也要合理有度地保护生态，树立生态保护优先、适度生态开发的生态观念，爱护和节约自然资源，践行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态行动指南，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而努力，使人与生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