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强，王连伟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世界大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总体布局。“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1］。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指导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论，并借鉴吸收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及西方社会的世界主义价值理念，是真正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外交话语，这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外交话语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中国作为后来者则处于一种话语不足的境况。因此，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外交话语就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地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布局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而且要认清国际局势，完善外交策略，更多地强调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人类普遍价值和结构的重要性，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一道通过继承和发展现有国际秩序来构建一个各国共生共荣的国际新秩序”［2］，从而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不仅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而且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并且完成了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外交话语体系的超越。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体现为如何认识人类生活的客观世界。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历史从过去那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区域性历史演化为所有人类的世界历史。这也意味着人们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应该相应地发生转变，人类应该摒弃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文明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真正拥抱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主义。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传统“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的理念。相较于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国人在看待客观世界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整体性思维。在整体性思维影响下，中国古人认识到各个国家与民族、人类个体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故而提出了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要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在处理各个国家与民族及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时，应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对待事物的差异性方面则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价值指导，尊重差异性，而不是消除差异性。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吸收了西方文明中的世界主义理念。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视角来看，西方文明中的世界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理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世界主义活的灵魂在于跳出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进程，并希望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共同体。然而，世界主义虽然赋予了人类个体具有普遍性的平等权利，但世界主义的个人主义路径往往难以确证所有人类个体的权利。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世界主义被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所绑架，从而失去了它的价值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和吸收了世界主义的世界视角和价值追求，但扬弃了世界主义的个体本位，坚持人类优先，主张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大联合，而不是建立世界帝国。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逐渐进入世界历史时期。马克思认为技术改变了一切，相较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目前我们处于数字媒体时代，“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是人们认识当今世界的出发点。全球化时代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人类处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全球性困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5］。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人是在朝着完善化前进的，人类文明也呈现出一个螺旋上升的进步过程，因此人们所要构建的未来世界必然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想，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描绘出一幅美好世界的蓝图。在这个美好世界中，“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6］。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如何建设世界的问题。既然人类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那么人们应该用全球意识取代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7］。过去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做法不仅无益于自身的发展，更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数不清的动荡和不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主导的外交话语体系的超越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文明多元论，反对文明冲突论。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更看到了文明的融合。文明冲突论者选择通过消除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来构建全球秩序。文明多元论者则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求同存异。“‘命运共同体’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应当相互启发和借鉴，在文化交流中加深双方的信任和了解，加深理解融合才能增强各国文明的活力和动力”［8］。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否定。在历史观上，历史终结论是一种历史的机械论；在文明观上，历史终结论是一种文明的霸权论。其结果只能是引起人类文明的停滞及文明的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更为关键的是在于文明的实践，而且实践的路径也不是单一的，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来构建更加美好的共同体。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外交话语体系下，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持续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引领下，西方国家将世界分化为彼此对立的阵营，人为地制造国际动荡。实际上，所谓的“普世价值”仅仅代表西方的价值，其只是想通过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将其他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而能够继续从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谋取更多的私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坚持的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强调人类在价值领域具有共性的部分，它没有先入为主地将某种特殊价值当成更为先进的价值，更不会搞价值入侵，也不预设价值冲突，而是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价值。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导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二、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还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体系的总体格局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此外，世界局势朝着多极化发展，旧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外交话语已经难以适应国际新形势，反而成为全球化的阻碍因素。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大有可为。

（一）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一方面，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是历史形成的。在近代，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弱国无外交，那时的中国根本无力影响国际话语体系。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被动地适应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冷战格局下的中国曾长期被排斥在国际话语体系之外。改革开放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下经常出于和世界接轨的需要而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往往滞后于国力的增长。中国刚刚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而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面对中国国家话语权缺失的境况，我们除了通过各种途径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更要对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有足够的耐心。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依旧主导着国际话语权。“当前仍然延续着‘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发达国家主导着话语议题的设定、规则的制定、议程的设置，是国际主流话语内容的生产者”［9］。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说“话语即权力”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话语在其终点处指向的则是利益，国际话语权即国家利益。对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来说，它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缺少道义的约束，因此主导国际话语权就意味着能够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私利。

其次，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传播能力不足。“话语存在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中国的话语存在要首先体现在有来自中国的声音，避免中国的失语状态，不仅包括政界，也包括学界和媒体”［10］。客观地看，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政界的表现和参与度比较让人满意，相对而言，学界和媒体的表现不佳。“这导致了中国在内政外交上虽然有诸多好的话语，却缺乏足够的学理研究作为支撑，因而说服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甚至沦为政策宣示的尴尬处境”［11］。学界和媒体在外交传播方面的短板直接造成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传播能力不足的现状。在学界层面，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文总量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这些文章大多集中在科学引文索引（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领域，而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主要载体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发文量则少得可怜。发文量的不足使得国外学者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或者只能听到经过层层转述过的失真的声音，从而阻碍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在媒体层面，中国的媒体传播能力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媒体在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是最具经常性、最有效用、却也最容易被人们低估的。在外交心理上，中国人往往更偏向于宏大叙事，这直接导致外国人听不懂或者不乐意听中国媒体的声音。环球舆情调查显示，2016年外国公众“通过中国传统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电视、广播、通讯社、报刊杂志等）和中国新媒体在本国的传播（如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了解中国相关信息的受访者比例仅为11．3%和8．6%，与2015年相比甚至有所下降”［12］。如果从横向上比较，国际社会特别是民间对中国媒体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对西方媒体的关注度，这必然不利于中国的外交理念被世界所了解。据统计，“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1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较弱，尤其是很难深入到民间，使得外国民众很难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最后，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存在国际认知错位的困境。“对外传播就是要别人接受你的信息，需要别人理解你，这跟商业的推销产品一样，只不过对外传播推销的是国家”［14］。因此，我们在推销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还要对市场态势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融入市场。目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会存在国际认知错位的困境，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与市场所需存在脱钩的现象。这种国际认知错位，一方面体现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过于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使得中国的外交话语很难被国际社会所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没有主动去适应市场的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宣扬一些建设美好世界的理念，却没能打动别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国际社会根据旧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解中国的外交话语，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到正确的认知。例如，中国的外交话语中时常提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然后用诸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等语言进行阐释。然而，国际社会只关注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不相信大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论述，这显然就是一种认知的错位。因此，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保持制度自信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全球性语境。

（二）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充满了机遇

首先，中国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物质性基础。“话语权力的获得要以物质性权力为基础，而话语性权力又能够为获得物质性权力创造条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15］。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充斥着“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强权就是真理”等国际现实主义论调的国际社会就更是如此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从而为提升外交话语权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物质性权力层面，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其次，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性话语。中国国力的持续提升得益于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不仅是一种主动选择，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中国模式取得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打破了西方模式的神话，为自清末以来的道路之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简而言之，中国模式体现为：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被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表象所迷惑，而是追求一种实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实现了“市场”和“国家”宏观调控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文化领域，中国开始逐渐找回了文化自觉，使得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不同于“西方模式”所宣扬的普适性，中国模式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它鼓励世界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再次，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难以维持。西方国家由于历史的偶然原因开启并引导了全球化进程，并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无论是最初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二战以后形成的雅尔塔—联合国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始终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在这种国际秩序中，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先发优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处于从属地位，难以共享到全球化的有益成果。然而，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力量相对下降，再难以维持霸权秩序。加之，西方价值在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愈发地表现不佳，国际秩序急需新的价值理念的引导。

最后，西方国家的退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失。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进程放缓，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使得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西方国家拒绝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旧有的国际秩序的解体，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是一次机遇。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该继续履行应有的国际义务，并广泛开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深度合作，以填补国际公共产品缺失的真空，给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增强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来看，“中国应当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口问题、水资源利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价值理念上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推动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进程”［16］。

三、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为了更好地发挥外交话语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的作用，我们“一方面必须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避免误解，增信释疑；另一方面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使关于不同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达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17］。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一定要坚持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坚持讲好中国故事。

（一）坚持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从文明传播的视角看，中国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特殊性存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首先，增强道路自信。增强道路自信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因为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是为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如果自身都对中国道路缺乏自信，那么更不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也无法提升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客观地看，“新中国用了70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经济体200多年才取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奇迹”［18］。中国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坚定道路自信可以增强中国的文化自觉。对于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来说，这也是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一次传播过程。因此，我们一定强化主体意识，提升文化自信，明确目标方向。

其次，传播中国理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除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全新的理念，为解决全球性困境贡献一份力量。虽然中国70余年的发展实践使得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中国的外交话语反对输出中国模式，中国充分尊重世界各国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认为，那种输出某种模式、某种文明、某种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文明优越及文明霸权的体现，恰恰是这种做法成为造成全球性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主张文明之间要“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19］。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对待人类文明进程时的开放心态，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所要传播的中国理念就在于此。

最后，提供中国方案。“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20］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中国方案的核心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事实判断，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与以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发展方案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由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跳出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历史观，并坚持通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是一种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方案。

（二）讲好中国故事

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体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据有利位置。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就在于讲故事的能力，谁的故事讲得好，谁就能增进国际影响力。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紧迫任务。

首先，接轨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并不仅仅体现在“讲”上面，更为关键的是讲“好”。在人们的印象中，讲故事看起来仅仅是一种单向的过程，即故事载体或讲故事的主体一个人的表演，但我们若想真正地讲好故事，就一定要将讲故事的过程看作一个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清楚地知道自身所讲的故事的内容，还要对受众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故事及表达方式，从而让受众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告诉我们，“讲中国的故事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和习惯的方式讲，要用国际社会能听懂的语言和习惯的方式讲”［21］。这就出现了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即将中国语境下的故事的内容及含义用受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表达，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接轨国际话语并不意味着迎合国际听众，更不应该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改变了故事本来的意义。因为如果改变了故事的原意，非但讲不好中国故事，反而容易迷失在国际社会的大潮中，最终不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其次，增强学术创新。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创新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在事实上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我们要注意研究西方学界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争夺的基本做法，要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原创能力和对外话语传播能力，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22］。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23］。究其原因，一方面，西方学者长期主导着国际学术体系及学术话语权，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缺乏创新能力。如果想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作用，我们只能从完善自身做起，增强学术创新能力是根本途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除了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还要拥有崇高的天下情怀和人类情怀。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话语不能仅仅停留在强调中国特色的一面，还要将关注点从具体的事务中抽身，真正思考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命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学术话语体系。

最后，优化传播媒体。相较于政界声音的官方性、学界声音的理论性，传媒界的声音是最具经常性、大众性和易于接受性的。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被曲解，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不能仅仅归咎于其他国家一些政客的刻意扭曲和媒体的歪曲报道，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媒体是否做好了宣传？在数字媒体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直接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对话，从而让他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是加大海外媒体的覆盖面和规模。虽然近些年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和西方媒体的规模及影响力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是提高话语质量。话语能够上升为话语权关键在于被受众认同，因此话语质量尤为重要。“中国需要不断改进国际新闻的报道方式，不断创新与思考，放弃过去僵化、死板、单一的宣传方式，采用国际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发展变化，宣传中国的治国理念、发展道路、政策路线等内容，以全球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语言，以传播的方式展开国际传播报道，全力展现中国全新的大国形象”［24］。三是提高文化产业在对外传播中的影响力。一个世界性大国、强国一定是一个能够用文化深深影响国际社会的国家，仅仅是物质性力量的强大也不足以长期拥有国际话语权。可以说，文化产业在提升一个国家话语权中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例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好莱坞的影视作品、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影响到了当下年轻人的观念。因此，我们要努力向世界输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特别是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此外还有饮食文化、茶文化、体育文化，我们还要努力增强中国在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的世界影响力，以达到引领世界潮流的目的，从而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