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敏，段 虹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2．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5）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1］一百年来，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事业，立足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期待与伟大事业的迫切需求，对文艺现象、文艺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既基于原典形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和解答，由此构建起党文艺理论研究的庞大学理空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丰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接受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文艺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文艺实践的沃土。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特殊性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或是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而是把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先进理论移植过来，被中国文艺家所接受、阐释及赋予特色的历史过程。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千辛万苦寻找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沉沉深夜中瞩目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和力量，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个具有鲜明革命性和崇高理想性的强大思想武器，不仅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也契合了当时中国以文呐喊、救亡图存的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文艺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五四时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

1919年，中国爆发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的引入和传播提供了难得良机。从此，中国许多进步学者积极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汲取和运用其中的基本观点、方法，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的著名论点来审视国家社会现状，研究文艺问题。

在结合中国国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开启民智、启蒙救国的立场，不约而同地重视分析经济结构和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强调文艺之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其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正确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阐明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2］。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经济的构造是基础，精神的构造是上层，凡思想上、精神上的变动最终都是由经济的、物质的变动所引起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陈独秀也予以高度重视，指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一切制度、文化、时代精神都随经济的构造即生产资料之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都应到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寻找本因。“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3］，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茂美的文艺，鼓舞人民冲破黑暗的牢笼、思想的钳制，为迎接新文明的曙光发先声、拓新路。其后，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等也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发表了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揭示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和社会阶级属性，强调无产阶级的文艺不是一般的革命的文艺，而是适应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需要，以新而活的意象与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审美观念培养建设的无产阶级新艺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蕴含的文艺理论观点看作优于西方其他学术思想的先进理论，原因在于这一理论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的迫切需要，帮助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被压迫阶层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获得艺术与审美解放的思想武器。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先行者对文艺问题的分析与论述，在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上还有所欠缺，也不能即刻将旧时代的思想残余清除剔尽，但是这些见解毕竟是他们依据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实际而提出的，是他们自觉运用新习得的思想和信条观照文艺实践的探索和尝试。正是这些先驱的播种和耕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与践行范式。

（二）“左联”前后初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新锐的文化工作者，应革命形势之需，以更大的规模、有组织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的文艺论著，为中国形态文艺理论的建立和中国文艺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由于受到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中国左翼文艺界开始了“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借提倡“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在这场历时一年有余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冯乃超、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等“革命文学”发起者围绕文艺的本质这一理论核心，着重阐释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指出文学总是特定阶级社会意识的反映，总是维护它所产生的经济基础，总是发挥组织、宣传、教化作用。从积极方面来看，“这场论战，是中国革命文艺队伍对马列主义的一次大学习，大提高”［4］，为之后全面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做了必要准备。然而，它带给我们的反思教训也同样深刻。其一，它暴露出一些“革命文学”的主张者不顾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现实和文艺运动的主要任务，孤立地用所谓“纯化”的阶级意识去要求作家，大搞宗派关门主义，甚至将鲁迅、叶圣陶、茅盾这样一些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作家斥为“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而给自身的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以及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定下了错误的基调。其二，这场论争也使党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的领导，就不能形成文艺界的统一阵线。把党的影响扩大到文艺领域，是夺取意识形态阵地、赢得争取群众的必然选择。

基于对“革命文学”论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束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文艺工作方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依据中国国情、历史和文艺实践直接、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建构。

“左联”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关于文艺的阶级性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与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和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中，左翼文化运动领袖瞿秋白依据列宁提出的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结合当时文坛实际，驳斥了他们所主张的虚伪的超阶级文学和变相的艺术至上论，强调文艺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功用。他将每一位艺术家都看作政治家，将艺术看成“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5］。“左联”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文艺和大众的关系问题，由此对文艺提出大众化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鲁迅、茅盾都发表过重要意见，从性质任务、语言风格、题材内容、形式技巧等方面对“革命的大众文艺”提出具体要求，提倡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以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惯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希望和理想，提升大众的文学修养和革命意识。诚然，瞿秋白关于文艺从属论和工具论的观点存在着过分政治化和过于政治功利性的缺陷，但是脱离现实斗争而高呼革命勿侵略文艺，鼓吹自由主义的创作论，这样的做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一时期左翼文艺家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的文艺“民族形式”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基本的脉络因循。

（三）延安时期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从译介经典作家主要的文艺论著到结合革命事业全局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使之走向成熟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最早是由毛泽东完成的。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文艺实践中，科学总结五四运动以来文艺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针对当时中国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主持召开了历时三个星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详尽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在中国革命文艺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抛弃了抽象定义式的研究方式，纠正了以往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概念化、口号化、教条主义的倾向，将“中国化”思想理论的立足点转变为中国的实际，并以此为基点，站在文艺“为什么人”的原则立场，富于中国特色地强调：“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6］863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应把统治阶级写成主人或神圣，而应将人民群众描写为历史的主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基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毛泽东又揭示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即文艺创作源泉的问题，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人类头脑和社会生活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的融合统一，是对普通的实际生活的升华和超越。源于生活的“为工农兵的文艺”应当闪烁理想之光，充满革命激情，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和催人奋进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凸显革命文艺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高度关注并深刻分析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从社会结构的宏观视角出发，结合民族救亡的迫切任务，得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并反作用于政治的结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该是鲜明的政治态度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应当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确定的革命任务。政治观点错误抑或是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缺少艺术力量的作品，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伟大作品。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6］869－870，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在具体运用这两个标准时，政治标准总是放在第一位的。这种“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及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观点，在政治斗争极其尖锐的历史阶段，符合了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对于鼓舞军民、推动文艺队伍改造、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当时及其后将文艺降格为政治工具的思想和做法留下了隐患。

应当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文艺发展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基本完成了思想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其中一些精辟见解和精彩论述不断指引中国文艺家创作出彪炳史册的精品力作，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尽管由于历史环境局限的影响，《讲话》中难免存在一些不确切、有偏颇的观点看法，但我们必须以实际的态度、历史的眼光科学地看待它的意义与价值，如此才能汲取其中的精髓，指引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事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就与失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历史的目光投注到新中国的文艺领域，预言新的经济基础的确立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促使包括文化和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这个历史判断延续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考察文艺问题的主导精神，一方面确立了将文艺建设纳入新中国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大系统中去把握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提出了在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具体情况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定文艺发展的路线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文艺也成为整个国家宏伟蓝图中的重要内容。与延安时期的战争环境不同，在相对和平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对文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

自延安时期以来，毛泽东就一贯主张新文化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创造形成自己的特殊风格，在确立文化民族地位的同时对人类有所贡献。而要创作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艺术，首先，必须正确对待本民族珍贵的文艺遗产，做到“古为今用”。只有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将其精华融入文艺创作的血脉之中，社会主义文艺才会富有生命力，为群众所喜爱。其次，中国想要以一个具有文化高度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就必须虚心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做到“洋为中用”。只有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的长处，从中获得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进一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文艺，提高民族自信心。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7］，是毛泽东审慎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而提出的文化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之所以能够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艺术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规律与特点，提倡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科学的不同学派都应该有独立思考探索的自由，有施展才能个性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通过保有个人爱好和精神创造的广阔天地，为艺术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一种积极的民主形式；另一方面，这一方针合乎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提倡艺术家、学者应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去判断艺术和科学中的矛盾问题，通过自由争鸣、自由讨论发展真理、克服谬误，推动科学艺术的发展。

纵览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现状，提出了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原则和政策。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却未能随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观点，克服其文艺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的片面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展。

（二）片面解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引致文艺建设出现曲折偏差

在宣扬阐发文艺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讳言文学艺术与阶级和政治的关系，从不遮蔽文学艺术的思想倾向性。他们把文学艺术活动看作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对一些“无党性”的文艺作品予以坚决批判。与这一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语境中思考新兴的人民文艺事业发展时，也显露出浓厚的政治导向性。就特殊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以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性标准，有其产生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主题和文艺形势的根本变化，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标准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以其中非科学的观点指导新中国的文艺实践，必然会给文艺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是将文艺问题和学术问题纳入政治斗争轨道的具体表现。虽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文艺毕竟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把文艺论争简单视为反映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既是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违背了文艺的特点和规律，不利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在抨击普鲁士政府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时，马克思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8］文艺创作必须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式，文艺家必须有充分施展个性与才能的空间，最不能强求一律，禁锢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双百”方针无疑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党领导和管理文艺、科学事业的正确方针。但是在具体贯彻施行时，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本应促成生动局面、化解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却演变成了文艺战线上的大是大非之争和“反右”斗争的手段，本应促进理论发展、增强创作活力的文艺讨论，却发生了政治性的转向。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尽管许多文艺家都为纠正与调整文艺政策作出努力，但是政治形态的文艺思想依然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常进程。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反思与进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既需要有自身应当坚守的理论传统，又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变革作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立足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实际的再一次结合、飞跃，在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形态理论体系的同时，生发出建设有自己本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基本结论。

（一）重新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调整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

曾经，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特殊历史情况，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工作方向和口号，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9］255因此，邓小平在正确评价、完整理解近一个世纪文艺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和“人民性”的文艺评价标准，有力纠正了机械从属论的偏颇。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这样界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9］213，而是应当尊重文艺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重视文艺自身的审美性和形象性等艺术特征。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文艺理解成与政治绝缘的“纯艺术”，任何文艺创作都不能无视党和国家的利益，都不能轻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笼统地强调文艺与政治结盟，或是提倡文艺脱离政治，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也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重新审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政治优位”的文艺理论规范，阐明政治和文艺二者之间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它们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共同从属于、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从整体上看，“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0］。艺术创作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百花齐放，文艺鉴赏和批评工作必须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政治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焕发勃勃生机。

这些对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反思探讨与详尽阐述，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学理递进与体系构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下文艺理论研究探讨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此，文艺开始摆脱从属于政治的地位，逐步确立了自己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独立品格，走进了自身发展的广阔天地。

（二）坚决摒弃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重新阐释文艺工作的“双百”方针

在纠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偏颇，确定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邓小平又以巨大的理论魄力，回应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大规模冲击，重新阐释了毛泽东提出的繁荣发展文艺的“双百”方针，极大地解放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生产力。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9］210。不同艺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要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相互吸收借鉴一切优良传统和艺术方法，这样才能迎来我国文艺界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春天。

针对有些人把“双百”方针误解为鸣放的绝对自由会危及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的观点，邓小平及时廓清疑虑，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方针，其所提倡的鸣放自由，不是只让错的东西放，不让好的东西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科学运用批评的武器澄清事实，纠正错误；不是像过去那样，采取简单片面、无情打击的处理方式对待错误的观点和有错误的同志，而是提倡同志式的友好讨论，通过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他们以认真考虑、修正谬误的时间。所以说，“双百”方针不仅不会影响安定团结，相反，它实际的目标就是为了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正是遵循邓小平确立的文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发展方向，抓住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关键环节，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逐渐解除思想禁锢，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轨道大步前进。

（三）紧密联系文艺发展实际，科学解答文艺领域的具体问题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收获巨大，成就突出。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深刻洞察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准确判断文艺现状和时代要求，在反思、总结、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考察、解答文艺领域里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一脉相承的特质和与时俱进的品格。

世纪之交，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文艺队伍提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凸显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坚持的“人民性”立场，强调亿万人民奋进不止的历史创造活动永远是文艺繁荣发展最深刻的根源；以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深刻感召辩证阐释艺术创作灵感的成因，提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11］，它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这些指导我国先进文化、文艺前进的理论宣言，体现了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下，党对文艺工作和文艺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文艺领域呈现大繁荣、大发展局面，胡锦涛同志坚持和继承了党文艺理论探索的积极成果，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等问题作出了创新性表述。在他看来，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领域，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重大主题，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承担起引领社会发展、鼓舞人民进步、推进文化创造、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这些围绕时代重大课题而衍生的方向正确、主题鲜明的文艺理论观点，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一个既定的框架，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发展的理论。它在延续理论体系内在血脉的基础上，通过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而将自己建构得更为严密，并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和强大的实践张力，成为解析当前中国文艺领域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的最为科学有效的理论。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党文艺理论探索的核心与灵魂，在科学分析当前我国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对文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形成了当代最鲜活的文艺理论成果，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关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将党对文艺理论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时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规划事业发展蓝图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党探索文艺理论、开拓文艺道路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理论都富有浓厚的兴趣，都曾在著述中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分析文艺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坚持从经典作家具有真理性的文艺思想中寻找文艺的宗旨、目标和价值，在解决不同历史阶段文艺领域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推进理论的探索、传承和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历史性变革拓展了文艺理论探索的问题域，要求党要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文艺实践，不断增强理论反映阐释现实的能力。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正是回应这种战略诉求的科学新见。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立足民族复兴的历史方位与世界发展大势，紧密联系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现实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拓展了文艺的本质、功能、创作、评价的内涵；以守正创新的精神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将“中国精神”注入当代中国文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审视各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将全球意识融入新时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中。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大历史时刻，再次发表立意深远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文艺在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理论观点，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又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我国文艺与文化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根本立场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开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2］118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两个重要”的核心理念，昭示着党探索文艺理论的百年历程，就是文艺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的一百年。坚持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中心和导向，是党领导文艺工作一贯坚持的价值维度。

坚持文艺创作的人民导向，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尊重人民在历史前进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人民在文艺表现中的中心地位。人民是文艺之母，在人民壮阔奋斗的史诗中，跃动着滋养文艺创作的丰沛源泉。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扎根生活、融入人民，充分了解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敏锐捕捉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动展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经典，使文艺创作蕴藏深沉的力量、焕发隽永的魅力。

保持文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文艺评价的最终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文艺评论的作用，明确指出评价文艺作品，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把作品的社会效应放在首位，绝不能看低人民群众的艺术需求和鉴赏能力，为获取经济效益而牺牲作品的社会效益。文艺是一种以“自由自觉”为特征的、艰辛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踏踏实实、精益求精地搞创作，才能塑造出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优秀作品；文艺作品体现着艺术家的艺术造诣、道德风尚、生活体验和情感积累，只有那些高扬历史主动精神、勇攀艺术高峰的文学家艺术家，才能以历史的伟大成就文艺的伟大。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火，绝不能沾染庸俗、低俗、媚俗的气息，否则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文化利益，进而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整个社会的风气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作为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骨干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练就高超本领，加强人格修为，坚持科学的评价标准，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12］121涌动的时代浪潮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袤的舞台。文艺创作不仅要反映当下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还要传承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追求和审美风范。在当代中国，党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吹响号角、奋斗圆梦，不能缺失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而是要从中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和滋养；文艺创作、创新也不能偏离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而是要把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结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融合起来。

中华美学精神体现在历代文艺家的审美态度与旨趣、艺术思维与想象、艺术观念与审美追求之中，也体现在历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艺术形象与意境、艺术方法与技巧、艺术形式与风格等方面。它受到民族文化沃土的丰润滋养，承袭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贯注，是我国传统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民族艺术的独特标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想谱写文艺事业的辉煌篇章，就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璀璨文化，而是要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化作当代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创作出真正富于民族传统、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绵长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文艺的发展就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学艺术成果。相反，“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3］。因此，新时代的中国文艺要想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里展现自身的魅力和风范，就必须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同时，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瞩目人类文学艺术最先进的方面，坚持洋为中用、辩证取舍、开拓创新，努力锻造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世界的艺术精品，让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让世界文化家园硕果累累。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和梳理，展现了百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风貌，寻绎了我国文艺事业取得伟大成绩的发展线索，探究了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方向路径。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寻获启迪、增长智慧，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