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翔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江苏 南京210000)

元丰七年，时被贬监筠州盐酒税的苏辙终于收到朝廷调令，即将离开筠州，往任歙州绩溪令。此次调任在北宋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中，显得无足轻重，但对于苏辙本人及绩溪这座山城小邑而言，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贬谪之因与十年流落

苏辙于嘉祐二年(1057)登科，历任商州军事推官、大名府推官等职。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命苏辙为属官。后因王安石欲在全国推行青苗法，苏辙上书极力反对。“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1](P10833)苏辙迎来了人生中的首次贬谪。所幸变法之初，新党对于保守官员的打压相对温和。无论是河南推官还是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教授，苏辙贬地仍在京畿附近。

外放地方长达十年的苏辙，在元丰二年(1079)又被卷入“乌台诗案”。为营救兄长苏轼，苏辙上《为兄轼下狱上书》：“轼居家在官亦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2](P623)恳请朝廷罢免自己官职以保全兄长：“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2](P623)拳拳手足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赎兄罪，不报。”[3](P24)是年十二月，苏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

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与苏辙先前任职州县不同，它地处南方，去汴京甚远。“五年不得调”的严苛处罚更令有志匡政报国的苏辙心灰意冷。是年除夜，苏辙作《四十一岁岁暮日歌》，诗中“少年读书不晓事，坐谈王霸了不疑”“归来掩卷泪如雨，平生读书空自误”[2](P169)等句处处体现出他对于出仕的后悔，对险恶政治斗争的忧惧。且监盐酒税一职只是地方上主管征收税务的小官，事务繁重却无甚实权。而筠州地处偏僻，环境恶劣。苏辙《东轩记》称自己到任之时筠州适逢水灾，官舍“敝不可处”[2](P405)，只好向州郡长官申请暂住于使者馆舍。此外，监税官下属本有三吏，其中却有两人罢官，唯苏辙与剩余一吏共同应付差事。每日“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2](P405)

“微官终日守糟缸”“夜深唧唧醅鸣瓮”[2](P192)，日日与酒贩、酒糟相伴，满面尘灰、一身酒气，苏辙自然疲惫不堪。因此，苏辙在筠州任职五年，期间虽有如《东轩记》等文章以表旷达洒脱，但恶劣的贬谪生活使苏辙长期感到劳苦疲倦，难免哀怨自伤。

二、量移绩溪与题咏交游

绩溪位于皖南山区，自中唐大历年间便隶属于歙州(今安徽省歙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载：“歙州下管县六，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4](P686)其中“绩溪”条下有释：“绩溪县：中下西南至州六十六里。本梁大通元年于此置梁安县，武徳中废。大历二年，刺史长孙全绪奏分歙县置此。”[4](P688)

县因“绩”得名。《说文解字》解“绩”为：“绩,缉也。从糸,责历切。”[5](P277)本指搓麻成线。《元和郡县志》释县名曰：“县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4](P688)。《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中亦记载了县名的另一渊源：

临溪石在县北三里，临溪岸方圆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宜浣纱。数里内，妇人悉来浣纱，去家既远，遂于石上绩而守之，每春花如布，桃柳交映，多艳妆丽服群绩于此，虽不浣纱者，亦有从而会绩焉，又曰其县名绩溪[6](P2065)。

量移一事在史料中一笔带过，但对于监盐酒税已五年有余的苏辙来说，这一道任命却是意义非凡的朝廷恩赦。因为相较筠州，歙州更接近汴京。更为重要的是，苏辙登科后，任职多为地方推官、属官以及州郡长官之幕僚，在地方上并无主导实权，政绩乏善可陈。而其兄苏轼及第后，先后出守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政绩斐然，深为百姓爱戴。相较之下，苏辙的仕途经历却要逊色得多。

因此，量移绩溪对于苏辙有利无弊，他理应感到喜悦。但苏辙接受任命后所作《将移绩溪令》一诗，却表现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在苏辙看来，所迁之地是贫险“严邑”,这似乎不足以宽慰他内心的政治失意。绩溪本位于皖南群山之间，地势险峻。《嘉庆绩溪县志序》称其“势居宣歙之脊，为入徽之衢，山高泉美，土田足耕”[7](P334)。《淳熙新安志》亦云其“由徽岭以南，壤瘠赋重而民贫；其北，壤沃赋平，人有余，则柔循。”[8](P7604)尽管如此，苏辙仍以“他年贫富随天与，何日身心听我闲”宽慰自己，又在诗末极力夸赞绩溪物产丰饶，亦为一方佳处。全诗包含谢恩、自宽等要素，但在首联的“稍”字、颔联尾联的故作旷达中，仍可见苏辙的惋惜与怅然。昔年登科意气风发的才俊、直言上书得罪宰执的诤臣，虽蒙宽恕，却仍无力左右仕途不能还京。此后，苏辙又感慨“深羨安居乐，谁令志四方”[2](P249)，直接表明自己对于仕宦的失望以及对于归隐安居的翘盼。要之，苏辙在赴绩溪任前，确有欢喜之情，但这种情感在与多年的贬谪生涯以及遥不可知的未来命运碰撞之下，很快就被消释冲淡。

经宣入歙到达绩溪后，苏辙当即适应了新身份，有志于保一方水土，令辖境内物阜民安。办公之余，他也会与当地文人游访名胜。只是他心中半生无成的怅惘与乐于山水的心态长相抵牾，内心矛盾始终存在。这在他《初到绩溪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偶成四小诗呈诸同官》中有所体现：

梓桐庙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

无限青山不容隐，却看黃卷自怜贫。

雨余岭上云披絮，是浅溪头水蹙鳞。

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2](P259)。

据《淳熙新安志》卷六：“梓山庙，在东南一里。”[8](P7664)是苏辙出行首到之处。苏辙半生仕宦至此方为一县长官，故云“五十治丘民”。半百之年岁才“初学催科”，又有一层对比，更体现出苏辙仕途之寥落。颔联的“不容隐”“自怜贫”又有归去无依、生活窘迫之意。尾句更用陶渊明“五柳”典故，亦可见苏辙心底远离仕宦归隐山林的愿望。

汪王庙

石门南出众山颠，沃壤清溪自一川。

老令旧谙田事乐，春耕正及雨晴天。

可怜鞭挞终无补，早向丛祠乞有年。

归告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穗欲蚕眠[2](P259)。

“汪王”，即汪华，《輿地纪胜》有小传：“汪华，绩溪人。大业之乱，保据边境，幷有宣、杭、睦、饶、婺五州，带甲十万，建号吴王，凡十余年。唐武德四年，纳款于唐，就拜持节总歙、宣、杭、睦、饶、婺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土人祠之，号为汪王神。”[9](P934)在这首诗中，苏辙很自然地描摹景物，并以一地父母官的口吻表达对县邑风调雨顺、田事丰收的祝愿。

石照二首

其一

行尽清溪到碧峰，阴崖翠碧尽杉松。

故留石照邀行客，上彻青山最后重。

其二

雨开石照正新磨，鸟度猿攀野老过。

忽见尘容应笑我，年來底事白须多？[2](P259)

石照又名“石镜”，是绩溪名胜，至今犹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云：“吾乡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鉴物，与浯溪石正相类，人因呼为石照。”[10](P235)《舆地纪胜》卷二十云：“石照山在绩溪县东五里，有石高二丈，光可以鉴。”[9](P920)面对光可照人的巨石，苏辙以二绝分别描写找寻石照之过程以及自己见到石中尘容后的错愕与自嘲。侯体健先生曾说：“宋人览镜诗常常以镜为媒，审视病衰老丑的容貌，将肉体的衰病直接作为审美对象。”[11]“忽见尘容应笑我”正是苏辙对石照中自我人像的审视，仕途寥落与半生倥偬都化为石照中的憔悴人像，“年来底事白须多”的反问也正是苏辙的自我怀疑，亦是对十余年贬谪遭遇的自伤。

上述诗中体现的是首次出任县令的苏辙对于辖区收成的祝愿、百姓的关怀及山水的热爱；是素有雄心壮志渴望被重用的政治家苏辙，对于自己半生不得志、长期处于贬谪生涯的自我怀疑甚至否定；也是作为文人的苏辙在面对山水、怀想前贤时流露出的渴望归隐的消极心态。

这种复杂心态还体现在苏辙与绩溪官员的唱和诗作中。元丰八年三月苏辙巡县，作《次韵汪法曹山间小酌》：

高情不奈簿书围，行揖青山肯见随。

绿野逢花将尽日，清樽迨我正闲時。

檐间双燕欲生子，叶底新梅初满枝。

笑杀华阳穷县令，床头酒尽只颦眉[12](P1125)。

南宋绩溪诗人汪晫《康范诗集·附录外集》云：“宗臣字汉公，熙宁间任将作监主簿。”[12](P1125)汪法曹或为汪晫祖汪宗臣。苏辙此诗依旧是以乐写哀，前六句反复铺垫阳春风景，双燕生子、新梅满枝，已渲染了盎然生机。然而，正在气氛欢洽时，苏辙却以“穷县令”自嘲，调侃自己的身份与生活的窘迫；又以“只颦眉”表明内心长怀忧虑，诗情立即衰飒。

据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三十六：“时张慎修为徽州守，江汝明为交代，江汝弼为法曹，郭愿(惇夫)为尉，汪琛为监簿。”[13](P1570)苏辙在绩溪与同僚郭愿交往密切，有《郭尉愿惇夫以琳上人书诗为示次韵》一首。诗中“勉强冠裳”有不得已而勉强为官之意，颈联“官供五斗未应无”也充满为求微薄俸禄以维持生计而不能归隐的无奈。实际上，结合苏辙这几首诗中的部分牢骚语，我们不难发现他所产生的自伤避世心态，一是久遭贬谪、所受劳苦折磨过甚导致，二则是他内心深处不满足于出守偏远小邑，却又无力左右自己的政治命运而引起的。

然而，郁郁隐忧的苏辙，才在绩溪度过不到三个月的安稳生活却又突然病倒。

三、多病之秋与峰回路转

苏辙所患为寒热病，病情恶劣且常反复，持续五十余日。《年表》载：“五月，辙卧疾，至秋良愈”[3](P28)，苏辙在《全禅师塔铭》一文中称：“五月辛亥得疾寒热，癸丑益甚。”[2](P420)在苏辙患病期间，郭县尉登门探望，苏辙作《病中郭尉见访》一诗答谢，颈联“劳公强说修行渐，顾我方为病垢缠”[2](P263)可见病情缠身所带来的痛苦。其后不久，苏辙病愈，赋《病后》诗，以“兵戈过室”为喻，又以“柱木”形容，突显出大病初愈后的筋骨疏松、百般无力。因病来病愈较快，苏辙心态并无明显变化，诗中纪实也多于感慨。但当病情再次反复时，苏辙的情绪却越发压抑。他在《复病三首·其一》中写道：“山深足氛瘴，俗俭少肴蔬。药乱曾何补？心安当自除。”[2](P264)以寥寥数语形容环境恶劣，点出平日朝齑暮盐、布衣蔬食的穷困生活，却又转而安慰自己只要放宽心态很快便可痊愈。在饱受疾病折磨的苏辙眼中，绩溪类同于岭南蛮荒之地，这与他初到绩时所描绘的秀景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在尾联有“朝廷闵流落，已是脱迁居”句，但对于苏辙而言，这只是安慰之语，他并不能安于现状。在《复病三首·其三》中，苏辙又以“不才归亦乐，无食去犹难”表明自己只是为了微薄俸禄以维持生计而迫于为官，进一步表现出厌倦仕宦渴望归隐的心态[2](P264)。

“疾病”本就是诗歌创作的一大题材，对于疾病的书写以及病中个体情绪的抒发在唐宋之际颇为常见。苏辙谪绩之初，心情颇为矛盾，但表现得相对含蓄。而在染疾之后，苏辙的情绪加剧恶化。他的牢骚、不满悉数爆发出来。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苏辙患病后所作诗歌频繁使用佛教典故，如“却问药王求妙剂，惭非摩诘已虛圆”“旧师摩诘老，把卷静中看”等。苏辙本就信佛，且佛理造诣颇高，连苏轼都称“兄自觉谈佛不如弟”[3]。在贬谪逆境中，苏辙常借佛法以求内心宽适，卧病时也想从佛经里寻求治病之方。而佛教向来“特别关注紧贴色身而带来的各种病苦，即在累世轮回业报中由贪嗔痴三毒引发在身体和心灵上的疾病”[14](P3)，也处处于佛典之中告诫世人应“以苦为师”。正因现实难以面对，苏辙只有借佛理自慰。他认为疾病的痛源也是来自于心，倘若心性清净，便无所谓外在疾病的疼痛，病来无须在意，治病也不必药方，故有“此间本静何须洗，是病皆空岂有方”之叹。

总之，这一场重病令苏辙越发厌倦羁宦生活，在佛理的感召下也进一步加剧了他的避世心理。相较于此前诗作，苏辙的病中诗更为真实且直接地反映了他在绩时的真实心情。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因甫即位的哲宗赵煦尚年幼，太皇太后高氏把持朝政。高氏政治态度保守，不满新法。故在其临朝听政之初，便“召司马光、吕公著，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1](P8625)，已有恢复“祖宗法度”之意。元丰八年五月，司马光、吕公著等奉诏入京，并“上疏乞开言路”[15](P8508)。同月，宰相王珪病故，朝廷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旧党的灵魂人物一跃为相，也标志着新旧两党新一轮政治角逐的展开。而得到了太皇太后支持的旧党，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优势。

同年六月初四，吕公著上劄子云：“乞陛下广开言路，选置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15](P8551)并列举了忠直可用的官员名单，其中便有苏辙之名：“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15](P8552)次日司马光亦上疏云：“朝请大夫范纯礼，知登州苏轼，知歙州绩溪县苏辙，承议郎朱光廷，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伏望陛下纪其姓名，各随器能，临时任使。”[15](P8553)

在高氏的许可下，一批旧党官员升迁还朝。元丰八年八月初六，“承议郎苏辙为校书郎。”[15](P8579)《宋朝事实》卷九记载，宋秘书省下设“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勘正讹谬”[16](P147)。校书郎一职并不显要，但对于久宦他乡的苏辙来说，能够回京任职已是莫大的恩赏，何况此时旧党渐已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一向对政治较为敏感的苏辙，自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政局的变化。故而在得知校书郎任命后，苏辙一改病后颓态，作《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在第一首诗中，苏辙对比了自己昔日的狂放与今日之萧索，虽未直接抒情，却传递出无限悲怆沧桑之感。既有欣悦，也有感伤，正是此时苏辙心情的真实写照。二三两首绝句则专为辞别绩溪而作：

其二

百家小邑万重山，惭愧斯民爱长官。

粳稻如云梨枣熟，暂留聊复为加餐。

其三

病後浊醪都少味，老来欢意苦无多。

临行寂寞空相对，不作新诗奈客何？[2](P266)

病愈又逢朝廷施恩，苏辙心中唯有喜悦。且此时又逢秋日，正是丰收时节，故而苏辙笔下的绩溪已不像病中所写那般荒芜，而是呈现出稻米如云、百姓合乐的丰年气象。对于即将辞别自己首次牧守的小城绩溪，苏辙心中也颇为不舍，“惭愧斯民”“临行寂寞”二句便是为离别而发。在离绩前，苏辙与同僚好友再次出游，登山题咏，临亭赋诗。

由于贬谪生活已进入尾声，万般心事皆已落定，苏辙此次出游心情大好，兴致颇高。《豁然亭》一诗有“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句[2](P266)，便是苏辙因亭名而设意，抒写自己此时的豁然心胸。句中所写之景也颇为清新秀丽，时雨潇潇、淡烟缭绕，有如仙境。《翠眉亭》有“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这般快意悠然的风景吟咏[2](P266)，苏辙内心之欢喜于诗中鲜明可见。

通过对苏辙谪绩生活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其心态始终随政治得失的变化而沉浮。初来绩时，因朝廷恩赦且首次出任地方官，苏辙尚怀热情。但长久贬谪又使他心中不可避免的存有牢骚，并在诗作中含蓄体现。生理病情加剧了苏辙的心病，使他的消极情绪更为极端。对于外在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窘迫遭遇，他表现出强烈不满，时时自伤自怜。也于此时，苏辙试图通过佛经缓解内心的积郁，以排遣自适，获取一时心安。而获知校书郎任命的苏辙，好似从泥泞中挣扎走出，他对于未来仕途又有了新的期望，心态才真正积极起来。

四、人生转折与地方意义

元丰八年对于苏辙来说意义重大。在这一年里，苏辙首次出任地方长官，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感叹“某结发学问，今始为邑”[2](P445)。同时，这一年也是他十余年贬谪生活的终结。自他离绩赴京后，短短五六年间青云直上，最终于元祐六年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又于元祐七年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虽未宣麻，却已有宰相之实。

然而，元丰八年作为苏辙人生的重要节点，却并未给他带来太多人生观念上的蜕变。通过前文对苏辙谪绩前后的心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贬谪中的自怨自艾，还是还京时的欣悦快意，苏辙始终不能看淡外在得失。与之相比，苏轼被贬黄州后便完成了心境升华，从此能以更为旷达的心态坦然面对宦海浮沉。而苏辙虽然崇佛，却不如乃兄那般能够真正做到超然于外、忘我自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云：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也。”[17](P16)

宋哲宗绍圣年间，新党得势，发起了对旧党的政治打压。作为元祐年间旧党领袖的苏辙，多次反对吕大防、刘挚所提出的“调停”主张，又在绍圣元年极力反对新法，自然成了新党首要攻击对象，一贬再贬。在贬谪途中，同样面对路边汤饼，苏轼已然抛开口腹之欲，饮酒、饮食果腹，正是其旷达胸襟的体现。而苏辙却郁郁寡欢，停杯投箸，叹而不食。不论是难以面对贬谪之苦，还是难以咽下粗恶汤饼，都在侧面反映出苏辙内心并不如他所说那样“深羡安居”。因此，也遭到苏轼的揶揄玩笑。

苏辙谪绩对地方而言亦有重要意义。正如《淳熙新安志》所说：“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8](P7604)苏辙出任绩溪令不过半年光阴，却颇受绩溪人民爱戴，乃至得到百姓世世的仰慕与追颂，这得益于苏辙在绩溪任职时亲身所为政绩。

据《淳熙新安志》记载，当时朝廷令江东诸郡县向广西输送战马或民马，而地方官吏多趁此谋取私利，频频扰民。苏辙与县尉根据马簿记录及马贩提供的文书，明确掌握了城中马匹情况。在此基础上，苏辙并不因上方命令而对百姓强买强卖，而是明确保证只有取马使臣到达后才会将马匹售出，否则不会征用百姓马匹，极力维护百姓利益。正因苏辙在地方为政处处以民为先，从而赢得县中百姓发自肺腑的尊敬。

此外，在他初至绩溪时所作《绩溪谒城隍文》中，有“神亦时节风雨，驱除疠疾，以祐相我治”之祷告[2](P445)。当夏秋之际城中出现疫病时，他又往祭汪王庙，作《祭灵惠汪公文》，其中“寒热为虐，下逮儿女。更相播染，卧者过半，乞兹痊损。自夏及秋，中间祷禳”之句[2](P445)，虽有祭文之程式在，但字里行间的确表现出苏辙作为一方父母，对治下百姓的深切关怀。南宋韩元吉在《苏文定公祠碑》中有赞：“公之为令，仅以半载，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则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18]

苏辙守绩半载，于县中名胜多有题咏，留下不少佳作名篇，前文已有论及。即便是邻县名胜，也会请他赋诗作文。如元丰年间歙县所修岁寒堂，便由苏辙作诗、蒋之奇作赋。此后数百年间，徽州居民及来守官员仍会追慕苏辙，如南宋绩溪诗人汪晫多次步苏辙诗韵作诗。为纪念苏辙，县民为之兴建祠庙。地方上也多建楼台，以怀念曾在此为官的苏辙。如绩溪“景苏楼”，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便是为追思苏辙而建：“景苏楼：在县旧秋风堂。宋绍兴间邑宰曹训慕前令苏辙之贤，摹其遗像及所为诗镌于石，建此楼。”[19]

及至明嘉靖年间，时任绩溪县令的赵春建颍滨书院，院名便取自苏辙晚年所号“颍滨遗老”，以示怀思并以此教化百姓。当地百姓也将苏辙等来绩有善政的官员编入歌谣传唱，如“前有苏黄门，后有叶令君”等[20](P34)，以示不忘之义。

可见，绩溪的半年谪宦之于苏辙一生而言，虽只是一瞬之光景，却见证了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苏辙的到来也为绩溪、歙县等皖南小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文化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