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郡，侯爱萍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文化是体，精神是魂，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精神密不可分。中华民族在中华文化长期的发展进程中，积淀形成了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其主要表现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等。这些精神存在于代际相传的行为习惯和价值体系中，为历代中华儿女身体力行。面对文化漂泊、意义虚无等精神生活的时代性问题，我们必须不断追寻生命精神的价值意蕴，注重强化使命责任感，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强大精神基石。

一、寻根与探源：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成因溯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是担当意识和实践的统一体，它不是基因遗传决定的，而是根植于特有的民族土壤中孕育而生的。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格局、文化根基，才能剖析理顺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生成机理。

(一)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形成的客观现实条件，其传承弘扬也正是小农经济所带来的一种群体趋向。任何精神样态都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在思想层面的集中体现，同样，包括担当精神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精神观念，也皆深植于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攫取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态，随着历史的演进，攫取经济逐渐转化为以人工生产为主的农耕经济，以家庭和村落为单位的抚育社群也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形态。传统社会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为完成农业生产的整体流程，人们开始在村落范围内合作生产，由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的生产流程由家庭及村落内的其他成员共同完成。在这种生产形式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劳动定位，人们按照自己的职责分工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在此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也深切领悟到“利无倖至，力不虚掷”的朴素真理，恪尽职守、勤劳勇敢、勇于担当的中华传统美德逐渐形成。概而论之，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互助行为最先催生了责任担当意识，这种意识经过发展逐渐固化为家族伦理，而后推己及人，逐渐拓展延伸至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作为。

(二)政治格局：“大一统”的社会形态

从整体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明是社会本位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勇于担当精神风貌形成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恢复王政秩序，儒家思想家提出“大一统”的政治构想，后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全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制得以确立。汉承秦制，实现了“大一统”政治格局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嵌合，至此，中国社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自秦汉之后，“大一统”便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政治目标。“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2](P26)在统一联合的政治背景下，统治阶级为了实现集权，维护统治，就要对内实行王道，励精图治，对外笼络人才，择听良谏，由此，科举制应运而生。这一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将士阶层从仅遵守家庭伦理的状态中超拔出来，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智慧哲思。从科举制中脱颖而出的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辅佐君王定国安邦，树立风俗教化，振兴社会风气，关怀世道人文。在士阶层辅世长民的过程，其“政如农功，日夜思之”[3](P233)的政治担当也逐渐形成，实现了由“亲亲”到“尊尊”的礼秩升华。因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不仅是中华文明接续传承的纽带，也是忠臣义士为政报国、担当作为精神生成的社会场域。

(三)文化底蕴：“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

“家国同构”“二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链接家庭担当与爱国担当的伦理场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担当精神形成发展的文化沃土。在传统农耕社会，家是集生活与生产为一体的基本单位，它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人口再生产等基础社会功能。国不是家的机械组合，而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和家族关系的扩大化，是融合了家的价值元素，又将代表“私”的“家”和代表“公”的“国”整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形式。在这种共同体中，帝王以一种一国之父母的政治站位凌驾于臣民之上，个人、家庭与国家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鲜明体现出家国同构伦理秩序的逻辑思路。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中，自然而然地熔铸升华为忧国奉公、赤心报国的爱国担当。黄仁宇曾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即面包的上下两层分别代表国与家，中间代表以儒家思想为信仰的绅士阶层。因此，儒家所倡导的克己修身、勇于担当并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家国整合，社会稳定，正是无数个人同心勠力的结果。在“家国一体”文化观念的涵濡中，无数圣贤、英烈勇于担当，为黎民社稷之安危和家国天下之存亡，劳心焦思，上下求索。总之，“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由己及家，由家及国”思维范式强化的伦理秩序前提，也是志士仁人的忠诚担当精神形成发展的文化根基。

二、范畴与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表现样态

“中华民族历来不乏敢于担当的精神脊梁。”[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内涵丰富、外延宽广，既涵盖了对国家、社会、家庭的担当，也蕴含着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对自身价值的担当。

(一)以身许国、碧血丹心的爱国担当

古之成大事者，必始于立报国之志。在为国奉献中矢志奋斗，方可建不朽之伟业，得芳名永流传。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历代民族精英报国之志、爱国之情滋生的丰腴沃土。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爱国担当始终是接续传承的历史主旋律。“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舍身请命、以道事君”的为民利民立场以及“推己及人、协和万邦”的国际主义情怀的交汇融合，铸就了博大精深的爱国担当观。无数广为流传的经典名篇中蕴含着对家国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诸如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5](P646)；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6](P129)。这种分劳赴功、利济苍生的责任担当精神历经朝代沉浮而不灭，被后人不断坚守并践行，最终凝聚成一种跨越时空与地域的精神追求和强劲动力，交织成贯穿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精神纽带，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感召着无数的志士仁人。

(二)正己爱民、为政报国的政治担当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7](P317)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不仅是修身齐家的要求，更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早在人人汲汲谋利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先哲圣贤就为仁义道德奔走呼号，积极倡导从政之人严于义利之辨，坚守经济伦理。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勇于担当，勤于职守，忠于国家，利于人民既是从政者的道义所在，也是为官者应有的职业操守[8]。传统社会中，勇于担当的贤士一直为人所称颂，而庸碌无为之人则为人所不齿。《荀子·臣道》云：“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9](P78)不顾念国家兴衰，不矜恤君王荣辱，尸位素餐、苟且偷安的从政之人被称之为“国贼”，将为人唾弃终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P10)“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11](P18)，坚守道义、正己爱民、勇担重任之人会被百姓广为称颂，青史留名。中国古代社会中，也不乏襟怀天下、勇于担当的为官之人，诸如开仓放赈的第五访、敢于直谏的魏征等，他们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生动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担当，也为后世从政为官之人树立了鲜明行为标杆。

(三)恪守孝悌、重视人伦的家庭担当

一个有担当的人，必定首先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清代古文家刘蓉《习惯说》中曾载，“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对家庭、对至亲都无责任之人，何谈对家国之担当、对社会之责任。家庭担当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中担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其中包括“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美好爱情观[12](P27)，“君当作磐石，妾当如蒲草”的忠贞婚姻观[13](P15)，“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的恪守孝道观，“养不教，父之过”的子女教育观，也包括“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的手足兄弟观[14](P2)。此外，传统文化中还有大批关于家庭教育的经典著述，诸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诸葛亮的《诫子书》等，这些古代家庭教育理论也都积极推崇弘扬对家庭的责任担当，昭示着只有做好自己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女的责任，才可谈培植揽国家民族命运于一胸的高尚情怀。

(四)自强不息、勇担大任的个人担当

作为交织多重社会关系的人，大至国家、社会，小至亲人、朋友，我们都该去履行一些应尽的责任。在一定情况下，这些外在的责任我们可以与人分担，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又有一项根本的责任，即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担当，这一责任我们丝毫不可假手于人。个人担当首先要求我们修身律己，“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15](P697)，修身是第一位的，个人担当是其他担当责任的根源，修身克己，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于礼，而后才可国治家齐。中国古代先哲圣贤的著作中也不乏修身养性的阐释，“吾日三省吾身”[10](P1)“从善如登，从恶如崩”[16](P63)等都告诫我们人之为人，在于为人，要时刻严以律己，笃行不怠，只有对自己负责，才可谈得上家国担当。其次，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的抱负。担当是关键，怀志是基础，只有心怀远大志向，才能激发内生动力。《盱眙行》中的“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写出了宋代刘过的凌云壮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7](P217)道出了曹操人到暮年壮志未酬时的雄心壮志。总之，一个社会的繁荣和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担当，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亦需要担当。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先贤哲人的嘉言懿行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内在禀赋，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践行，传统担当精神已经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了我们接续传承的优秀民族基因。

三、承继与拓新：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当代价值

担当是历史赋予的任务，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不仅是支撑中华儿女在山河破碎时浴血奋战的精神利器，更是助推各族人民在时代发展时奋楫笃行的价值遵循。前人奠定基业，后人开拓进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现实价值，传承历史责任，扛起时代担当，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往开来，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其弘扬与传承可以增强人们勇担大任、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产力，有效规范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弊端与行为，从而助推、驱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进与实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基因作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脉与灵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动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梦魂萦绕的夙愿。唯有曾经辉煌昌盛的民族，才有资格提出复兴的目标。谈起中华文明曾经的繁荣，自然要从《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谈起，传统社会中为实现“大同”理想贤人圣士，勇于担当、赤心报国，成为历朝历代的精神脊梁。他们修己济世、兼善天下，使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之巅。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大同梦”破灭，但志士仁人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执着探寻使这一梦想没有归于终结。直至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运而生，这一梦想一经提出，就显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新旗帜，而这一梦想的实现同样需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的驱动与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国际地位提升等在内的全面复兴。毋庸讳言，在民族复兴的诸多内容中，经济腾飞是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而社会关系又是由精神文化来架构的。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理论认为，精神、思想等精神活动的内在产品可以通过刺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作为精神活动所产生的内在产品的一种，虽然其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财富，但它可以通过激发人的良知良能、塑造人的意识灵魂，从而实现人的利他价值，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作为一种伦理型文化，在人生观问题上与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它能使中华儿女从觉醒的自我意识出发，将责任担当内化为一种思想品质，外化为一种行为自觉，在改造世界中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这一精神为各行各业人们勇担大任、积极进取注入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使人们将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联系起来，自觉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任。

(二)助力破解虚拟化生存困境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拓展与延伸，不是现实社会的对立面，也不是法外之地。人的身份属性在虚拟社会中同样存在，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以激浊扬清，在虚拟化生存空间中也同样适用。

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生存空间，网络空间成为公众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精神家园。信息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及抖音、快手等各种短视频平台，人类逐渐从物理化生存空间拓展到虚拟化生存空间，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两大并存状态。数字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生存状态向高度自由迈进，实现了本质力量的整体跃升，但与此同时，也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诸多消极影响。虚拟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时空感容易给人以更多解放和自由的感觉，无法做到“慎独”的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虚拟空间中做一些现实生活中不敢为的偏轨行为，他们通过编造虚假信息、传播消极言论等方式释放在现实道德法规下压制已久的“本我”，而偏好的算法又会加大负面信息的扩散速度与规模，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被破坏腐蚀，传统的伦理结构和伦理秩序遭到极大挑战，人类出现虚拟化生存困境。

面对人类出现虚拟化生存困境的现实状况，亟须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教化引导作用，以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之内涵，遏制失范网络伦理之歪风，在网络空间打响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思想战”，使主旋律和正能量占领网络空间高低，畏缩、低俗的负能量失去生存土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有助于引导人们自觉担当、脚踏实地，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强化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意识，消解广大网民沉迷于网络的浮躁与空想，培育向上向善、文明和谐的网络文化，从而滋养网络空间，祛除文明之“污”、消融文明之“垢”，重塑网络伦理，修复网络生态，破解虚拟化生存困境。

(三)助力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担，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以及实现伟大梦想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将中国推到了新的历史方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步入了闯关夺隘、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从国内来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期，社会矛盾发生变化，人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涵盖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群众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日益复杂多元。从国际范围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形势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新时代任务之新之难之险前所未有，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更加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主动担当、自觉作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担，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对于党员干部于新时代中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意义重大。传统文化中化育的担当精神是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克难攻坚的动力支撑，它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身份定位，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自觉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涉险滩，肩负起对人民和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四)助力开拓全球治理新境界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根植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但其适用范围及价值绝不限于我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发生在15—16世纪之交的新航路开辟，使人们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与海洋的全球性联系。此后，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联系愈加紧密。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深入速度和互联互通地球村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过程中各国出现的隔阂与摩擦也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加强全球治理的必要性。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追求经济利益，高速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导致了种种异化现象的形成，技术、媒体、广告等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成为资本的奴隶。一方面，资本的扩张与技术的滥用使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推卸责任，将环境问题矛头指向中国。另一方面，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持有“世界霸主”心态，这种霸权心理使其妄图主宰他国命运，传播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进而引起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与摩擦，破坏全球治理秩序。此时，与西方思维模式、内涵意蕴迥然不同的中华传统文化，便成为助力开拓全球治理新境界的妙药良方。担当精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精神，能够塑造人的意识灵魂，它有助于引导教化人们认清自己肩上责任与义务，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同时以全新思维方式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人类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培育和弘扬担当精神要坚持以文化人，深挖中华传统社会中的丰厚文化资源，使担当主体在文化体悟中激活自身担当基因。与此同时，培育和弘扬担当精神还必须立足当代，以时代问题为靶，做到与时俱进、有的放矢，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