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文祺，方盛良

(1.安徽大学 文典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花间集》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所谓“倚声填词”之祖，堪称后代词人创作和词学批评的圭臬。衍至当代，著名词家叶嘉莹对《花间集》多有研究，其中，弱德之美就是她在研究词体美感特质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本文意在探寻这一词学概念得以建构的内外机制和在《花间集》内典型作家作品中的呈现及其差异。

一、叶嘉莹弱德之美发微

叶嘉莹认为，小词之佳者往往具含有一种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幽约深远之意致，乃是许多词学家的一种共同的体会。只不过他们都未能对小词所以形成此种特殊品质的基本原因，做出任何理论性的说明[1](P66)。而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无法与小词特殊的、难以言说的美感特质贴合[2]。

自1991年至2007年间，叶嘉莹在演讲、论文、专著中围绕词体共有的美感特质展开讨论，陆续表达自己的思考，将“弱德之美”概念基本理论化、体系化①。首先， 叶嘉莹点明古代士大夫对词之文体的困惑，探讨早期“歌辞之词”蕴含的词之美感特质与后期词体逐渐“诗化”“赋化”演变的衡量问题，初步揭示早期令词与女性关联而产生的幽微深渺之美。后来， 叶嘉莹藉朱彝尊爱情词初步提炼并定义弱德之美：“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3]又在应邀为石声汉遗集作序时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细化与落实，认为石声汉提出的“忧”“畏”之感与词的弱德之美暗合相通。此外， 叶嘉莹还在解读《伯夷列传》过程中将其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关联，开示《伯夷列传》文章蕴含的弱德之美，认为此文体现了贤人君子在压抑屈辱中坚守理想的美好品质，把弱德之美的范畴从词体领域延伸到历史散文领域②。 叶嘉莹亦反思词的美感特质与世变相互作用、相反相成的关系，得出词人遭逢世变时坚持、担荷的品质有助于弱德之美品质形成的结论。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数场演讲中， 叶嘉莹对“弱德之美”理论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从性别文化和文学体式两种特征入手，论述词的弱德之美。值得注意的是， 叶嘉莹还着重强调弱德之美的谦卑、忍让、承担的品德，将“弱德”渊源追溯至儒家传统，认为其与儒家“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持守相合，对此，学界亦有关注③。

因此，叶嘉莹提出的“弱德之美”作为其词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主要有三个维度：强大的外势压力及面对此种外部环境所呈现出的相对弱势状态，即“弱德”之“弱”④；身处屈抑困境仍保持谦卑、忍让的坚韧、担荷之品质，即“弱德”之“德”；词体所特有的深微幽隐且兼具言外意蕴的美感特质，即“弱德”之“美”。“弱”与“德”为作者个人之遭际与品性，“美”则为文本潜能之生发及读者兴发之感动互动的结果。 叶嘉莹在“弱德之美”理论论述中，曾多次援引、举证花间词及词人⑤。事实上，《花间集》在词体中不仅开创作之权舆，益彰显弱德之美感。那么，这三个维度在花间词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二、弱德之“弱”：晚唐世变与双重环境关涉

就温庭筠而言，晚唐乱世的大环境下，其个人遭际亦是坎坷艰辛。“与太原温庭筠俱无特操，持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5](P5078)温氏坎壈终身的原因有很多。“先是令狐相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党，与崔、卢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改姓令狐。时以此少之。”[6](P48)面对意图垄断朝政仕林的令狐氏、崔氏、卢氏等人，温氏“平曾以凭才傲物，多犯忌讳，竟没于曹县”[7](P46)，又与“公卿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5](P5079)。而温氏在诗作《书怀百韵》中又感慨：“奕世参周禄，承家学鲁儒。功庸留剑写，铭戒在盤盂。”[8](P62)尽管先祖仕宦经历显赫，家学推崇儒道传承，且谨记铭戒，时时自勉，最终还是难抵“积毁能销骨，微瑕惧掩瑜”的诽谤。“积毁”典出《史记》：“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9](P2019)温氏用积毁以抒自伤之怀，由此可知，晚唐波谲云诡的朝政党争、世族显贵把持科举的局面、温氏自身放旷恃才的性情、周遭甚嚣尘上的诽谤流言等强大的外势压力，都使其常怀待价而沽却难得偿所愿的郁愤之情。

韦庄历仕唐蜀的际遇正折射出晚唐五代交叠的双重环境关涉黄巢叛君的暴行、民生的悲惨、亲人离散的痛苦、羁旅异乡的寥落，都是韦氏需担荷的外势压力。韦庄在《贼中与萧、韦二秀才同卧重病，二君寻愈余独加焉，恍惚之中因有题》中发出“弟妹不知处，兵戈殊未休……纵有秦医在，怀乡亦泪流”的悲吟[10](P73-74)，实在是渊源有自。战乱中又辗转流落洛阳、江南、建康、鄜州多处，形迹遍布赣、湘、鄂、蜀等地。这些都是晚唐五代大环境中的世变带来的外势压力。再就韦氏入仕的蜀地小环境来看，蜀地集结了大量花间派词人，其中有前期如韦氏流寓至蜀地的遗民词人，也有后来经过“本土化”的蜀地词人[11]。蜀地吸引这些晚唐文人的原因正如唐圭璋在《词学论丛》中所言：“五代十国之际，乱象如沸。惟蜀偏安一隅，暂得享乐。又以北接秦中，故一时文士，咸来避地。”[12](P868)蜀地小范围的安逸富庶与大环境的流离纷乱并无扦格，这样“听歌看舞的安定的小环境之中，原来却正有一个大环境之世变的流离战乱的哀伤为其底色”的双重交叠之环境[13]，是花间词幽微深远之美感特质形成的主要原因。

总结来看，“温韦”平生遭际、所处时代不同，温庭筠是晚唐衰颓之势已显而崩塌之时未到的失意文人，而韦庄是虽偏安一隅却仍将离乱之苦痛铭刻于心的羁旅孤客。二者皆承受着强大的外势压力而将屈抑、怨悱之情凝结在作品中。

三、弱德之“德”：艳骨之说与温词寄托争论

“弱德之美”理论中的“德”所需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强大的外势压力，具体表现为逆境重压下的持守之姿与坚韧之德。然而早期小词囿于词体生成语境，仅为消遣娱宾之作，一方面能助“绣幌佳人”歌“清绝之辞”，长其“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的“妖娆之态”，另一方面能使“绮筵公子”“西园英哲”享受“用资羽盖之欢”[14](P1)。按此看来，花间词难以体现持守之“德”。

然而，清代常州词派却认为花间词不仅有德，且其德有屈骚遗风。张惠言倡导“寄托”之说，至周济则提出“非寄托不入”。张惠言认为飞卿《菩萨蛮》有“《离骚》初服之意”，端己《菩萨蛮》是“留蜀后寄意之作”⑧。主张温词有寄寓之意的还有陈廷焯所提“沉郁”之说，认为“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15](P11)。吴梅亦在论著中袭陈氏之说：“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其词全祖风骚，不仅在瑰丽见长。”[16](P359)此类说法招致诸多批评。王国维感叹：“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17](P222)疑张惠言之说流于牵强。李冰若评骘：“统观全词意，谀之则为盛年独处，顾影自怜；抑之则侈陈服饰，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18](P12)叶嘉莹亦否定寄托之说，原因主要有二：温庭筠其人薄于人格涵养，失之放荡骇行，其品行难达屈子境界；张氏等人深文罗织，把词纳入诗歌理论的批评范围过度解读，才会招致反驳⑨。

花间词虽不乏招致非议批评的浮艳之作，如和凝《杨柳枝》“醉来咬损新花子，拽住仙郎尽放娇”[14](P91)、阎选《虞美人》“臂留檀印齿痕香”[14](P136)。但花间以温、韦词为主的多数为人称道者，既非词心浅薄流于淫艳的娱乐之歌，也非穿凿比附承袭屈骚的寄寓之作，而是具有艳词特质又不失情感内蕴的清绮之词，具有“艳骨”特质。况周颐单独拈出“艳骨”二字评价唐五代词：“唐五代词并不易学……艳而有骨，只是艳骨。”[19](P17)又在评懿德皇后词作时言：“香艳入骨，自是《花间》之遗。”[19](P62)对花间词“艳骨”品质颇为激赏。何谓艳骨？论“骨”，《蕙风词话》释之以“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19](P6)。论“艳”，梅向东认为，艳彰显了词的艳情骨柔的艺术形态[20]，即词体绮艳靡丽的本色风格。我们认为，骨孕育、包裹于艳，在艳中生成，是接近生命真实的情感内蕴。艳骨具含两种特征，其一，这种品格是包含生命真实、未被浸染的情感表达，无意识的显露亦能切中词体之真；其二，“艳骨”形态体现于与外力对抗博弈中拒绝异化的品格，具含硬朗特质。前者以温词更为典型，其词作多数因雕饰繁重而被诟病，也有少数让人耳目一新的“有以清疏胜者”[21](P129)之作，总体而言其情感并非畅达直抒，而是无意识的显露。私以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的阐述最妙：“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夫词如唐之《金荃集》……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19](P151)温词虽无寄托，但其通于性情的无意流露，亦可以凭此卓绝千古。后者以具含清疏隽朗之气的韦词为代表，况氏赞其风度：“韦端己之风度……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万一？”[19](P17)韦氏词之丰隽得益于其词中初现端倪的个人抒怀意识，这种抒情方式与诗及后世诗化之词暗合。叶嘉莹指出：“韦庄所写的歌词，完全是主观的，直抒胸臆……它不再是写给一般歌女唱的歌词了，他可以拿这个形式写自己的感情了，这已经是词的诗化的一个进展了。”[22](P76)更进一步来看，我们发现，除了花间词作，叶嘉莹所举的具体词作据其“德”之特质可分为两大类：潜意识无意流露之作和显意识有意遣怀之作。前者未跳脱早期娱情遣兴的词体语境，然难掩其“清疏”底色，如以温词代表的优秀花间词作；后者蕴含感情具体而深挚，彰显个人抱负情怀，或是苏、辛类抒发君子幽怨愤悱的诗化词，或是朱彝尊类排遣个人哀婉隐讳的爱情词。而韦庄词处于两类作品的衔接、过渡之作，诚如莫砺锋所言，韦庄在李煜“恢复词的抒情诗属性”的转变中承担过渡角色[23]。

四、弱德之“美”：文本潜能与读者接受联动

王国维评价温、韦二人的词作特点甚为恰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17](P338)温词以文词雕饰在文本蕴含潜能方面略胜一筹，而韦氏以情感恳挚在引发读者共鸣方面更显优势。温词文本蕴含潜能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3 科研成果研学基因多样性 学生小组代表展示我国著名杂交水稻制种专家、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有“东方制种魔术师”美誉的刘文炳培育的特色杂交水稻资料。并让学生分组根据杂交水稻与“普通水稻”的图片讨论： ①刘文炳改良的杂交水稻品种穗大粒多、抗倒力强等特性主要由体内什么物质决定的？②刘文炳能改良水稻品种成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分析资料，得出结论： 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第一，跳跃堆叠的意象。温词中出现的意象隐伏而繁复，从帘内到江上、玉楼到阡陌、狭境到疏旷……多能促使读者生发自然之联想。针对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温词有无寄托问题，叶嘉莹曾引用西方的“符号学”进行解读，认为温词所取诸意象能自然引发托喻之联想与索绪尔提出的联想轴(associative axis)作用、洛曼特提出的感官的印象(sense perception)相合，洛曼特之说认识到读者在解读文本多种信息的作用，在文本——读者的互动交流模式中，文本所能传递之容量被扩大。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言，温词大量具有联想潜能和能引起读者感官乐趣的意象达到了“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眼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24](P3)。

第二，艺术风格上，温词在语言、题材和意境上都有秾艳幽隐的特点。花间词总体风格承袭了南陈宫体、古题乐府等闺怨题材，就温庭筠个人而言，其在艺术风格上很大程度受到了李贺的影响[25](P307)，其词常常蕴含辘轳回转的无限情思与幽渺狭细的隐微意绪。相比明确提倡“采实去华”文学思想[26](P579)、师法白居易的韦庄⑩，温庭筠的总体艺术风格更加婉转含蓄。

第三，温韦词都有以女性口吻来创作的词篇，形成了花间词的双性心态。论及双性心态，首先应厘清小词具含的“双性心态”与诗歌“男子作闺音”范式之区别。叶嘉莹曾对不同文学体式的作品叙写之女性形象之身份性质，以及所用之叙写之口吻方式做过区分[1](P72)。“双性心态”潜意识的无心流露与“男子作闺音”显意识的有心托喻不同，前者与法国学者克里斯特娃提出的“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相合，读者的解读能给予文本更广阔的、不断运作的空间；而后者与其提出的“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iton)”相符，有确切所喻。同为拟作，温词较为客观，描摹的女子多以容貌、衣饰为主，观察细致入微，并无过多明显感情的表达；韦庄则能设身处地，惟妙惟肖洞悉女子所思所想，感情温柔真挚。另外，韦词作还有以男性视角描写女性的词作，只是与流于淫艳的词作不同，韦词带着对女子的珍惜与温存，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与朱彝尊爱情词作所蕴含的情感有类同之处。叶嘉莹认为，正是对女子的尊重和怜惜才会使得词人甘愿为此付出压抑隐忍之持守，这种品质又与女性化的特质相类，所以亦具含“双性心态”[27]。相较而言，韦词近诗的抒情倾向则使词之内涵清晰，读者之感动源自对韦氏其人际遇、情感的同情，生发联想性较弱。而温词之美感“任是无情也动人”，其动人魅力在于读者的多重解读，无怪乎叶嘉莹将温词之美看作是康德提出的“纯粹的美”，这种美不牵涉言外之意，然“以其不受任何意义所拘限，故联想亦最自由、最丰富”[28](P21)。

弱德之美的呈现需要在文本——读者的双向互动中实现。韦词文本更易引发读者直接的感动，而温词文本含混、蕴藉的特征拓展了读者的联想解读空间。两类词风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并无艺术高下之分，只是就词体美感特质而言，温词更能体现词句中蕴含的幽微深隐、要眇宜修之美，更贴合弱德之美的特征。

五、结语

花间词弱德之美的阐发，一方面基于温、韦创作共性蕴含的个性，其中二者个性的差异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叶嘉莹浸润旧学，深爱古典文化且对词体予以极大的尊重。此外，叶嘉莹在西方学习、研究多年，对西方的文艺理论批评亦可谓了然于胸，尤其精熟接受美学、符号学与信息学等理论，形成了融合中西的研究视野。弱德之美的建构正在于：她既能“入乎其中”对具体词作予以鞭辟入里的剖析，又能“出乎其外”对词学现象予以精确的理论概括。

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花间集》中两位经典作家词作差异性及相关问题的探析，不仅足以探明叶嘉莹建构“弱德之美”的根基和路径所在，而且还足以检验这一重要词学概念的合理性。

注释：

① 叶嘉莹关于弱德之美的讨论分别见《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缪钺、叶嘉莹，《词学古今谈》，岳麓书社，1993年)、《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1、2、3期)、《论词的弱德之美——石声汉<荔尾词存>序》(石声汉，《荔尾词存》，中华书局，1999年)、《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的关系》(连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2期)、《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见叶嘉莹于2007年发表于台湾大学的演讲)。

② 学界亦有研究者跳脱弱德之美囿于词学评价的局限，尝试将此批评理论运用至其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领域，以此评价人物形象所蕴含的弱德之美，如程文、王芳，《三个叛逆的女性——从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看中国传统女性的弱德之美》，《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③ 曾庆雨《再论“弱德之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其文探讨了儒家心性之学对弱德之美生成的影响。其他文章亦有追溯弱德之美植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认为“弱德之美”之“弱德”在哲学层面与儒道两家表现出相近的精神特质，如赵庆庆《弱德之美——叶嘉莹词学新论和词作评析》，《弱德之美——谈词的美感特质》，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④ 有研究者把“弱德之美”解释成“弱者之情”(见周燕明《词体“弱德之美”审美范式研究》，《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此种解释与叶嘉莹初衷相悖，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强调：“弱德之美不是弱者之美，弱者并不值得赞美。”叶氏在《陈曾寿词中的遗民心态》也强调：“‘弱德’不同于‘弱者’，‘弱者’是完全失败的，而‘弱德’则是你有所持守，而且具有谦卑的、忍让的、承担的这样一种品德。”

⑤ 关于叶嘉莹对花间词蕴含弱德之美的举证，有《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不仅《花间集》中男性作者经由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是一种‘弱德之美’。”《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见《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岂止是《花间》男女爱恋的小词、英雄豪杰的词，真正好的词，都是表现弱德之美的。”

⑥ 相关总结见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7年)前言部分及赵丹妮(《论花间词人的地理分布及成因》，《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⑦ 关于温庭筠卒年尚有争议，《唐才子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记载：“庭筠仕终国子助教，竟流落而死。”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商务印书馆，2017年)凭温氏《赠蜀将》自注证明次年温氏尚健在，此诗亦为温氏诗最后可考年代者。本文采夏氏之说，特此注明。

⑧ 张惠言(张惠言、姜亮夫，《词选笺注》，北新书局，1933年)评温氏《菩萨蛮》：“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又评韦氏《菩萨蛮》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归见。”

⑨ 叶嘉莹在1958年、1974年、1978年、1987年、2007年均撰文对温词有无寄托问题进行讨论，后尝试引入西方符号学等理论解读温词，在读者角度承认张氏衍义之合理性。(见《从符号与信息之关系谈诗歌的衍义之诠释的依据》，收于《词学新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但在作者角度叶氏始终对温氏其人品行持否定态度，有研究者对此进行反驳，见万文武《对温庭筠词的理解与误解——读叶嘉莹教授的〈论温庭筠词〉》，发表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文中通过反驳叶嘉莹对温庭筠人品的解读，得出温词与传统托喻相合的结论，其结论仍待商榷，但其思路提供了一定借鉴。

⑩ 关于韦庄师法白居易的问题，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商务印书馆，2017年)认为：“韦庄幼时，常在下邽县侨居……下邽为白居易故乡，居易此时尚健在，端己为诗学居易，固由身世近似，幼时环境感染，或亦其一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