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永姣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清代后期的赋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主张顺势变通、博采精技的论辩，对社会时势的新变，表现出适度的接受与认同，形成“变通尽利”，惠民强国的惠政主张。这种“变通尽利”的思想，在赋中往往表现出共有的图景式的表达模式：感念皇恩和今逢盛世的基调，盛赞实践变通后的大利，描绘王道无私、因时立政，古法兼备、仁风远扬的兴旺图景，并针对异议，溯本追源，论析问题，消除迷惑和质疑，以虚拟描绘、现实陈述等手法，不断强化“变”的可行性和“利”的最大化叙写。而在这种叙写的背后，则是晚清时代，部分中国文士面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冲击，逐渐改变以往视科技为“奇淫巧技”的愚昧认知，怀抱祖宗古典文明，不断反思、学习的过程。他们寻求变通但又不忘古法，极力美化变通之奇效，宣扬圣风仁爱、寰宇镜清的安乐，渗透其间的则是浸透身心而又满怀辛酸的盛世情怀。从写作上说，则是辞赋讽谏、颂美传统在清末特殊局势下和经世思想的结合，进而渗透、发展的结果。

一、顺势尽利：“变通”的现实诉求

《周易·系辞下》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P352)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事物变化发展、永不停息，当发展到极端而滞碍不通时，就当因势变革，以求得新的发展。清王朝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强盛，至嘉庆、道光年间，在重重的内忧外患下，日趋没落，雄风不再。而与之相对的，是欧美国家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和工业文明的迅速拓展。中国的一些开明之士及皇帝面对当时社会新局势和强劲的科技实力，产生思想触动，进而产生相关的应对主张，乃至于学夷求变，这在辞赋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一)变通的现实原因

积久成弊，顺势而变，是晚清辞赋中变通思想的现实原因。试以《海运赋》为例。明清时期，漕运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食者民之天，水惟海之大。”赵九杠的《海运赋》开篇即宣告出粮食关乎民生及其与海运的密切关联。官府征自田赋的粮食，通过水道运往京师或其他地方，以此满足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等各项需求。赋文所叙漕运之创始：“原夫转运之设也，秦有泛舟之役，吴有刋沟之城。厥后汉唐创制，漕运始名。东南之粟，则自淮以汴；西北之饷，亦历河而抵京。爰逮皇宋，载讫有明。靡不沿袭成宪，恪守定衡。”[2](P13415)漕运历史悠久，在各个朝代大体都是因循成法，以河运为主。但正如赋文所说，到清朝后期，因为“淮黄并涨”，运道受阻，导致饷馈难以传送，为了治理河道，“筑堰修堤”“烧石凿栈”，工程巨大，不仅耗时费资，而且病民扰民，河运弊端突显，困难重重，因此赋文在叙写诸多不利后，顺势提出“然而政有利于暂者，法在变而通之”。强调变通古法，采用海运已是势之必然。其实，黄河含沙量大，夏秋多雨，容易泛滥成灾，冬春水源匮乏，远在道光帝以前就已因河运受阻而多次议及海运，但朝廷大臣大多因为保守和惧怕、畏难而予以阻挠。如两江总督勒保等官员在奏议中提出“十二不可行”，认为：“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3](P3593)极言海运的种种风险，而嘉庆帝也惑于成见，诏令“海运既多窒碍，唯有谨守前人成法”[3](P3593),严厉禁止变法，妄提废河行海。直至道光五年(1825年),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英和在《筹漕运变通全局疏》中用海运之“四善”化解人们长期以来所认定的海运之“四难”,提出在当时运道阻滞,全漕不能运抵京师的严峻形势下，“必须破除成例,酌量变通,于事方可有济”，“大变之大益,小变之小益”[4](P15)。清朝廷乃命江、浙试办海运，首开海运漕粮。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批海运漕粮抵达天津。从此，漕粮海运得以实施，并逐渐代替河运取得主要地位。这也正是晚清大量《海运赋》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如力钧《船司空赋》中所提出的“法必因时，事不泥三古”，因时顺变，是晚清辞赋中变通意识的外在动力。

(二)变通的主要目标

变通尽利，富国利民，这是晚清辞赋力求“变通”的主要目标，也是克服或减少“变通”阻力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动力。如赵九杠的《海运赋》认为：“兹也路通渤澥，可征商舶而搬移。盖河水怀襄，总偶入尧心之警；而海邦贡赋，仍不改禹甸之时。”采用海运可以打通渤海，实现河、海并用，解决了漕运时淤时梗的难题，保证了时效。清朝承用明代制度, 漕粮军运,而启用海运后还可“征商舶而搬移”，通过征用商船来搬运粮食，以商代官，不经层层中饱, 就能有效减少官吏的贪贿，整肃吏治,这在漕政衙门冗员充斥的清朝，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举措。更重要的是，漕粮商运的启用，这对经济特别是沿海商业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吴庆集的《海运赋》：“云屯万屋，铜桡铁轴之船；雨萃千艘，珠岛银口之道。”形象道出了海运开通后，港口船只汇集的盛况，客观展现出其商业效用。在西方技术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受到阻力最大的当属铁路。黄逢元的《铁路赋》开篇即云：“铁路之政，泰西最先。”客观公正地指出了西方国家在铁路建设上的领先地位。而自明朝后期以来，通过西方传教士、出国华人，以及书籍、教育等媒介，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包括铁路就已悄然传入中国，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曾提到火轮车和铁路，并对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太平天国领导洪仁玕在其《资政新篇》中也提出了兴修铁路的主张，认为铁路便利轻捷，中国可以学习仿造，这在当时的清朝可谓是较先进的思想。能有此认识已是不易，真正实行更是困难重重，正如赋中所言：“中朝沮于众议，屡举旋止。”中国铁路修建在当时阻力层层，几番启动，屡遭中断。1876年英国商行修建了一条上海至吴淞的铁路，无数群众围观，目为怪物，清政府惊惶失措，出巨资将铁路买回并拆毁。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1888年，李鸿章都曾奏请修建铁路，但因为国人的保守自大和修路的诸多不利而受阻，如两广总督毛鸿宾提出修开铁路：“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苦累无穷。而此路一开，遂专为外国火车独行之路，中国车马既难与之并驾齐驱，更不堪其横冲直撞，势将断绝往采，商民交困。……于中国地方大局种种关碍，实属断难准行。”[5](P20)认为修建铁路不仅要开山毁田，耗资损民，而且还会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导致侵略者深入内地造成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与垄断。因为顽固派将修筑铁路视为洪水猛兽，群起而攻之，保守派也极陈其弊，修筑铁路最终搁浅。黄逢元在赋作中所云“爰有缙绅之徒，乡曲之子。拘用夷变夏之言，昧居中驭外之旨。……谈虎而色变，集蜂而议起”。可谓是对当时现实的生动写照。拘束于“夷夏”“中外”之争，抵制先进技术，正是当时各派人士愚昧无知的表现。甲午战争，一向被中国视作“倭寇”的日本国不仅全歼北洋水师，而且索得巨款，割走国土，中国社会朝野上下为之震动。中国有识之士也更加认识到富国强兵的迫切，张之洞在《呈请修备储才折》中提出“练陆军，练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等九项措施，针对修铁路，他还提出各项具体操作之法。赋中所云：“光绪戊戌，天子降旨，毅然行之。创建庐汉，开通湘粤，壮哉王谟。”道出了庐汉铁路之创建实属不易之壮举，它是突破传统腐朽观念束缚和深化改进铁路认识的结果。

(三)变通的主要表现

清代辞赋中的变通意识不仅表现在方法和技术上的求新，还体现在官署职能上的改进。如力钧有《船司空赋》。此赋由“司空”之起源，到“船司空”之名及其词义的转变，再由各家文献论其职能，粗看似乎是溯源考证“船司空”这一名称之含义。但仔细读来，作者在论析“船司空”之职权时，却着意彰显了历史上那些巧妙利用水势地形而出奇制胜的人与事。并且作者就此感叹：“然而前之人能出奇而制胜，后之人每感事而抚时。”鲜明地表现出抚时感事的意图。至于“岂其法以久而卒废，政虽善而不宜。若夫为国为民，可守可战”，明确表明可以借鉴前人作法，这显然是当时“西学为用”思想的体现。至于赋中“钢甲铁甲，精益求精；水雷鱼雷，变而又变。招商设所以夺市舶之权，防海严所以作水师之援”，则已密切联系当时国情，是晚清开明之士努力推进、积极变通的各项举措的真实叙写。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海军的强大威力，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加强海防和抵抗侵略的重要和迫切。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清政府官员曾多次雇用外国轮船协助作战。在目睹了外国船炮的威力后，1863年5月，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感叹西洋炸炮天下无敌，表示出学习西方筹办海防的思想。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用以制造兵船、炮舰。为了提升战舰质量的上对抗，清朝廷还大肆从国外购买战船，如号称“东洋第一坚”的镇远号铁甲舰。但是因采购资金巨大和西方国家的刻意干涉，再加上国内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救国主张，清政府逐渐开始尝试自造铁甲舰。如学习法国设计打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全钢铁甲舰，平远号铁甲舰。在人事上，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创办水陆师学堂；1890年，曾国荃在南京创办南洋水师学堂。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清政府先后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制作大炮、枪械、弹药、水雷、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还开办了广州鱼雷学堂、旅顺鱼雷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了中国的“自强”“自富”，仿造西方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形势上，在不断地追求和逐步地实现力钧《船司空赋》中所说的“精益求精”“变之又变”。为了避免国家漕运被洋人掌控，清政府创办轮船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的办法，经营客运和漕运等运输业务。力钧在赋文中，不仅陈述了当时船政军事上的一系列举措，而且在赋之末尾，还热切地展望拥有如此实力的中国，必然会令美国、荷兰以及东西南北诸岛夷国，“胆慄目眩”。在热切地展望中国的超强实力后，作者还进一步趁势鼓动：“所望船局生徒，海军员弁，体当事培植之心，备圣朝驰驱之选。则他日南洋北洋之间，必有本船司空之名以名其县。”这是对当事者良苦用心的体察，也清晰地展示出对当前“船司空”的职能完善及与之相关人等应积极作为的热烈祈请和殷切期盼。

二、中体西用：“变通”的规则限度

在晚清辞赋中，顺应时势，力求“变通”的意愿十分明确而强烈，但我们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变”也是有规则限度的。赵九杠《海运赋》虽然极力渲染海运的优势，但赋文又说：“然而政有利于暂者，法在变而通之。”“利于暂者”，说明海运只是在河运受阻时的权宜之计，而并非就此代替河运。“相农政之机宜，权地利之要害”，“神仓崒嵂，御廪巍峨”“粒我蒸民，食德饮和”，实行海运，在当时仍然是为了辅佐农政这一根本，实现安定百姓，德化天下，稳固皇权的目的，其商用、军用价值都只是相伴而来的附带结果而已。由此可见，其变通的力度和目的显然不同于西方追求工业和商业化的变革。俞樾的《海运赋》：“盖运于河者，所以示积久无弊之法；而运于海者，所以极变通尽利之神。”即便是在河运严重受阻的情况下，作者依然认定这一积习已久的传统方法，故在想象海运通行，国盛民生时，作者不忘补充论证“然后知海运之可行，夫谁谓权宜之非正”。即便是海运利益呈现于眼前，但在作者心里也只是暂时的权宜之法。因此，在晚清要求“变通”的赋作中，其“变”大体是为了传统的固有之法在新的局势下能够顺利通行，以继续服务于王权政治，因此，其“变”是被迫的，而且也是有限度的。而这也取决于当时的局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变”之时代局势

鸦片战争的惨败、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以及与义和团的斗争，这种内外交困的悲惨境地，使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威力，一些比较开明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等，更是感受到了潜在的长远威胁，他们继承并积极努力地实践着魏源等“师夷长技”的思想。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逐渐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两个不同派别。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帜，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提倡兴“西学”“洋务”，兴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以及创办民营企业等。顽固派则因循守旧，对世界发展形势愚昧无知，政治上，极力主张“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争斗，这一真实而残酷的现实存在，所以我们在辞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变通”的种种阻碍、以及因为阻碍而导致“变通”中断的叙写，如俞越的《海运赋》：“乃因运道之艰而谋诸海，将转南方之粟而达之燕。或且警其辽阔，谓未卜乎安全。”黄逢元的《铁路赋》：“爰有缙绅之徒，乡曲之子。拘用夷变夏之言，昧居中驭外之旨。……谈虎而色变，集蜂而议起。”等都表现出对阻扰者的有力嘲讽与驳斥。在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能比较快速地排除阻力、推进改革的是皇帝；为了保持现有的制度，作出适度变革，这也是清皇朝在当时交困之际可以接受的举措。倪文蔚的《海运赋》：“而乃圣虑周详，群谋博采”；黄逢元的《铁路赋》：“中朝沮于众议，屡举旋止。光绪戊戌，天子降旨，毅然行之”，都积极称赞朝廷在推行变通中的积极态度；赵九江的《海运赋》：“钦惟皇上御极之六年，诏易漕运为海运”，更是彰显出排除异议，最终赢得圣上支持与施行的艰难。因此，适度“变通”，这在当时也是减少阻力的有效方法。

(二)缘于传统文化的阻力

晚清辞赋中“变通”的限度，不仅缘于阻力，还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张柏春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笔谈》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着外来的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这对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来说尤为中肯。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秦汉以来直至十五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于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都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对此，外国的科学家也早有精彩的评论。如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就指出，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发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马克思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顶峰，其《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认为中国三大发明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强大、深远的影响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诸如汉、唐、元、明乃至清朝前期，都曾是疆域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的大国，在世界上声威远播。因此形成了历代王朝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而这样的民族自大心理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影响到晚清辞赋中作者“变通”的态度和方式。在晚清辞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面对高端科技，中国士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和敬佩。如黄孝纾的《航空赋》极写飞机穿越长空的迅疾和高远：“瞬而一息兮，杳不知其几千万丈”；又连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摹其飞翔形状、气势和空中雷鸣般的声音：“目其状也，若大鹏南图，幠其海运，揭其风培。”“耳其声也，若列缺礔碄，云端孛辘。”感叹飞机掠过长空，如闪电般迅疾，激起迸飞的火焰，飞向云端，“其掠天而过也，若景靡电闪，激飞熛穿云皋兮。”最后作者不禁抒发感叹：“造大观以叹止兮，亦越古昔而未有闻也。”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新技术的惊异和渴慕。但纵观晚清辞赋，对于发展新技术，作者的态度却又常常表现出迟缓、内敛乃至于孤傲、保守的特点。如张鸿佶的《火轮船赋》：“伊泰西之良工，仿易象之遗旨。法由粗而入精，道因正而悟诡。”易象，是中国古代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仿”字，清晰地表达出作者在描摹火轮船精致的技艺前，就有一个既定的认知：“泰西良工”即西方国家的火轮船技术模仿了中国古代易学中前人精深的旨意，只不过在技艺上更为精进，在效用上也就更为诡异。这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力钧的《炮赋》中就更为明显。作者在极力展现了炮的威力之后，借客卿之口向词林先生表达了发展铸炮技艺的心思：“吾子旁及武经，遍观军志。曷不溯将军之制所由来，霹雳之用所以利。俾谈兵者集众说为之折衷，考旧章得其遗意。而古人创造之功，或因是而可识。”主张从武经、军志中收集众说、考辨旧章，学习古人创设之技艺。而词林先生在追溯了“炮”的制作史，认可并盛赞了火器局神机营张及火炮的神妙用途后，更是热情昭示：“武备之书具在，留心时事者宜数典而不忘。当夫搜建铁，采滇铜。炉镕雪，橐扇风。命欧冶，召祝融。合模待铸，炽炭交烘。”在强调“留心时事”的同时，也自豪地宣告中国“武备之书具在”这一有利条件和“宜数典而不忘”的警示，展示出利用中国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大力发展制造中国炮的愿望和可能。并且认为“制俞上世，器胜外洋”，很显然对技艺的更新不仅有时代的超越，更有超越外国的民族自信。

(三)技术与传统的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各家思想学派都强调“以农为本”，中国历代王朝也大都奉行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注重实用，技术革新多围绕农业而展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但儒家强调以德为重，道家则提倡“无为”，法家重“法”“术”，这些都不利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为了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高压政策，控制言论，禁锢思想。对外，则顽固地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抵制一切外来事物，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这些无疑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响晚清人士学习和发展先进技术的态度和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便是一些在当时有开阔胸襟和眼界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富国强兵，但在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依然认为中学为“原本”，西学乃为辅佐。沈寿康的《匡时策》则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思想倾向：中国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在新的局势下既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又不可摒弃民族传统，保持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结合外国先进技术，实现强国富国的目的。由此，不难理解晚清辞赋中，“变”的性质与限度。

三、强国颂盛：“变通”的梦幻叙写

“赋者，铺也。”赋体的本质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因此，为了宣扬思想情感、表达崇高的志愿意向而采用铺叙、夸张、渲染的手法，辞藻华丽、浓墨重彩，这也是赋体之常态。因此，晚清那些主张顺应时势，变通尽利，以求实现富国安民的赋作对“利”的渲染和藻饰那也就不足为奇了。俞樾《海运赋》：“方今圣人在上，寰宇镜清，窃幸海运之有成，而度支之无匮也。”作者热情歌颂当今圣主在上，国家清明太平，财政充盈有余。但据我们所知，俞樾(1821—1907年)，他所在的道光、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阶级矛盾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清政府一步步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俞樾的《海运赋》是为献赋，因此，其赋显然有着极为浓重的美化痕迹，表现出脱离社会现实的描绘。

(一)文士的强国梦

脱离社会现实的描绘，这是缘于赋的文体特征以及出于献赋的特定创作需要而自然呈现的“美颂”倾向，也是古代文士圣君强国理想的梦幻书写。如俞樾的《海运赋》，虽然认识到海运是当时“天庾之储积不可以一日虚，水道之变迁不可以一时概。必有海运以济其穷，乃所以重京师而实畿内”。认为实施海运意义重大，在当时是必然之举，但对海运之“茫乎莫测”所带来的凶险，却表现出“孰知帝泽之涵濡者广，而海若之呵护也虔”。一系列空洞、渺茫的愿想和祈请，梦幻般地将安全托付于皇帝之神祉和海神的呵护这些虚幻性的东西上，说明作者对海运中存在的凶险是确知的，只是无法找到实质的、直接有效的排解方法。虽然作者也强调海运途中要有备才能无患，呼吁“参稽必密”“会哨必精”，要安排督查、巡视，一一陈述防患险情的各项措施，表现出勤勉务实的精神。但这一切都是为赋文末尾描绘大国安康的盛世景观作铺垫。在赋之末尾，俞樾想象天子命大臣，董漕政，水平风顺，军国充盈，苍生知命，吏治肃清的盛大局面，明显就带有强烈的梦幻色彩，表现出其内心强国安民的热切愿望。这也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现实下，士人爱国忧民、抵侮抗强心理的曲折呈现。正是这种“强国安民”思想的驱使，在晚清赋作者中，我们总能看到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变通”后的“利”。如张鸿佶《火轮船赋》在叙写“变”的必要和可行之后，认为有了火轮船可以“履重洋”，“开万里”“大川利济”，方便交通；而且还有利于商船的商贸往来和各地商品的丰富：“估船争趋”“会夸赛宝，众伎纷呈；货欲居奇，殊方互致”。更重要的是，“其或战事将临，兵戎互接”之时，火轮船还可以减免将士跋涉之苦。作者对火轮船商业与军事价值的强调很显然对遭受西方列强打压、自然经济日趋解体的晚清社会而言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胡薇元的《海军赋》颂赞天子创设海军，可“巩固西北”“瞻视东南”，“济济帝域兮，环卫神州海宇平兮”，必然会使国家变得强大，国缰得到护卫，境内得以清平。黄孝纾的《航空赋》中则有“于是宙合清夷，止戈戒武”。也同样表现出增强国力，止息战争的强烈愿望。因此，歌颂圣君仁德，描摹实施通变后昌盛繁荣，不仅是赋文体的“美颂”功能，而且也是晚清时势下，中国文士强国梦想的曲折呈现，是主张“变通”期望“尽利”思想的深层叙说。

(二)传统的圣王德化思想

颂盛强国的叙写也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为主体的国家观念的生动体现。中国自秦以来至清王朝都是封建君主制国家，其最高统治者皇帝，又称天子，也即天的儿子。而“天”在中国古人眼中，是高居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如《诗经·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荒野。”[6](P214)上天是神灵，而天子，则是人间帝王，《尚书·秦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唯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7](P323)认为上天降生了百姓，又派君师来护佑他们。也就是说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管理百姓的，而一个“宠”字，则十分形象地彰显了君王当爱护子民、仁泽天下的要义。故君王行政，强调德行居于首位。《尚书·召诰》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7](P472)认为君王唯有以德行仪则天下，民众才会效法，遵守法度。圣王则应该超越华夏，德被四裔，用自己的文化文明去吸引、教化，使得华夷靡从、息戈止武，实现天下清平。因此，顺时就势，适度“变通”，国泰民安，歌颂天子之德如阳光雨露，广被四野，这也就成了晚清辞赋中最动人心弦的美丽图景。如赵九江的《海运赋》：“岂知圣天子德化覃敷，声教四讫。庆泽国之安恬，靖海氛之沕欎。风清舶趠，皱波影以潆洄；露积莲红，遍秔香而披拂。”“谨献颂曰：我皇御宇，神存化过。兴国式廓，襟带山河。泽被寰海，长鲸息波。转输不竭，遵道无颇。……粒我蒸民，食德饮和。含哺鼓腹，后舞前歌。”极写海运通行，粮食转输畅通无阻，海疆平定，百姓安康，欢欣鼓舞的欢乐场景。黄逢元的《铁路赋》写铁路开通之利：“化险为夷，驾轻就熟。……中通蒙古，外绕皇州。路二万里，车如水流。故能避太平重洋波涛之险，拓雄图而跨北欧。我皇上于以轶五帝之长驱，踵三皇之遐武。奋然有为，壮哉此举。庞伴堪舆，新作仁宇。奋武揆文，如有庭户。是役也，将以囊括四海，席卷八荒，而震烁今古。”畅想铁路通行，化险为夷，快捷便利，因而雄图拓展，囊括四海，席卷八荒。这是对实施“变通”后利益的想象和饰美，也是对支持“变通”的圣王德化天下的不尽赞美。对圣王之德的极力宣扬与颂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晚清士人在中国落后的局面下，激励国人，实施“变通”，实现富国强兵的美丽愿想。作者极力美化变通之奇效，宣扬圣风仁爱、寰宇清镜的安乐，渗透其间的则是中国文明浸透身心而又满怀辛酸的盛世情怀。

四、事直情婉：清代赋家的现实关怀

晚清辞赋中“变通尽利”的思想，不仅与社会局势，与经世思潮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相关，而且也是赋体讽谏传统发展和变通的结果。

(一)讽谏与经世思潮

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不仅从文体渊源上提出赋为“古诗之流”，而且还从汉赋的兴起，与礼制、法度的关系，“润色鸿业”的时代需求，强调赋有“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政治功用。当然，对赋之讽喻、颂美的强调，这也是汉代儒士尊经致用思想对赋学的渗透。不可否认，纵观中国古代辞赋的发展，历代赋家认定赋之唯美尚丽的艺术特征，同时也重视赋之思想内容，强调其写志抒情、美刺议论的作用。自清初开始，受尊经致用时代思潮的影响，更有学者反对六朝赋风，倡导经世致用的文学。“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后世流为辞章之学,始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污惑之学而已”[8](P502)，推崇古代诸子为文“治天下”“为民用”，强调为文不可空言无事实，对“修饰字句,流连光景”的辞章之学颇为反感。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中更是明确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9](P445)认为记述政事、体察民情、称道善行之文才能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强调文学的现实意义和政治功用。

(二)写实与讽谏

相比前代，清代辞赋不仅将赋之颂扬传统发扬光大，而且伴随清代尤其是清代末期的社会巨变，体现时代特色，写实纪事类赋作不断出现。如尤侗的《亦园赋》叙写清军入关，家国破灭的悲凉；其《反招魂》用“健儿烂醉扬鞭行，言语模糊容狰狞”等细节，描绘清军的丑陋暴行。汪中的《哀盐船文》纪社会时事，写“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描绘盐船失火的环境、烈焰浓烟下船民苦苦挣扎、纷乱逃窜及死后形骸枯焦的凄惨景象，论说其对灾害的惊栗恐慌和对受灾者哀矜痛苦的悲悯。对此，杭世骏极为欣赏，在其为之写作的序文中，对汪中写作此文的真情实感和写作态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哀盐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学六义，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类情，申其雅志。采遗制于大招，激哀音于变徵，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或疑中方学古之道，其言必期于有用，若此文将何用邪？答曰：“中目击异灾，迫于其所不忍，而饰之以文藻。当人心肃然震动之时，为之发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罚，且闵死者之无辜。而吁嗟噫歆，散其冤抑之气，使人无逢其灾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若夫污为故楮，识李华之精思；传之都下，写左思之赋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而无足数也。仁和杭世骏序[2](P11656)。

不仅高度肯定汪中是因为目击异灾，迫于内心的不忍之情而作文，而且认为这是他“早学六义，又好深湛之思”之必然。“指事类情，申其雅志”，认为此赋纪事是汪中情志的体现，其义理情长可归于风雅之旨。在清代，特别是在晚清内外交困的时势下，赋作家的经世思想和写实精神正是对赋体创作“讽谏”传统发展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清代赋论中得到印证。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明确提出：“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0](P86)论说赋的产生，已突破文体源流的局限，从创作动机上更为具体地把赋之体物叙事与时代、与社会生活、外在景物密切联系起来，提出“赋必有关自己痛痒处”“在外者物色，在内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赋欲不朽，全在意胜”[10](P98)。相比于前代赋论，不仅强调了赋之抒情言志的功用，而且突显出作者感时遇事，情与事合是赋文创作的源动力，这就强调了赋文创作中作家意理情感的现实针对性和真实性。刘熙载这一论调在清代并非特例，如林纾论赋，主张讽喻、颂扬之旨；沈祖燕的《赋学》提出“赋以气为主”，具有“解悲愁”“有讽喻”等情感内容；浦铣认为屈、宋之赋能千古流传就在于其思想的深厚和情感的真切：“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屈宋离骚,历千百年无有讥之者,直以事与情之兼至耳。”[11](P377)事直情婉也是浦铣品评赋作的重要标准，如其《复小斋赋话》评张九龄的《白羽扇赋》：“一片忧谗、畏讥、惧祸之心,忠君爱国、感恩之意,洋溢于行间”，对其关乎君国的崇高情怀，十分推崇；对欧阳修御试进士，针对“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的现状，以‘应天以实不以文’为赋题，并“拟试赋一道以进，指陈当世阙失，言甚切至”的做法也十分赞赏。综上所述，清代赋学重视情感内容，相比于传统的讽喻、颂扬，强调事直情婉，其有益时事的旨意也更为明显。

综上可知，晚清辞赋中“变通尽利”思想，是社会局势、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映，也是赋体讽谏传统在社会时势和经世思想影响下，受其渗透和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