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宇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中，时间叙事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空间作为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却常常被忽视。曾几何时，人们一度认为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东西，而空间却是“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中，空间也被纳入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物质本体论加以考察，在讲述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时，空间与时间被当作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掉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当中的“属人性”，即空间这一范畴首先应该放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下加以审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P62)本文所探讨的空间现代性关注的是诸多空间之间的冲突、矛盾等现代性问题。共同富裕在空间现代性之维上是推动实现空间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重要一环。在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当中，要将“社会—空间”之维敞开，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共同富裕的历史之必然、世界之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视域下的现代性批判

20世纪中后期，整个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一种“空间的转向”，空间被各路思想家看成为富有启发和理论生命力的概念，而且，这种转向经由列斐伏尔、苏贾、福柯、大卫·哈维等人的努力，空间确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福柯就认为，传统现代性叙事中，人们沉湎于历史，对事物以及社会发展的考察主要是沿着时间的逻辑线索展开，所围绕的主题都是悬念、危机与周期等与时间因素有关的概念。但是现如今我们却急速地踏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共时性的“空间时代”。“我们处于并置的时代，是近与远的时代，是肩并肩的时代，是事物消散的时代。”[2](P18)这意味着，空间正在成为我们思维与经验的关键词，在对世界的体验中，空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空间问题，但是他们在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却将资本主义这种体制运行的空间化过程揭露无疑。他们的重要贡献是将空间与社会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亲眼看见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所发生的空间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城市的发展速度，城市空间日益扩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城市逐渐取得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城乡二元对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空间异化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真正的社会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开始的，但在这种分工下又会使得乡村与城市形成两种不同的空间形式，既分离又对立。而住宅问题又是城乡二元对立下空间异化的典型。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也日益凸显了出来。就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短缺。”[3](P179-180)恩格斯分析到，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住房短缺情况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空间中没有住房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分配失衡。因而，恩格斯慨愤地说：“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3](P216)那么，要彻底地解决住宅问题所带来的空间异化，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彻底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住宅问题，只在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解决。”[3](P223)后来列斐伏尔也指出：“住宅问题只是某个中心问题的一方面。这个中心问题时城市与乡村的有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超越它们对立的问题。”[4](P75)

恩格斯对住宅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令人深省。工人阶级的住宅问题实质上便是空间异化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分配不均衡，即无法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来解决住宅问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空间异化。并且这种资本主义体制的剥削是空间性的，这种社会体制是需要空间化存在与运行才能维持。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恰恰是要以工人阶级住宅的短缺为前提。一言以蔽之，空间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与维持的前提同时也是其存在与苟延的结果。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5](P107)因此，为了走出空间异化，必须重塑空间结构，走向空间正义。要彻底颠覆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必须从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着手，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现代性意味着肆意地占据与拓展空间，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追求的空间现代性更多的则是强调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人人共享空间，在空间维度上走向共同富裕。

二、超越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剥削逻辑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P138)这句话内涵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空间思考，即人不会像其他生物一样只有被动的受动性，只能接受周围环境的同化，相反，人具有能动性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建构出一个“属人”世界。并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空间不是一个僵死的物理容器，而是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空间是人占有并实现其本质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空间被视作产生剩余价值进行资本增殖的容器。

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分析到，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必须尽可能减少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因而，资本家们总是想法设法的减少流通时间，缩短距离，拼命地进行“时空压缩”，试图解决不断扩大的空间与尽可能少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为了缩短时间必须进行空间剥削，主要的空间剥削方式便是集中生产与不断改善交通工具，而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都是在满足资本增殖的本性。首先，资本为了增殖必须使空间服从资本逻辑的支配。“它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通过娱乐和文化来实现，通过学校和大学来实现，通过古老的城邑的扩张和繁殖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4](P3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进行空间的生产与剥削成功地实现了残存。但这种社会体制下的空间生产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是将空间作为新的掠夺性实践，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资本主义展开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本，而获取资本是否公正，是否会给民众带来灾难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于是空间成了新的剥削形式。大卫·哈维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天每夜都囚禁在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恶劣的洞穴与地窖里面。”[6](P18)与此同时，“纽约的曼哈顿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富人们的封闭社区……在墨西哥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卡洛斯·斯利姆让市中心的街道重新铺上了鹅卵石……在纽黑文，作为世界最富裕大学之一的耶鲁，捆绑起它所有的资源，投入到自己的城市建设中。”[6](P24-25)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等现象都可以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生产逻辑中。其次，资本为了增殖而进行集中生产，集中生产导致资本集中，结果致使空间愈发对立，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得到大量的讨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7](P194)显然，城市因商业与工业上分工的优势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但却排除了乡村参加的任何可能性，城乡分离与对立加剧了二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城市作为大的聚落愈发体现出聚集性而乡村则相对封闭、分散，城市建立起了对乡村的空间区位优势。再次，资本为了增殖必须进行空间剥削，这种空间剥削尤以资本积累下的环境非正义为典型。大卫·哈维说：“资产阶级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8](P421)事实上，资产阶级为了既能够现实资本积累同时又能够进行优越的环境享受，因此将高度污染性企业迁移或者建设在他们认为的边缘地带，即第三世界国家。这其实已然充分表明，环境问题和资本主义剥削问题，跟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情景下，边缘地带、边缘个体、边缘国家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由此引发的空间矛盾此起彼伏。因而，要走出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空间生存困境就必须改变人的空间生存方式。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空间剥削逻辑之上所不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不是建立在剥削逻辑之上的，而是共享逻辑，共同富裕在空间现代性之维上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分配方式以及资源配置等生产方式全面地超越了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剥削逻辑。其一，就所有制而言，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所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出空间不平衡，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社会无力解决在空间形式上表现出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避免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其二，就分配方式而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其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就其空间生产而言也必然走向肆意的占有与剥削的道路。相反，中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切好“蛋糕”，不断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缩小价值财富在不同部门、地区以及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整个社会空间内部兼顾效率与公平。其三，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自由市场原则，在资本主义迈向新自由主义后这一原则更是被奉为圭臬，但自由市场原则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异化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中国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首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说市场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主要处理的是“富裕”问题，那么政府则更多的是在解决“共同”问题。二者相辅相成，在承认资本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时，积极提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驾驭资本的能力，利用资本服务于共同富裕，努力为人民开辟社会生产生活新空间。

三、区域协调的空间均衡逻辑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

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空间非正义因而进行“时空修复”，但这种“时空修复”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在新帝国主义扩散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资本家突破了时空限制，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了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产生了不平等的交换环境，“非对称交换”由此产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灾害，从而赢得发展。“非对称交换”条件下形成了“文明国家”“野蛮国家”“西方”“东方”“发达地区”“落后地区”“中心——边缘”这样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对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必然会导致空间的非正义性。空间矛盾、空间冲突、空间异化、空间资源分配不均衡会日益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的最后，大卫·哈维认为要走出资本过度积累所导致的空间非正义，希望在于中国。他说：“本质上而言相当于原始积累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能够吸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资本盈余。这种假设必须建立在这一过程不会在中国引发反革命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这一过程获得成功，大规模剩余资本转入中国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9](P167)

不同于资本控制下的空间生产逻辑，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在空间现代性之维上既是对空间资本化的超越同时也是在践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走出了西式现代性下两极分化的对抗模式，开辟了一条区域协调、空间均衡的新的现代性之路。首先从城市空间维度上看，中国的城市空间建设突破了西式的资本同质化空间模式，始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真正做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10](P211)。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的城市空间建设实现了从资本增殖的“抽象空间”到人民共享的“差异空间”的革命性转变，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空间”。中国的城市空间建设愈来愈重视空间的使用价值。其一，体现在非歧视地使用中心空间的权利。城市中心空间的使用价值能够被所有市民所共享，即使是临时栖居的个体也不会受到排挤或者被剥夺使用中心空间的权利。列斐伏尔曾在其书《空间与政治》中谈道：“城市权利涵盖了使用中心空间的权利，而不是被分散到贫民窟。”[4](P17)其二，拥有参与和改造空间的权利。改造空间是为了赋予空间更多的使用价值，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实现海德格尔意义上“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在《建筑居住思想》一文中认为，居住的本性就在于生存于安宁之中，被带向安宁，留居于安宁之中。值得称赞的是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品质不断提升的趋势。尽管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用地紧张，公共空间建设用地相当缺乏，但城市广场、市民公园、社区绿地以及道路街巷的数量却逐步增长。除了一部分为新建外，有一些公园逐步取消门票、拆除围墙改为市民公园或城市广场；商业住宅和街区建设被强制要求留出一定范围的公共绿地。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不断完善，不论是公园、广场、道路还是街区都具有多种功能，逐渐发展成公众进行社会交往、公共活动的场所，成为凝聚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其次，从区域协调发展之维上看，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当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发展和收入不平衡。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农村是“共同富裕”的短板；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之间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要“调低”“扩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十四五”期间我国从城镇化转向以核心城市群、都市圈带动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三大区域发展，推进成渝经济圈、海南自贸港建设。2008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7—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3.14缩小到2.56。2020年相比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了1.73倍、实际增长了1.12倍，均超额完成了翻一番的目标①。再次，从国际空间拓展的维度上看，共同富裕在空间现代性之维上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现代性困境，同时也为世界破解现代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其最大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与欧亚非大陆各国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所谓利益共同体核心思想就是要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一带一路”方案的实施有望重塑世界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在2016年占全球总人口的63%和占全球GDP的29%，除中国外，人均GDP约为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19%。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量的80%。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全球化水平，促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均衡发展，培育全球经济增长引擎。

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人本逻辑是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

现代社会生成的过程深层次地体现为资本逻辑的扩张过程，即“不断把客观生活世界纳入资本运转体系而被打造为各种具有现代性的事物。”[11]这其中集中表现为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同构。其一，资本通过介入生产方式进而改造自然空间创造出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换体系将其变为商品。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但同时自然生态环境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下不断遭到破坏，由此而带来人与自然界陷入紧张的对立状态之中。其二，资本不断榨取人的劳动力，通过创造剩余价值带来了巨量的财富积累，但同时贫富两极分化也在不断加剧，人与人的关系陷入异化状态之中。其三，资本通过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进行社会动员，虽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不断泛滥，导致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人陷入资本主导下“进步强制”的怪圈逻辑之中，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的空间化在量上的扩张必然导致质变，即导致空间的资本化，资本宰制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2](P940)。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3](P928)，强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则是资本逐利剥削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恩格斯指出：“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13](P428)与此相对，始终坚持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逻辑支撑点，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道路鲜明地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而且，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的是人自身发展上的平等机会，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基本平等仅是一个手段或实现路径。“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却根本颠倒了人的发展和物的增长的关系，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而是片面追求物的增值。”[14]因此，共同富裕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而不能仅仅从物质财富上来理解。促进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富裕在空间现代性之维上的空间生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人民群众的空间需要，是一切空间规划、建设、生产和分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其内涵的人本逻辑实质就是要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新、文明性，形成新的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逻辑，即人的发展—物质的发展—人的发展，以代替资本逻辑下的发展公式，即物质的发展—人的发展—物质的发展。把人的发展作为手段、要素转变为把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空间治理不断突出人民共享的价值性。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之后又进一步强调“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16]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更加关注农村居民如何变成城镇居民，更能保障城镇化进程中每个人的利益，更能彰显以人为本，能够让农民“进得来”城市，也能够在城市“立得稳”“过得好”。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对于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城镇一体化发展，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具有重要作用。

五、结语

以时间主导的现代性叙事逻辑中，习惯性地将人类的发展道路偏狭地理解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式一元化模式。但由于全球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状况，在不同文明类型国家对现代性追寻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形成迥然不同的空间经验。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是从时间维度去理解现代性问题，而且更应该在空间维度上去审视现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7]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程，是艰辛探索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中国发展繁荣进步创造了重要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也为世界现代化模式多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所探讨的空间是历史性的、时间性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同时也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其建立在自身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资本主义空间及其空间生产形式，同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空间及其生产形式。“18世纪有其空间生产形式，20世纪也有其空间生产形式。空间的命运，就在历史中反复地振荡。正是因为空间生产的根本差异，我们才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生产形式中——来对待空间，我们也才知道，同一个空间，会被不同的意义所反复地浇铸。”[18]很显然，21世纪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开辟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道路，这是一种全新的空间生产形式，它正在为全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明发展空间类型”[19]。

注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