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

新冠疫情加剧了2008年之后引爆的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的中产阶级都出现了萎缩的局面，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却此起彼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得到重塑。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一个派生于市场经济、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中国社会迅速崛起。如今，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群体的数量已达到4亿左右。这4亿中产阶级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少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老中产阶级，也包括部分既有体制内的公务员；但占据更大规模的，还是工作于私营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其规模比例在中产群体中高达近五成。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将中产阶级界定为“稳定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希望打造出“橄榄型”社会结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保持社会稳定。但是，近年来，新冠疫情加剧了2008年之后引爆的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全球的中产阶级都出现了萎缩的局面，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却此起彼伏。

2022年春天，上海疫情暴发。在围绕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互联网辩论中，可以发现，一个崛起并壮大的新中产阶级已然登上公共领域的舞台。他们的话语表达与利益诉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与自媒体传播技术产生了高度契合，正在成为社会舆论场的主流。这场疫情提醒我们，对于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作为长期方向的执政党来说，必须要辨析中国中产阶级的特点，也必须将中国中产阶级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加以定位，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加以考察。

中产阶级问题与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来说，新中产阶级问题，是一个新问题；但对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却是一个理论上的老问题。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崛起的压力之下，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了自己的统治技艺，不断提升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矛盾大幅缓和，欧洲普遍进入了后工业化的“富裕社会”。面对这种新的社会状况，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检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他们开始享受到市民福利与政治权利，原有的无产阶级意识也随之被持续消解。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富裕社会”中的规模大幅下降；在社会结构中开始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掌握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的“白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这里所说的“产”，已经不再是生产资料和私人财产，而主要是科层制中作为雇佣劳动者所赚取的个人薪资。由此，欧洲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矛盾不再按照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与劳工两大阶级的对立与冲突为主轴，也不再围绕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争夺展开。左翼政党及其思想理论也愈发消解了原本的阶级性与斗争色彩，日益丧失社会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更是让欧洲左翼政党失去了推进社会革命的希望，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与此同时，左翼思想家们不再强调马克思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理论，转而进入哲学与文化政治层面的分析，强调的是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化斗争与反抗。这其实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集体斗争。社会主义变成了伦理、审美意义的乌托邦，在现实中越来越遥不可及。

在市场经济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可以说是附着于资本的“次生阶级”，他们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主要受到资本投入与资本流向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国仍然坚持着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同富裕”，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新探索。但是，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显著上升；但另一方面，资本力量崛起，不断消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可以说是附着于资本的“次生阶级”，他们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主要受到资本投入与资本流向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资本的逻辑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这一阶级的主要成员，普遍成长于后革命时代，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着专业的知识技术与文化资本，其劳动雇佣方式所依托的是一套以契约、规则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逻辑，其思想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主义为根基的自由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白领”中产阶级开始在西方社会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

因此，在中国这种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壮大，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对新时代的中产阶级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思考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新命题与新挑战。

现在我们讨论的中产之所以“新”，正是因为这一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重新出现的，并在这四十多年中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与成长。

中国“新中产”的阶级定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谁是“中产”？“中产”是不是一个阶级？这是在讨论新中产时，首先面对的棘手问题，即我们如何在现实中定位这一日渐壮大的社会群体。

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农业国展开，欧洲革命早期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并不占多数，在革命和建国时期，这些边缘化的中间阶级以自我改造为基调，追随新的社会制度与国家政权，被融合进中国社会的“工农兵”主流，其自身的“中产”特点基本被消解。现在我们讨论的中产之所以“新”，正是因为这一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重新出现的，并在这四十多年中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与成长。

然而，在界定中国这个新兴起的中产群体时，会发现我们面对很多理论上的困难。以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方式，以及韦伯意义上的“阶层”概念，都遇到了与现实经验无法匹配的问题。

中产阶级越来越失去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发政治与社会动荡

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由于财富获取方式的多元化、复杂劳动占比提高，当代社会的阶级形态呈现为模糊、分化和多元的复杂面貌，马克思理论基于财富和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划分标准，在识别今天中国中产阶级的过程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战。而如果我们以韦伯的社会分层视角（即财富、职业和声望三个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或将其等同于“中等收入群体”，也只强调了中国中产一般的经济与社会属性，缺乏对这一“群体”在中国政治社会现实中能动性的准确描述。

理论与概念界定上的困难，是我们面对这一新群体的现实。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一阶级的现实状况，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论也不适应于这一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倾向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定义这一群体。以阶级分析为方法，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说，中国的新中产，尤其是体制外的新中产，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中伴随资本而生的“次生阶级”，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与资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矛盾，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强调具有政治面向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我们运用阶级这一概念，是想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哲学问题的片面强调，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系中，新中产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体制内的公职新中产阶级和体制外的市场新中产阶级。本期刘欣的文章以翔实的数据，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新中产阶级的结构性特征，提供了更多的实证基础。

全球危机下不稳定的中产阶级

整个20世纪，关于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论述，是关于“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的假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也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一股稳定的政治力量，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目标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但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不断加剧，国际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出现重大紊乱，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上升通道加速收窄，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无论是美国“1%对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中产阶级而非底层群体，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主体。中产阶级原本是稳定的政治力量，如今其方向却发生调转，越来越失去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发政治与社会动荡。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产阶级正面临困境与灾难性危机。正如李成在本期文章中所揭示的，美国目前所出现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多重危机，与中产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大幅度萎缩有较大关联。由于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的收入几乎未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任何改善，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使他们的愤怒和沮丧与日俱增，国内的经济衰退、政治分裂与四面树敌更加剧了中产的焦虑情绪。

中产阶级原本是稳定的政治力量，如今其方向却发生调转，越来越失去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发政治与社会动荡。

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遭遇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疫情危机叠加导致的经济下行的问题，新中产阶级也成为不稳定力量的一大来源。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这一阶级或许会自认为将成为未来以房产税为代表的各种税费征收的主要对象，导致其因自身利益受损而不满。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新中产阶级的阶层跃升通道收窄，甚至面临滑入下层的风险，其现实困境表现在近年来沉重的房贷压力、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风潮、中产家庭对子女的教育焦虑、青年中产“躺平”“摆烂”的社会心态等方方面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严峻性与不确定性，新中产阶级，尤其是成长在“丰裕时期”的“90后”“00后”的年轻新中产，可能会因阶层流动不稳定的前景和预期而产生普遍的底层感与焦虑情绪，这种心态或许会成为触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自媒体构成了新中产阶级叙述最具能动性、召唤力和组织力的中介。通过发达的自媒体，中产阶级得以形成能动的政治意识和公众人物标识，医生、律师、科学家等群体成为这一阶级的代言人。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新中产阶级

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形成的强大组织力与影响力。

目前，中国已步入数字社会时代，成功创造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经济体，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媒介的新兴经济形态在社会中不断涌现。其中，尤为重要的一大媒介，就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新技术。它使中国的媒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官媒遭到巨大冲击，体制内的流量不断被分流到自媒体管道。

与传统媒介不同，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等自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自主性强、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能够扎根于社会民众，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群体当中。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乐于关注社会公共议题、善于使用互联网新技术，因此，这一阶级的兴起与自媒体在中国的普及高度合拍，他们既是自媒体的发布者，也是主要的受众群体。借助自媒体平台，中国的新中产阶级能够在公共领域实现自身观念、思想和诉求的表达，并成为塑造社会舆论声音的主流。但两者之间的这种契合，也会带来严重的舆论危机。

近年来的诸多舆情事件，都显示了新中产阶级在自媒体舆论场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中产价值观对于公共话语的塑造，例如在婚育议题中对个体自由而非家庭责任的强调，在食品安全、环境风险等公共政策问题中对自身公民权利的话语表述，都在自媒体平台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引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共识的撕裂，以及新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2022年的上海疫情中，网络自媒体平台成为中产阶级舆情的一大集散地，造成了此起彼伏的舆情危机，其中舆论的制造主体和渗透力量，大多为体制外的新中产阶级。在舆情发酵过程中，自媒体构成了新中产阶级叙述最具能动性、召唤力和组织力的中介。通过发达的自媒体，中产阶级得以形成能动的政治意识和公众人物标识，医生、律师、科学家等群体成为这一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崇尚专业主义，偏好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强调科学、自由、启蒙、权利等话语，以及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与规则意识。他们对于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所需要的让渡个人权利缺乏理解，对于疫情防控所需要的集体主义也缺乏理解。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自媒体这个中产阶级舆论阵地得到了表达与传播，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如何应对自媒体技术与体制外新中产阶级相结合所带来的舆论危机，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应对新中产阶级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熟悉的，是回应工、农阶级的利益诉求，它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也是针对工、农阶级。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体制外新中产阶级，则是它不够熟悉的阶级。这一阶级展现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对于自媒体技术的熟稔掌握，可能是执政党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的。

因此，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如何与新中产阶级互动？对此，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重新调动“两个积极性”。在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统一部署的同时，也要强调上下互动、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单位制解体后，在生产主体变动不居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治理不得不从生产空间转向居住空间，其组织与抓手就是以街道、居委会为组织单元的社区。面对差异巨大的城市新中产居住群体，中国社会治理的重心，应当从“维稳”转向“建设”。在这种变化下，要主动通过党的组织体系、集体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深度动员大众参与，使社区能够更多承担“非市场物质分配”的功能，解决市场（货币）交换不能解决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当自下而上的空间足够充分时，就能探索出对于新中产阶级更加独特、多样化的治理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重心，应当从“维稳”转向“建设”。要主动通过党的组织体系、集体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深度动员大众参与，使社区能够更多承担“非市场物质分配”的功能。

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自媒体在中国的普及高度合拍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由新中产阶级带来的这些挑战，实质指向的是两个根本性问题。

根本问题之一，如何理解新中产阶级的不稳定状态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大关键任务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即推动更多人群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但在目前新冠疫情与经济下行双重危机叠加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不仅面临上升通道缩窄的压力，甚至还有着阶层下滑的风险，其规模的稳步扩张可能会面对更多挑战。如何使不稳定的中产阶级，重新恢复其“社会稳定器”的功能？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根本问题之二，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议程与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关系。由于中国兼具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体制，中产阶级对于政府（执政党）与资本这两股政治力量及其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下社会所展现的，是一个已然壮大的、由资本所派生的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议程之间的复杂关系。长远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以平等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议程，更加注重保护、发展中下阶级的利益。但在推进过程中，共同富裕的平等原则，与中产阶级崇尚的“契约精神”“权利意识”的价值观也有着冲突。崇尚独立、自由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因其个人能力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优势，更强调“公正”而非平等。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与他们在市场化环境中的现实经验，使得他们不太能对共同富裕所诉诸的共同体情感产生共鸣。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对于机会平等、程序正义的要求，与共同富裕内含的主动帮扶弱势阶层、与不发达地区携手共进的发展思路，也是有冲突的。如何在价值观上更多引导新中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协调？这是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发展所不能回避的挑战。

未来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左翼思想家们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返回到文化政治与哲学层面，回避了社会现实的阶级问题，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而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一个已经充分发达的中产阶级社会，实行并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向中下阶级倾斜的平等政治议程，这是社会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新议题。探索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方向，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回到劳动者本身，基于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面对新中产阶级兴起后带给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思考新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及其化解之道，辨明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内涵。

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一个已经充分发达的中产阶级社会，实行并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向中下阶级倾斜的平等政治议程，这是社会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