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 王志恒

2022年3～6月，上海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遭遇了新冠奥密克戎疫情的严峻考验。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2400多万上海市民在人员流动性空前受限，本地服务业和零售业市场严重失灵的情况下，进入了高强度的应急状态。由于上海在国内国际的重要地位，使得上海的疫情防控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大上海保卫战”的提法，也凸显了上海的特殊地位。[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多个省份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上海干部群众连续奋战，最终取得了“大上海保卫战”的胜利。疫情防控从来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像全城静态管理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对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全面考验。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基于一个地方的社会特征，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的民风、民情、民意。“大上海保卫战”不仅是上海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也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市民在疫情中成为发声的主体，也成为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

疫情防控从来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像全城静态管理这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对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全面考验。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都市差异

1994年至今，中国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精细分层社会。在此之前，中国处于扁平社会阶段，社会分层比较粗疏，阶层差别不明显。所谓精细分层社会，主要指1994年以后，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其标志是：1.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2009年收入基尼系数0.49，2010年财产基尼系数0.739，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逐步超越工资性收入。2.阶层的居住隔离和消费区隔形成。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住房阶级形成，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居住空间，消费成为人以群分的重要界线，在城市中这一点尤其明显。3.阶层的分化变得更加精致，跨阶层的流动变得更为困难。[2]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商业文明塑造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市民文化，这种市民文化根植于上海的民间社会，并以中产阶层为主导。中产阶层作为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发挥着矛盾缓冲带与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由于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往往成为业主维权活动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与社会资源通常高于管理对象的局面，见多识广、信息灵通、人脉发达的中产阶层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充分理解上海市民社会的特点，需要将上海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北京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市民社会，以全国性的思想传播和政策倡导为主要目标，政治色彩最强，影响力最大；浙江是企业家主导的市民社会，热衷于改善商业环境，制定行业标准，影响产业政策，政治色彩较弱，与政府关系最为紧密；广东是市场媒体与社会组织主导的市民社会，关注劳工、环境等议题，政治色彩和集体行动能力较强；上海则是普通市民主导的市民社会，缺乏焦点议题，政治色彩和集体行动能力最弱，但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权利意识的市民（以中产阶层为代表）对政府构成一定舆论压力。[3]

地区差异的背后是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在北京、浙江、广东和上海聚集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而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当社会精英集聚到一定程度，他们必然会试图参与公共事务，影响政策过程。

地区差异的背后是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在北京、浙江、广东和上海聚集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而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

表1 中国市民社会的典型模式

中产阶层主导的市民文化

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一种做法是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根据中等收入群体和职业类别的指标，以“中产”划分出相应中产“阶层”；另一种做法是基于阶级分析，将中产阶层置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中看待，特别是这个阶层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朱斌和范晓光对这两种做法的不同展开了探讨，强调了中产阶层本身固有的文化属性，认为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我认知构成了中产阶层的最重要指标，提倡使用满载文化意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下的中产阶层来解释政治社会现象。[4]

上海市民有较强的法治意识，较注重个人权利的维护

阶级分析理论的核心洞见，就是将社会阶层放置在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中考察其性质和政治倾向。理解中产阶层文化就需要追溯中产阶层的产生条件。有学者通过考察北京、上海、广州的中产阶层，发现市场能力（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和就职于垄断行业的人更有可能跻身中产阶层。[5]就上海而言，这一阶层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信息来源多元，见多识广，对国内国际情况掌握较全面，注重个人权利的维护，有较强的法治意识。在静态管理期间，不少市民质疑封控措施的法律依据。这些来自社会层面的呼吁和反思，在法理上是否能够完全成立，我们暂且不论，但确实有较大的民意基础。徐汇区高端小区汇贤居业主指责居委会擅自加码，宣布自行解封，则是这种民意转化为行动的典型案例。

阶级分析理论的核心洞见，就是将社会阶层放置在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中考察其性质和政治倾向。理解中产阶层文化就需要追溯中产阶层的产生条件。

第二，偏好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上海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民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取资源。在常态下，上海的公共资源、市场资源是充裕的，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富余。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境下，全域“静态管理”让城市的人员流动性急剧下降，市场因人员流动性的冻结而几乎停止运行，政府难以迅速填补市场停摆带来的巨大供应缺口，出现了临时性的物资短缺。面对公共资源、市场资源双重稀缺的窘境，上海市民迅速通过团购等方式应对“临时性匮乏”。团购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即买方通过提高价格和批量购买的策略来增加卖方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拍卖。通常情况下，小区规模越大，居民接受的价格越高，团购更有可能达成交易。在静态管理早期，团购对于缓解居民物资短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足之处在于，低收入群体和老年人群体往往被排除在团购之外。

第三，崇尚专业主义。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相当一部分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产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容易形成专业主义的文化，更服膺于专业知识的权威。上海的市民阶层对于专家、学者、教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认同度较高，尤其是自然科学、医学等学科的权威性较高。感染科专家张文宏在上海享有的巨大影响和声望，浦东疾控中心朱谓萍医生与市民的通话录音引发巨大舆情，都是崇尚专业主义的体现。

第四，重视官与民、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由于商业文化的影响，上海的官本位文化没有内地那么强。上海的市民文化不是与官本位对立的文化，而是不那么怕官的文化；市民对于公权力与私人领域的边界较为敏感。此外，由于上海是一种强政府、强市场格局，社会资源呈现一种相对分散的状态，体制外精英规模较大，中产阶层往往有渠道与中高层官员、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建立私人联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基层政府的时候，勇于提出不同意见。

第五，善于使用互联网、自媒体进行传播。严格来说，这不是上海的特点，而是时代的特点；但上海自带“热搜体质”，当上海疫情暴发之后，迅速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上海的数字化转型走在全国前列，市民的数字化素养也较为突出，在遭遇跟切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相关的议题时，往往会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渠道进行传播。

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相当一部分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产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容易形成专业主义的文化，更服膺于专业知识的权威。

中产阶层主导的市民文化，一方面尊重官方，另一方面又崇尚专业主义

中产阶层主导的市民文化，一方面尊重官方，对体制性权力保持合作态度；另一方面又崇尚专业主义，要求法治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对体制性权力保持一定的警惕，寻求一种基于信息透明性和规则合理性的治理模式。对于政府而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内在包含了规则合理化、法治化的实际需求。[6]但静态管理状态下，各种事急从权的疫情防控措施，不符合市民对于国家的专业主义和法治主义想象。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关系中的中产阶层与城市基层治理

“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组合是理解地方治理的一个经典分析框架。在社区层面，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分别对应国家、市场、社会，而居委会则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国家-社会”二重性：居委会作为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理所当然属于社会；然而居委会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执行着国家意志。在整个城市的层面，党政机关、“保供单位”、社区志愿者则对应着静态管理期间的国家、市场与社会。

“人类活动的协调机制林林总总但可归结为三种，即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分别对应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三种模式。国家行政在原则上是以公共利益为优先，带有强制性的治理主体集群；市场在原则上以私人利益为优先，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治理主体集群；社会则是国家和市场、公与私相互干预，由私到公形成代表性、由公到私形成回应性必不可少的中介。“与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的非个人性特征有所不同，社群治理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均为相识者”。在静态管理的情境下，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社群治理机制在防疫应急治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以上述框架观之，首先，上海是“强国家”模式。上海有一个高效运作的政府，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较多，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较强，对市场经济和基层社会的渗透力也很强。上海的地方政府始终以法治、监管、招商引资、改善营商环境等形式培育市场、推动市场化进程，同时管理规模巨大的国有资本。与之类似的是，上海的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一方面依赖“强市场”寻求财政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特别依赖“强国家”带来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机会，形成依附于强市场和强国家方得以运转的社群自治机制。[7]

上海的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一方面依赖“强市场”寻求财政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特别依赖“强国家”带来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机会。

其次，上海也存在一个“强市场”。自上世纪浦东开发以来，上海一直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城市。《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显示，上海自2008年至2018年，市场化水平一直名列国内前茅。根据其测算，上海的市场化指数除了2012年相比2010年有下滑，并在排名上跌到第5名以外，其余4个间隔两年的时间段一直保持增长，在2008、2010、2014年三次测量中均是全国第一，2016年被浙江微弱反超，依然维持全国第二。[8]在与社会治理相关的领域，上海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购买服务规模大，人员市场化程度高。正因为如此，上海才能在控制政府规模的前提下，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维持在全国第二。[9]

然而，上海的市民社会组织并不发达。上海在基层治理中采取了“以社工替代NGO”的策略，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并将其吸纳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现在成了政府的行政‘末梢’。本应并存的两套管理系统——政府行政系统与居民自治系统，不可避免同化成一套系统。”其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社区始终无法形成较好的秩序与公共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社区拥有的公共资源有限，居民个体存在的‘私’的东西就会膨胀。一旦出现问题，社区的自我协调能力不够，且每个家庭又从‘私’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小矛盾发酵成大问题。”[10]

总体性应急管理：中产阶层与国家、市场、社会的边界重塑

上海3月份以来的疫情防控不同于以往的防台防汛、救灾等工作，这不是局部性管理应急，而是总体性应急管理；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牵头的应急管理，而是国家、市场、社会总动员的应急管理。在面对局部性应急事件时，超大城市的治理资源处于富裕状态，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解决问题；而在面对总体性应急管理时，公共资源相对匮乏，市场和社会又处于“停摆”状态，基层治理体系超速运转，仍力有不逮。

3月份疫情暴发以来，上海的居委会变成了一个个超负荷运转的基层治理机器。《数读上海居委会：疫情下城市的“末梢”治理难在哪》一文中，详细考察了疫情期间居委会承担的防疫任务。居委会人员配置（平均6～9人）与治理对象的规模（平均3940人）相差悬殊，还根据2018年度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工作清单》统计了119项居民日常事务。在119项事务中有82项，即68.9%是支持党委、政府、人民群体、法院以及为个人在相应国家机构办事出具证明。也就是说，尽管居委会在法理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是介于官民之间的治理枢纽。现行《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第20条和第21条，分别规定了居委会对业委会和物业的“指导监督”职能。

新冠疫情冲击下，居委会的履职和运转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居民要求居委会及时透明地传达权威信息，敢于当机立断，做出相应决策。由于人员流动被管控，居委会开具证明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小如物资放行，大如急病送医、紧急配药）影响举足轻重。居委会被市民视为基层政府的一部分。由于中产阶层业主信息灵通，资源相对丰富，他们常常对居委会的执行力和权威性提出质疑和批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要求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积极配合物业和业主，为后者的物资采购、维修服务和小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便利。这反映了中产阶层的市场偏好，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机制和手段获取各种生活物资。

在面对总体性应急管理时，公共资源相对匮乏，市场和社会又处于“停摆”状态，基层治理体系超速运转，仍力有不逮。

虽然上海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中产阶层在常态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低，缺乏系统的自治经验，但他们毕竟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很多人都是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管理层。静态管理让他们不得不参与社区公共治理，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切实利益。此时最突出的社区需求，就是物资保障和秩序边界划定。中产阶层的市场能力和规则意识都发挥了作用：前者表现为居民运用办公软件和项目管理软件，实现精细化团购，对接市场以维持物资供应；后者表现为居民通过微信等线上渠道，在以物换物和邻里互通消息的过程中快速“熟人化”，为运用业委会等平台商讨出方案，与居委会、物业一起重构治理规范创造了条件。居民团购顺利与否，一方面考验物资协调者（即所谓“团长”）本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还是要由居委会担当责任、物业做空间筹划、业委会做议事平台，要求良好的社区治理规范。

浦东新区Z小区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社区，房屋每平方米均价10万人民币以上，居民规模700余户。在静态管理期间，Z小区的业委会和居委会牵头、物业参与配合，在疫情最为吃紧的4月中旬尝试编制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封控期管理指引手册”，发布于业委会的公众号。在Z小区的管理架构中，居委会更多发挥向上与政府部门沟通接洽的职能，而业委会则通过动员和宣传发挥业主自治的积极性，物业为社区出入和物资配送、垃圾处理等事务提供支持。

虽然上海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中产阶层在常态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低，缺乏系统的自治经验，但他们毕竟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很多人都是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管理层。

在明确治理边界的基础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又联合组成防疫工作指挥小组，在组内实行具体工作的精细化分工。在指挥小组内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组，分别聚焦组织核酸检测、保障医疗需求、保障物业人员餐饮、照顾特殊人群、采购应急物资和对外宣传。党员在指挥小组内起领导作用，成立先锋队，招募并培训和管理志愿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了工作组可以在日常各种信息精准识别需求，及时改进工作，指挥小组还纳入了专门的各个单元楼的代表团，作为民主议事和监督机制。

Z小区的抗疫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业主自治充分发挥灵活性，主动划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各自重点职责的边界，建立起合作的基础。第二，在职能划分基础上，又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协调抗疫事项。这样可以做到相互补位，避免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分工过细，导致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就导致整个治理体系瘫痪。第三，在指挥小组内部，对专项工作进行分工之外，又加入了党组织和楼代表，体现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自治。这样一套机制有集权有分权，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工合作，调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体现了互动式治理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作为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国家共享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发展是硬道理”，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作为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国家共享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持续两个月的静态管理，相当一部分体制外中产在经济上蒙受了一定损失，部分人对经济前景预期产生悲观情绪。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稳定中产阶层的发展预期，维系中产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主义共识，有助于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强化体制外中产阶层的向心力。

维系中产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主义共识，有助于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在2022年春季疫情防控中，上海的中产阶层呈现出两副面孔：一面是捍卫私人领域自主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面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志愿服务的“社群主义者”。

作为个人主义者的中产阶层，他们试图保持自由的、体面的、带有小资情调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与基层执法体系发生争执（包括警察、城管、居委会、社工、保安等）；作为社群主义者的中产阶层，积极配合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试图通过邻里互助、志愿活动来重建社区的秩序，提高社区的韧性与应急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静态管理有可能带来一个积极的社会后果，即邻里之间的应急互助网络有可能转化为邻里社会资本，为“熟人/半熟人社区”创造契机，进而为社区自治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11]

疫情防控的“手势”加大了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力度，改变了既有的国家与社会边界，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在2022年春季疫情防控中，上海的中产阶层呈现出两副面孔：一面是捍卫私人领域自主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面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志愿服务的“社群主义者”。

注释：

[1] 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网，2022年5月5日。

[2] 熊易寒：《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

[3] 熊易寒：《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对舆情的影响》，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 朱斌、范晓光：《中产阶层抑或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国中间阶层的再审视》，载《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5] 张海东、姚烨琳：《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市场化水平对中产阶层产生有显著影响。然而研究也指出，市场化水平放在将市场能力和垄断行业两个指标纳入考虑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其影响不如后两者那么大。研究所用的市场化指标，取自本文所引的王小鲁等人的报告的较早版本（2014版），其中京沪穗的市场化水平差异明显（9.87,10.96, 10.42），而2018年的同期数据（9.14, 9.93, 9.86）则缩小了这一差距。因此，后来的研究者有理由相信市场能力和行业垄断造成的差异比市场化本身更稳健。

[6] 国家通过制度硬化，在基层治理中“一把尺子量到底”，既与中产阶层的形式公正相适应，又实际上削弱了社会个体与基层治理具体做法讨价还价的空间，参见施芸卿：《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载《社会》2019年第2期。

[7] 叶敏：《依附式合作：强国家下的城市社区自治——以上海NX街道的社区自治经验为例》，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第1期。

[8]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9] 何艳玲、郑文强：《“回应市民需求”：城市政府能力评估的核心》，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0] 洪俊杰、林尚立：《上海基层治理有效吗？》，载《上观新闻》2014年9月24日。

[11] 有关中产阶级和国家推动的熟人社区，可参见熊易寒：《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