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天

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不同的国家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活在不同土壤上的人群拥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情感认知的产物。人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使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去分析和理解自己所认识和接触的事物。比如，当我们看到某一种现象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去揣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种揣测并非真实，有时候甚至和真实背道而驰。究其根源，是文化臆测的结果，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进行揣测。特别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错位，在交流活动中更容易出现理解偏差和思想冲突。

文化在本质上是传承人类历史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经年累月之后形成的无形财富。比如，语言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有符号特性的意识载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人类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被隔离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在世界各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它能够将人类文化中的共性加以区分，而人类自古以来都会对自己的个性进行保护。随着文化在不同人群之间出现碰撞和冲突，而这种碰撞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改革的方式形成的，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认同和理解，只有在相互认同和理解的前提下，跨文化交流活动才能得以有效、无障碍地进行。

一、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

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人类自身的欲望所存在的不可控性。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常常容易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容易唤醒人们潜意识里所蕴藏的恐惧感，就像婴儿看到陌生的人会害怕、会哭泣。当婴儿一回到母亲的怀抱，就会放松安静下来。可见，人类所存在的恐惧并不仅仅来自自己，还来自与自己存在明显差异的事物，在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人类可以采用的方式是十分有限的，要么如同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本能地采取反抗的态度，要么试着去认识和了解陌生事物，去感受接近这种事物是否有利于更好地共同生存。这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探险精神的态度。第二种方式很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并不总是符合人类的期望，有时候，甚至会和人类的期望相背离，比如战争。战争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源于人类自身生存的欲望，文化只是附加物，族群和团体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粉饰自己的欲望。在古代，游牧民族会因为缺乏食物而不断袭击和侵略其他农耕民族，这种冲突在亚欧大陆随处可见，并且持续了几千年。实际上，食物短缺是物质上的匮乏，并不是文化上的匮乏，气候环境在变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前告知人类，人类也无法提前预知自然界的走向。最初的人类战争和人类文化并没有太大关联，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性需求，正如古语所云：“仓廪实而知廉耻。”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文化的发展与战争规模的衍生之间的关系越加密切起来。文化激发着战斗者的精神，战斗精神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最初族群团体是为了生存而战，后来这种征战渗入了能够激发战斗力、凝聚团体的精神信仰、社会道德标准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由共同文化价值观凝聚起来的团体或军队的战斗力，会远远大于同等数量的毫无文化精神引领的乌合之众。只有当人类的物质生存需求得到完全有效满足的时候，文明社会之间才能够避免过多的冲突。

二、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

（一）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冲突

不同文化对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伦理关系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冲突十分明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人与人之间更加重视血缘的羁绊，群体性和血缘性十分突出。在中国，人际的交往具有相互性，人与人之间共处于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加在意自己和家庭的关系。为人子女，应当尽孝；为人父母，慈爱的观念始终根植于心，关照儿女一直延续到生命终止。在中国，当父母病重或是衰老，子女有义务和责任去承担父母的医疗费用，并给予悉心的照顾，即使需要做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辞，这是为人子女应该有的孝心。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人本位的理念居于主导。西方文化更加强调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具备的价值。古希腊的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肯定了人作为个体所具备的价值标准。在西方，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应该承认个人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西方文化在交流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个人利益的获取。在西方人眼中，父母和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独立的。母亲病重住院，承担医疗费用的应该是父亲，而不是儿女。正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更容易出现理解困境，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具体行为和做法，而西方人也无法理解中国人对家庭成员所做出的牺牲。一位多年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外教，由于父亲年老多病而回国照顾，他的亲朋好友很不理解地问他：你放弃自己的事情，经常往返家和医院之间不辞辛苦地照顾你的父亲，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在中国多年，很认同他们的家庭伦理观。父母年老有病，儿女理应照顾；亲朋之间互相关心帮助，会让人觉得很温暖。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行为和做法的不同，因此，在日常交流或交往时，必然会时常出现一定的思想冲突。

（二）义利关系之间的冲突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十分推崇义气，在面对义利的选择时，中国人素来选择义而放弃利，甚至愿意舍生取义。对于“义”，按照孔子的观点，是每个人在面对他人和社会时所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符合人们的道德期望的，而“不义”之举则是不符合道德的，会受到人们的唾弃。而道德属于人类所特有的意识，“义”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能够为人所接受的。“利”就是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利”是符合人们内心欲望的产物，隶属于生物属性。可见，“义”和“利”之间具有天然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中国人重义轻利，儒家思想认为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应该保持谦让和礼让的态度。中国古代就有“孔融让梨的故事”，而我们也一直延续这样的传统，教育孩子要懂得礼让。我们的教育一直重视集体的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平，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人讲究的是民族气节、民族团结和个人的无私奉献，始终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观念。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一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少年，她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天放羊时，下起了暴风雪，为了不丢掉一只羊，不让国家财产受损失，她们没有为了自己的安全跑回家，而是不顾自己冻伤，全力保护羊群。她们的事迹一直教育鼓舞着一代代青少年，她们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传颂。顾炎武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为保护一个国家政治系统不被倾覆，是帝王将相和文武大臣的职责；而天下苍生、民族文化的兴盛、衰亡，关乎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每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西方文化则和中国文化所秉持的思想观念背道而驰，西方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人的自由是最为重要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是目的所在。这种观念也为西方的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更加重视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就是有用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在国家治理上，人们信奉利益至上的观念。比如，有朋友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中国人会尽地主之谊，周到热情，游玩尽兴，而在西方，朋友聚餐实行AA制理所当然，有客人来了也会略微款待，而不会如中国人那样将客人的游玩行程加以安排。

（三）情理关系的冲突

“情”在中国人际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常常把社会生活中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看作不懂人情世故、不解风情之人。中国人在交流的过程中，更加在意情感的维系，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和互助，认为双方应该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开展交流。而西方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更加突显其理性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愿意为亲近之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很少向朋友寻求帮助，而是主要依靠自己。当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时，中国人更加倾向于向朋友寻求帮助，而托人找关系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而西方人更加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不愿意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情来办事。西方人不会要求朋友违反原则帮助自己，自己对待朋友的事情也是持公事公办的态度，并不会徇私包庇。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西方的交往态度有所不同，对人性的认知存在差异性。中国人普遍认为人性本善，而西方则普遍认为人性本恶。因此，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西方人会呈现出不同的人际交往状态，在关于人际纠纷的解决上，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情感和仁义以及道德等，西方人则优先考虑规则和伦理以及习惯，最后才是情感和道德。当人际交往出现问题时，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情，是如何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更加习惯利用情感交流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西方人则更加愿意使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相关纠纷，而不是利用道德来对人进行规范。

三、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困境及其思想冲突的解决策略

（一）抛弃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尊重文化多样性

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是国家文化教育的中心主义差异导致的问题。交流时，都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保有自己文化的优越感，这就导致了交流时并不能客观合理地看待他国文化。就像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伊朗人认为伊朗高原是上帝创造人的地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曾经也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始终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其他国家都是野蛮的民族，其他地方也被称为蛮夷之地。也是这种观念让中国在清末时期选择了闭关锁国，导致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落后。同样，西方国家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对中国文化抱有鄙视和否认的态度，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在这种对立的观念中，中西方在跨文化交流中必然存在诸多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

因此，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认同和肯定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应该以一种骄傲自满的心态对待其他文化，更不应该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化。应该看到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格、相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以平等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他国文化，秉持求同存异的观念，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挖掘不同文化的共性，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坚持辩证的理念，正确处理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思想冲突

个人和集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首先，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各种交流中都应该重视集体利益，不诋毁、不恶意嘲讽他国。先有国、有家，最后才存在个人。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重视集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将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就像美国总统林肯曾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其次，在重视集体利益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个人利益，应该探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的可能。因此，应该尊重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理念，尊重他国文化的需求，也应该学习他国文化中的优势之处。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坚持辩证的观念，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应该固守己见，将自己的文化理念当成完全正义而且是唯一的。

（三）坚持黄金准则，探寻和谐共处的道路

当今时代，世界文化缤纷多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类世界。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都会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随着文化交流和互鉴的深化，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密切的跨文化沟通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跨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探寻文化的普遍性，寻找文化交流中的普遍性和共同点，这才是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这就是黄金准则的理念。黄金准则所秉持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按照自己期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理念还存在一种假设，就是在某些特定的场所，人们不喜欢自己的一些行为，但内心却希望这种行为能够拥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双方应该共同探寻适宜的相处方式，探寻和平共处的路径。在交流和沟通中，不要强求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消除文化中心主义，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共鸣，达成共识。在交流中保持自我，在学习他人长处的同时，也正视自己的缺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

跨文化交流所呈现出来的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原因，不能从浅层次的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而应该深入探索，明白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重要的不是批判文化冲突的现象，也不是消极地看待理解困境，而应该正确认识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出现的原因，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开展跨文化交流，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我们也看到，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越来越多的异国文化特征体现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中。我们的生活也正随着不同文化的日益交流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许多来中国的西方人喜欢上了中国的美食，喜欢穿唐装，对中国的传统礼仪感兴趣；中国人也开始频繁出入肯德基、麦当劳，穿白色婚纱。在跨文化交流中，当大家都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求同存异，共同探寻文化共性，跨文化交流之间的桥梁就会坚固地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