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丽影

著名作家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汗牛充栋的书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化的承传，一是靠书，二是靠人，说到底，要靠一批读书人。读书人对传承中华文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作为文化载体的典籍则为读书人发挥其价值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智慧支撑。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浚曾言：“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1］强调典籍具有知古鉴今的作用，不仅能修身，还能治国。

明代藏书家高濂曾在《遵生八笺》中论藏书时说道：“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2］他认为藏书是男儿成大器的第一要紧事。清代常熟藏书家张金吾曾经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3］强调藏书是学问的根本。然而藏书固然重要，但藏书家对保存典籍、传播传统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先贤的智慧结晶和先世文明成果依靠他们得以整理保存流传至今，毋庸置疑，藏书家做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一、研究现状

笔者以“藏书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是2021年6月10日至13日，论文发表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15日，检索结果有314条数据，重复发表的文章共计5条，在统计数据时重复发表的论文只计算一种，所以数据应该是309条，而清代之前包括清代的藏书家相关研究成果共计185条。调查得知关于区域性藏书家研究成果较多的依次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各朝代关于藏书家的研究成果较多的依次是清代、古代、明清时期。呈现出地域性强，南方多、北方较少的整体研究特点。出现这种态势主要是因为南方经济较为富庶，政治经济文化及雕版印刷事业较为发达，文人较多以致书籍产生和流传较广，藏书家较多，从而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关于东北藏书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关于清代东北的藏书家研究更少，而关于清代吉林藏书家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二、吉林藏书家的界定

从古至今，藏书家不计其数。最初的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则是封建时代私家藏书最鼎盛的时期。此时，印刷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在继承前代丰富藏书、浓厚藏书风气基础上，涌现出许多藏书家。

（一）藏书家的内涵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宗羲在《南雷文定》卷二《天一阁藏书记》中曾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4］指出读书难，藏书更难，藏之久远尤其难，而要成为藏书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嗜书之情、好书之心、求书之愿，即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内在的文化修养；二是具备购书之力、整书之费、藏书之屋，即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外在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典籍的增多，藏书理念的嬗变，藏书家的标准也有所变化。鼎盛时期的清代藏书家不仅具备内在文化修养和外在的经济基础，还具备藏书量多、版本优良、精于整理，学而致用，即读而藏、藏而用的藏书理念。

（二）清代吉林藏书家的研究范围

美丽富饶的东北地区地处边陲，是清代龙兴之地。清朝前期因为统治和管理需要，实行圈禁等政策，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文化开化较晚。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东北地区的发展逐渐加快，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日益发展起来。

从清朝建国伊始，清朝经历了十一位皇帝。其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略有变化，从清初吉林建置开始，行政区划随政治需要等各种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今日吉林的地域范围与清朝时期不同年代的地域范围变化差异较大，如今吉林所辖的行政区域在清朝不同时期称谓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界定清朝吉林藏书家地域时，考虑到清朝八旗以及满族、汉族等各种制度、政治因素等较为复杂，并没有完全以清朝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参考，而是以今天吉林地域为基础对清代的吉林藏书家综合进行考察。

三、藏书故实

根据清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状况来看，当时吉林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通过古今对照、爬梳史料等，发现在藏书盛行的清朝，地处边陲的吉林，无论原籍吉林、世居吉林，还是任职吉林、谪戍吉林等，藏书家都不乏其人。

（一）国英

国英（1823-1884），字鼎臣，索绰络氏，蒙古镶白旗人，清同治光绪间藏书家。原籍吉林，居于北京。官至内阁中书，迁广东盐运使等。性喜读书，为官之余，尤喜文翰，笃志藏书。

早年有感于战乱频繁，版籍多毁于大火，书籍价格昂贵，藏书家秘不示人，贫寒苦学之士却无书可读。鉴于此，光绪二年（1876）他在家宗祠东建楼五楹，将自己几十年辛勤购得的书籍存藏于此。为藏书楼取名“共读”，并定期开放共读楼，撰写《共读楼条约》，旨在“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人成己，无二道也……愿嗜古者，暇辄往观。果各就夫性之近来，谙练其才，扩充其识，将可以济时局，挽颓俗，储经邦济世安民正俗之学，为异日报国资，是则余之厚幸而切望也夫。”［5］这种经邦济世而开放藏书的思想和行动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时人称共读楼为“寒儒之荒年谷”，称国英为藏书家中第一位“与人共读者”。

光绪六年（1880），国英回家养病，趁机整理书籍，编成并刊印《共读楼书目》十卷，自己作序，序中介绍了国英的藏书情况“除丛藏暂未列入，现计书三千余种，二万余卷，法帖四百余册。”［6］计经史子集、碑版藏书帖等3200余种，25000余卷，法帖430余册，丛书暂未列入。所收藏的书，多数为寻常版本，宋椠元刻较少，意在共读，不求精椠。序中还阐述了他的基本藏书思想，对阅读办法、开放时间等均有记载，已具有中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藏书印有“共读楼珍藏”“索绰络氏家塾之章”“共读楼在京都崇文内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绰络氏宗祠东座北向南”等。

（二）盛福

盛福（1837-1901），字介臣，满族河图里氏（汉姓何），蒙古正白旗，吉林市人，满族。清朝刻书家、藏书家，著有《伊状愍公兴额事实》四卷。

盛福酷爱典籍，又因深感吉林地处边陲，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书籍较为匮乏，读书艰难，于咸丰五年（1855）捐资刊印清代军事类书《知古录》，分类辑录古代兵家将帅的言论和事迹，并亲自作跋，倡导学习历史和军事理论。同时出资购买经史子集数百种捐赠崇文书院，于书院内创办东北地区第一家印书局——探源书舫，《探源书舫丛书》就是刊刻于此。此丛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刊刻，历经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最终刻成，丛书仿宋版刻印，刊刻底本都是用精刻善本，可见家藏书籍有多丰厚。本书分初集和二集，收录宋、明、清诸家著作33种，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艺术、金石、医学等方面。雕印后，赠送给乡里亲友及无钱买书的寒士。原版存于伊壮愍公祠内，被后人当作薪柴烧毁。盛福还在崇文书院增设了探源书舫藏书馆，将探源书舫出版书籍一并收藏，为就读于崇文书院的学子提供免费阅览使用。宋小濂、成多禄等许多吉林名士都曾求学于此书院中。

据《探源书舫丛书》初集赵韫辉序所言：“介臣上承壮愍余荫，未登仕版，作苦田间，俭衣节食，而性嗜书籍。每遇善本，虽多方告贷，亦必购之云云。盛以八旗宦家子弟，能不汲汲于仕宦，而从事于刊书，亦难得也……然以出于筚路未启、人文朴僿之吉林，不得不谓之空谷足音矣。”［7］他这种身体力行和无私奉献为当时吉林藏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盛福是吉林地区最早的刻书家之一，刻书数量众多，刻书底本数量也不少。在当时书籍刊印较少的吉林地区，盛福的刻书对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他拥有丰富的藏书，藏而刻，刻后广而告之，社会大众阅读的纸质载体随之增多，文化得到传承与发扬。由此看来，盛福也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守护者与传播者。

（三）富察昌龄

昌龄，姓富察，字敷槎，号堇斋，清蒙古镶白旗人，世居长白山。他是雍正元年（1723）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傅鼐为昌龄的父亲，李锴在《傅阁峰尚书家传》中说到其世居长白：“傅公鼐，字阁峰，世居长白，号富察氏。”［8］袁枚在《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也有相关记载：“公讳傅鼐，字阁峰。先世居长白山，号富察氏……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峰、鳌峰、东峰、南庄诸胜。积书万卷，招四方人与游。性理、经史、诗文、医人、日者悉萃集焉。”［9］不仅阐述世居长白，且说明藏书数量达到万卷。

昌龄最喜读书和藏书，乾隆年间藏书家李文藻在他的《琉璃厂书肆记》中写道：“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10］从记载中大致可以了解到楝亭（即曹寅）藏书后多归其所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昌龄的部分藏书来源。

清代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论及昌龄藏书时说：“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公自手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11］也可以从中看出昌龄藏书的盛名。他的藏书室名叫“谦益堂”。离世后，他的书多为昭梿所购，藏印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等。

（四）景廉

据记载吉林进士藏书家有两位：一位是富察昌龄，另一位则是景廉。景廉（1832-1895），姓颜札氏，为蒙古族姓氏。字俭卿，又字朴孙，号季泉，又号隅斋。满洲正黄旗人，世居吉林，清朝大臣、藏书家，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曾任内阁学士、伊犁参赞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人称平定新疆“左文襄其功，景大臣开其基”。他曾奉命出使阿克苏，撰写了以峭峻见长的边疆风光日记《冰岭纪程》附《度岭吟》三十首。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介绍景廉的藏书情况说：“蒙古景廉字朴孙，收藏之富，可匹意园。有宋刊《张于湖集》《纂图互注周礼》《绝妙好词选》等，后归袁寒云；宋抄《洪范政鉴》，后归傅沅叔；《翁覃溪诗文杂著》手稿三十余册，后归李赞侯，转归叶誉甫。”［12］

通过上述记载不仅让我们知晓其藏书之丰，还让我们了解到其所藏宋刻本、宋抄本等书的流传有序。

（五）英和

英和（1771-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又字定圃，号煦斋，晚号脀叟。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藏书家、书法家。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二甲进士，累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工诗文，善书法，著有《恩福堂诗集笔记》《恩庆堂集》《卜魁纪略》《春秋左传读本》等。

为官之余，“恒每以簿书相随，而性素嗜书，俸余悉以购旧椠。于是累年积月，颇有可观。”［13］因喜书藏书，余俸全部用于购藏古籍，经年累月，数量可观。曾建有藏书楼名为“恩福堂”，手抄《永乐大典》，藏于其中。编撰《恩福堂书目》四卷，著录书籍900余种，宋本有数百卷，其余为元、明初刊本和旧抄本及毛晋汲古阁本。藏书处还有“恩庆堂”“欢颐山墅”等，藏书印有“恩福堂藏书记”“煦斋藏庋”“臣和恭藏”“英和审定”“字曰树琴”“宫保世家”“执金吾印”“南斋翰林左翼总兵”等。

此外，谪戍吉林的藏书家王者辅，字近颜，号惺斋，康熙年间生于安徽天长县。官至知府，后因罪谪戍吉林。流放生活持续了8年，死于戍所，身后别无长物，仅余藏书75柜。他一生好读书，著述颇富。可惜在吉林时因家中失火，大都遭焚，仅留一部记录他步入仕途后至逝世前的读书心得《读书记事》，没来得及刊印，后来也消失不见了。

还有任职吉林民政使的藏书家邓邦述、吉林将军松筠、吉林知府曹廷杰、吏部尚书铁保及兴办吉林机器局的金石学家吴大澂等，都对吉林藏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清代吉林藏书家的群体特征

从上面介绍的几位清代吉林藏书家，我们大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当时吉林藏书家这个群体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一）满族居多。地处边陲的吉林，这一区域曾是满族龙兴之地，藏书家祖辈世居在此地，民族特征较为突出。政治地位较高导致满族的藏书家能更多地参与当时的文化活动，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藏书。

（二）数量少。清朝初期东北实行圈禁政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较晚，人口较其他区域较少，流传下来的典籍记载也较少涉及藏书家相关信息，加之满族尚武，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弱于汉族，致使世人鲜少详细了解。

（三）类型多样。虽然梳理出来的清朝吉林藏书家不多，但类型有所不同。藏书家的类型主要有学术型（如国英）、进士型（如富察昌龄和景廉）、刻书家型（如盛福等）。

（四）入仕者较多，平民百姓甚少。从介绍的几位藏书家来看，大部分都是入朝为官，每位藏书家所任官职都不止一种，如英和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

（五）思想较为先进。如国英创办共读楼，定期开放藏书楼，为无书的贫寒学子提供书籍和阅读场所，并制定《共读楼条约》，虽然共读楼的规模不大，但是影响深远，促进了传统藏书楼的转型与近代图书馆的创建，开私人藏书楼对外开放的先河。

五、结语

吉林大地文化开化虽晚，但发展较快，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断发展，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和流芳后世的藏书家。通过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们窥见到了当时一些吉林藏书家的魅力风采。挖掘并了解清朝时期吉林的藏书家，不仅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吉林历史和社会发展情况，还能为现在的地方文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助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正所谓：藏书不易，读书亦难，读而能用，才是所谓的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