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代朝

南京沦陷前夕，遵照国民政府要求，中央研究院及下辖各所西迁，李四光将其主持的地质研究所迁往广西桂林。从1937年底抵达桂林至1944年8月疏散撤离，李四光及地质研究所同仁居桂7年。在桂期间，李四光秉承科学救国理念，以实际行动为抗日助力。目前，学界对李四光全面抗战时期的活动仅有零散的描述，对他及地质研究所迁往桂林的原因、在桂期间抗日活动及历史贡献缺乏深入的梳理与探讨。本文聚焦于此，开展比较系统的探究。

一、何以来桂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遵照国民政府规定，要求研究院下辖各研究所迁往重庆，并表示如不迁往，将停发经费，且搬迁事宜也概不负责。面对此种情况，所长李四光顶住压力，将地质研究所迁至桂林。为何执意迁往桂林？综合相关资料推断，有3个方面原因。

一是不满意南京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和特务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内钳制抗日舆论，压制抗日运动，军警特宪肆意逮捕、残杀抗日志士，对日步步妥协，李四光十分忧愤。此间发生的3件事让李四光与南京国民政府渐行渐远。第一件事：杨杏佛被暗杀事。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杨铨），引起了李四光的极大悲愤。19日、20日，他相继参加了蔡元培主持的杨杏佛善后会议和大殓活动，表示“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1］第二件事：李四光率领的科考队伍被国民党军队蛮横扣押事。1936年8月，李四光率队在庐山考察第四纪冰川，遇到国民党兵蛮横检查，交涉无效，全部图稿和野外记录被搜走。第三件事：李四光直谏汪精卫奋起抗日而汪表现出恐日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李四光庐山拜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劝其奋起抗日。汪精卫的恐日病和消极抗日态度让李四光极度愤懑。日后他与朋友李一平谈及直谏之事时，十分气愤地说：“此人（指汪精卫）可杀”。［2］

二是受到广西当局首脑李宗仁的积极延揽。李宗仁之所以延揽李四光，既有借助李四光等科学家力量建设广西、壮大广西地方实力，进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及抗衡蒋介石中央政府的考量，又和他与李四光良好的私交有关。早在北伐时期，二李就因武汉大学建设工作结缘。192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的李四光为武汉大学新校舍选地、筹集经费事宜，求助于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的李宗仁。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斡旋，李宗仁每月给武汉大学筹备费3千、额定经费5万，校址暂定国立武昌第四中山大学。［3］并在军费支绌情况下，“慨然先拨二十万，以资提倡”。［4］“九一八”事变后，李四光意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沿海城镇很难守住，他和马君武商议，计划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战时所需种种物资器材的研究，此事得到李宗仁的许可。［5］

三是得到老朋友马君武的倾力支持。1904年，李四光与马君武结识于东京，从此二人友谊绵延近40载。1904年12月，李四光在日本东京通过宋教仁结识了马君武。1905年，经宋教仁、马君武引荐，李四光晋谒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全面抗战爆发，马君武向广西当局引荐了李四光。1940年8月1日，马君武病逝，李四光撰写《追念马君武先生几件小故事》一文表示悼念。吊唁仪式上，李四光特地奉上一碟花生米，并说：“马先生是我的老友，相交一世，他有胃病却仍嗜好香花生；如今他不在了，借此祭奠，表示我的哀思而已”。［6］并提议在桂林设立马君武植物园和君武小学以示纪念。

二、在桂何为

抵达桂林后，李四光秉承科学救国理念，团结带领地质研究所同仁，与广西省政府等合作，以科学技术为武器，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积极开展科技应用、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与传播、抗战胜利信心提振等工作。

（一）强化地质科学运用，服务抗日大业

运用地质科学理论与技术，勘探煤、铁等工业和国防所需的矿产资源。“九一八”事变后，李四光即在报刊发表《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中国煤的资源》等文章揭露日本大肆攫取我矿产资源的野心，并于1932年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下设的矿冶专门委员会，同年，和李捷、孟宪民、朱森等7人深入湘桂境内，对南岭山脉的地层构造、矿产资源进行实地勘查。

1937年底抵达桂林后，李四光根据全国抗战形势和国防工业需要，确定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以鄂西、湘西和广西为主要范围，以煤、铜、铁等国防工业所需的矿种勘探为重点。经过几年艰苦探寻，终在鄂西发现数处煤层及利川铁矿，在湘西找到金矿，在湘南发现优质煤，为解决粤汉、湘桂线的燃料之需奠定了基础。在广西东部和中部70余县境内开展了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找到了钨、锡等国防工业所需的特种矿。尤其是，在李四光指导和支持下，1943年5月，吴磊伯、南延宗在广西富川、贺县、钟山等地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等三种含铀矿物。［7］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铀矿物。［5］

（二）与广西当局合作，用科技增强广西抗日实力和改善民生

在桂期间，李四光既通过撰写文章、广播演讲、座谈会等形式建言献策，又躬身实践，竭力谋求抗战与广西民生的平衡发展。

其一，主持桂林科学实验馆，增强广西抗日力量中的科技因素。李四光助推中央研究院与广西省政府合作，于1938年秋建立桂林科学实验馆，“实际工作全由李四光负责”。［8］立足战时国计民生所需，至1941年底，科学馆已为广西省政府、广西大学等单位设计并制造了收发报机、酒精喷灯、测量仪、扩大镜等用品，为部分中学试制物理学示教仪器；代桂平矿务局探勘锡矿，鉴定矿物、耐火材料、合金、石墨及煤样；在桂林良丰测勘多处地下水；测试分析柳城等地稻田土壤酸度、钙质，查实两种疟蚊对广西为害最烈等。［9］

其二，为改善广西民生建言献策。李四光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广西大学教授等身份，围绕战时民生，为广西当局出谋划策。在《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一文中，李四光针对广西民众贫穷者“实居极大多数”的现实，指出广西当局应着力农业方面的土壤保存与灌溉、工业方面的燃料与动力、民众的卫生健康和教育等四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打井、筑坝解决土壤保存、灌溉问题；根据广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提倡适宜种植柑橘、橙柚；“教与育并重”，抓好学生修身接物和近代知识、技术以造就“心有所主，手脚灵便，体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建设健全的国家。［10］

（三）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保护，壮大抗日力量

李四光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又曾前往美国、苏联、法国、德国等国学习考察，深知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前，他搭桥推动俞建章去英国专攻古生物珊瑚研究，朱森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地史学，程裕淇师从英国地质学家李德（Reed）教授开展变质岩研究，李旭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地理学专业等。

全面抗战时期，李四光更加注重人才作用的发挥，他把地质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借调至有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如朱森到重庆大学，俞建章、张更到中央大学，叶良辅到浙江大学，喻德渊到湖南大学等，这不仅解决他们战时生计的困难，又更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专业作用。同时，与有关省厅合作开展矿产勘探工作，如喻德渊在湖南黔阳勘探金矿，孟宪民、马振图在云南东川开采铜矿等。李四光本人也在广西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桂林科学实验馆、贵阳科技馆等单位开展学术讲演与交流。

（四）围绕抗战主题开展科普宣讲，坚定民众抗战必胜信念

全面抗战期间，李四光利用学校、科学馆等场所，围绕全面抗战实际，开展科普宣讲，提振民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24日，在湖南省资兴县中学师生见面会上，李四光作《一个判断的实例》演讲，要学生们努力学习，打破民族自卑感。9月22日，在《建设研究》上发表《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第一要有勇气，要有毅力”，倡议科技工作者全力投入增强国家抗日力量的研究。［11］同年，在《革命与抗战》一文中，李四光指出，经过全面抗战以来四年多的苦斗，孙中山追求的唤起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目标已基本达到，中国展现了充分的力量，已成为“东亚的柱石”。［12］1943年，在桂林广播台演讲的《论国防科学化》发表，他进一步呼吁科技工作人员“到实验室里头埋头工作去”，以促进“整个的国家社会科学化”。［13］

（五）潜心地质力学研究，创立地质力学

这一时期，李四光谢绝广西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任命与聘请，坚辞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职务，拒绝行政院长宋子文驻英大使的提请等，潜心地质力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创立地质力学。

李四光地质力学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第一次提出在鉴定大地构造型式的时候，必须注意它们形成的力学过程。1935年上半年，他在英国伦敦剑桥、牛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1937年底抵到桂林后，李四光继续在地质力学领域深耕，带领地质研究所孙殿卿、马振图、王文瑞、邓玉书、斯行健等成员先后前往江西泰和、福建永安、湖南衡阳、郴州、资兴、贵州贵阳等地考察地质，相继发表《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山字型构造的实验和理论》《贵州高原冰川之残迹》《地史及地壳之认识》《从地质力学观点上看中国山脉之形成》《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等论文、报告，并在广西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贵阳科学馆等单位讲演交流，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逐步创立地质力学。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李四光一生有许多重大发现和建树，但创立于抗战时期的地质力学“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贡献”。［14］

三、贡献评价

全面抗战时期，李四光围绕抗日救国主题，以科学为武器，组织开展了煤铁等资源勘查、地质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等工作，促进了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广西民生的改善，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符合李四光“科学救国”思想初衷，正如1940年3月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六次年会闭幕式上致词所言，“在此抗战期中……吾辈之责任即在详研学理，以求有所贡献于社会国家也。”［5］这一时期，李四光的“广西山字行构造”理论轮廓初奠。［15］李四光主持的地质研究所同仁撰写的报告、论文达120篇，在中央研究院所辖的研究所中，数量最多。这些论文大多在英国的《自然》和国内的《地质论评》等一流刊物上发表，得到了李约瑟等国际同行的好评。［16］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李四光虽然来到了桂林，但他在政治上和新桂系当局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他既反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也不赞同新桂系当局借抗战之机扩张地方势力，主张一致对外。皖南事变中，新桂系当局跟随蒋介石反共，其后，李四光为广西当局“建言献策”的热情顿减。与此同时，随着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交往，尤其是1944年秋李四光抵达重庆与周恩来的两次秘密会见，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李四光逐渐认同和靠近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