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博士语：

人们常说，要理性做人、理性做事。理性的三要素是：有知识、无偏见、合乎逻辑。本期茶座中，各位茶客列举大量事例表明，严谨沉稳、理性处事，是良好人格养成的重要标志，有利于做出正确判断和明智决定，事业容易成功；相反，意气用事、莽撞蛮干，往往会使事业遭受挫折，必须引以为戒。

宁波财经学院 丁胜年 | 绘

叶祝颐（湖北省武汉市）：公交频繁停运谈何公交优先？8月12日，河南郸城县公交公司以经营困难、驾驶员工资发不上为由，停运全部城市公交，后经多方协商后恢复。自2020年开始，该公司已先后有6次停运。据说，公交企业出此下策事出有因，政府该发的补贴拖着不发，企业老做赔本买卖，司机工资低还经常被拖欠，致使公交企业经营困难。但公交公司无视市民出行需要，拿停运做筹码表达利益诉求，行为显然不理性。同时，公交停运事件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和责任担当，应该提醒公交公司，发展公交目的不是赢利，而是履行便民服务的社会责任，绝不能以效益不佳“绑架”乘客利益。同时，政府也不能简单地把公交推向市场，而要坚持给予公交行业合理的财政补贴与政策扶持，确保公交正常运营，维护经营者、公交司机的正当权益，为广大乘客营造便捷的公交环境。

李英锋（河北省滦南县）：争议性工伤认定不该陷入行政与司法的“死循环”。黄亚超之子已坠亡15个月，被社保行政部门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两次被法院撤销，使案件陷入“死循环”。近年来这类案例时有发生。原因在于，现有模式下司法裁判只对社保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会直接作出工伤认定，意味着社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认定才是终局认定。对此，首先需要立法、司法、社保行政部门对《工伤保险条例》相关原则性规定适用问题达成共识；同时，还有必要给争议性工伤认定画上有效力的法律句号。其实，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社保部门工伤认定决定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理应受到这一条款的约束。这样，法院就有了对争议性工伤认定的终局裁决权或决定性干预权，就能打破这种“死循环”。

张淳艺（河南省漯河市）：劳动者“碰瓷式”维权需理性纠偏。近年来，随着“00后”新生代职工步入职场，同以前劳动者在权益受损时敢怒不敢言相比，一些人一言不合就申请仲裁。重庆市今年第二季度调处案子30余件，“00后”占比近50%。职工维权意识增强本是好事，有助于倒逼用人单位尊重和保障劳动者权益。不过，对于一些“碰瓷式”维权行为，有关部门也应高度重视。如青岛市民李某，每次入职几个月就主动辞职，然后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及时支付报酬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在不到一年半内，其先后申请了9起劳动仲裁，涉及7家企业。有关部门应引导劳动者理性维权，让其认清这是权利救济的通道，绝非不劳而获的捷径，提醒他们如果企图从中渔利，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将来很可能求职无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劳动仲裁的相关法规，对于有违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原则的“碰瓷式”维权不予支持，杜绝让劳动仲裁成为个别人恶意攫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工具。

张玉胜（河南省漯河市）：花式就业歧视亟须立法规制。前不久，网传深圳某教育公司招聘员工时，要求手机倒数第五位数字不能为“5”，并称入职后可以换手机号，否则就不予录用。对此，网友直呼“看不懂”：手机号码与求职者的德行、能力、水平毫无关联，为何也被“躺着中枪”？就业歧视一直是职场顽疾。除常见的性别、学历及地域歧视外，更有五花八门的奇葩聘规将求职者拒之门外。反就业歧视不是反对企业设置条件，而是反对企业以与工作岗位、职责并不相关的因素来不合理对待应聘者。公司强迫劳动者更换手机号码，侵犯了劳动者个人自由和平等就业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应该举一反三，遏制奇葩聘规背后的花式就业歧视，以列举方式完善立法设计，全面规制用工招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