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守朋，刘兴晔

(1.大连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2.开原市文化与旅游局，辽宁 铁岭 112300)

明代辽东开原城是东北亚要冲，除重要军事地位外，又是重要经贸之地。明廷开设马市，汉、蒙古、女真各民族在此贸易，不断加强经贸往来，从而不断融合。有关开原马市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田静的《明代辽东的马市》(《史学月刊》1960年第6期)，杨余练的《明代后期的辽东马市与女真族的兴起》(《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林延清的《明代辽东马市性质演变》(《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李漪云的《从马市中几类商品看明中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及其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萧国亮的《明代汉族与真族的马市贸易》(《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陈祺的《明代辽东马市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余同元的《明代马市场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这些文章考证了开原马市的设立、性质变化、汉人与女真贸易情况及其影响等，没有重点从各民族交往交融视角研究开原马市贸易，因此本文不避谫陋，以民族交往交融视角进行探索，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明廷为从蒙古、女真购马而设开原马市

开原地处明代万里长城最北端，辽河中游东岸，辽东最北端， “控临绝徼，翼带镇城，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1]，东西横向的万里长城与南北纵向的辽河在此交汇。开原是万里长城最北端的路城，地位仅次于辽东都司辽阳，“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2]；开原乃“九边危地，此其最乎”[3]14。结合开原边地的多民族特点，通过马市来稳定边疆形势，团结各族人民，促进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成了当时的明廷朝野共识。乃至皇帝颁发圣旨，敕令在开原设置马市，加强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

明朝初年，通过洪武二十一年(1387)大将军冯胜率明军迫降北元太尉、开原王纳哈出而统一了辽东地区，设置卫所加强管理；其后持续派兵，征剿尚未宾服的地区，开始经营辽东以外的广大东北亚地区，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敕令总兵官周兴令指挥庄德等领三万卫军马，合兵征讨兴安岭以东松花江等地的女真地区。

明初经过长期的统一战争，马匹奇缺，于是大量向蒙古、女真人地区购买马匹；同时，还通过“赏大于贡”的贡赏制度，吸引广大女真、蒙古部落纷纷归附，入京贡马，致使沿途各地官员应接不暇，且北人畏惧天热不习水土，于是令于边关的广宁、开原两地设立马市，赴市不必再到京师，以马匹交易为主的市场由此称作马市。《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三年(1405)三月，明成祖饬令兵部：“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4]663永乐四年(1406)，“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4]776。永乐四年(1406)在开原设立马市时，由于开原交易量巨大而直接开设了两处马市，一为城东屈换屯的女真马市，二为城南果子园的开原马市。《明宪宗实录》载：“永乐间辽东设马市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真；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5]开原马市，狭义专指城南果子园的南关市，广义泛指设在开原的四座马市。而管理辽东所有马市的提督马市公署，也设在了开原城。

开设马市的目的，除了初期朝廷购马之外，更主要的是让女真、蒙古等各族人得到“和戎之利”[3]105，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生活，共铸明朝边疆安全。

二、开原马市交易扩大东北各民族经济交往

1.各民族交易商品增多

马市初期以朝廷向蒙古、女真人购马为大宗交易，后来交易的货物逐渐发生较大变化。马市交易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多向的，满足了各族的需要，促进了各族经济的发展。蒙古、女真人牧养的马、牛、羊、猪，狩猎所得的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采集所得的人参、松子、木耳、榛子、蘑菇、蜂蜜、珍珠等，都需要卖出去；还要买进来生产生活用具，铁器如铁锅、犁铧等，陶瓷器如缸、罐、盆、碗、碟、盘、杯等，生活必需品如食盐、茶叶等，丝布如棉花、针线、布匹、丝绸等。“皆利我市赏，便我市易，我若闭关不与通，我布帛锅口田器等项，皆彼夷日用所需，彼何从得，彼之牛马羊及参貂榛松等货又何所售？”[3]6东北各族之间的贸易，一半以上来自开原马市。万历时，巡按辽东御史刘台曾说：“祖宗以来，嘉慕其义，许以互市。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以待建州等夷。”[6]1031只有马市，才能实现这种各民族之间的沟通有无，物资互补。马市贸易之利，刺激了各族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其所生产的物品丰富了马市的商品，促进了马市贸易。

2.各民族交易规模扩大

马市交易，往往是各部酋长亲自带队，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上千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月十三日，叶赫部贝勒祝孔革亲率387人到南关市交易：“十三日一起，买卖夷人祝孔革等三百八十七名，从广顺关进入，到市与买卖人杨景时等易换牛只等物，共抽银五两七分三厘。”[7]721据记载交易物品有：大牛8只，中牛3只，小牛□只，牛犊10只，上马中马小马2匹，马驹2匹，绵羊1只，山羊7只，缎袄2件，羊皮袄2件，小猪3只，鹿皮3张，参蜡25块，牛皮10张，松子1石，麻10斤，绢1匹，蜜19斤，木枯4.5斤，木耳64斤，狍皮10张，靴19双，马尾0.5斤”[7]721，等等。该书也多次记载了哈达部的汗王、贝勒亲自带队入市贸易的情形。

开原地区的马市，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马市贸易的兴盛发展，由最初的广顺关马市、镇北关马市的南关市、北关市两座马市，增设了专门对蒙古人贸易的新安关的鞑靼马市，发展扩大到“三关三市”。蒙古贸易进一步发展后，一座鞑靼马市仍然不够用，于是又在清河入辽河口处的清河关，增设清河马市，专门开展对辽河西南铁岭镇西堡以外的蒙古人贸易，达到了“四关四市”。同时，原来位置、规模都有局限的旧马市已不敷使用，于是屈换屯马市被新建马市堡马市取代，鞑靼马市由古城堡南迁至庆云堡新建大马市。交易的扩大，无疑促进了汉、满、蒙古各族之间的交往。

3.各民族交易官市之外有民市

开原地区的马市，还有一个性质不断转变的过程。起初的马市都是官府设置的官市，随着民族贸易与交流的需要，固定刻板的官市已经不能满足各族人民随时交易的需要，于是官市之外，又形成了民间集市——民市，在开原城南门外，每天贸易，方便灵活，扩大了马市的交易功能。民市交易的物品，更是五花八门，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记载广顺关交易，“马二百一十八匹，每匹税银六钱，共银一百三十八两八钱；牛四十一只，共银八两二钱”[7]728；马还分大马小马马驹，“小马二匹，抽银四钱；马驹二匹，抽银二钱；绵羊一只，抽银二分；山羊七只，抽银七分；小猪三只，抽银一分五厘”[7]831。后期交易品种增多，有“蜜一百斤，抽银一钱；蜡一斤，抽银一分”；有山货”木耳七十斤，抽银七钱；蘑菇二百一十斤，抽银一钱四分；松子一石五斗，抽银七钱；榛子四斗，用银四厘”；有食盐铁器，“官锅四十四口，官盐八百四十斤”[7]823；有生产工具如“铧子二百五十六件，抽银一两二钱八分”[7]825；“木锨把一百二十一把，抽银一钱二分一厘”[7]823；有弓箭如“弓一张，抽银一分；箭插一副，抽银二分”；有珍珠人参如“珠子三颗，抽银四钱；参九十九斤半，抽银九钱九分五厘”[7]818，等等。正是马市贸易，使得开原三万卫成了全国三大冶铁中心之一。

明清时期，集市贸易如同过年一样热闹，今天的农村大集、庙会也莫不如此。这种定期的大规模集市交易，其所带来的民族交往，对边疆地区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是远非集市、庙会所能比拟的。

4.促进各民族“居停主人”的交易

开原马市贸易对各民族交往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居停主人”[3]105地位和东北亚丝绸之路两个方面。

马市交易，严格规定了入市交易的日期，来早来晚都不行。因此，在长城关外形成了等待进关入市的“居停”之所，哈达部作为“居停主人”，在广顺关外的貂皮屯为其提供食宿服务，作用相当于清代的大车店，而规模却大得多，从而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益。还有一些不符合进关入市的情况，比如来晚的、超过规定次的、超过规定人数的、没有敕书的，就要求助“居停主人”帮忙，完成交易，“居停主人”从而又赚取了丰厚的回报。久而久之，貂皮屯就形成了貂皮等物品聚集之地，貂皮屯也由此等名。马市交易使得“居停主人”应运而生，其“居停”之所也就成了不叫市场的市场，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

叶赫部羡慕哈达部“居停主人”之利，于是效仿哈达部貂皮屯在贸易之路上开设棉花街，并且在棉花街附近新建了商监府城，坐收 “居停”之利。叶赫部与哈达部由此出现了“居停主人”之争，起初体现为叶赫部向哈达部争抢，后来体现为哈达部夺回，为此双方不惜诉诸武力，爆发多次战争。叶赫部的几任贝勒如祝孔革、清佳奴、杨吉奴等，都因争夺“居停主人”而被哈达部或明军杀死。

哈达部与叶赫部的“居停主人”之争，就是变相的扈伦四部联盟盟主之争。哈达部在王忠汗、万汗时期，因为强大而成为“居停主人”作联盟长，万汗去世后哈达部衰落，叶赫部成了“居停主人”作联盟长。这种联盟也是一种和平方式无法获得资源就用战争来夺取的组织，是另外一种变形的民族交往，进而形成海西女真的扈伦民族共同体，直至后来努尔哈赤再将女真民族共同体上升为满洲民族共同体。

5.促进了东北亚丝绸之路各民族贸易

东北亚丝绸之路，与西域大漠丝路、北方草原丝路、西南茶马古道、海上丝路并称五大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也称东疆丝路，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另外一条著名丝绸之路，二者大同小异，各有作用与贡献。东北亚丝绸之路与其他丝路有所不同，更突出体现在民族经贸交往作用上。

(1)以民族交流为目的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亦失哈一生“九上北海”(一说“十上北海”)，特别是“一上北海”开辟东北亚丝绸之路。他北抵开原，组织丝路货源，并协助刘清在今吉林市松花江畔阿什哈达，打造出25艘巨船。永乐九年(1411)，他统率2500名官兵，乘坐着满载布帛丝绸、粮食、火药兵器的25艘巨舰，乘着春天的季风，扬帆起航，浮江而下，顺则招抚，逆则横击。这次远征，相当顺利，没有遭遇任何反抗。他们沿途招抚女真各部，宣布大明皇帝“敕谕”，设立卫所，“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8]184。抵达奴儿干后，亦失哈抚慰当地居民，在一个叫特林的地方开衙设府，设立了明朝最北的官府奴儿干都司，“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大赍而还”[8]184，扩大了大明版图，增进了各族之间的交流，维护了边疆奴儿干地区的开发与稳定。

(2)开原各族军民参与东北亚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九上北海”以“边城”开原为依托，许多官兵出自开原多民族的安乐州、自在州，出使遥远的女真地区，直接促进了民族交往。据《永宁寺碑文》载，参与亦失哈九上北海的开原军官有：安乐州快活城千户：王儿卜、木答兀；卜里哈卫镇抚：阿古里、阿剌卜；百户阿剌帖木、□纳；所镇抚：赛因塔、把秃不花、付里住、火罗孙；自在州千户：□剌□、哈弗里的、阿里哥出；百户：满秃等[8]185。随亦失哈九上北海的军官及其所统大批兵丁也多出自开原安乐州、自在州，最后亦失哈率官兵也回到开原，任开原镇守使(后任镇守辽东太监)。

(3)以开原马市为丝源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咸丰本《开原县志》记载了开原鞑靼马市与茶马贸易情形：“旧马市堡，来宾关，邑西四十里，有土城一座，官居城内；西门外更有土城围之，多有过关卖马者居，传谓昔日以易马。”[9]马市的货物集散地作用支持了亦失哈“九上北海”活动，将开原的茶马贸易通过东北亚丝绸之路扩展到遥远的边地，各民族交往更加紧密频繁。

(4)东北亚丝绸之路以“丝关”开原城为枢纽，控制长城各个关口，形成独具特色的水陆联运风格的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要么全是陆路，要么全是海路，只有东北亚丝绸之路为水陆联运。其陆路是江南-北京-“丝关”开原，水路联通渤海海峡-辽河-“丝关”开原-松花江-黑龙江-鞑靼海峡一直抵达库页岛。向南以老米湾码头通过辽河漕运沟通中原地区粮货，“粮米由海运经登州趋旅顺直抵开原，开原城西有老米湾，即其卸泊处也”(1)见陈天资《海道奏》，收于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百一十四，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向北通过伊通河、松花江、黑龙江入海口并抵达库页岛，数十艘大船将粮货运抵奴儿干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陆河海联运的东北亚丝绸之路。

(5)开原马市及东北亚丝绸之路上，涌现出一大批各族官商巨贾。西域大漠丝路给人的印象是漫漫黄沙中行走着一个十几匹骆驼的商队，滇缅茶马古道是崎岖山路上走来十几匹马的商队，皆远不比东北亚丝绸之路上的商队规模、次数、交易量，动辄几十人数百人甚至逾千人。试想如此众多的商人，骑着马坐着车赶着一群群牛羊，连绵十数里迤逦而行，往往前头已经入市而后面还远不见尾。史载这些大商人，如“南台等五百名”“歹因孛罗等二百名”“拍羊等七百名”“歪卜等五百名”“汪往等四百八十名”“三官儿等六百二十名”“汪往等四百八十名”“二汗等一百一十二名”[7]721，等等。常与他们做买卖的汉族大商人史载有胡世达、徐月、孔保、王芳，等等。他们往来穿梭于清河“广顺关”古道上，“居停”在哈达村屯中，“易换”于马市之内，“抽分”得银源源不断，“抚赏”“桌面”“羊酒”“用银”无算，盛大场面远过于今日之农贸市场、农村大集。

三、开原马市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

在促进民族交融方面，开原马市一是通过贡赏来奖惩各部，以经济赏罚体现各部的政治地位，增强认同感；二是筑城置州，直接安置内附各族百姓，促进各民族融合；三是通过马市的开闭来调控各族对中央政府的忠顺与否。

1.马市贡赏

东北各部按朝贡定制，定期到北京朝贡，获得赏赐，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边疆各部族之间的联系，民族交融加快。每个地区各个部落，都有规定的朝贡道路，简称贡道。东北地区的贡道都集中在开原周边长城的关口，以“三关三市”为主，分别是通往叶赫及松花江、黑龙江包括库页岛地区的镇北关女真马市(北关市)，其贡道称开原北陆路；通往哈达及长白山、图们江、朝鲜后门的广顺关开原马市(南关市)，其贡道称开原东陆路；通往辽河外的蒙古东部地区的新安关鞑靼马市，其贡道称开原西陆路。各部族经由贡道入关进京，沿途吃住都有驿站免费提供。

朝贡也称进贡，是地方各部族或属国臣服于中央统治的政治制度，不按期朝贡将受到惩罚。朝贡是以地方特产为贡品，象征性地表示臣服，而朝廷一般都实行“赏大于贡”原则，赏物会数倍于贡品，体现皇威浩荡，以此来笼络各部及属国，增强认同感。得到赏物后，他们一般会在京城民市或返程沿途，出售富余部分，赚取利润。当回到开原即将出关返乡前，开原马市官代表朝廷，还要进行赏赐，这次赏赐主要是出关后返乡途中的膳食等。这是马市的又一项重要职能，仍是以奖赏来笼络人心。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广顺关开原马市抚赏情况，择要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广顺关马市抚赏列表(2)根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整理。

抚赏内容有“二十四日，抚赏看守河木夷人车卜等五十名，酒二十五壶，价银二钱五分”；“赏盘三十三个，连酒，用银六钱二分七厘；果桌一百二十张，连酒，用银八两四钱”；“桌面下四张，用银八钱二分九毫八丝八忽”[7]721，等等。由于“赏大于贡”，故各部族争相朝贡，也出现超过规定次数、人数的现象，以致朝廷严格限定朝贡的次数与人数。通过朝贡制度，“赏大于贡”方式明朝赢得了女真、蒙古各部的政治认同，

2.设置安乐州、自在州

开原马市交易，吸引许多蒙古人、女真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纷纷要求留住在开原。于是朝廷特批，为安置他们在开原修筑城池，设置州衙以管理其民，筑城置官是最典型的民族交融，这也是因马市而促成开原独有的民族交融形式。

(1)修筑快活城、自在城。永乐六年(1408)四月，明成祖谕兵部：“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7]721于是在开原城西门外同时旧开元城遗址处，修筑了快活城、自在城两座土城，今称大罗城屯、小罗城屯，用以安置大量内附的女真人。张世尊《明初辽东吸引少数民族南下定居政策述略》一文载：“从今天原开原城遗址中找不到二城的遗迹，但在开原城遗址的西关有西罗城。”[10]随后陆续不断有女真各部归附者，被安置在快活、自在二城，如《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七年(1409)四月“札肥河等卫千户秃鲁忽等自陈愿于三万卫快活城居住”[4]1186；永乐九年(1411)九月“建州卫千户囊那哈等来朝，奏愿居辽东快活城。”[4]1507等等。他们可以自由去留，女真人往返之通道关涉清河地区。

(2)设置安乐州、自在州。筑城而后再设治，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内附之人，朝廷于次年即永乐七年(1409)，对应三万卫城外的快活城、自在城，在城内设置了安乐州、自在州，二州隶属山东布政使司，职责是管理快活城、自古城之内附者。正统八年(1443)三月辽东总兵曹义奏疏：“永乐间开原城设立安乐、自在二州，每州额除官吏四员名，专令抚安三万、辽海二卫归降达官人等。”[11]这是专为安置东北内迁的少数民族设立的管理机构，也是明代在辽东地区所设的仅有的二个州。如《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1411)六月“卜鲁兀等卫千户团脱等奏，愿居安乐州，从之”[4]1475；冬十月“木束河等卫指挥使把剌达哈等二十四人来朝，奏愿居辽东自在、安乐州”[4]1521，等等。

明代辽东地区实行军事卫所制，不实行州府县制，至此专门设置安乐州以管理快活城，设置自在州以管理自在城，这是明代在东北地区仅设的两个州。明朝前期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执行起来也是很灵活的，无论是城与州的及时设置，还是城与州名的精心设计，无不体现其适应民族交融的需求。多民族共居一城，生活联系密切，少数民族为了与汉人交往要学习汉语、了解汉人文化，一些汉人为了与少数民族交往，也要熟悉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甚至两者通婚，如此促进了各民族交融。后来借鉴开原设州的成功经验，针对辽阳城归附日众的新情况，将自在州居民并入安乐州，而将自在州机构迁至辽阳。安乐州与自在州，是明朝前中期最典型的民族交融之地。

3.以马市开闭来调整民族关系

明代马市由设置到发展，使民族团结逐渐取代了民族战争，使女真、蒙、汉社会都出现了安定的政治局面。明廷通过马市贸易加强对长城沿边各民族的统治和羁縻。马市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市场，对调整民族关系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扩大民族交融，二是规范边疆秩序。尤其在规范秩序方面，是以和平的“闭市”制裁的手段调控民族关系。

由于明长城开原广顺关外的哈达部最忠顺明朝，万汗成为大明官员龙虎将军、右柱国，成了管理东夷之长，替大明王朝管理女真各部，因而地处广顺关的开原马市一直规范有序，几乎没有盗边与抢市等扰乱马市的事件发生。正统年间，蒙古瓦剌兴起，裹胁女真各部疯狂盗抢明边，一时长城沿线烽烟四起，点火频仍。为了打击瓦剌及女真的内侵行径，稳定边疆形势，安靖各族生产生活秩序，朝廷启动了马市的另一大功能——“闭市”制裁。为示惩戒，明朝一度关闭了全国所有马市。须知，一但闭市，不但各族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无从购得，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饲养的马匹、采集的人参等山珍、捕猎而来的貂此等兽皮，统统无处售卖，生产活动一下陷入停顿状态，“闭市”成了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史载努尔哈赤时期，一次马市“闭市”，建州所挖近十万斤人参全部烂在库房之中，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万历年间这次“闭市”，唯独保留开原广顺关一处马市，依旧开放，《沈故》记载：“正统间已罢其二，惟开原之南关市独存。”[12]朝廷通过马市开闭来奖优罚劣，表明开原马市是民族交往的和谐典范。这令女真各部羡慕不已，纷纷转来开原马市贸易，并恳请哈达部万汗出面，替他们向朝廷求情，开放各地马市。万汗在代表朝廷惩治了不法之徒后，带着各部酋长，来到开原提督马市公署，求情作保后，方才准许抚顺马市、宽甸木市等陆续开放的。经过此次“闭市”制裁，蒙古、女真各部安定了许多年，社会秩序归于平静正常，各民族和谐交融。民族的交往交融是主流，封闭对明廷对少数民族都是不利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明朝边关将吏克扣、限制少数民族贸易，蒙古、女真因贸易而强盛起来，竟然犯边侵扰，如此打破了民族间的贸易平衡，是不利于多民族交往交融的，也损害了各民族利益。

开原马市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加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减少了战祸，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政府财政好转，人民负担减轻，民族和睦交融，政治稳定，有利于国家统一。明代马市的开设和兴衰前后历经二百多年，尤其在民族交往交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