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万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和知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他不但是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且对中国现代文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的发展，皆有倡导之功。在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中，梁启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扳道夫”。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1]。作为晚清一代，梁启超和章太炎、康有为产生了区别，可以说梁氏继续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续领风骚。胡适曾写过《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文章，他在文中甚至将研究系的喉舌《国民公报》《晨报》 作为1919年以前中国北方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研究系的刊物《建设》《解放与改造》与激进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新青年》《新潮》一道关注与思考思想文化和国家发展。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各个文化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也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集团可以一分为四：以胡适、张慰慈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以陈独秀、 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左派； 以孙中山为首及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追随者的国民党派；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等进步党部分党员构成的研究系[2]。实际上，梁启超通过主导、参与大量思想文化活动，凝聚了一批英才俊彦，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人群体，梁启超和其研究系同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尤其1920年梁启超欧游回国后，以他为首的知识分子利用或创建庞大的文化资源阵地，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和其他思想群体对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和对文化建设的思想切入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另一思想角度为新文化建设提供资源，为主流文化纠偏。梳理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五四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深刻挖掘五四新文化时代的思想发展趋向。

1 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启超的思想分为4 个阶段，第一期从康梁师徒关系确立到戊戌政变，从辞章训诂之学转向“通经致用”； 第二期从戊戌政变后到辛亥革命成功，介绍西方新思想并批评中国学术以“致用”；第三期从辛亥革命成功至欧游以前，是“纯粹政论家”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去世，是“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的专力治史“然终不忘情国艰民瘼”的时期，并认为 “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在1929年悼念梁启超时张先生著文肯定梁启超欧游期间“受其说（指一战后非理性主义思潮）之熏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世”[3]。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在当时乃至时下都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在已成显学的梁启超研究中，关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论述，堪称成果坚实，名作纷呈。相比之下，关于第四期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研究相对薄弱，注意到第三期与第四期之间关联的研究更少。无论民国学人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努力和功绩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公允的评价。胡适肯定了“新民说”是梁启超一生最大的贡献，但同时认为“他晚年的见解，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4]。中共理论家邓中夏把胡适等人归入科学方法派，把陈独秀、李大钊等归入唯物史观派，而把梁启超等人归入与之相对立的 “东方文化保守派”，并认定后者的性质是代表封建思想的“新的反动派”[5]。

有意思的是，在时下研究中同样归属为“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一方面肯定梁启超“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纪，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6]，另一方面却对欧游后梁启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颇有微词，“如此种种表扬中国文明，其实任公所说，没有一句话是对的”[7]。这表明二梁在文化立场上有所异歧。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骂为“玄学鬼” 的张君劢等人是梁启超先生的门生故旧，梁启超也在论战中崇尚儒家人生哲学，所以丁文江也有指桑骂槐的嫌疑。新文化运动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遮蔽了梁启超晚年的新文化建设，以至于承五四遗风的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五四新文化形象仍被严重扭曲，即便是治思想史的大家仍把梁启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打棍子的同时扣帽子：“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8]。

20 世纪80年代以后，梁启超依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学者眼中，梁启超“不是什么重要的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9]。李泽厚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将梁启超与章炳麟作比较后说：“梁浅、杂而多变，章则相对稳定；章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则始终没有”。事实上，受20 世纪80年代年代“激进—保守”社会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激进等于进步，而保守则具有了落后的含义，这一框架变成了一种价值倾向。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成为正统，他们所进行的新文化建设的主张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或启蒙运动。而梁漱溟、“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梁启超的新文化建设主张则被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在这样一种二元分析框架中，学界往往将晚清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历程分为前后两段，比较重视“激进”“进步”的前半段，例如，梁启超在1902年之前进行的启蒙宣传被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大受褒扬。对于“保守”“落后”的后半段，学界较为轻视，一直没有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

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知识界对所谓“激进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的多元路向的发潜和重视，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持的其实也是他一贯主张的“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文化立场得到公允的评价。正如黄克武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梁启超的评价，曾出现过由‘黑’转‘红’的趋向”[10]。20 世纪90年代以来，对梁启超的研究汗牛充栋，对梁启超研究也从传统的政治史方面渐渐向思想史、 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多面向转移和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梁启超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文学研究、法律研究、文化研究、学术史研究等诸多方面。学者们在美学、档案学、方志学、图书馆学、人口学、心理学、音乐文化、城市观念等方面也提出了开创性的创建，深化了梁启超研究。梁启超研究中大量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和发掘也同时展开，为深入研究梁启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关于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近年来成为梁氏乃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思想、学术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甚至确立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典范”，相关研究开始予以关注。海外梁启超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黄宗智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中村哲夫的《梁启超与“近代之超克”论》等。美国学者列文森的著作开启了用“冲击—回应”模式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先河。在该书中，列文森运用“历史与价值”和“感情与理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分3 个时期对梁在中西文化相遇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进行具体考察。列文森认为，在民国初建前的两个时期，梁启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并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传统，在感情上依恋传统文化但在理智上认同西方。在民国建立直至他逝世的第三个时期，梁启超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开始反思欧洲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端，感情上不再恋慕西方，而是确立了中西文化“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通过中西文化调和，达到“历史”与“价值”的统一，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化综合主义。张灏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梁启超对中国思想转型的贡献； 黄宗智将日本因素作为梁氏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加以重视，曾专门考察明治日本对梁氏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经过梁氏重新阐释之后的传统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个混合体。中村哲夫则关注梁氏晚年的整理国故尤其是佛学研究，指出他开拓出与欧洲后现代主义共鸣的回路。

台湾近年来梁启超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张朋园和黄克武。张朋园较早注意到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参与，对梁启超欧游归国后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进行了梳理，肯定了梁氏对新文化的历史功绩。黄克武将梁氏主“调和”的文化思想放置于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加以重新思考的框架内，给予新的高度评价。认为梁启超的调试主张中的思想背景和穆勒的自由民主思想一脉承接，也视梁启超为中国温和自由主义的先声。他认为20 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一种“调适”与“转化”的抉择关头，开始势力相当，其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被多数人放弃了。黄克武高度强调梁启超研究中的 “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任公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国自然也能建立一个异于他国模式的现代国家”，“中西并重，观其会通”和以“非弥尔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以人文关怀、宗教情操避免西方实证主义的缺失等构成了梁启超对中国问题思考的基本特点[11]。他甚至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作为近代中国思想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的转折点，这打破了普世价值、西方中心、线性演化的文明叙说，转向强调精神价值、民族特性、空间差异的文化叙说。

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梁启超研究，大陆学者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也予以关注和肯定。元青认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转变及其努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梁“大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五四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12]。莫志斌则选取人物和活动两个维度肯定了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多方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崔志海认为梁“并不是一个过时人物，而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紧跟时代潮流的壮汉”[13]。李茂民关注了梁氏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活动和学术事业，注意到他“以经过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西方现代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和自由主义民主塑造新人格，建设中国新文化”[14]的意义。董德福则通过比较梁、胡二人整理国故的理论、实践及其具体成就来肯定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参与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和先驱。蒋广学从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区隔的角度呼吁梁启超“不中不西、即西即中” 的学术思想及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方案值得关注。也有以面代点的著作，通过对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活动进行考察，兼顾了新文化建设中梁启超的文化主张。

在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下，梁启超的“中西文化化合论”得到中肯的评价和深入发掘。郑师渠晚近的学术生涯正是围绕一战后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将以儒家思想为资源，重构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出路的梁启超作为在 “现代” 社会中突围的代表人物，他在2005—2006年先后发表了《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和《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自觉、完整地提出梁启超研究中“反省现代性”的取向问题。他甚至将梁启超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自觉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重要表征。郑师渠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后较早地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性且独特的这个看法”（艾恺语），在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者胡适相比求同又存异，具有独特的个性：梁启超一直警醒西化过激派，认为不能只看到西方文化的优势，其劣势也应该警惕；梁启超对五四时期的“惟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高度重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补并生；梁启超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也能够培育出特有的新文化。鉴于此，郑师渠高度评价梁启超“大大地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5]。胡逢祥也关注了梁启超从钦羡西学到返宗儒学的“文化回归”现象，并将最主要的原因归为对一战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反思。江湄以五四平视晚清，发现了梁启超历久弥新的新文化建设理念。“梁启超惊喜地发现，经过挫折和反思的欧洲近代文明的新方向，正与我先圣贤所昭示的一套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中国文化既自尽其性又能贡献于全体人类的大好契机”[16]。

2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之研究现状

30年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集中在3 个方面：（1）对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的基础研究；（2）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文化观的研究；（3）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活动的专题研究。

对研究系和“东方文化派”的基础研究偏重于派系互动。有文章专门对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聚合进行了梳理。有些著作较好地结合了思想史和学术史方法研究了研究系和其他学人群乃至“国民党系”的互动。因为在20 世纪20年代国内文化思想界，梁启超和一批学人、思想家被归入“东方文化派”。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东方文化派”的研究自然也涉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还有论者将“东方文化派”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对“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人进行个案研究，并在现代视域下考察其理论得失、意义影响。对小圈子之外的横向联系的考察更能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发展。梁启超研究系群体和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交际也有一些扎实的作品，比如，罗志田的《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将梁漱溟和其他的所谓“东方文化派”特别是梁启超及其同仁进行比较，他认为两者之间在思想旨趣和文化观念上有根本的不同，“东方文化派”无论是赞成“东方文化”抑或反对“东方文化”其实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郑师渠则对该圈子的国际背景进行考察，认为1919年到1924年国外五大名哲来华讲学为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和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依据。国内一些学者指导的博士论文开始对此领域进行关注，有论者从“调和论” 与文化改造的言论和实践入手剖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保守阵营的“中西文化调和论”“新旧文化调和说”，并对文化保守主义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第二部分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文化观的研究。早在2005年，郑师渠就将视角定位在欧战后反思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对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进行发掘，认为在一战后世界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背景下，以“反思现代性”标准来看，梁启超的文化立场较之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前瞻眼光。此后，郑师渠又深入阐释了梁启超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自觉”的内涵，并对一战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国内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做了追踪。此后他又将梁启超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并列为两种“向西方求解放”的不同视角。在此基础上，他的专著《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一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产生的反思现代性思潮作为时代思想背景，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个案，考察这种思潮对学人和思想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该书虽以梁启超为个案展开，通过个案亦能窥见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正是自觉应和反思现代性思潮，所以其文化思想和主张更具时代张力。郑师渠在后续研究中更加细化，将梁的独特性定为在3个方面：第一，梁启超要重估西方文化，对五四西化过激派形成制衡； 第二，梁启超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对唯科学主义是个打击；第三，梁启超坚持走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文化路线。所以，其思想主张“确乎大大地丰富了新文化的内涵”，“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且其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突出的个性”[17]。张冠夫也注意到梁启超在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浪潮中中国文化如何重构“现代自我”的问题。他的一系列研究侧重从文学观念上比较梁启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差异：文艺复兴的人文取向与启蒙主义理性倾向的对立。这种自觉从笼统的“文明观”向多元具体的“文化观”转变的做法体现出梁启超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话语体系。梁启超尤其强调情感与科学理性的不同，以情感界定文学的本质与功能，并将情感诗学作为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桥梁。潘建伟则透过梁启超对新诗、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及五四运动的心态，以其与新青年同人的分合为线索论证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立场。类似的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文化现代化主张走了“超越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江湄通过对梁启超、章太炎以及胡适的对比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后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进行文本分析，以“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方案为背景关照，愈发凸显了梁启超对儒学史与儒学的重构性诠释及其背后的思想意图。还有学者撰文从梁启超儒学观的角度肯定了梁启超对五四时期全盘激进反传统的超越。甚至将梁启超援西学思维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上升为新儒家的发端。董德福也主张 “应该把梁启超算作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滥觞”。陈来则认为《论私德》及其影响下的《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与方向”。但江湄却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别：“梁启超所指示的研究乃至复兴儒学的道路与‘新儒家’的根本不同”，梁启超并非如胡适所说“努力跟着一班少年向前跑”，而是有他自己的“新文化运动方案”：梁启超重新定义并建构起儒学的属性和思想系谱，通过传统自性与现代多变性的调适，将根植于清代“汉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与儒家的义理体系融合成“新道学”，作为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偏弊的良方。夏晓虹则通过新发现的史料揭示了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的诸多因素，其中体现的道术、权术和心术的纠葛颇值得玩味。注意到清代学术史尤其是阳明学与梁启超思想的关联的论著也不乏其人，如吴铭能的《梁启超研究丛稿》、黄克武的《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狭间直树的《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的问题》，分别从梁氏新文化运动时期清代学术史、 先秦诸子研究，1903年以后从发明新道德到宣扬王学的思想转变，以及王学“出口转内销”的日本因素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第三部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活动的专题研究。就梁启超的人物传记而言，大陆最早的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是孟祥才的《梁启超传》。1999年，梁启超逝世70 周年，一年中最少出版了5 部传记。从学术性和影响力看，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解玺璋的《梁启超传》等。前者史料丰富，尤其对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记录与评价，该书再版3 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对梁启超研究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18]。后者以梁启超与师友等的交往横向铺展开，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还有学者非常敏锐地将梁启超新文化思想归结为中西文化“化合论”，并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郑大华认为“新民”为代表的国民观正是从鸦片战争前的臣民观向新文化运动时期公民观过渡的桥梁。有人将梁启超对中西学术尤其是对科学的认知作为梁启超文化立场的基础，还有人比较了梁启超欧游前后的文化观，认为并不构成截然不同的变化。有学者关注到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关系，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王梁的相识交往的描述，对王梁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异同进行了分析，从一个侧面较好地反映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

3 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深入的地方

从以上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出，对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确实在研究细化和角度转换这两方面都做出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和技术日益丰富，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客观。考察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也从传统的政治史方面渐渐向思想史、 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转移。但就目前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而言，尚有不足。

首先，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不够。目前梁启超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理论分析和文本解读。葛兆光认为，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情况，就在于忽略了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19]。所以观察特定学术机构为中心的思想学术集团的活动与其文化理念，兼容思想脉络和社会层面，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有利于我们梳理现代思想主要脉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文化变革活动中知识分子应有的位置和历史责任。采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把历史人物放置于时代的思想的变动中，注意历史人物的社会生活，关注人物之间的有效互动，探讨他们思想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勾勒出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与文化保守派之间的人脉往来、学术关联及思想律动，才能更好地把握近现代社会思想发展脉搏。

其次，对梁启超主张的新文化运动方案和实践的系统解读作品缺乏，而梁启超欧游后所展开的系列文化活动应该放置于梁氏独特的新文化运动方案中进行解读，这样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创办讲学社，创办和改革研究系的各种报纸杂志，改制中国公学，并不惜以健康为代价四处讲学演讲，撰写了大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梳理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梁启超和同道还积极倡导新的师教和身教，打算以中国公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为基地，对全国的文化教育界施加影响。1923年1月，梁启超发表公开信召集同志欲创办文化学院，研究和讲授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佛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美术，尤其重视以儒家“人生哲学”进行精神教育。1925年以后，他又在清华研究院力行这一抱负，想把儒家的精神修养之学贯彻到各类现代学术的研究和教学中。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系列活动只有放置于他所构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方案中才能理解其深邃内涵和独特意蕴。

最后，梁启超和“学衡派”、梁漱溟等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人际关系、学术往来、思想声援与纠葛等内容的研究和发掘明显不足。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以其为主题展开讨论的书籍和文章不计其数，较为成熟。梁启超个人及其研究系群体、梁漱溟、“学衡派”、章太炎、章士钊、杜亚泉等个体研究层次多样、内容丰富，小圈子内部互动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圈子之间的横向联系研究显然不足，进而影响对梁启超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实际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这与文化保守派或者涵盖其中的“东方文化派”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思想观念共同体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思想界分化和思想圈地过程中，被冠之“派”，那么圈子之间必然会通过直接关系和转及关系传递着情感、权力、物质及信息等资源，无论他们之间的情感、交际是和谐抑或疏离，把握他们“恩怨情仇”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关联的研究，才能理解“一时大师，骈称梁胡”，真正看出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地位，才能勾勒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学术全貌。

因此，以下几个方面是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研究有待深入的领域。

首先，梁启超的新文化方案全貌是有待深入发掘的领域。梁启超希望以“新文化”改造国民性，重塑现代性的社会基础，但他心目中的“新文化”显然与主流派及其他保守阵营有所不同。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学术著作进行文本分析，应该可以清晰地发现梁启超“新文化”的轮廓：“新道学”与西方新科学的化合。也就是说，所谓的“新文化”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采补其本无”和“淬砺其本有”的两个“新”，而是以“采补本无”的“新”与“淬砺本有”的“新”化合后产生的一个“新”。梁启超用了几乎和胡适一样的学术史人物做研究，从原典儒家到晚明清初诸儒、顾炎武、颜李学派到戴震，却“淬砺”出既具有中国传统科学精神又具有儒家义理体系的“科学的情感哲学”而非胡适所谓的“科学哲学”，这个“新道学”是能够和“新科学”化合的，因为它具有科学的品质，同时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这样的新文化因为以修性致德为根本，所以又能避免西方现代性的偏颇。

其次，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新文化方案的关联也是有待深入的领域。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学人圈，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一股有重要影响的权势网络。梁启超组织学会、创办刊物、讲演与改制中国公学等一系列学术事业和整理国故、 突破传统目录学和学术分类体系、 培养全人格的教育事业都是梁启超新文化方案的实践。就学术事业而言，梁启超有意通过译介西学、邀请名哲来华讲学告诉国人“西学是什么”“西学对中学怎么看”，同时也通过讲演、创办杂志等告诉国人“国学是什么”“怎么学国学”，并将改制后的中国公学作为中心，将精深的学问研究与普及的公民教育结合起来，将学术与社会生活关联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商务印及北方学术圈紧密联系，形成一股与主流派相制衡的重要学术力量。这股学术力量通过“科玄论战”中的思想界分野造就了1930年代组党派的班底，梁启超调和中西以医治中国病症的“药方”，为1930年代思想界“再生派”的现代化设计奠定了基调。另一个重要的新文化实践是梁启超晚年以清华研究院为基地，努力建构起学术道德与知识有机绾合的“学术社会”。梁启超通过授课、编纂史书、改定目录、学术分科等实践引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培养知识精英的“全人格”，进而利用他们改造更多国民。在梁启超的教育理念中，全人格培养至少包括4 个方面的教育：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这里的人格教育是在个体人格发展完善的基础上与国瘼民生的休戚与共，道德教育是私德与公德相结合培养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感。这种“志于学”“游于艺”与“依于仁”“据于德”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既有现代知识技能的培养，又有传统人文精神的灌注，是梁启超“新文化”方案的另一种重要实践。梁启超的“新文化”方案和种种实践努力，有着深沉的人文关怀，他所要开展的“深思明辨的学术思想事业”迥异于胡适等人的“学术社会”的理解，再次，梁启超的新文化方案和实践最终未能进入主流视野，在于新文化运动中主流派的主流话语建构以及保守阵营复杂的面相，所以，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派”的关系有待深入考察。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体还有梁漱溟、 章士钊等人在20 世纪20年代被激进的思想文化者笼而统之为“东方文化派”，后来这个所谓的保守范围不断扩大，标榜“倡明旧学，融化新知”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学衡派”也被圈进这个阵营，新文化运动主流派以及时下的学人普遍把他们当作新文化运动中反西化，主张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所谓的“保守派”或“反动派”，均来自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排斥异己策略做出的人为涂抹，新派将异己分子一勺烩并将请他们放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做法一直影响当今学者的判断，这反映了主流派的话语霸权，也遮蔽了保守阵营的诸多面相。梁启超及研究系群体和群体以外尤其是和其他所谓的文化保守势力的交织互动又是怎样的？ 他们之间是互通声气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是各自为政没有任何信息、 权力甚至情感勾连？ 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来勾勒作为核心人物梁启超的文化活动网络结构，透视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和其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交往，重新定位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才能把握这一学人群的思想共性，明确他们文化思想的差异性，领悟学术生存空间的复杂性，从而理解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何缺少有效的学术砥砺，思想声援。对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交往的剖析也能让我们深刻领会到思潮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进而准确评估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内部的复杂面相，理解政通、道统、学统之间既有共生又有张力的关系。

最后，需要重新定位梁启超及其学人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是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思想资源和解读不尽的文化命题。在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三大鼎立的思潮，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依然延续三大思潮三分天下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不似与之并称的胡适那样被齐刷刷地划入自由主义的阵营，梁启超常被人归入自由主义的谱系，也常为纳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并视之为新儒家的开山。然而颇有意味的是，一般来说，学人往往又将晚于代表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思想转向的《欧游心影录》发表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作文化保守主义代表和开端。这样两种说法很有意思，梁启超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胡适式的自由主义，他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结合起来，或者说，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就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胡适式斩断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恰恰表明了梁启超思想的独特性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位置。在当时以及时下反思现代性的语境下来看，梁氏学人群、梁漱溟和学衡派都有西学眼光，都有为中国文化开出新路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只是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方案、实现途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保守也不复古，而是趋新。所有这些命题都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