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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现代个人批判及其政治哲学意蕴

2022-12-07胡娜高广旭

关键词:资本论人民出版社马克思

胡娜,高广旭

作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个人既是分析现代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点,也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自我构建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哲学诊断现代性政治问题的切入点正是个人概念。众所周知,立足唯物史观对现代社会个人生成逻辑的唯物主义指认,马克思还原了个人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完成了个人概念从“自然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确立了在物质生产关系变革中实现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本论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分析了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现代性政治个人生成逻辑的内在联系,以及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所导致的现代个人的政治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透过对资本的“文明作用”和“界限”的指认,揭示了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及社会革命路径。本文立足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的考察分析,旨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和阐释《资本论》中的现代个人批判思想及其政治哲学意蕴,以期通过这一梳理和阐释,在政治事务的经济解释和经济问题的政治解释的交互性语境中,重审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于个人概念塑造的资产阶级政治神话,重释《资本论》现代性政治批判的理论张力和当代意义。

一、交换价值的生产与现代个人的生成逻辑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现代个人的生成。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组建围绕个人展开,对个人自然状态的理论预设,构成现代经济学和现代政治学诠释现代性生活特征的思想基石。个人趋利避害的理性计较是现代经济生活自我理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起点,个人权利及其自由是现代政治生活自我理解的近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议题。可以说,个人是透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特征及其理论想象的基础性概念,还原现代个人的生成逻辑是揭示现代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路径。

作为始终关注现代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反思首先诉诸对现代个人生成逻辑的批判性考察。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个人的产生是一个从对共同体的依附到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的过程。揭示现代个人的生成逻辑及其本质,必须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为参照,回到对个人所处物质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的考察中。现代社会的个人存在状况以离群索居的“原子化”呈现出来,这是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推动的人类交往方式变革的结果。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个人不是先天存在的自然人,而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个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立个人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使得个人之间基于血缘、宗族、信仰等维系的“依附性”关系被“原子般”的“独立性”关系所取代,而这种“原子般的关系”是通过个人的劳动采取“商品形式”或“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13页。。

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个人的生成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理论家设想的产物,而是以商品的交换价值生产和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结果。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商品价值形式生产的内在逻辑,才能认清现代个人生成的结构性机制及其本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认了商品交换价值主导的生产方式与现代个人生成逻辑的内在联系,强调现代个人的生成与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成为生产方式的主导逻辑内在相关。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对于传统社会的人与人“依附性”关系的废除,对于个人“独立性”以及个人之间新型“依附性”关系的生成,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在对商品使用价值属性的否定中要求生成一种象征着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即货币,这种“物质符号”不是先验观念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人类物质交换活动的产物。“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页。因此,货币是将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加以生产和交换的产物,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本质上是既内在于商品之中又独立于它之外的价值形式。

需要强调是,虽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但是交换价值成为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主导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出现的经济形式。换言之,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成为生产方式的主导逻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

马克思对于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生成机制和社会本质的分析,隐含着对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人类历史性存在方式之间联系的揭示,也就是说,强调当交换价值渗透到生产关系之中并主导生产全过程的时候,个人的生存也就史无前例地与个人的生产逻辑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理解马克思为何将现代个人的生成与交换价值分析结合起来。因为当交换价值成为物质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时,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生成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这种以交换价值组建的社会关系中,现代个人及其存在方式才呈现为区别于其他一切历史时代的“原子”形式。

马克思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因而,交换价值成为社会生产和个人活动的主导逻辑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效应:传统社会个人之间通过共同体而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更为全面的依赖关系的生成。现代社会“原子般”的个人不再依赖于共同体,但是他仍然依赖于他人,不再基于血缘、信仰和道德依赖于他人,而是基于物质利益的需要而依赖于他人。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原子般”的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不是以物质实体为中介,而是以交换价值这一抽象的价值形式为中介。“原子般”的个人要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只能通过为他人提供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而这种劳动产品必须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才能与他人交换。因此,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本质上是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或者说,是交换价值将孤立的个人结合成为普遍联系的共同体。“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个人总是在交换价值的社会权力支配下存在的个人,推动个人交往的力量表面上是物质利益的交换或个人需要,实质则是与需要无关的交换价值的社会权力运行。

在交换价值中生成的社会联系是通过对生产性个人的重塑实现的。个人不再通过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满足他人需要或通过生产交换价值再生产自己。交换价值成为一种个人再生产自身的新的社会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交换价值的同一性敉平了个人劳动活动的特殊性,而在一种普遍性或同一性的意义上将个人联系起来,“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107页。。结果,当个人的“再生产机制”从劳动产品自然属性转向劳动产品的社会属性即交换价值时,个人的“生存机制”也发生根本变化。

在前现代社会,个人生存尽管也依赖于社会性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交换,但是这里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交换在范围上主要在特定的民族和地域内部进行,在社会关系上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与前现代社会人类生产和共同生活的“直接性”不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间接性”的。个人生产的不是满足个人需要的“产品”,而是用于交换并实现交换价值的“商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虽然表象上交换活动是围绕商品的使用价值展开交换,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在形式上的同质性抹去了商品使用价值在内容上的异质性。

在交换价值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中,个人虽然仍然通过社会性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交换获得生存条件,但是当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交换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形式时,它便不仅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性”束缚,而且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依附性”关系,生成了一种独立于个人又使得个人独立得以可能的现代人的“生存机制”。

现代人的这一生存机制,一方面意味着个人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交往活动被交换价值这一超越个人异质性存在的同质性力量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维系个人社会交往的纽带不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或物化的社会关系,这为个人之间普遍的社会关系的生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之所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因为个人交往建立在普遍的社会联系基础上,而普遍的社会联系正是凭借交换价值对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改造实现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基于上述梳理,马克思揭示现代性政治个人生成机制的基本思路呈现出来。

其一,把握现代社会生产的起点虽然是个人生产,但是这种个人生产是在一定交换价值主导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生产。这决定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不是“离群索居”的“自然人”,而是在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生成的“现实的个人”。现代个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把握现代个人的本质特征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中。

其二,交换价值主导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结构。在这种物化结构中,个人生产被交换价值在逻辑先在性意义上赋予了普遍形式,个人凭借对这种普遍形式的认可和参与获得自身的生存机制和人格尊严,即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其三,凭借交换价值对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特殊性的敉平,个人的“独立性”虽然是在物化结构中展开,或者说虽然是一种物化的“独立性”,但是这不影响交换价值主导的生产方式通过生产的普遍化推动了个人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对自身自由个性的重新占有,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化”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分析现代个人生成机制的基本思路表明,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共同生活方式,通过抹煞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的现实生活基础,将共同生活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看作是独立于商品生产之外的绝对价值。然而,当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主导社会性生产的全过程时,人与人的关系便从对于有形的“人”的依附,转变为对于无形的“物”依附,即每个人都平等自由地参与作为普遍交往中介的商品形式的生产,但是无形的“物”对有形的“人”的客观统治关系也不自觉地确立起来。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在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下必然发展为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个人对交换价值的依附跨越了简单流通领域的“交换性依附”,发展为劳动力对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的“生产性依附”。

二、资本的抽象统治与现代个人的社会政治处境

交换价值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组建的基本逻辑和现代个人生成的前提条件,使得个人从人与人的“依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存在状况中。然而,现代社会的个人独立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交换价值作为资本对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抽象统治。

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价值保存和增殖自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交换价值语境中的个人“独立”与“依附”并存的悖论性存在困境,不再以“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表现出来,而是以“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表现出来。如果说在交换价值的货币形态中,个人还可以凭借“物与物”的关系获得自由平等的“独立性”幻象,交换价值对个人的控制还是隐藏在物的交换和流通过程中,那么在交换价值的资本形态中,这种幻象则被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自由不平等所戳穿,交换价值对个人的控制更为直接和露骨。“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交换价值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对于个人境况截然不同的影响。流通领域中交换价值所呈现出的个人自由平等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和“深处”,也就是在交换价值主导的生产过程中个人境况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实质暴露出来。货币制度也就是交换价值总是在流通中保存自身的制度,决定了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不会满足于仅仅充当“一般等价物”,而是必然把触角延伸至生产领域,实现从“一般等价物”向“资本”的过渡,从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也必然从“一般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结果,在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及其主导的生产方式中,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作为资本生产的环节被塑造成两种社会角色:一种是占有货币并通过货币购买“雇佣劳动”的资本家,另一种是不占有货币而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的工人。这时,个人之间自由平等的幻象消失了,在货币关系中生成的独立个人,从对“抽象物”的依附转变为对“具体人”的依附,这个具体的人就是资本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家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形式上相互依附,实质上相互对立的本质,纳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形式及其所塑造的抽象劳动的指认中。透过这一指认,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价值形式对劳动的抽象塑造,以及在价值形式和抽象劳动面前个人的存在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保存自身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满足于只作为货币在流通领域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中介,而是必然通过购买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来增加自身的价值。当作为货币的交换价值与劳动力相交换时,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便抹去了劳动的特殊性而将其转化为普遍的抽象劳动,也就是作为价值形式生产工具的劳动。结果,劳动者所生产的不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而是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需要强调的是,“庞大的商品积累”不是实体性的物品积累,而是昭示着物品背后的那种推动物品生产的价值形式的力量,或者说,“庞大的商品积累”本质是庞大的价值形式的积累。通过商品生产积累自身的财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通过生产商品来实现价值增殖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财富生产逻辑。这种财富生产逻辑不仅彻底变革了传统生产方式,更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形式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细胞形式”。

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这一“细胞形式”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财富生产逻辑,实质是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一种源自于个人又独立于个人的抽象形式。个人以商品生产者的角色将自身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并被卷入这种财富生产逻辑之中。在这种财富生产逻辑中,财富虽然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却变成独立于个人的抽象形式,它反过来将个人及其劳动变成自身增殖的工具。这里的“个人”既包括直接以抽象劳动的方式参与抽象生产的个人,即工人,也包括间接为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推动工人完成这种抽象劳动的资本家。简言之,这种财富生产逻辑将现代社会的一切个人都卷入生产抽象与被抽象生产的关系中,构建了一种现代社会的人与人的新的依赖关系,即独立于个人的生产关系成为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普遍基础。结果,以前相互“依赖”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统治个人的“抽象”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抽象的观念,一种是抽象的物质关系。而抽象或观念不过是抽象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由对“人”的依赖转向对“抽象”的依赖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在直接意义上,它意味着个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以交换价值的财富形式外在于个人,由此个人必然陷入受抽象统治的生存困境。由于个人劳动必须通过转变为抽象劳动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因此个人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本质上不是社会财富的累积,而不过是交换价值主导的生产关系的自我膨胀。换言之,个人并不是为自己的生活资料而劳动,而是为一种独立于自身的抽象生产关系而劳动。“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这决定了个人在这种抽象生产关系面前只能获得满足自身作为生产关系环节的生活资料,也就是所谓的“工资”,而抽象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则作为抽象生产关系得以继续的前提总是独立于工人。因此,劳动的抽象化必然意味个人生存受抽象控制和统治,这种控制和统治的结果是个人的结构性生存困境,即社会财富的无限膨胀与个人生活的相对贫乏。

如果说这种结构性生存困境表征的是抽象统治的显性形式,那么抽象统治的隐性形式则指向个人在价值形式面前陷入的精神困境。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生产过程中,个人劳动是以抽象劳动的方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劳动中,个人的生产活动与生产资料是分离的,也就是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生产。这导致个人生产是在一种“非对象性的对象性”中生产。所谓“非对象性的对象性”,也就是虽然生产是有对象的,但是生产者并不“实践”地介入对象生产过程的总体,而只是资本自我生产的“旁观者”,所以生产者生产的不是真实的对象,只是一种抽象的物质关系。结果,抽象劳动不仅在客观层面上生产了庞大的价值形式的载体——商品世界,而且在主观层面生产了“物化意识”控制的精神世界。诚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9页。。

“沉浸入人的意识里”的“物化结构”变成了“物化意识”,“物化意识”普遍地渗透到人类精神生活如经济、法律、伦理、道德、哲学等方方面面。商品经济生产的形式同一原则和可计算性的量化原则,消除了人类意识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结果,社会科学丧失了其研究对象本身所要求总体性思维,变成了与探讨物的世界规律的自然科学对标的实证科学。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实证化是“物化意识”对人的精神存在的“理论”侵蚀,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物化意识”的渗透则表现为,工具理性控制的社会公众意见遮蔽个人思维的否定性向度。整个社会生活在确定性中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合理性中蕴含着不合理性,对物质生活的理性追求转变对消费生活的非理性狂热,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却又无法摆脱的“物化意识”之中。

“物化意识”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生产以抽象的物质关系将不同生产活动的个性和异质性加以同质化,在交换价值面前,使用价值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物象化的中介物。所以人不仅无法在这种抽象的物面前确证自身真实的创造力和个性,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从属于这种抽象的物的生产过程,个人的存在由于从属于资本的存在,所以个人不过是一个满足资本无休止地实现和保存自身交换价值的环节。结果,“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

资产阶级社会如何消除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创造了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消失在资本的同质化运动对个人异质性存在的抹煞中。生产活动及其创造的客观世界的资本化导致人的精神活动或主观世界的资本化,这不仅意味着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浸润着资本的抽象形式,而且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创造过程本质就是遵循着资本的逻辑。所以,抽象统治必然从物质承载的抽象价值形式的统治内化为抽象观念的统治。但需要强调的是,抽象观念的统治实质是抽象物质关系统治的结果而非前提。或者说,揭示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处境必须回到个人所处的物质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个人存在方式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把握个人存在境遇的基本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从资本生产与个人关系的角度阐释个人的存在困境,既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形式中,揭示“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要在抽象物质关系和抽象观念的张力关系中,还原个人存在困境的真实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既避免陷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个人境况的实证性定位,又避免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境况的文化批判,而自觉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在“生活”与“意识”的张力关系中揭示个人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本质。

马克思循着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基本范畴揭示现代个人的生成及其社会政治困境,并未满足于说明现代社会个人存在的经济事实基础和物质生活前提,而是强调现代个人的生成和发展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而获得新的物质关系支撑。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对价值形式的这种人对“物”的从属和依附关系,构成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说自由、平等、正义是现代个人在思想观念和意识结构层面的自我确证,那么只有当生成现代个人的物质生产关系被扬弃时,个人才能走出由这种物质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处境,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才能获得坚实的物质生活基础。

三、超越资本的界限与重建个人自由的物质基础

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个人的关系,不仅要在消极意义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形式对个人的抽象统治,更要在积极意义上回到个人存在困境发生的社会现实语境,辩证地考察“资本的文明作用”和“资本的界限”,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彻底变革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变革中,资本既克服了“自然神化的现象”,也克服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打破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崇拜”和“地方性发展”局限,人类的普遍交往借助资本的普遍性被全面构建起来。这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通过构建一种人类对自然的普遍占有方式,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即资产阶级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要或者说人的需要成为统摄自然界的内在逻辑。进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组建逻辑,“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390页。。然而,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有用性”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用性”创造是通过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实现的,所以这种“有用性”的创造不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工具。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积累不是源于“有用性”的物质产品的“物质剩余”或“剩余物质”,而是源自工人生产“有用性”的价值与工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即“价值剩余”或“剩余价值”。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生产既是一种价值形式的生产,也是一种作为价值形式的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财富生产过程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而且强调这一过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的物质条件。因为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超越了人对物质的自然需要及其边界,而将人的需要在社会需要的意义创建起来,并通过价值形式生产的方式实现了“剩余劳动”的生产和积累,从而在一种更为普遍和全面的意义上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形式。

问题在于,虽然资本推动人类创造“剩余劳动”,为现代社会文明奠定了“有用性”的物质基础,但是其通过生产“剩余价值”来生产“剩余劳动”的“界限”也禁锢了文明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揭示并超越“资本的界限”以重建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思想任务,也是马克思批判和重构现代个人的政治存在方式的基本思路。

那么“资本的界限”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从资本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实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辩证存在方式来看,一方面,资本生产的普遍性与资本生产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的界限”体现在资本的价值形式与劳动产品的实体形式之间的矛盾中;另一方面,资本生产的矛盾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矛盾,而且是社会关系的矛盾,即资本塑造的普遍社会权力与人的特殊生存处境之间的矛盾,所以“资本的界限”体现在资本作为社会权力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中。由此,“资本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资本生产的界限”和“资本权力的界限”。

我们先看“资本生产的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生产的界限”包括四个方面:(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这四个的界限尽管涉及的内容不同,但是共同指向的是资本在其本性上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

在以交换价值和货币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以及作为剩余劳动的社会财富,只能以与自身相疏离的价值形式的方式来生产和被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的需要和社会财富的真实积累,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这意味着,资本追求的交换价值无限增殖的逻辑与“资本的界限”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资本追求交换价值无限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需要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确保“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然而,“资本的界限”决定了当生产力提高和剩余价值增加时,必要劳动时间及其价值必然相对降低,结果一方面是庞大的商品堆积和财富幻象,另一方面是消费能力的不足和生产过剩的严酷现实。

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既是资本的价值丧失的过程,也是资本的矛盾激化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页。而这个矛盾说明,资本只是人类社会历史上诸种生产方式的一种,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全部,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不是没有界限和矛盾的生产力发展形式,恰恰相反,“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6页。。

再来看“资本权力的界限”。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4页。可见,资本作为一种以“剩余价值”增殖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生产关系,不仅以设定界限的方式生产自身,而且再生产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换言之,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方式,而且是一种社会权力的生产形式。作为社会权力的生产形式,资本不仅导致“活劳动”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己的贫穷”,而且生产了以“他人的财富”不断地再生产出“自己的贫穷”的社会政治结构。

在马克思看来,当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被一部分社会成员以“私有财产”的名义占有时,财富就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成为统治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力量。“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5页。那么,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何以成为他人统治劳动者的权力?

从劳动的角度看,资本生产的基本结构决定了资本逻辑中的劳动不仅生产作为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产品”,而且生产作为资本增殖前提的“剩余劳动产品”。“剩余劳动产品”的生产使得劳动产品的客观性是以资本的方式存在,劳动的“现实性”表现为“非现实性”,即劳动产品独立于劳动者而成为“他人的现实性”和“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结果,“剩余劳动产品”成为“新的剩余劳动产品”再生产的条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现实性”被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所消除。因此,“劳动本身越是客观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增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等等,等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7页。。

从资本的角度看,资本家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机制表现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用资本购买“活劳动”,这是资本生产链条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资本家先行占有的对象化劳动。关键是第二个环节,即当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完成之后,“活劳动”被投入生产并完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时资本家获得了作为“新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马克思认为,“新剩余价值”与“旧剩余价值”的区别,不仅在于它是资本家未向劳动者支付任何等价物而无偿占有的对象化劳动,更在于它表明了一种社会权力统治结构的形成。这就是“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形式,以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种情况是使资本家能够重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因而占有剩余劳动即没有得到等价物的劳动的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资本生产在构建自身界限以及超越自身的界限过程中,逐步把劳动者及其产品变成自身再生产的环节,并且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巩固这种生产关系。不断增长的资本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不是偶然的,而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对过去的客体化了的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表现为进一步占有现在的或活的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也就是说,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既构成资本生产的结果,也构成资本再生产得以可能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所有权不仅表现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而且表现为对他人劳动或劳动能力的支配。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种为资本逻辑服务的所有权异化形式被构建起来,这就是“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所有权的异化是马克思分析“资本的权力界限”的核心问题。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权力发挥效力的前提,二者的矛盾关系也是理解“资本的权力界限”的关键。在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看来,劳动是所有权的基础,而所有权又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所以“劳动-所有权-自由”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逻辑闭环。然而,马克思则通过深入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诞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而且揭露了这种分离所构建的对个人自由施加宰制的权力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权力界限”也就是所有权与劳动分离的界限,超越“资本的权力界限”,也就是超越所有权与劳动分离所构建的社会权力结构的界限。

马克思对资本双重界限的揭示表明,资本虽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人类建立普遍联系的重要关系,但是资本又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大限制,所以最终消灭和超越资本的恰恰是资本本身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1页。。但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所以从资本自身看似矛盾却又符合资本本性的辩证存在方式的角度看,只有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劳动”的存在方式,将“剩余劳动”从作为“资本生产的界限”和“资本权力的界限”的环节中解放出来,才能从资本内部超越“资本的界限”,发挥剩余劳动在推动现代社会生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

四、政治个人的重塑与现代性政治叙事的重写

《资本论》对于现代个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政治的经济解释和经济的政治解释有机统一起来,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存在的总体性批判中,深化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的个人”思想。这一深化和拓展不仅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个人的“理性经济人”预设,而且从价值形式的形态分析角度切入对“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社会政治处境的指认。基于此,《资本论》瓦解了近代政治哲学关于“劳动-财产权-自由”三者一致的政治神话,实现了以重塑现代“政治个人”存在方式为轴心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重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是古代社会生产方式解体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兴起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使得“市民社会的要素”即“劳动”和“财产”从政治的附属要素转变为社会的构成要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劳动”和“财产”从政治要素转变为社会要素催生了现代性“政治个人”的诞生。

当个人劳动及其产品不再以政治存在的要素从属于政治共同体的时候,它就成为个人自主参与经济交换的中介。在这种以个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中介的自主经济交换中,以个人所有权为标志的现代契约关系和现代政治人格确立起来。从而,个人由经济生活的独立而获得了政治生活的独立,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现代性“政治个人”得以诞生。

现代政治革命语境中的经济生活及其政治意义变迁表明,“劳动”与“财产”的性质是把握这一变迁的核心要素,何人劳动以及何人占有劳动产品成为透视现代政治生活本质的关键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在资本生产结构的分析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异化的症结,即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变成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劳动者无法基于所有权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变成这种所有权的牺牲品,而且强调这一“症结”的本质是资本生产结构中抽象劳动创造的财富形式的必然结果。当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以交换价值的财富形式被积累时,财富必然脱离于劳动者而成为进一步占有劳动者的“活劳动”的权力。简言之,劳动创造财富的“同一性”必然生产出财富脱离劳动的“差异性”,这是资本生产结构中所有权与劳动“同一”与“差别”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解析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政治意义的理论枢纽。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也是人的劳动被资本的价值形式“塑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形成了“死劳动”不断占有“活劳动”的劳动产品的“物质结果”,更形成了一种资本和劳动、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0-451页。所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也就是资本与劳动依附关系以及资本家与工人社会政治关系的形成过程。资本作为统治个人的“抽象”,既是个人交往和联系的“同一性”中介,也是个人被价值形式塑造成“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和工人)并获得社会政治角色的“差异性”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超出自身的经济属性而构成了一种塑造现代社会权力及其运行方式的经济形态的政治力量。

作为经济形态的政治力量,资本对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的推动,其政治效应在于以“资本的人格化”的形式完成对现代个人及其政治生活的重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揭示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及其所造成的个人与共同体的二元分裂,正构成透视现代性“政治个人”存在方式的异化、重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可能样式的切入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始终强调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进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地揭示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而消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化和永恒化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研究思路在考察劳动与所有权关系上表现为,以历史性的视角梳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再生产机制的变迁,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所有权分离的社会历史后果。

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农业和土地财产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土地作为劳动的条件不是劳动本身创造的,而是自然的产物。经济生产的目的都是生产使用价值,个人是在与公社的关系中将自身再生产出来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所以在这些所有制形式中,“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477页。。换言之,个人无法孤立地劳动和生存,他只有依附于土地才能生产,也才能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此,在古代世界,财富不是生产的目的,人才是生产的目的。与古代世界存在本质差异的是,现代世界生产的目的是财富,是独立于劳动个人的抽象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这种差别决定了现代世界中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以个人劳动的抽象化为前提的。在这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个人只能作为孤立的抽象主体存在,而不是作为自己劳动和生活的真正主人存在,所以缺乏在自身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结果中对自身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确证。结果,“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观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490页。。

古代世界的共同体是个人再生产自己的前提,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同体却“吞食着工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马克思认为,问题就出在劳动者作为劳动资料所有者的所有制形式的解体,劳动者沦为只是其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这个“解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就是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由上可见,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线索是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离不是前现代社会显性的政治权力所导致的分离,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形式及其蕴含的社会权力所导致的分离。所以,这种分离不仅意味着经济制度以及生产目的的根本变革,更意味着个人与共同体的传统政治联系的解体和现代“政治个人”存在方式的诞生。

物质生产方式以及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推动了“政治个人”存在方式和人类政治生活的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历史总体性视角,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政治个人”物质生活基础以及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分裂的社会历史渊源。进而,马克思不仅指认了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变成“政治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的政治异化状况,而且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可能后果,探索了一条重构现代“政治个人”的存在方式,重塑现代社会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实道路。

正如前文所言,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突破了人类对使用价值的简单满足,通过对交换价值的抽象追求,激发了人类创造剩余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欲望。对于资本而言,不管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还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质上都是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而资本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总是以压缩和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或工人生产自身作为人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的剩余劳动时间反过来又成为不断减少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这一结构性控制,在马克思看来是“生死攸关的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为什么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是否将劳动时间结构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控制,这是关系到资本生产能否运转的关键。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不是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而是反过来,必要劳动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条件,就这意味着以获取剩余劳动时间并由此以“死劳动”奴役“活劳动”的生产机制被突破,“死劳动”不再以抽象的价值形式控制个人,而是成为个人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这个时候,当我们突破资本生产逻辑对剩余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价值形式控制时,剩余劳动产品就变成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条件。这既意味着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充分释放,也意味着资本“伟大的社会革命作用”的充分实现。

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机制“切中要害”的问题。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剩余劳动时间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不仅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真正成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意味着个人在对剩余劳动时间的重新占有中重获了再生产自身的所有制基础。个人劳动不再是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手段,而是反过来充分占有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劳动与社会财富的关系也不再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相分离,而是社会财富直接是个人再生产自身的物质前提。个人劳动协作组建的社会共同体也不再是以抽象的价值形式“吞食”个人的“手段”,而是个人在其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的“目的”。由此,基于剩余劳动时间解放的个人解放,既推动了现代“政治个人”存在方式的重塑,也实现了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相统一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构。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从18世纪开始市民社会就意味着“财产关系”摆脱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的束缚,但“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使劳动和财产摆脱了政治性质而成为社会秩序组建的核心元素。以劳动与所有权分离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现代社会的个人独立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在物质现实层面为现代政治生活的重构创立了社会关系条件。

当人类社会关系的组建不再依靠土地等自然元素,而是依靠个人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时,政治共同体变成了维护个人权利和经济生活有序运行的手段。在这一背景下,想要重新将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复归于个人,既然无法退回到前现代社会“温情脉脉”的“原始的丰富”生活,就只能变革造成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割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4页。。唯其如此,才能在人的自由个性与共同体的公共性之间构建一个二者相契合和统一的现实生活基础。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马克思这里强调的“共同体”不再是政治解放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以商品生产及其交换为交往中介的“经济共同体”,而是建立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或“社会共同体”。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不再依赖于对物的抽象关系的依附,而是在自主掌握和享有社会公共财富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基础上,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发展自身的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公共财富进一步积累的条件。“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论断的真实意义,也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超越阶级社会的共同体与个人自由发展之间关系表述的深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综上,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以共同体为基点构建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个人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们谋划现代性政治叙事的出发点。个人既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性概念,也是把握现代政治哲学特征与限度的理论之匙。《资本论》对“个人受抽象统治”这一现代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不仅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独特思想进路的彰显,更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前提的颠覆。从“个人权利何以可能”到“个人解放何以可能”,《资本论》中的现代个人批判思想以重塑现代社会的政治个人存在方式为轴心,实现了对现代性政治叙事主题的转换和重写。而这一转换和重写在重构现代政治哲学的话语形式、重建现代政治生活的本质结构等方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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