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举，李建玲

关于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比较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德国存在主义学者洛维特所开启，从此再没有中断过。“柴特林（I.Zeitlin）认为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发展，大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他的理论遗产这一关卡，而韦伯则是出面和‘马克思的鬼魂辩论’的佼佼者。”①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二者辩论的“问题域”主要体现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上。特别是，他们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认为理性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兑现启蒙主义的承诺，反而使人的解放与自由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诚如麦克尔·勒威所言：“他们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都把它理解为一个体系，在其中抽象原则统治着个体（马克思的说法），冷淡的物化关系代替了相互依赖的人的关系。”①麦克尔·勒威：《马克思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7年第5期。人正在遭受抽象性的统治这一现代性病症，确实是韦伯和马克思共同的批判指向，但是他们诊断的理路和开出的“药方”却有很大差异性。这些差异性表明他们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和价值立场，同时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风格。韦伯更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力求站在“价值无涉”的立场上运用经验-分析的研究范式来洞察现代世界。因此，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实质就是神圣精神气质的世俗化（工具理性对责任理性的压制），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成为我们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他对人的超越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失落深感担忧。而马克思则把劳动异化和资本逻辑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对象。他把人的自由和解放根源追溯到物质生产领域，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和革命手段把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对现代人的现代性危机诊断上，马克思激进的历史主义革命色彩正是韦伯所极力反对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抉择并不是要摒弃启蒙理性，而是在继承启蒙精神遗志的基础上，发掘其自我批判意识并进行一场实践性再启蒙。面对现代性的瓶颈，无论是德里达的“解构”，还是利奥塔的“重写”，都没能带领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宿命。或许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那样，“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还需我们尝试提出各种拯救方案。可见，对人类的现代性处境及其解放可能性展开不懈的追寻也同样是一项未尽的课题，分析马克思历史观何以能洞穿韦伯的现代性难题，对增强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的解释力仍具有启发意义，对分析并走出现代社会的“内卷化”困境有所启迪。

一、对现代人异化宿命的追问

洛维特认为，“韦伯与马克思对世界与人性的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持观点的差异性上，对韦伯而言是‘合理性’，但对马克思而言却是‘异化’”②Karl Löwith：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Routlege,1993年，第79-80页。。马克思对现代人的处境探索主要体现在异化理论上，他从“劳动异化”推导出阶级对立和剥削，认为私有制和分工是人类异化的根源。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异化劳动”，同后期著作《资本论》中提到的“商品拜物教”思想既有一定的关联，又有一定的差异。其后期思想逐渐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他的人本主义批判奠定了现实的根基。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的实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他把这种根源直接指向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描述了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过程的异化、人同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但没能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反而使人的劳动对象作为异己的产物同人自身相分离、相对立，于是产生了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1845年以后，马克思从异化批判逐步转向拜物教批判和资本逻辑批判。异化成了一个历史范畴，“对象化只是由于某些历史环境才是异化，而这些环境既是为历史所生产，也将在历史中消失”②陆梅林、程代熙：《异化问题》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那么这个历史环境既有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与韦伯有些相似的是，马克思对于人受到制度的支配这一点同样印象深刻，只不过他把抽象的制度具体化为“资本逻辑”。他认为资本逻辑使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分工不仅意味着专业化，更意味着人的原子化。在马克思看来，要消灭“单向度的人”并实现自己的全面本质，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才能全面占有社会关系，只有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体才能快速发展生产力并最终消除人类异化的历史环境。个人只有首先认识到这种制度同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他才有可能从这种分裂的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与韦伯不同，马克思认为，只是认识到这种异化困境还不够，还要通过革命活动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通过建立共产主义来扬弃人的异化状态。

韦伯对现代人命运的关注是建立在“合理化”范畴之上的。近代以来，世界日趋理性化，主要表现为祛魅的过程，助推理性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合乎理性精神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支配力量，决定了现代社会个体及组织机构的行为方式。施路赫特认为，“事理化的世界其各部分秩序的运作有着相对的自主性，并依据‘自己的’法则。使得人类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上对‘可预测性’需求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程度”③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这种合理化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也导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以及上帝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社会行动背后的价值理性化不仅构建了现代生活秩序，还容易引发价值冲突、精神危机以及资本主义“铁笼子”的出现。与马克思相比，韦伯比较审慎，他尽可能地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来看待“意义”与“利益”、“形式”与“实质”、“目的”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理性化的吊诡。一是科学的理性化导致意义的丧失，人的内在需要被物化或形式化。日益增长的合理性和科层制压制了现代人的自由，导致生命意义无所安顿，造成了现代人的焦虑不安。科层制等级森严，纪律严明，成为现代社会非常有效且难以摧毁的统治工具。现代社会必须依赖它而运行，无法规避或绕过这个管理体系。让韦伯极为忧心的是“科层权力始终寻求从政治权力（人民的代表）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而理论上它应对其服从”①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二是理性化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的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为了提高效率，现代社会分工严密，任何社会活动都在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内展开。制度规范如此苛刻，磨灭了现代人的激情，导致现代人成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这样一个理性化的机械社会必然带来个性消失和自由沦丧。三是理性化导致神圣感、终极价值的消失。现代职业日趋世俗化，不再是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志业”，反而成了谋生的工具。在此，人们越来越在乎功利得失，而不在乎能否在工作中获得意义感。现代活动割裂了同神圣召唤及宇宙秩序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寻找到通往幸福的真正道路。“这批身受‘职业人’与‘秩序人’双重压力的个人，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愈来愈像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制里循规蹈矩地运转，这是‘理性’中‘非理性’的成分。”②顾忠华：《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7-108页。四是技术理性支配着现代社会。随着宗教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减弱，理性手段及科学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理性主要通过可计算的科学组织和管理来控制个人，通过技术来控制人。现代人必须接受专业训练，以便适应生产的专业化和流水线作业。一方面，它摧毁着个体欲望并学会自控，常会使人产生枯燥乏味的感受，更不会带来快感；另一方面为个体行为制定了有关秩序的法则，人们无法自行选择和决定自己的事务。在此，“科学成了一种计算，生命处于理性编排之中，不再需要灵魂的投入”③李猛：《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62页。。总之，人受理性逻辑的支配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理性化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气质不仅导致了人神关系的紧张，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潜藏了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隐患。

由是观之，马克思和韦伯虽都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批判，但角度和路径却有差异。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谈资本逻辑，马克思则侧重从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关系角度去谈资本逻辑。韦伯凸显了个体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渺小，而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社群）在物质生产中的不幸。由于韦伯过于审慎而反对马克思所持的进步观，因此韦伯成了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而马克思却是激进的革命主义者。马克思比韦伯走得更远，他把异化追溯到阶级对立、私有制、意识形态并推导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韦伯反对通过革命等暴力手段解决异化问题，而是主张在维护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寻求恢复世俗活动的神圣感。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是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是对人的本质的暂时性否定。他对异化持辩证乐观态度，认为通过人的自我变革可以摆脱异化。因此，如果说韦伯的理性化分析具有静态结构主义特征，那么马克思的异化观则具有动态的历史主义特点。

二、宰制现代人的抽象力量：理性化悖论的资本逻辑

在探究马克思“异化”理论与韦伯“合理化”理论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去探究商品、货币、法律制度等缘何获得神奇力量并使人对它们顶礼膜拜。这些现代理性的产物仿佛在人们的意识中获得了某种先验的普遍性，并通过社会认同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效用。符合理性的即是合理的，理性原则的普遍意义源于多数个体的时代性认同。因此，启蒙主义使现代社会建立在理性地基之上，正是通过理性的外部确证和改造能力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然而，作为外化出去的客体，这些对象化的产物却使人及其理性丧失了个性、自由与尊严。“现代性的钟摆总是驱使他在自然状态和异化状态这两个极点之间不停地摆动，而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无论如何努力，自由的个体和自由的共同体都似乎总是遥不可及，依旧前途漫漫。”①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考察》，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1-342页。因此，启蒙理性仍旧是一个值得重新反思的问题，马克思与韦伯重新审视了启蒙理性的遗产，试图通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来挽救理性与现代人的尊严。

青年马克思在继承启蒙主义人本思想、天赋人权观念的同时指出了近代启蒙理性存在的局限性。一方面，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在物质利益面前也常常变得软弱无力，于是放弃了理性解释原则而转向利益解释原则，从理性的形式批判转向对世俗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世俗国家虽摆脱了宗教的神圣性，但却也只是“获得思想的普遍性，即自己形式的原则”。政治解放虽使人摆脱了神性与封建专制的束缚，但却又使人套上理性化的世俗枷锁。因为无论是大写的先验理性还是个体的经验理性都以虚假的普遍性控制着现代社会的运行原则，颠倒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市场把一切都商品化为具有可通约性的符号，现代社会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关系。这只看不见的理性之手在现实中就是资本逻辑，由此，抽象的普遍性使世界变得平面化、原子化，个体的命运正遭受客观理性的支配。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启蒙主义把“人权”诉诸自然法，把个体的私利性满足看成是天赋的自然本性。现代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成为维护和满足个体私欲的正当性工具，人的普遍性类本质却依然是自我利益辩护的手段。因此，在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具有正当性，国民经济学为之辩护的资本逻辑凭借其先验普遍性而获得了合法性。最终，马克思运用历史辩证法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和解，认为个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社会普遍性，从而使自己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继续面向人本身并铲除抽象理性与形式理性的霸权是后启蒙时代的重要任务，马克思对普遍理性的批判从意识领域转移到实践领域。

韦伯认为“理性的吊诡”隐藏在普遍性之中，“他对系统化和普遍性的兴趣与日俱增”①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闫克文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页。，“他的研究留下了一个结论，这就是在现代世界里，理性和自由正面临危险”②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86页。。所以，韦伯不但反思了现代理性精神，还对现代社会的普遍性支配力量的来源进行审视。他认为，理性的普遍性是一种抽象力量，是统治阶级控制世界、社会的统治技术，根源于理性自身有一个持续扩大的、系统化过程，并通过对伦理系统赋意的解释强化着现代人对社会秩序的依赖。因此，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合理化秩序（社会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合体）唤醒着一种非凡的力量，导致了人类的行动观。但这种普遍性的力量却又陷入“作茧自缚”的尴尬境地，潜藏着那个日益扩张的“理性”最终走向“非理性化”的悖论。韦伯主张从价值中立和多元主义出发来研究理性支配下社会活动的发生机制，因而是具体的、经验的。他反对像马克思那样对社会历史形成普遍性的、规律性结论，指出这种普遍性形成的不是合理的偏见，而是对现实的远离。他认为，“规律越是普遍适用，它们对应精确的自然科学就越重要、越有价值；对于认识历史现象的具体前提来说，由于最普遍的规律正是最空洞的，所以往往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效验越广泛，概念的范围越大，就越会使我们脱离丰富多彩的现实，因为它要包括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共同点，所以也就只能最抽象，更空泛”③汉斯·诺贝特·菲根：《马克斯·韦伯》，王蓉芬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93页。。总之，韦伯主要从个体的价值认知层面来理解普遍性，通过社会活动被赋予的普遍性意义来解读每一个个体的社会行为。

在韦伯看来，文化价值要素和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理性化社会的支配力量。韦伯在自由观上没有采用阶级分析模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韦伯时代的西方工人阶级逐渐分化，韦伯认为阶层观念比阶级观念更现实。由于两大阶级间的劳资对立矛盾逐渐转化为大众与官僚专制之间的矛盾，因此，他把人的自由归咎于“科层制”，即官僚专制。他认为在组织机构中，“许多人尽管才气横溢，但因时运不济，而不能在这套选拔制度里，取得他们应得的职位。……造成凡才当道的原因，要到人类协作的法则中去找”④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韦伯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同社会分工区分开来，认为理性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官僚制的蔓延与任务分工的专门化有关。因此，“韦伯突出的是支配与服从关系的组织，而马克思突出的则是生产关系”①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福特主义组织生产方式下的流水化作业使人成为一个被动的、原子化的存在，个体越发变得渺小了。这里，马克思看到的是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是人被市场力量所控制。而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对人的非理性控制，人被理性化的社会机构、制度规范、运行机制所限制。所以，虽然感知到这无法忍受的时代的命运，却又无计可施，无法逃离现代社会秩序所构筑的“铁笼”。在此，韦伯的异化概念又被称为事化（Versachlichung），特别强调了人类活动的法理型支配特质，强化了制度的决定力量，有种对事不对人的特点。所以，现代社会虽然规范、标准、高效，但却没有人情味，因而现代化也是冷酷、乏味的怪物。

在韦伯看来，现代理性主义具有整合性功能和倾向，这种倾向是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理性主义涉及一个由各种矛盾事物构成的完整世界这一认识，促使韦伯对不同的领域和文化进行考察。1900年前后出现了一种要求系统化与规范化的普遍倾向”②哈特穆特·莱曼，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闫克文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规范化与系统化是理性社会的支配原则，并获得了现代个体的普遍认同。与韦伯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普遍性作为一种抽象的物化力量其实质是人的力量，它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获得了社会认同。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是认同体现为物质利益认同，在韦伯那里却是个体意义认同或规范认同。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个性问题进行了关注，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是资本，但是活着的个人反而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据此，马克思认为正是那个具有普遍性的资本逻辑使人丧失个性和独立性。社会系统和资本运行秩序以占有普遍性自居，并把众多特殊性囊括在自己的麾下，并谎称是普遍性利益的公共表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异化和合理化实质是现代社会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分离与压抑。

三、实践理性的历史辩证法：对现代宿命论的超越

面对现代人的时代命运，韦伯表现出虚无主义和宿命论情结。生活毫无意义、灵魂难以得到救赎是现代社会的命运，韦伯本人最终也没能逃出诸神之争所带来的精神紧张状态，显示出悲剧性的气质。现时代，自然科学取代宗教，理性扩张使我们的世界太过技术化，缺乏人性和创造力。所以，科学依然是个问题，理智主义没有成为幸福之道，却成为我们时代的恶魔，让我们对科学的客观价值产生了怀疑。然而，在韦伯看来，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降临的时代，因而每个人也就无法真正满足自己内心的关切。世界的祛魅化也将意味着客观意义的消逝，那些崇高的终极价值也就退出了公共生活，所以社会活动也就失去的意义内涵。在这个祛魅的年代，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正遭受着精神信仰危机。韦伯同样能深刻地感受到宗教根基的枯萎，因而发出“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的无限感慨。此时，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取代实质理性，并且在理性内部这两对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现代西方的精神危机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所引发的。因此，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②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但他又没能给我们指出那个救赎的新先知何时到来，只能守望这无尽的黑夜。一方面，韦伯寄托于其所倡导的“克里斯玛”（Charisma）统治型上，认为此先知以超凡入圣的能力和领袖般的人格魅力带领众人走出“铁笼”。虽然这一看法后来遭到哈贝马斯的批判，但魅力型领导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制型统治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人们具有正视现实生活时训练有素的冷静，以及面对该现实和内在地适应该现实的能力。

在方法论上，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洞察总是抱有客观化的科学态度，在价值观上采取中立立场，反对用价值判断干预学术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不能画等号，一门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他想做什么”③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因此，他对现代人的困境只能报以同情和担忧，但不会把社会科学与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韦伯采用解构主义分析模式，把社会实在分解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型”（Ideal-type）。虽然“理想型”只具有方法论上的乌托邦意义，但却具有一定的启发与阐释意义，能够使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事物本身的基本特征。然而，韦伯的方法论分析模型主要是从因果关系上解释人类的活动类型，特别看重行动的意义分析。在沃尔夫冈看来，一类是共时的社会类型，把个体放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去解释；另一类是社会变迁的类型，体现为历史过程，但这却不是韦伯分析的重点。所以，这种基于社会行为意义的解释本身就预设了主客二元对立范畴，也由此导致韦伯注重个体精神文化因素的分析。而马克思更注重历史过程及社会群体的分析，因而其对现代社会困境的解决方案不是知识精英个体的改良，而是集体的、革命性暴动。卢卡奇、帕森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西方学者对韦伯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结构方法多有借鉴，因而他们的社会分析也带有个体主义和改良主义色彩。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在根本上不是道义问题、文化精神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应通过具有辩证特质的实践性再启蒙来拯救现代性。为此，他摒弃了处于社会分裂状态的个体主义，力求在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社会的分析上具有结构性和社会性特点，但在结构性冲突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上更希冀于社会性的实践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一是要通过克服私有制和分工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个体自由和个性展现提供物质基础；二是通过自由人的联合结束人的分裂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从而建立一种符合人性并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三是要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资本逻辑的虚假性和非人性特征，使人们摆脱物化意识的统治，实现主体意识的自觉。可见，其社会史观继承了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乐观态度，以更加激进的物质进步观和社会共同体理念实践着社会进化论的遗志。然而，随着部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辩证法的机械误读，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个体精神维度却未能彰显。因此，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上，摆脱庸俗辩证法的干扰并辩证地使唯物决定论“精细化”或彰显出个体的主体能动性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看到，对现代性危机的考察是韦伯与马克思共同的主题，也是二者对话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马克思侧重于从物质利益角度追溯现代性危机背后的生产力和阶级根源，而韦伯则立足于理性化和个体精神视域并指出理性的吊诡是危机所在。但韦伯所讲的文化精神气质与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利益决定性并不是不相容的。韦伯指出：“还不曾有一种经济伦理仅仅是由宗教规定的……生活方式的宗教规定性固然也是经济伦理的因子之一——请注意，仅仅是之一——。但是，不言而喻，这种宗教规定性本身又在现存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范围内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①汉斯·诺贝特·菲根：《马克斯·韦伯》，王蓉芬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可见，客观物质条件决定人的观念或行动是从总体上、根本性或长时段上讲的，在使个体付诸行动的具体或微观过程中，仍然要经过个体价值选择、文化情境、伦理制度等影响这一过程。韦伯的这种“选择性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正好与马克思处理意识形态的方法相契合”②吉登斯：《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理论》，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事实表明，现代人的物质性生存困境与精神生存困境始终是须臾不离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隐性。在每一个社会行动和选择中，价值观念、意义、文化伦理等隐性因素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因为客观物质条件的决定性而忽视这些隐性力量的存在，物质符号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情景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日益大众化的个体或许更能对韦伯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和真切的体验，但却有可能在虚无和困顿中找不到方向。马克思或许更深刻，他为现代人走出历史虚无主义困境指明了一条更具现实性的道路，那就是具有实践性批判意识的历史性再启蒙。正如海德格尔所讲：“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①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也正是这个实践的、历史的向度使马克思真正把握了现代性病理的症候并据此彰显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四、面向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人再次启蒙的一种思维方式

马克思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与启蒙告别并走向反启蒙的道路，而是在现代性批判中为启蒙指出了一条历史化的实践性路向，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转向对资本逻辑的社会实践批判。而这一批判的理论武器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使启蒙理性在内的一切意识观念的考察都放在存在论基础即“物质的生活关系”之上②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因而，现代启蒙所关注的个性解放及自由发展问题在本质上或根源性上不是一个意识的问题或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现实生活的问题，是如何从现实世界的历史性维度去诊治自身病症的问题。作为认识和批判现实的理论工具，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自然法的理性准则，达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若要满足实践的需要则必须彰显现实的丰富性、开放性，进而才能成为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武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理性的现实表达，在改造现实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它在本质上也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在此，历史唯物主义是依据实践变革而发展着的理论，它是多维的、开放的。坚持实践理性思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在认识论上反对机械决定论和唯心论，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客观发展过程。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太过于注重科技进步和物质发展，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生活面临着物化或虚无化问题，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这一境况的解释力显得尤为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张力，从而使个体、精神、文化等隐性范畴与物质、集体、经济等显性范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特别是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缺乏辩证法思维，解释及改造现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还没能真正彰显。为避免历史唯物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解释中的简单化或实证主义取向，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批判地借鉴韦伯的个体精神分析模式，从而进一步彰显唯物史观的人本向度和精神向度。同时，进行不同理论间的对话也有助于不断开启或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所蕴藏着的多维研究范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现实解释力。因为，作为一种立足于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发展的，并在理论碰撞、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洞察每一个时代最深处的运行机理。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如萨特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讲的那样“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也不仅仅只是面向人的物质生活，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照亮了现代个体的生存困境及其精神生活。通过对现代资本逻辑关系、意识形态和劳动异化的批判，马克思力求把个体及其精神生活从抽象统治中解救出来，并使之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这就摆脱了以往立足个体内在意识层面研究的抽象性。第一，他把个体的主体性同社会历史关系联系起来，彰显了个体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自己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内涵。这也就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指抽象的个人主义，个体也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第二，他把精神生活的主观性内涵同客观性的社会条件及物质关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精神生活认知以社会历史维度和物质生活基础。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体及其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这在微观领域和具体情境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总之，我们对个人和精神生活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物质决定论和整体主义角度来看，而应坚持实践的辩证法和社会历史的认知维度。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从长时段、总体性上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但它也不是远离微观生活世界的宏大叙事。我们也不能把个体同社会、精神同物质简单地对立起来去审视现代性问题，而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辩证地分析。当然，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解释力不是对韦伯思想的简单借鉴或复制，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立足于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开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新维度和新发展。

总之，在现时代，客观物质世界的繁荣与主观精神世界的失落仍是我们时代的病症。我们仍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且仍处在物化意识形态的幻象之中。马克思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仍振聋发聩，他们从不同维度开启了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再启蒙和再批判。比较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理论，从而在不同的视域中更为清醒地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论自觉，依然是一项有意义但仍需进一步展开的理论任务。特别是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诊治和解决现代性问题中彰显了独特魅力，这也是韦伯在内的现代西方学者无法超越并撼动其地位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