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科，袁祖社

有关“劳动”的致思是人类思想史的主题，不论古今中西，人类思想史所确证的一个基本判定是，劳动成就了人本身并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因此，惯常的劳动认知便指向“人是劳动的动物”。一旦把劳动叙事纳入哲学的视界，思想家所遭遇的第一个困惑便以“休谟问题”的形式出现：实然性的劳动能否明晰地表达出现代人对于应然性劳动价值的吁求，即为什么劳动？这便意味着哲学所要探询和追问的，将不再是人是否劳动的动物这一自然事实判断，而是什么样的劳动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性本真性的价值追问。而这一价值追问只有在劳动与人的美好生活诉求相契合的实践理性层面才能得到有效解答。在“劳动与生活”的互释性框架内，如果劳动是可欲求的，其价值理据在于劳动者通过劳动可以创生出一个“属人的”和“人属的”理想生活世界。

一、劳动认同何以可能：基于“美好生活”叙事的批判性阐释

现代社会所遭遇的认同困惑，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上不断展布，成为困扰现代人生存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生存性焦虑。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的祛魅实践中，成为一个现代人，意味着我们注定要生活在一个超验的萎缩和愈益世俗化的“后形而上学”时代。超验价值的式微与形而上学的衰落，使现代人摆脱了前现代“三缘”（血缘、亲缘和地缘）共同体伦理文化秩序的规制，在现代法权意义上确证了独立自治的主体性地位，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由“群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为现代文明的全面出场提供了观念和现实可能。然而，未竟的现代性又内嵌着结构化的否定性逻辑，认同危机便是其中之一。

现代性认同危机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自我认同”的危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在（商品）市场社会资本逻辑的形塑之下，成为一个无所依从的孤立个体和功利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占有型个人”。随着主体性的僭越，现代个体的价值视界不断“内缩”（原子化个人主义）和“物化”（占有型个人主义），导致了一系列内在的荒诞、虚无、恐惧等生存性认同焦虑。吉登斯将其概括为“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泰勒则将其描述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②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0页。。在超越个体限度的意义上，现代性认同危机又表现为“公共认同”危机。前现代先验性、自明性的宗法-宗教合法性根基式微，“后形而上学”时代道德政治领域的一切公共性存在之合法性高度依赖人类理性的“奠基”。由差异化主体多元价值竞争性在场所造成的“不可公度性”困境，加剧了现代社会有关“我们是谁”的公共认同上的“集体行动的悖论”。

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研究范式，“劳动认同”在个体层面所要追问的是劳动能否为劳动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内在意义和价值根基；其在公共层面所要考察的是现代社会能否超越等级化的劳动身份叙事，对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权力诉求给予公正化的制度关切。质言之，劳动者通过劳动能否确证一种内在的劳动幸福，真正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不仅仅被视为由一种受必然性限定的谋生手段。进而，社会能否破除对不同劳动身份的刻板印象，劳动者能否通过劳动享有基本的劳动正义，是劳动认同所关涉的核心旨趣。这同时意味着：（1）如果劳动无益于增进劳动者对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平等、尊严、体面和归属等）的吁求，劳动认同将不可能；（2）如果社会公共制度不能在劳动身份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实现基本的“劳动正义”，在劳动非正义的条件下，劳动认同将不可能。正如有学者所界定的，所谓劳动认同“就是对劳动活动和劳动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趋同，并因此获得生命的意义和存在感，其核心是对劳动的价值认同”①毛勒堂、卓俊峰：《劳动认同的危机与重建》,《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5期。。所谓“对劳动的价值认同”，本质上是基于劳动是否合乎劳动者的价值期待，对劳动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所作出的一种综合性评价（如认同或不认同、趋同或疏离）。

在西方思想演进的历史与现实中，劳动所承载的价值期待以及有关人类劳动的价值评价，总是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生活叙事相关联。如何理解人类劳动，如何评价人类劳动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价值，进而如何评价劳动者的道德-政治地位，这一切无不取决于人们如何审视生活。要使得劳动者在心灵秩序中生成一种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内在自觉，进而使得社会整体主张一种尊重劳动的价值立场，无不依赖劳动在生活叙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正如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所指出的：“如果一种认同是你的，它可能会决定哪种团结行为是有价值的，或是能够使你满意、愉快的具体类型的内在部分，或可以激励或给你的额外善意行为以意义。……一种共享的认同也许会赋予我的特定行为或成就以价值，若我没有这样的认同，则不会这样。”②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4页。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劳动者通过劳动可以创获一种“属人的”和“人属的”生活图景，进而体验到社会给予的同等尊重和接纳，因此劳动认同既是必需的，亦是可能的。

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Luc Ferry）认为，西方“好生活”叙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宇宙论”阶段或客观化的“先验”）和第二阶段（神学阶段或人格化的先验原则）的共通性在于：“古往今来，至少自古典哲学诞生以来，对‘好生活’这一问题的探询主要就在于寻求一种可允许人类正视其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的先验准则——某种外在于人性且高于人性的存在。”③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吴晓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页。这种“先验原则”在古希腊哲学中指代“世界的总体秩序和宇宙整体”，在中世纪哲学中指称“人格化的上帝”。然而，不论“先验原则”如何改变，其所澄明的价值实践原则却是一致的，即“好生活”应当是那种能够理解、把握并依据某种“先验原则”而展现的生活样态。相反，有悖于先验原则的生活则必然指向一种未经审视且不值得过的生活。围绕“先验原则”的生活叙事传递出一种基本的价值共识：“美满生活以意识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外在于’并‘高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秩序为必需条件。”④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吴晓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9页。此种超越性秩序在思想层面与神性相通，在现实生活实践层面又指向“公共性的政治生活”，这就为人类劳动的价值排序提供了观念论理据。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理论”、“实践”和“创制”。其中，“理论”的活动关涉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追问最高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是一种彰显人之高贵品格并与神性相契合的沉思活动，这种活动类型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内在规定。“实践”指的是个体性的伦理活动和公共性的政治活动，是追求个体伦理德性和城邦政治正义的积极活动，是人之实践理性的彰显，构成了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创制”的活动，特别是以谋生为旨归的生产性劳动始终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宰制，是一种最为低贱和不自由的活动，这类活动主要由奴隶来承担。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生活契合了理想生活叙事的“先验原则”，因此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哲学家与城邦公民的内在优越性就能通过其劳动得以确证。相反，“创制”的活动一方面“是人性实现的障碍，是自由之外的事情，是卑贱的、令人生厌的”；另一方面，“劳动不是一般人类的本质性活动，而是专属于奴隶或最低层次的人类”①陈治国：《关于西方劳动观念史的一项哲学考察——以马克思为中心》，《求是学刊》2012年第6期。。由此，亚里士多德断言：“奴隶和动物们不能共享幸福或符合其意图的生活。”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8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人的与神的沉思最为近似的那种活动，也就是最幸福的。”③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0页。与哲学家的“沉思”活动相比，那种发端于人的身体需要而成为必需的劳动被视为一种迫不得已且充满艰辛和痛苦并被必然性宰制的“奴性”活动。正如阿伦特所认为的，在“先验原则”规制下只存在一种生活原则：“是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激励职业的是对私人事务的关心（cura private negotii）还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cura reinpublicae）？”④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依照此种生活逻辑，至少对于奴隶而言，劳动沦为了一种瓦解人性的力量。

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到来，人类社会经历了理性化的“祛魅”（韦伯）实践，迈入“超验的萎缩”（哈贝马斯）和“天意理性遭遇质疑”（吉登斯）的“世俗时代”（泰勒）。现代性的转换所产生的人文社会影响是系统性而复杂的——“拆除宗教架构，立足此岸场景，对世界给出理性解释；高扬个人权利，强调主体自决，寻求自然欲望的公开排释和物质利益的正当追逐；以世俗生活为路轨，使政治-法权的自主与经济-市场的自由衔接补充，最终将所有生活领域都变成自然运作的此岸体系。”⑤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页。正是基于这一新论域，“好生活”的叙事进入第三阶段（乌托邦阶段，或称有争议的先验原则）和第四阶段（唯物主义阶段，或称废除先验准则）。原本支撑美好生活想象的“先验原则”日渐衰微，一种全新的生活原则占据了主流地位。“圆满生活似乎不再与宇宙、宗教或者空想主义的原则有关，而……只与最大限度地强化个体自己的生存有关。在没有任何外在于个人或高于个人的参照物时，‘好生活’就意味着竭尽全力地活着，意味着个人不仅‘自由自主’……，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选择的任何行为当中。”①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吴晓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8页。进而，对劳动的审视也发生了现代性的视域转换：“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②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页。“把劳动赞颂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③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也正是在现代性的场境之中，洛克、斯密等思想家在为私有财产和市场机制的辩护中创立并发展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劳动价值学说”，从而确证了劳动，特别是生产性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地位。“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④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页。“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页。

在启蒙现代性新论域中，“美好生活”不再受某种“先验原则”的规制，“劳动价值”得到了提升，生活的逻辑与劳动的逻辑彼此关联。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劳动自此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现代人是否自此真正进入劳动的“自由王国”？正如吕克·费希所忧虑的：“在当下这个废除了先验原则的世界里，关于好生活的问题仿佛变得更加难以预料了。”⑥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吴晓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7页。作为理想生活实践根基的劳动同样表现出了新困境。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对现代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性检视，所揭示的正是现代劳动认同所遭遇的复杂结构性危机。在阿伦特看来，洛克关心的只是作为社会根基的私有财产制度，斯密想要解释和寻求的是财富无限积累的不受阻碍的过程，二者确证劳动价值的方式都是一种外在性证成。事实上劳动依然被视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只是其所服务的目的由某种“先验原则”转向世俗化的“私有财产制度”或“资本的无限增殖”。马克思恰恰是在审视市民社会以“物的依赖”为原则的生活叙事中，系统考察了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下由劳动-生命“商品化”悖论所引发的“逃避劳动”的复杂劳动认同危机。因此，阿伦特说：“只有马克思对劳动本身感兴趣……只有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⑦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二、资本现代性中“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与实践超越

在资本现代性视域中，资本跃升为劳动与生活的目的，现实感性的人则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劳动蜕变为谋生的手段，“物化生活”成为世俗生活的典范。“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异化，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的悖反中，人的劳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劳动不但无法确证人的内在价值，反而成为一种限制生活理想化的否定性力量，甚至连人的劳动/生命本身也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商品，这便意味着现代性劳动认同危机的全面出场。

（一）“资本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与“劳动认同”危机

资本现代性的生活叙事所呈现的生活图景，是人类生活摆脱“先验原则”规制和“人的依赖”裹挟，悖反性地坠入由“物的依赖”和“拜物教”逻辑形塑的全面异化的生活图景。其中，“资本”填充了“先验原则”的空白，蜕变为市民社会的世俗上帝，构成评判“美好生活”的主导性价值尺度，致使市民社会“经商牟利”和“发财致富”的“利己主义”生活取向成为时代主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进程中，资本“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并“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275页。。恩格斯同样认为：“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资本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资本化，使资本扮演起现实感性的人的生命价值、生活意义和生存权利的立法者角色，成为后形而上学时期现实个体认同的规范性原则。围绕“资本”所展开的生活实践必将成为一种限制人、压制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类本质和人与人彼此对立的异化生活。在异化生活中，资本成为生活的主体和目的，而劳动者则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机器的附属品”，劳动本身丧失“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和“本质性生活”的内在规定性，沦为动物般的谋生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生活”处境中的人，无法“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而只能片面地发展人的某种机能，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页。。当劳动以异化劳动的形态在场时，劳动不但无法增进人的认同（生命价值、生活意义和生存权益等），无法推进人的感性生活的人性化转向，反而使劳动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瓦解着人的生活理想和世俗认同，劳动不再是肯定人的内在价值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成为一种拒斥人、控制人、折磨人的强制性“苦役”。“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由此便导致了一种现代雇佣劳动体制下“逃避劳动”的认同危机。

（二）雇佣劳动的制度性霸权与“劳动/生命”的商品化

马克思在“资本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的哲学批判中，澄清了资本现代性架构中的“劳动认同”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造成劳动认同危机的内在机理。作为资本现代性的基本建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核心旨归的雇佣劳动，诉诸制度性的霸权强化了“物”对人的统治权力，造成了人的劳动（生命）商品化（物役化）的现代性后果。因此，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资本对劳动的霸权所导致的异化劳动现实，本质上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全面压制。在《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雇佣劳动的分配原则中，“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页。。在金钱至上的资本场域中，人的社会身份按其所占有的资本总量被界划，“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他们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意义上“被贬低为机器”。在机器般的强制劳动中，工人所收获的并非其劳动的内在价值，而是把自身作为“活资本”来服务于“死资本”的增殖旨趣，其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化的雇佣劳动表达的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意识，“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面对非公正的社会分配，赤贫的雇佣工人所持的自由，仅仅意味着其有自由地出卖自我（劳动）的自由，即按照资本的法则使自我资本化的自由，而这种极为有限的自由恰恰是“自我的丧失”：“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66页。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商品）市场社会中，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被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内部，劳动被动地服从于一种“利益最大化”（即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逐利性市场法则，以致劳动只有以商品的形式（即劳动力商品）并诉诸货币化或资本化的尺度才能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由资本座架宰制的雇佣劳动割裂了劳动与人的生命、自由、创造等的价值性关联，遮蔽了劳动的生存论人学旨趣，在异化劳动的制度实践中放任了一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页。的价值背反，导致了“逃避劳动”的结构性劳动认同危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页。。如果认为市民社会围绕“资本”主张了一种“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那么，显然，这一理想是充当资本逐利手段和机器的附庸的“劳动者”无法欲求的。“美好生活”的资本化叙事本质上是以把劳动贬低为手段或工具为前提的“祛劳动化”的叙事，由此便加剧了劳动与生活的断裂，强化了劳动认同的危机。

（三）劳动认同的价值理想与“美好生活”的实践转向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进一步表明，劳动认同绝非仅仅是劳动者的道德自觉或心理归属。究其本质，劳动认同指向的是生活认同，其核心追问是人通过劳动所建构的现实生活究竟是“属人的”还是“属物的”，究竟是确证了人的内在价值还是否定了人的内在价值。换言之，有关人类劳动究竟有无内在价值的追问，只有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疏离或是拒斥现实生活的纯粹思辨性的劳动叙事，必然会陷入抽象、空洞乃至虚假的“词句的斗争”。

通过批判“资本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劳动/生命商品化的异化后果，马克思在生产方式变革的意义上提出了自由劳动的价值理想与“美好生活”的实践转向，而“美好生活”的实现又高度依赖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制度实践支撑。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中，重构“劳动认同”与重建“美好生活”的图景，便与重建人性化的社会制度相契合。在一种更加公平正义的制度生态下的生活世界中，劳动将由“强制性劳动”转向“自由劳动”，进而由“谋生手段”转化为人的“第一需要”，也因为这种转变，劳动将成为一种确证人的内在价值的积极力量，劳动认同亦将成为可能。

在《共产党宣言》中，经典作家们把这一理想制度的价值特征概括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便会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将不复存在，“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撰写的导言中对重建“劳动认同”的人性化制度实践的价值内涵进行了总括：“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生活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由上可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内，马克思把劳动与人的内在价值，特别是劳动与现实感性的人的生活-生产-生存的“解放旨趣”和“自由向度”相结合，在超越资本逻辑和回归人性整全性的意义上，扬弃市民社会商品化、功利化的生活逻辑和改变非公正的异化劳动处境，为有效克服“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重建劳动在“属人的”和“人属的”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本体地位，为新的“劳动认同”的全面出场奠定了价值实践根基。马克思关注、反思和检视资本座架上的异化劳动现实，始终是以“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为中心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内在逻辑是对异化生活的检视，对“现实的人”的异化生存现实的考察。割裂或忽视劳动与生活之间的价值关联，便会遮蔽马克思劳动学说的本真性内蕴。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不论是鲍德里亚的“劳动之镜”，抑或是阿伦特的“劳动拜物教”，乃至罗尔斯所指认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试图解释，在一个人身独立的社会制度中，剩余劳动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这种剩余劳动与剩余劳动率是如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见的”④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李丽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事实上，以上皆是由于遮蔽了马克思的劳动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内在关联所形成的片面性阐释。

三、“劳动让生活更美好”：作为“美好生活”实践理性根基的劳动认同

在劳动与生活互释性的框架内，探询劳动认同便是追问置身由劳动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劳动者诉诸劳动能否体验到内在的“劳动幸福”并享有现实的“劳动正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明人的一切劳作，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服务于对一种可期、可欲、可感、可获的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⑤袁祖社：《“现代性”发展观念及其生存逻辑的深刻弊端与历史反思》，《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因此，“美好生活”是“劳动认同”的价值旨归，而“劳动认同”又是“美好生活”的实践理性根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为了探索复兴之路，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都失败了，最终中国社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型价值理据的现代性模式，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劳动价值论的中国化实践，让置身于极度匮乏的生存处境和极为复杂的外部环境的中国社会摒弃了依附于“他者”经验的现代性想象，转而依凭中国民众辛勤的劳动，创造性地弥补了现代性实践的后发弱势，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合理化演进和市场经济的良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究其根本，现代性的中国实践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确证和澄明的是一种生活本体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信念。

在范式创新与话语逻辑变革的意义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中国的主流生活叙事大致经历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美好生活”三种范式。总体而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公共制度和主流价值以克服和超越资本逻辑下“生活与劳动”双重异化、重构“生活与劳动”之间的共契性关联、建构新的“劳动认同”为核心旨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高度重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历史性的提升，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热情不断高涨。究其根本，一部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史，正是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通过辛勤付出谱写的伟大劳动史诗。

20世纪中叶，处于极度匮乏的生存处境和极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的新中国，为了保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以“政治生活”构成中国社会的主导性生活范式。在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有机统一的“政治生活”框架内，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信念，劳动者作为新生政权的主人翁，其劳动实践既体现着个体的生活追求，又承载着壮大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使命，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交互共契。毛泽东曾指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以及外在的压制和封锁，不但未能泯灭一代中国人“劳动强国”的价值信念，反而促使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崇尚劳动”和“劳动最光荣”的价值信念。从铁人王进喜到人民公仆焦裕禄，在中国人共有的那段历史记忆中，劳动是确证人的内在价值、实现人的生活追求、诠释人的价值旨趣的重要载体，是自我认同的实践根基。然而，在“政治生活”发挥主导功能的历史时期，劳动者的自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鼓励劳动创新的制度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在民众内心滋生了“铁饭碗”“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等思想，中国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受限，影响了劳动认同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践使中国社会的主导性生活叙事由政治生活转向经济生活。在经济生活的框架内，市场机制的引入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中国民众的主体-权利意识日渐自觉，生活观念日趋多元化和个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为劳动价值的实现和劳动者能力的展现提供了自由广阔的公共空间，劳动在中国民众自身价值实现和理想生活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功能不断彰显，“勤劳致富”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邓小平在劳动与理想生活有机关联的意义上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江泽民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0页。胡锦涛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③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28日，第1版。党和国家对激发社会整体性劳动创造力的高度重视，以及一整套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措施的实践，极大地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动了中国民众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增强了全社会的劳动认同。

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集体主义教育和阶级划分，劳动光荣观念深入人心，劳动者地位空前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被破除，‘勤劳致富’成为主流劳动价值观；市场经济阶段，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些人通过非劳动收入获得巨大财富，劳动的价值被淡化，不劳而获思想有所抬头。”④田守雷：《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特别是在西方功利主义和消费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美好生活”曾被一度扭曲为“财富占有型”生活。“重享乐、轻劳动”和“重消费、轻劳动”的偏狭价值观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心理文化症候。要言之，在个体价值观念层面，“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以及“我爸是李刚”隐含的价值观表明，充斥在现代个体内在的心灵秩序和日常生活叙事中的“祛劳动化”迷思，即祛除劳动与人的价值、幸福和尊严等的有机构成性关联。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市场领域的投机倒把、制假售假，大众文化领域的“娱乐至死”，非理性消费领域的“裸贷”，民间舆论场中无厘头的恶搞、戏说“劳模”等现象，同样揭示了“经济生活”语境中财富和信仰的冲突。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祛劳动化”生活逻辑中，劳动认同遭遇新的观念冲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历史处境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流生活范式。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现代性生活话语范式，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扬弃了基于“先验原则”和“资本轴心”的西方生活话语，始终秉持着“民生本位”的价值原则，不断凸显“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的人学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的意义上，将“美好生活”的时代性内涵表述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有学者从四个方面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实践内涵进行了归纳：“丰富高雅的物质文化生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有尊严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生态生活”①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究其根本，新时代中国社会所确立的“美好生活”是一种关涉人、确证人、提升人，并为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权益提供价值支撑和制度证成的“属人的”和“人属的”生活样态。毕竟，“人民是从事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主体，人民才是创造满足这种需要的活动者和创造者。这就是新时代赋予人民特质的新内涵”②谭培文、谌尧：《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正是这一新型生活叙事的时代性出场，为中国民众劳动认同的塑培重构了价值根基，更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总体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劳动认同的建构也面临诸多新挑战。首先，价值多元时代对劳动价值论的冲击；其次，利益分化与贫富差距对“劳动正义”的挑战；最后，传统“财富占有型”发展观对“劳动幸福”论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③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3/0429/c64094-21323712.html,2013-04-29。正是基于当下的劳动价值生态，在生存论人学立场上指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美好生活理想，重构“劳动认同”将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得以可能提供合理化的价值实践遵循。面对“后发展”的时代对一种共享型、包容型和可持续型发展理想和生活样态的吁求，包括劳动认同在内的一切现代性认同危机的有效化解，绝非是一个个体本位意义上单纯的道德回归或心理体验的抽象观念论设定，而是与特定历史时期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取向、生存旨趣以及共同体制度实践紧密结合的“生成型”公共认同问题。

有鉴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有效处理劳动认同与美好生活的辩证关系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完善社会主流价值认同机制，实现“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①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5/0429/c64094-26921006.html,2015-4-28。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已有文明和财富的创获无不是现实感性的社会历史主体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的。劳动是社会进步的实践本体，是人类文明得以持存的现实载体，更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托。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劳动力素质的高下构成衡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尺度。文明人类所吁求的一切美好生活理想，唯有诉诸辛勤劳动方能成为现实，脱离现实劳动的美好生活只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想象。正因劳动在人类社会演进中占据的价值实践本体地位，在全社会弘扬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复兴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劳动价值学说，把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的价值期待紧密结合，培育和养成“劳动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信念，对于转型中国有效破解启蒙现代性的种种“发展异化”和“发展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性实践的良序发展和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有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

其二，健全社会权利（力）认同机制，强化“劳动正义”的制度支撑。现代认同表达着一种差异化的权力（利）诉求，寻求“劳动认同”就是在社会制度层面坚持以劳动为基础性原则调整、平衡社会权力（利）分配机制，确保不同劳动主体能自由平等地享有公共性的劳动福利——社会身份、社会财富、社会保障、发展机会等，最终实现总体性的“劳动正义”。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制度性证成实践中，重构“劳动认同”内在地要求立足于新的发展方位，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全面校正，准确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合理关系，有效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生产性劳动与精神性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实体劳动与数字劳动等的内在关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可欲、可感的现实正义，劳动正义是让劳者有所得、有尊严、有价值的正义诉求，是劳动主体在劳动实践中能够切实感知的正义体验。这种弥足珍贵的正义体验是唤起人们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内在基础，是重建劳动认同的情感前提。可以说，美好生活的中国叙事之所以是可欲求的，正是因为其为日常生活的公正化构设了一种实践前提，即：美好生活不是先验的悬设，也不是虚假的想象，而是现实劳动的结果。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因诚实合法的劳动而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理想追求中重构“劳动认同”的实践理性根基。

第三，优化社会发展认同机制，在“共享型发展”中凸显“劳动幸福”的生活旨趣。多元生活价值的竞争性在场以及差异化价值表达的“不可公度性”所导致的价值共识的缺失，是多元文化时代遭遇的复杂价值场境。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究其根本，是特定价值理念、价值原则规制下的有限性选择，其所表达的是特定共同体在“公共善”上的基本价值立场。启蒙现代性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始终偏执于一种财富占有型的“进步主义”发展理念，发展被简单地理解成一个经济学事实，物质财富的累积成为评判发展合理化的至上尺度。这种物本主义的发展取向，从根本上遮蔽了人性的整全性和本真性，把现实人的幸福建构在世俗化的物质财富之上，导致了一种“无认同的发展”。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中国实践，内在地要求社会发展由“财富型”向“共享型”转变。作为一种更为合理的发展范型，共享型发展突出了发展实践的民生本位人学旨趣，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价值基点上，确证每一个劳动者的权利主体地位，让每一个劳动者在劳动创造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劳动幸福”、持有“劳动正义”、重塑“劳动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