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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固定资本的角度重新阐释《资本论》何以可能

2022-12-07刘林娟

关键词:哈维资本论资本主义

刘林娟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一种新型形式,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占据重要的理论阵地。此种重新取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而再次登场的固定资本问题,成为当下学术界迫切需要分析的新问题,也成为诸多学者重新阐释《资本论》的切入点。围绕这一命题,主要浮现三个问题:第一,究竟何为固定资本,它在何种意义上与资本运行机制直接相关?第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何以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理论阵地?第三,固定资本以何种形式重新占据理论阵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固定资本理论的复兴,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当下学界对固定资本理论的重构。

一、马克思固定资本概念的文本支撑与支援性背景

总体而言,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过程维度出发,认为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持续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与固定资本、机器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理论部分。在其文本视域中,固定资本概念经历了一次思想史层面的发展。换言之,固定资本之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作用,不仅在生产资料和固定资本存在方式的意义上得到完善,转化为以生产资本进行界定,而且在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提出以后,以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直接投射出资本主义必然发生危机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集中论述固定资本是从《大纲》中固定资本部分,尤其是“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论片段”)一节。在《大纲》中,马克思在比较学的意义上区分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他指出:“第一是转化,固定资本本身不过是流动资本变得静止了的形式,是固定起来的流动资本。第二是使命,一种是当作生产资料来用,另一种是当作产品来消费;或者说,产品的不同消费方式,决定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条件下所起的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可见,马克思不仅只从固定资本存在的特定形式讨论这一概念,而且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识别出固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作用,即固定资本是社会生产力以物的形式存在的载体。这种载体因其为资本主义所运用而成为资本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代表。

初步来看,针对《大纲》时期的固定资本,马克思已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运用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诠释。需要注意,此时马克思还未能形成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②Michael Heinrich,"The'Fragment on Machines':A Marxian Misconception in the Grundrisse and its Overcoming in Capital",In Marx's Laboratory: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ed.Riccardo Bellofiore,GuidoStarosta and Peter D.Thomas,Leiden Boston:Brill,2013,pp.207-209.。这一诠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中得到完善。譬如,在《资本论》中,他指出:“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基于此,马克思完善了固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特征,即以生产资本对其进行界划。同时,他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识别出固定资本中抽象劳动所起的重要作用④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实际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概念早已有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均对这组概念做过论述。“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魁奈通过对农业的重视而将“生产”作为特殊研究对象并提出生产重要的理论判断,他还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引入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即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应被置于“生产资本”中。这是魁奈赋予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最独特定位。但魁奈的定位主要基于农业基础。那么,对于一般的产业资本而言,这两种资本的区别又该如何理解?

李嘉图在沿用斯密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概念时,敏锐地意识到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既不属于固定资本又不属于流动资本。换言之,如果它属于固定资本,那么它会因为在流通方式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而产生矛盾;如果它属于流动资本,那么它又会与斯密的理论定位产生冲突,此种归类使得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失效。因此,李嘉图摒弃了这一部分的资本价值。然而,此种“摒弃”并不能彻底遮蔽斯密存在的问题。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和李嘉图共同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异。第一,他们均将流动资本理解为流通资本。基于此种定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仅体现在价值转移或价值补偿是逐渐完成,还是一次性完成。这便混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因为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或可变资本)在流通方式上与流动资本(或流通资本)无异。可变资本的特征在于它作为一个既定的价值额与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不是用等价物买来的价值”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此种可变资本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或产生剩余价值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一旦只从流通过程来考察,那它只能作为流动资本而与固定资本相对立。这遮蔽了可变资本的独特性并使其与流动资本等同起来。譬如,马克思曾指出,“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投入的),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第二,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掩盖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行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与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没有区别,或者至多只在形式上与不变资本相区别,即是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这将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与可变资本完全分离。基于此,他们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一方面,他们将价值增量的根本原因置于流通过程,即买与卖这一过程中价值量的增加,也就是说,他们以流通过程中价值量的增加掩盖了价值增殖过程中剩余价值的产生;另一方面,他们将商品得以生产出来的功劳归因于资本家所投入的资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为维护私有财产与私有制提供了论证。

综上,马克思通过析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概念,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直推崇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概念进行了重构。一方面,马克思借由可变资本与流动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将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勾联,正是可变资本中劳动力的使用,产生了价值增殖;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差异的分析,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进行了鉴别和重新定义。基于此,马克思亦指出,“然而,使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为何会重新占据当下学界的理论阵地?

既然马克思已尝试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来取代“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其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并给出了合理原因,那么,为何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当下又卷土重来呢?

首先,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价值实现已取代价值生产而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问题。众所周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揭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产生。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不断发生,生产过剩与价值丧失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促使诸多西方学者将理论视野转向了价值实现、资本流通与资本界限的扩张等缓解生产过剩、过度积累与价值丧失的理论领域。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较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而言,与资本流通和资本界限的扩张更直接相关。总体而言,一方面,虽然固定资本为持续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随着固定资本比重的不断提升和资本主义危机紧迫性的加剧,固定资本日益成为资本不断扩张界限的障碍;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变革和固定资本的更新换代,固定资本之价值的转移日益缓慢且随时会因为被替代而直接遭受价值丧失,这给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带来了潜在威胁,并且此种威胁的比重日益提升。因此,固定资本之于价值实现、价值丧失以及价值流动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它。

其次,固定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方式或生产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即愈发与“一般智力”相关。生产方式自身得以发展的现实状况,促使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一种新型方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帮助生产剩余价值的固定资本以诸多“变形了”的固定资本形式呈现出来,而这些新型固定资本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对资本运行机制产生了新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固定资本的具体形态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固定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程度相较于过去而言,看似以一种主导性形态弱化了可变资本的比重并迫使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分离,但实际上又以一般智力的形态促进了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的融合,即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日益以一种融合的关系影响着一般生产力。基于此,诸多西方学者从固定资本的视角出发,或重新理解一般智力与资本运行机制的关系,或以固定资本的发展来诠释自治主体存在的可能性,等等。这集中体现在诸多学者对“机器论片段”的关注。

再次,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怀疑,促使当代学术界再次关注固定资本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言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危机是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而通过这一规律可知,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关键原因是不变资本比重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利润的增长速度。可变资本在相对剩余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比重日益缩小甚至趋零化。当然,这种比重是从经济学或数量维度的计算中界定的。实际上,“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一回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因为固定资本比重的加大而提高到了白热化程度。而对于固定资本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符合当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剩余价值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比重提升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对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有效的再一次探讨。譬如,哈维指出:“固定资本的估值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是令人讨厌的问题,也被许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有时被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概念的‘阿喀琉斯之踵’。毫无疑问,固定资本的‘独特性’确实挑战了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概念的正确性。”②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末次给药2 h后,腹腔麻醉,对每组大鼠腹主动脉取血5 mL,放在含有抗凝剂的塑料试管中,用离心机以3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层血浆。采用ELISA法,根据试剂盒的实验说明书,测定血清中BNP、AT1、Ang II、β1‐AR浓度。使用酶标仪于波长450 nm处测定吸光度(A)值,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计算大鼠血清中BNP、AT1、AngII、β1‐AR水平。

实际上,持有“劳动价值论已经失效或过时”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普遍认为固定资本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次否定。譬如,他们认为智能机器人对工人的部分取代直接否定了马克思界定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在于可变资本购买的劳动力的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否定了另一既有理论,即剩余价值的奥秘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可变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貌似”在下降,劳动价值理论因此遭受质疑。然而,这种质疑存在两种理论前提上的错误。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非建立在活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活劳动在当下资本生产过程中主导地位的弱化,并不能代表劳动价值论的过时。其实,马克思已在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层面上,将价值界定为抽象劳动的产物①孙乐强:《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因此,以固定资本为中介界定的“对于具体劳动或者活劳动在资本生产机制中的弱化”,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直接建立在数量维度的财富或利润的多寡上。因此,固定资本否定的劳动价值论,至多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那些执着于将固定资本作为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之人,既不能理解固定资本仅是转移价值而非生产价值的内涵,又不能理解剩余价值与利润或财富的区别。这是他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数量多寡或财富比重来界定固定资本之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主导作用的实质原因。

最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与资本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西方城市学派以“空间的生产”作为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再生产内容之后,空间本身的生产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内容。以此为中介而兴起的空间转向,迫使资本以城市化进程的模式充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通过对资本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建成环境或固定资本的主导作用被逐步揭示出来。譬如,哈维指出,“地租和房地产价格在不同地方差异很大,主要取决于嵌入到这些地方的固定资本的资产质量。这使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全部历史纳入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与资本运动规律相一致的轨道。反过来,这也开辟了一条实际的道路:城市化反过来对这些运动规律如何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我个人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通过这类关于无法移动的固定资本的作用的段落,我发现,把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扩展到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领域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仅仅暗示了这种联系的存在”②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事实也是如此,“最近发生的资本危机——尤其是发生在2007—2008年的危机——都发生在建筑环境投资领域或其周围”③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21页。。

三、当代西方学界关于固定资本的比较研究

围绕当代西方学界关于固定资本的比较研究,又有几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显现:当下理论界存在几种固定资本理论的复兴形式?他们对于固定资本的理论定位,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否存在差异?固定资本理论的当代复兴形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政治斗争理论的新起点?我们首先从争论本身开始,以这一命题为核心的固定资本理论的复兴,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理论路径。

第一,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寻求活劳动这一主体的革命性与反抗性的路径。以意大利的奈格里、保罗·维尔诺等人为代表。在奈格里看来,由于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物质性生产占据支配地位到非物质性生产的霸权的转变,机器系统与工人的混合式所定义的生产方式已使固定资本在双重维度上变成了“人自身”。一方面,过去的人类劳动和它的智力积累、凝结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时刻,活劳动发挥出可以颠倒受资本控制关系的力量,即人们有能力在自身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譬如,活劳动在资本和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管理中开始展现自身的优先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活劳动部分地存在于资本控制的规训结构之外。因此,奈格里认为活劳动是颠倒资本关系的突破口。随着非物质劳动对机器系统与工人的混合式生产方式的影响与革新,固定资本日益表现为可以被活劳动的身体与思维所占有的形式,即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日益紧密的关系使得活劳动或生产者阶级成为霸权的主体。

基于此,奈格里指出,变为“人自身”的固定资本已经部分地被生产者阶级所占有。而这成了阶级斗争可接纳并当作政治纲领的装置。这一思想得到了维尔诺的部分支持。维尔诺指出,既然活劳动或每一个体均具有掌握“一般智力”的潜能,那么当一般智力的社会化与个体化过程达到同一时,个人便可转化为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社会个人”,即一般智力的主人①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Los Angeles New York:Semiotext,2004,pp.100-106.。他们实现了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全部占有,并可摆脱资本主义统治而成为自治的主体。而活劳动通过一般智力占有对人本身而言的一般生产力的行为,与奈格里所说的对双重维度的固定资本的占有异曲同工。

可见,活劳动与固定资本日益紧密的关系,以及数字化机器与非物质劳动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活劳动在更高程度上占有了固定资本。此种占有使得活劳动或工人所掌握的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增殖和控制的手段日益分离。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性使工人的尊严和权力已经达到了存在“足以拒绝强加给他的价值增殖形式”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工人,尤其是与数字化机器相关的工人以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即使在价值增殖形式被资本控制之下仍可以取得一定自治权的自治性。而依靠这份自治性并尝试社会性地占有固定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力和财富,是推进活劳动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条件之一。因此,重新占有固定资本,既成为更易成功的事情,又成为活劳动取得人类解放和阶级斗争胜利的突破口。

第二,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固定资本的转型。以斯蒂格勒为代表。在他看来,由于计算机技术以及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固定资本逐渐成为网络化的生产工具,即成为纯粹数据化、资讯化或计算性的生产工具。一方面,固定资本经过云端计算而高度中心化;另一方面,固定资本经过体外化的器官而逐步“元分配化”,即通过体外的智能器官——譬如智能电话或芯片植入等——而延伸了人体的机能。资本主义借由此种特殊形式的固定资本建构出一个物质性的知识型时代,即奈格里等人所指称的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一阶段,以“绝对的非知识”为表征的网络化固定资本成为“创造性破坏”的中介,即所有的知识都在计算中或计算性的讯号中溶解,这带来了知识的毁灭以及虚无主义的风险。这种趋向于破坏所有知识的时代又被斯蒂格勒称为熵纪或人类纪。因此,所谓的熵性时代昭示了所有知识的毁灭和万物的计算化与数据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其自身层面遭受了更普遍的异化,而且迎来了“乱序”或混乱的“末日”。

为了克服计算性以及网络化资本主义的人/熵的末日化倾向,需要重新建构一种知识型,从被固定资本所整合的机械的、模拟的、数码的数据化资源库(即第三持存)以及它所造成的熵纪出发,形成一种新型的知识或负人类纪的特征。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应该从造成计算性时代的生产工具本身——网络化固定资本——出发,通过一种对数据、网络构架以及下层的数据化构建原理的批判,来分析这一生产工具以及由这一生产工具所整合的资源库。一方面,我们需要分析固定资本的新型特征,即网络化特征;另一方面,由固定资本所整合的各方资源如何以这种新型模式整合并呈现出何种新型特征以及发挥何种新型职能等问题均需认真对待。

同时,最初为人类所用的计算性或人工智能化工具,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主奴辩证法”的颠倒。最初作为主人的生产者阶级,最后变成数据化生产工具的奴隶。工人使用生产工具的模态部分地被生产工具使用工人的模态所替代。因此,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提倡无产阶级作为否定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的构想,易再次因为主奴辩证法的颠倒而功亏一篑。换言之,即使无产阶级普遍地掌握了固定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力和财富等,也可能会因为主奴辩证法而形成无产阶级被固定资本控制的风险。实际上,固定资本的网络化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促进了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但这种与无产阶级普遍化相伴随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带来了熵纪与毁灭。基于此,斯蒂格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否定的力量,而在于将固定资本逆转为去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

第三,以空间与城市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建成环境中固定资本的重视。以大卫·哈维为代表。他根据固定资本的不同形态——机器、运输工具等,尤其是固定资本与空间直接相关的形态,提出了建成环境的概念。他指出:“我们处理周转时间和加速问题时要考虑到复杂性,因为资本周转越来越是固定资本的周转——不仅是机器和工厂,还有整个复杂的运输网络、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①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0页。可见,固定资本是影响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哈维据此将固定资本与资本的流通、资本界限的拓展以及城市化空间进行联结。准确地说,他通过“固定资本之循环”的理论界定,将固定资本问题融入其以资本积累与总循环为核心的资本运行机制。这种融入又体现在对不可移动的、地理空间维度的固定资本的关注。

这亦是哈维以空间理性重构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结果。在他看来,把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扩展到城市建设与城市化进程领域是可能的。一方面,空间生产已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譬如,嵌入土地上的固定资本成为资本扩张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对建成环境或土地领域固定资产的投资,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重要场所或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过剩与价值丧失的严峻化,如何减缓价值丧失并维持资本积累持续性的问题成了重要研究对象,而地理空间维度上的固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度积累危机。“固定资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杠杆,对固定资本的进一步投资也至少为过度积累的问题带来了暂时的缓解。”①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

同时,哈维对死劳动(固定资本)统治活劳动的拜物教现象的关注,亦促使他以寻求活劳动的自由解放为理论旨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以建成环境为基础的城市本身的争夺,成了边缘化群体或贫困阶级展开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基于此,对于控制城市规划之城市权利的争夺,成为具体的革命爆破点之一。

总体而言,以上三种固定资本理论得以复兴的形式,均存在相同的理论前提误区。一言以蔽之,他们对固定资本的理解仍停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论片段”的理论层面。奈格里以活劳动占有固定资本的形式、斯蒂格勒以人体机能延展以及普遍异化诠释网络化固定资本的形式、哈维在诠释固定资本时对于《大纲》的引用率远高于《资本论》的理论行为,均体现出这一点。然而,马克思在此时还未明确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这直接导致他们对于固定资本的理解仍然带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一方面,他们对于固定资本何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生产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诠释,均是从数量维度与活劳动维度进行的。换言之,对于固定资本在相对剩余价值中比重的提升,以及活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比重的下降或趋零化,是他们界定固定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之资本积累主导地位的直接参考系。也就是说,活劳动在参与价值生产时占据的数量多少或比重大小,成为他们指认可变资本理论已经过时并需要重新回归固定资本理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以此为理论前提,他们最终回到了人本主义的理论路径。对活劳动的关怀,以及对死劳动统治活劳动之拜物教现象的警惕性,使其最终试图通过活劳动的反叛或身体的反叛,来达到破除异化并寻求人类解放的目的。譬如,斯蒂格勒在以网络化固定资本之于当下社会的普遍性来界定异化程度加剧的同时,给出了无产阶级得以普遍化的判断。因此,针对死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主奴辩证法的颠倒,应通过更为普遍化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式进一步颠倒回来。

总之,他们以此为切入点,激活了固定资本理论并使其在当代复兴。这既是他们面对当代资本运行新现象的回应,也是他们在面对无产阶级不革命或主体不革命时所做的理论尝试。这种对政治斗争元理论的丰富,在当代西方左翼面临困境的背景中,无异于一场及时雨。同时,当代西方学者对固定资本问题的关注,亦在诸多维度上丰富了固定资本概念的内涵,这对于发掘《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这是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秉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固定资本概念为支点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重大理论尝试。此种尝试在丰富理论基础的同时,亦为我们面对当代社会新问题或具体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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