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扎木·艾拜都拉，艾则孜·阿不力米提

（1.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2.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文化适应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特质之间的结合以及它们彼此接受的一个过程。 文化适应以文化的同化或彼此之间产生感应为标识。 在社会融合的进程中，不同的文化之间彼此影响、彼此改变并且彼此之间相互塑造， 使得不同文化元素关系密切，相互渗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接受，不分彼此，最终融为一个整体。文化之间的适应性为不同群体在认知、判断、抉择等方面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1 语言能力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也是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不可分割，这种水乳交融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普通话的听、说、读、写等方面。普通话作为现代日常沟通交流的基本媒介， 其使用技能不仅对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具有促进各民族之间感情的作用， 是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起点。在语言使用上，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迁入新的环境时改变了原先使用单一语言的交往模式，如：在和本民族群体、家人、朋友交往时使用家乡话；在与市民、顾客等交流时会使用普通话，虽然他们说的普通话显得颇为蹩脚， 但是至少不存在太大的障碍。

从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使用语言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家乡和城市时语言使用上有比较大的区别。 面对完全崭新的、陌生的环境，为了能够使自己快速地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为了能够和各民族的人们进行交往， 他们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习惯发生了变化。 他们所使用的家乡话不再是主要的交际媒介， 作为非主要交际媒介的普通话则转而和家乡话平分秋色。 普通话和家乡话实现功能上的分工：普通话主要使用在端庄、严肃、庄重的场合，而家乡话主要使用在亲密、不拘礼节、非正式、非正规的场合。在访谈中一些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谈到，虽然使用普通话时一般可以顺利进行交流， 但是因为自己普通话的发音不太标准， 对普通话运用也不是很熟练，说普通话时有一定的家乡口音，害怕会被城市居民笑话，所以一般不会主动地用普通话去交流。

除了在日常交流时用普通话之外， 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体现在普通话的“书写规范”和“朗读读音规范”这两个方面。 据统计，对于自己的“能够阅读书籍”和“书写规范字”的水平，分别有7%和13%的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没有问题；而持“完全没有问题”的南疆新生代农民工仅占3%和6%；19%和17%的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这两方面的水平已经下降； 而针对自己这两方面的能力，选择“不太行”和“完全不会”的占到了大多数。这是因为大多数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初中及以上的文化水平，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打工，在打工时只需要能用普通话沟通即可，不要求“书写规范”，不要求“读音规范”，所以慢慢地忘记了一些字词的读音和写法。

2 服饰

“衣”在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四大基本要素中占首位。“衣”所说的就是衣服。在冬季，衣服可以保暖；夏季，衣服可以防晒。衣服还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遮丑。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衣着是人精神面貌的外在体现，寓意就是把人最美好的一面彰显出来。衣服有首遮掩丑恶、束缚恶念、彰显美好的寓意。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中说到“服饰不仅反映个人或群体的穿着与修养， 它还是某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1]。服饰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与人体缺一不可。它象征着一种品味、思维、文化、风度、信念和态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服饰不仅是某一群体文化的呈现与传播， 还是某一个体品位与修养的无声诠释，更是一种重要的意识载体，因此，服饰具有审美价值，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在文化构成中虽然服饰文化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是可以从中看到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大背景。从古至今， 中国多个民族服饰的文化融合是一种发展趋向，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服饰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服饰的文化功能也会随之调适和改变。

从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对服饰文化的兴趣方面来看， 大众化服饰在南疆新生代农民工中占据主体地位，对其感兴趣的人达到了84%。 这是因为服饰文化的相互交融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更深层的相互了解。 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大众化服饰不仅好看， 而且颜色和款式也非常多，并且还很时髦。 除此之外，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生活比较简单，所以快捷方便、简单朴素的服装更受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喜爱和追求。因此，南疆新生代男性农民工习惯穿西装、T 恤、 牛仔裤、皮夹克，衬衫、旅游鞋、皮鞋等服饰的搭配，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 而南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则喜欢穿当下流行的女士套装、裙子、休闲装、晚礼服和高跟鞋，再配上烫发、染发等，给自己增添了现代都市女性的气息，呈现出时髦、时尚化的趋向。而对民族服饰感兴趣的人和对民族服饰持无所谓态度的人分别占18%， 持一般态度的人却占59%。 这是因为：首先， 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平时很少穿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节假日、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如婚丧嫁娶时，才去穿，日常生活基本上都穿大众化服饰；其次，在他们看来传统民族服饰比较单一、款式少；再次，虽然民族服饰好看，但是一般都是手工制作，因此程序繁琐，还有的民族服饰穿起来也很讲究。虽然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至少都有一到两件民族服饰，但是都会压箱底。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交融，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汉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在服饰上的差异逐渐减少，形成了流动性、多元性、开放性、地域性的审美特性。这种服饰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不同文化的理解， 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3 闲暇生活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2]由此看来人们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展示自己才能、兴趣、爱好等的空间。 那闲暇时间应该怎么定义呢？社会学者一般将工作之外的、扣除了与生产消耗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如上下班时间），以及用于吃饭、做家务劳动和睡觉的时间之外的时间称为闲暇时间[3]。亚里士多德曾经也说过：“幸福只有在闲暇时间中才能获得， 恰如其分的利用闲暇时间是做心灵洒脱人的基础[4-6]。 ”而在城市社会中闲暇活动作为城市居民追求的高品质、 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以及追求个性、发展潜力、发展专业技能的重要条件，被很多人所推崇和提倡。闲暇生活方式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南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群体，他们迁移到城市之后，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向城市闲暇生活方式靠拢， 也可以称之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城市化。他们在闲暇生活方式上也有自身的特点。从闲暇生活方式的特点首先可以看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明和进步， 其次可以看出他们跟进城市社会的步伐，再次可以看出他们自身的生活质量，最后可以看出他们融入城市的程度。

不同地方、从事不同类型职业的人们，在很多方面有着不一样的条件，因此，持有闲暇时间的多少也是不一样的。1999年9月，国务院发布命令，延长国庆节、劳动节等法定节假日，这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6]。 但是从访谈中看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因劳动时间过长， 导致了他们的闲暇时间比较少。 大部分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日的闲暇时间是2h，占44%，只有3%的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日的闲暇时间达到5h 以上。这是因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所从事的行业是服务业， 而服务行业中的餐馆服务业、娱乐、运输行业通常都是加班加点工作的。 在访谈中有些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还说道：“来到大城市工作不容易，现在上有老下有小，要维持生活，为了孩子以后不辛苦，让他们过得好一些，都想多挣点钱，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加班。虽然辛苦些，但只要生意好，多挣点钱，也就值得了。 ”不难发现，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下，是没有精力和体力去充实自己的闲暇生活的。 而闲暇时间和精力是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的必要条件。

参与闲暇活动是人们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得到满足的过程。一定长度的闲暇时间为闲暇活动给予了时间保障， 在闲暇时间内参与什么类型的活动或项目是知晓人们闲暇生活的主要层面。 而充实的闲暇活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个人闲暇生活品质的高低[7]。由访谈中可以看出， 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的活动排前四位的情况分别是： 上网、 刷抖音，占27%；娱乐（打台球、去迪厅）占14%；睡觉占12%；在家打游戏占11%。 对南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在闲暇时间内参与的活动没有显著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他们的闲暇生活还是枯燥无味、单调的。 这是因为南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还是局限于他们的亲缘交往、地缘交往和业缘交往，这对同一群体内部团结无疑起到了巩固加深的作用， 但是这也体现了他们与市民之间的交往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隔阂和心理距离，于是被边缘化，他们的这种边缘化的心理态度会影响他们融入城市。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当今社会的文化传媒对南疆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在闲暇生活内容上选择了上网、刷抖音，与社会主流趋同。

4 对子女教育的期望

关于教育期望的界定， 有的学者认为教育期望是父母依据他们主观上的意识、自己的经验、学识来对子女的未来做出的一系列的构想、规划、安排。 有的学者将教育期望仅仅定义为对子女未来学历的期望， 还有的学者将教育期望的范围扩大到了道德品质、人际交往等方面[8]。 而国外社会学家对教育期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教育期望是指个人在社会获得荣誉和声望的过程中，随着个体角色的扮演而来，并根据个体对所做出的主观判断、抉择和认知的成功期望，从而建立的具体的教育行为[9]。

大部分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特别关注他们子女的教育。 虽然南疆新生代农民工比起上一代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是，某些方面仍然落后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需求[10]，对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位他们是无法胜任的。因此，文化程度对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在城市稳定就业、稳定生活、与现代化城市快速融合形成了无形的阻碍。 为了避免子女不再重蹈覆辙， 为了让他们快速地融入城市生活， 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子女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对自己的孩子寄予了不同程度的期望：希望子女通过学习扩大见识、开拓思维，使生活丰富多彩；提升能力，增强自己的创造力，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从访谈中得出， 绝大多数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希望子女能成为一名大学生的占89%，研究生及以上的占17%。 由此可以看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非常认可广博的知识、 横溢的才华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访谈中大部分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年龄已经很大了，要养家糊口， 在百忙之中不可能再去提高自身的综合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了，再说也没有那个时间、精力和条件去参加培训班提升自己， 可能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了。 但是孩子不一样，他们出生在城市，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现在这么努力挣钱也是为了孩子，把自己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希望孩子在学校勤学好问、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掌握好各门文化知识，考上大学，不然就要落伍，会被时代淘汰，失去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很大一部分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内会给孩子提供较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5 结语

以上通过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服饰、闲暇时间、 对子女教育的期望等四个衡量指标对南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交往层面的融合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南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交往层面呈现了融入城市文化的趋势。 进城务工遇到了不少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 适应的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此之外，亦可以看出，南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初期，他们的社会交往局限在亲属和地域的圈子，同质性社会网络强化了他们对亲属、 血缘以及地缘等关系的依赖，又因他们的社会支持呈“内卷化”的倾向，因此降低了其对城市文化了解的意愿，而南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交往层面不适应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们与城市居民缺乏交往互动。 如果南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认同持有较高的意愿，并且对迁入地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追求迁入地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 那他们的文化融合和适应程度就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