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红萍

（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晋中 030619）

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文化首先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生态类型决定着人类的文化形态，包括经济类型、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所以，一个民族的生计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民族文化系统其他方面的发展。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说，不同的人类群体在民俗文化方面之所以呈现出种种差异，主要原因是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创造了不同的适应手段。在此基础上，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基础首先是对其所处的生态区位的顺应与调适。而从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而言，在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往来也是其文化构成的重要途径，体现着文化的涵化特征。与以往文化生态论强调文化的生成是由周围环境决定的反映论这种单一视角不同，该文试图从反观文化生态的维度体现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将反映论与能动论相结合，以蒙古族服饰为出发点，展现蒙古族服饰文化中折射出的生态哲学观念，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探究蒙古族服饰的符号表达及其文化记忆，进而在族群认同的显性标志中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多样性发展进行观照。

1 自然生境：蒙古族服饰的形成基础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所在的内蒙古高原位于蒙古高原东南部的漠南蒙古，多高原，少山地、黄土丘陵和平原，西部多为沙漠。气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大部分属中温带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平原地区水源丰富，土地肥沃，适宜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等农作物。内蒙古林业资源丰富，逐水草而迁移的游牧经济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更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传统，蒙古族的服饰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生境中逐渐形成的。

在人类群体的发展过程中，“生活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民俗的起源来自生活的需求，需求是内驱力。”[1]在这种需求动力的驱使下，蒙古族先民们面对大自然时最合宜的行为模式就是顺应自然、就地取材。在旧石器时代，蒙古高原的古人类以采集、捕鱼和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为了挡风遮雨，他们将猎获的兽皮、鹿皮等缝制成能够护腰遮身的衣服。进入新石器时代，游牧经济、种植、饲养业的生产方式突显，蒙古先民除了用打猎得来的兽皮外，还用家畜的皮毛编织服饰，制作了石质、骨质等装饰品。青铜器时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蒙古族进一步向草原深处移动，服饰与装饰品的草原文化特色更加鲜明。为了便于马背上颠簸驰骋，方便引弓射箭，他们穿窄袖袍服，并用革带束腰来防寒护腰。为了骑马涉草时防潮湿、防虫蛇，他们用动物皮制作高靿皮靴，冬天在里面套上毛毡靴套来保暖。在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器中，还发现了连珠状铜饰、双珠兽性状头饰及各类青铜装饰品。到了匈奴时期，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贸易日益密切，丝织品、布帛类面料的传入丰富了游牧民族的服饰装束。普遍穿袖口和裤脚很窄的袍、裤，腰系革带，脚穿短靴，装束精悍，便于跃马骑射。服饰的色彩除自然色调外更加多样，工艺也增加了刺绣、贴花、镶边。装饰品的材质有金、银、铜、玛瑙等，还雕刻上了各种野兽花纹，制作工艺日臻精美。8世纪，蒙古族自西迁到肯特山后，一直到9世纪40年代始终是个狩猎部落。此后，蒙古部才逐渐过渡成为游牧部落[2]。公元11、12世纪，蒙古民族逐渐成为草原上强大的民族，并在公元13世纪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其服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辉煌的时期，服饰的质料与款式不断丰富起来，他们将饲养的牲畜皮毛，猎获的貂鼠、银鼠、河狸、水獭皮毛等，还有棉布和织锦缎等丝织物，制成丰富多彩的服饰品类，并以金、银、铜、铁打制成各种带饰、首饰、佩饰等，使服饰更添光彩。

所以，如果将“合宜”视为蒙古族服饰生成的内在动因的话，那么，蒙古族先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验以及与这一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则是蒙古族服饰文化生成的生态性本原。以蒙古袍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服饰为例，据《绥蒙辑要》记载，蒙古族“其服饰各旗虽不一致，但以赤、紫、黄色为最普遍。外衣颇长，解束带则达地，故就寝之际，往往可用以代被，着时须提上，用带束紧腰部，故其胸背褶襞甚为显著，靴则革制，或布制”。蒙古族四季都穿袍，春秋穿夹袍，夏季穿单袍，冬季穿皮袍或棉袍。白天可以当衣服，晚上可以当作被子，十分适宜游牧生产的流动生活。由于蒙古族牧民多身材高大魁梧，所以穿的袍子非常宽大，一般北方汉族农民的大皮袄用四张羊皮制成，而蒙古袍则需要用八张羊皮。这样制作成的皮袍，宽大严实，封闭性强。腰上系一条宽大的腰带能够抵挡风寒，既可以防止腰腿疼病，还可以保护心脏，保证骑马时腰肋骨稳重垂直。足见蒙古袍在牧民生活中的功用。总之，蒙古族服饰文化是蒙古族民众在与自然和社会生境的多维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与族群生境有着高度的适应性。因此，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形成与特定的族群生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2 生态哲学：蒙古族服饰的色彩表达

蒙古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一种内在统一的生态存在关系，即人与自然是内在有机的统一整体。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蒙古草原人一直认为，宇宙之初是由各种物质构成的混沌状态，通过不断的运动而分化与聚合，形成有序、复杂、高级的自然万物，相互间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处于其中并结为一体[3]。由此，在蒙古牧民的生态哲学观中，他们笃信“人天相谐”的生态存在论，认为“天”是蒙古草原世界观体系的轴心和至高无上的“本源”。于是，从这种质朴的认识出发，在文化实践中，蒙古民众依赖自然并顺应自然，按照适应生态规律的长远目标需要，而从事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活动，坚决抵制为了短期生存需要而进行破坏生态系统的活动。面对自然灾害的挑战，切身的生活经验让他们体悟到生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循自然的内在本性和发展规律。作为蒙古族物质文化的载体，蒙古族服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在特定的自然气候条件、经济生产方式、民族心理情感等条件下与周围环境相适宜的产物，其中折射着蒙古草原人的生态哲学观。

蒙古族服饰的色彩多采用青、白、红、绿等颜色，这些色彩的运用与草原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寓意饱含着蒙古先民自然崇拜的观念。例如，青色即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永恒、坚贞和忠诚。在蒙古先民的世界观中，天主宰着一切自然现象，包括人类的命运，因此，蒙古族“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以此表达草原人民对天的崇敬之情。又如，白色的蒙古袍是蒙古人的盛装。因为白色是白云、乳汁和绒毛的颜色，象征着神圣、纯洁、吉祥和美好的寓意。《马可·波罗行记》 曾记载元朝时节日上着白色蒙古袍的盛况，其新年确始于阳历二月，届时大汗及其一切臣属复举行一种节庆，兹述情况如下：“是日依俗大汗及其一切臣民皆衣白袍。致使男女老少衣皆白色，盖其似以白色为吉服，所以元旦服之，俾此新年全年获福……臣民互相馈赠白色之物。”再如，红色是太阳和火的象征，蕴含光明、幸福、胜利和热情之意，而绿色则是广袤草原中最常见的颜色，包含生机和生命的寓意。可见，蒙古族服饰唯有如此的色彩才能与整个草原相得益彰，也更加让人类生命绽放熠熠之光，体现出自然对心灵的净化意义。

总之，俄国美学家康定斯基曾说，“当你扫视一组色彩的时候，你有两种感受，首先是一种纯感官的效果，即：眼睛本身被色彩的美和其他特性的魅力所吸引……然而，对一个较敏感的心灵，色彩的效果会更深刻，感染力更强。这就使我们到达了观察色彩的第二个效果，它们在精神上引起了一个相应振荡，而生理印象只有在作为通往这种心理震荡的一个阶段时才有重要性。”[4]在此意义上，蒙古族服饰的色彩选择彰显了牧民们的生态哲学观，是他们顺应自然、感恩自然、赞美自然的思想的表达，集中体现了他们在文化实践中自觉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意识。

3 社会变迁：蒙古族服饰的符号记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民族不仅与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回纥、女真、西夏等古代游牧民族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也与中原文化乃至欧洲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与来往。于是，在蒙古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随着对外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交流，蒙古族服饰汇聚着往来的各民族的文化因子，烙印在蒙古民众的记忆深处，成为他们族群认同的显性标志，是他们族群的徽标，这一文化记忆主要通过蒙古袍上的图案可以窥见一斑。

追溯蒙古族服饰图案的来源，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即图腾崇拜与萨满教、汉族文化、吐蕃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其一，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是蒙古先民万物有灵观念形成的基础，他们对自然万物十分崇拜，并将动物或植物奉为祖先。《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和妻子豁埃马兰勒（惨白色的鹿），渡过腾汲思水来至翰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各巴塔赫罕。”其中苍狼和白鹿是当时两个氏族的图腾，从中可见蒙古族形成的印迹。在蒙古族服饰的图案中，山纹、云纹、水纹、火纹、卷草纹和花纹等反映了蒙古先民“草木皆神、万物皆灵”的自然崇拜观念；鹰纹、犬纹、鹿纹、鸟纹、螺旋纹（即蛇纹）等则再现着蒙古先民图腾崇拜的历史，更有萨满树等图案显现了萨满教这一本土信仰的文化影响。其二，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在向蒙古草原输入物品的同时，也进行着文化输出。在汉民族吉祥文化中反映民众驱邪求吉心理的象征符号，诸如喜、寿、龙凤纹、蝙蝠、蝴蝶、牡丹、荷花、葫芦等都被吸收进蒙古族服饰的图案中，用以表达蒙古民众祈福避祸的诉求。其三，自从蒙藏关系建立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不仅带来了一整套教义、教法、教理等知识，也带入了一系列佛教艺术形式与符号，如佛教的轮、伞、盖、螺、瓶、花、鱼、肠等八宝图案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蒙古族服饰中的盘肠图形就是在蒙古占嘎的基础上借鉴了佛教艺术形式中的吉祥结图案，由单调的盘肠造型发展为多样的形式，采用曲线和直线相对比的画面，并与卷草纹结合起来，意在象征吉祥团结的含义。其四，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上的便利，蒙古族与土耳其、波斯等伊斯兰文明就有着频繁的交流。尤其在蒙元时期，精美华丽的伊斯兰艺术在蒙古地区十分盛行，当时的蒙古族服饰不仅流行纳施矢（西域金花棉）、中亚织锦等布料，还采用繁复纹样的几何状花草形图案，并佩戴富丽堂皇的珠宝为饰品，极尽奢华。其五，成吉思汗时期，随着蒙古族不断向西扩张，其疆域已达至欧洲地区。欧洲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化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不断渗透，为蒙古文化注入了活力。

纵观蒙古族服饰文化中的各种图案，其间融合着游牧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记忆。一方面，蒙古民族的族源是多元的，在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间不断征战进兼并为大的部落，因此，蒙古族文化凝聚了各部落不同的语言、宗教、风俗等文化因素，令其服饰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同一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蒙古族服饰丰富的图案种类也体现着蒙古文化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色，不仅与各游牧民族不断交流，还与域外民族与国家互通往来，这些外来文化因子经过蒙古民众长期的吸收、融合、改造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最终成为风格浓郁的草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传承在族群民众的记忆深处，成为蒙古族群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将蒙古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了一起。

4 “诗意的栖居”与文化多样性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加速，急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变化，随之出现的全球化问题值得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使世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各国在经济交流发展的同时，必将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如何避免民族文化被同质化，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尤为重要。

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也被裹挟其中，昔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已经逐步定居甚至向城市化进程迈步，蒙古族服饰的制作也逐渐走向商品化、市场化，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警惕脱离了文化生成语境的蒙古族服饰转变成为单一的经济符号的危险，在挖掘其文化资本价值的同时更要注重其中蕴含的文化生态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感。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来说，自然生境既是其具体文化的生存依托，又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5]。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环境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当下,在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旨在让民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人类“诗意的栖居”，与自然和谐共存。

进一步来说，“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理解，应该透过民族文化多样化来洞察民族心灵深处精致、深刻、隐晦曲折的底蕴。由于蒙古草原古代社会形成的特殊历史途径，赋予了不同的生存条件，构成了不同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模式”[6]。正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中所言，“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所以，各民族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任何抽离了多元化特点的文化发展必将因失去活力而丧失民族生命力。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首先要从民族文化产生的根部形态上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挖掘出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所在，从而找寻出民族文化变迁中的自我调适机制，在民族发展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民族成员的价值观进行重构，使其摒弃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生活方式，践行民族生态伦理观，把伦理道德和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促进整个民族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最终形成一种与时代同步、与自然和谐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