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本翻译策略探究

2022-12-03贾懿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年17期

贾懿

(太原工业学院，山西太原 030008)

政治文本作为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其重要性无须赘述。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讲清楚，将政治文本译得好，译得精尤为重要。该研究认为政治文本英译有三个策略：准确性、可读性和召唤性。

1 政治文本翻译特点

1.1 政治文本翻译要绝对准确

“准确性是政治文本翻译的第一要素。准确是政治翻译的基本要求，译文必须确切无误地反映原文，不能偏离原意，更不能曲解原意”[1]。对准确性的要求首先，是内容的真实、可靠，符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其次，是表达正确、得体，不仅要弄懂原文的字面意义，也要领悟其内涵的意义，切不可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例1：

经济衰退重创民生福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was hit hard by the ensuing economic recession.In an increasingly fluid and changing world,anachronistic practices of unilateralism and protectionism were on the rise,driv en by resurgent power politics and Cold War mentality.

在译文中，“民生福祉”“强权政治” 等政治术语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里译者采用非谓语动词“driven by”指出了“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正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成行”的原因，点名了这两个分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我们不仅仅要在翻译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时运用准确性原则，同时，也应将这一原则“扩大化”，在语篇中正确运用。

1.2 政治文本翻译要保证可读性

政治文本的特殊性，使其中包含着大量的中国特色政治术语及惯用表达，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靠近外语读者的理解方式、思维习惯和审美态度，从而使得译文达到更优的传播效果。

1.2.1 “增”的策略

“增”的概念，并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单词、短语的“增译”技巧，同时，也指译文在语篇风格、表达风格及相关背景知识等方面的“增译”，其目的在于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例2：

40年来，我们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践行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使人民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Over the past 40 years,bold experiments have combined with top-level innovations in ideas,theories,practice and institutions,which has seen China improve its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move systemic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hindering development.This has in turn emancipated productive forces,brought out the dynamism of the labour force,knowledge,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capital,and stimulated the enthusiasm,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3].

英语句式多呈现“主句+从句”，通过句式结构便可窥知大概的行文内在逻辑。而汉语多“流水句”和“无主句”，其内在逻辑主要通过上下文所传达。原文中并没有“in turn”的表达。即我们需要增加相应内容，以使得这种汉语中潜藏的逻辑关系显性化，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向读者靠拢。

1.2.2 “减”的策略

“减”的概念与“增”一样，并不单指“减译”等狭义的翻译技巧，同时，也指在翻译时将句篇中赘余的成分删去，以使译文更符合英文的语篇风格和表达风格，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例3：

这些成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的恩赐施舍，而是全体中国人民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These achievements are neither windfalls nor hand-outs.They are the result of the persisten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4]。

汉语在行文上往往增加不必要的范畴词、辞藻堆砌并且同义重复；英语行文讲究简洁明快、逻辑严谨、文风质朴。“披荆斩棘”等这类汉语特有四字结构集声美、形美、意美于一体，听起来抑扬顿挫、节奏鲜明、铿锵有力，的确会起到排比和加强语势的作用。但如果生搬硬套到英文中，效果必然适得其反。这些词语内涵经提炼后，无外乎“通过不懈努力取得成绩”之意。因此，此处翻译为“persistent efforts”是得当的。正如谢天振说言，翻译时“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5]。

1.2.3 “调”的策略

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风格和句式结构上有本质的不同，汉语通常先总论，再分论，一般具有“总—分”的特点，倾向于先述“理念、背景”，再述“具体措施”，最后给出结果或发出展望。而英语则相反，喜欢开门见山，直入正题。正是基于此种不同，在翻译时应该根据情况进行必要调整，以使得译文贴近目的语读者。

例4：

对比21世纪的亚太地区，人们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亚太人文荟萃，潜力巨大，前景光明。也有人认为亚太问题丛生，麻烦不断，不容乐观。

People used to remain divided over wher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ould go in the 21st century.Some believed that Asia-Pacific region would enjoy a bright prospect given i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normous potential,while others reckons tha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ould face a gloomy future a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keep cropping up.

如前文所述，汉语倾向于由远及近，先抽象地描述，再具体地展开，即“先判断，后结论”，而英文恰恰相反。英文倾向于“先结论，后判断”。“潜力巨大，前景光明”和“麻烦不断，不容乐观”是作者得出的“结论”，“given”及“as”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也将这种逻辑关系“显性化”，译文按照英语的语篇风格和句式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是得当的。

1.3 政治文本翻译要兼顾“召唤性”

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所有文本分为三大类型，即“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召唤型文本”[6]。某一种文本具有某一种主导功能，但也可能兼有其他功能。如政论和演讲是以召唤功能为主，同时具有表达和信息功能。其中“召唤型文本”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目的是“召唤”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因此，政治文本译得准确和可读仍嫌不够，要想让读者更好地倾听“中国故事”，政治文本的“召唤性”愈加不容忽视。

例5：

记得英国军歌中有一句名言：“老兵可以退役，但精神永不谢幕”。我会继续关注和支持中英关系，并坚信，在两国各界人士的共同呵护下，中英关系必将经受严冬酷寒的考验，早日迎来春暖花开!

As a British military song goes,“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simply fade away.” I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K relations,and I believe that with the care of the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from both countries,this relationship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the cold winter and embrace a warm spring at an early date[7].

“严冬”和“春暖花开”在中英文化背景中含义相近，“严冬”代表着困境，“春暖花开”代表着复苏和回暖。故而这里省译了“花开”，“寒冬”和“春暖”相互呼应，表达了刘晓明大使对中英关系的良好期盼，起到了召唤和呼吁的作用。

例6：

共产主义绝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

Communism is not as simple as a meal of goulash，and it cannot be attained easily．

“土豆烧牛肉” 不应该翻译为 “roast beef with potatoes”或者“stewed beef and potatoes”。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人就经常可以吃 “Gulasch”了。当时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简单化为“土豆烧牛肉”。原作者采用了借用的修辞手法，译者同样借用了俄语的同义词表达“a meal of goulash”，起到了“追本溯源”的效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