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亮，王 艳

（1.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7008；2.太原市交警支队交通对策研究室，山西 太原 030006）

贫困，从古到今，始终横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如影随形般困扰着人们，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疾。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个人理想、集体理想、国家理想，现实奋斗、思想理论、价值情怀等各个层面，都始终占据着人们的主流注意力，是古今中外的共同主题。正因为这样，当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已“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时，在全国人民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习近平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中央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新的战略安排。此时，本着经验承接与逻辑转换的主旨来探讨脱贫与共富的联系和区别，明确共同富裕的独特逻辑，在理论上、实践上均具有重大意义。

一、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的联系

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中心任务，都标志着我国从高投资率社会向公平公正的共享型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都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二者统一于党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中。

（一）脱贫攻坚是共同富裕的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前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铿锵的步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成就完美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践行了党的初心使命，极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党为此坚持奋斗、始终不渝。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9。虽然各个历史阶段对扶贫任务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别，但消除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关切。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见证了党的全面领导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印证了抓党建、促脱贫工作模式的显著成效，体现了举国体制所具有的治理能量，凸显了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精准治理所带来的执行效力。所有这些，都为顺利实施共同富裕伟大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2.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价值追求的目标层次。告别绝对贫困，将会使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将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这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穷弱思维、极端思维、成王败寇思维，心无敬畏、行无遵循、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等思想及其行为将逐步褪却，职权贪腐、职业捞金、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等做派将不断减少，温和、理性，讲法治、讲规矩、讲个性化，追求价值实现将逐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秉持“不为五斗米折腰”价值操守的人将会更多；除了“不敢腐”的震慑和“不能腐”的约束之外，“不想腐”的清廉境界及与之对应的心安理得将成为越来越多领导干部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动力将更加强劲，特色将日益明显，“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重新分配的要求”[3]467。消除绝对贫困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价值情怀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将进一步释放人的创新潜力，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活力，进一步促进制度走向完善和优化，进一步扩大技术手段在治理中的应用空间，必将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全方位进步。所有这些，都为推进全民共富提供了重要条件。

3.绝对贫困的消除，保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2020年底，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此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即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跨入高收入国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持续增长到一定水平、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之后，由于两极分化不断加大，从而出现道德沦丧、腐败严重、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经济增长停滞等状态。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等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掉入这个陷阱，只有战后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跨越了这一陷阱。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推行系统的贫富差距缩小计划势在必行，而消除绝对贫困就是这一计划的兜底工程和“提低”操作。要完全跨越这一陷阱，保证国家健康发展，必须在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方面下更大功夫。

4.脱贫攻坚过程中构建起来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以及锻造的脱贫攻坚精神，是实现全民共富的基础保障和精神支撑。历史发展是由各个阶段所组成的连续过程，“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由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4]168。脱贫攻坚是举国上下一起动员、各方资源一齐投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役，是糅杂了党和国家所有治理资源的一次举国治理大练兵，是利用并创新治理遗产、增强中国特色大国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训练；攻坚对象是“贫困”，用以攻坚的资源是党和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多方筹集的资金，攻坚手段是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干部驻村、对口帮扶等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攻坚动力来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具备的强大势能，攻坚保障是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的责任机制，攻坚方法是以数字治理为基础的瞄准机制及靶向思维。经此战役，党的基层组织更具活力，举国治理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信息技术嵌入国家治理的程度更深，国家治理体系的集成性特点更加明显、治理成效更加显著，推进全民共富的领导体制、动力传导机制、政策体系已初具雏形。

（二）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的根本遵循与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是减贫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是对贫困的进一步超越，是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全面践行和生动展现，“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指引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这充分彰显了中国脱贫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也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结束”[5]15-22。告别了绝对贫困，中国便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新的征程上，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扶贫产业、资产、项目、基础设施的功能，实现脱贫与共富的有机衔接与平稳过渡，而且还需要将脱贫攻坚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和机制进行拓展性应用，将其在新的任务压力下进行锤炼和优化，铸就更高效、更先进、更具特色的先进治理模式。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富裕富足，而且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之治必须、也必将进一步增强。

一方面，从价值上来说，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的价值依归，脱贫攻坚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从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来观照脱贫攻坚，才能获得对脱贫攻坚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上，否则就会贻误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6]29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与此相对应，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推进社会财富的均等化分配，最终目标都是全民共富。

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需要对扶贫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查缺补漏，提升脱贫质量，减少返贫现象，不断消除相对贫困，兜住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保障，让其在全民共富的道路上不要掉队。脱贫攻坚是一场超常规战役，习近平曾说，“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6]34。超常规的办法往往能够攻坚克难、能够达到超预期的良好效果，但由于政策执行果断、完成时间短、动作幅度大、配套措施难以全部跟进，以及“帮穷”话语与乡村社会的“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等社群伦理存在的张力与分歧[7]104，114，128，不仅扶贫产业、项目以及扶贫政策的真正发力尚需时间，而且扶贫伦理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并自觉践行，更需要时间，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和教育，需要伦理观念及其话语的转化。由于富人与穷人的差异和对立情绪在历史上始终存在，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阶层烙印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人生观、消费观都存在明显不同。在富人眼中，穷人总是懒惰和短视的；而在穷人眼中，富人总是傲慢和虚伪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消除了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但贫富差距现象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所产生的矛盾依然存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认知鸿沟和价值鸿沟依然存在，由这些鸿沟所产生的偏见依然存在。

上述问题启示我们，不管是扶贫，还是共富，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通过政治推动就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个思想观念问题，是个伦理道德问题，存在很深的哲理，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以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思想传统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适用于国际秩序的构建，而且也适用于未来中国的伦理价值构建，必须阐释社会发展的“木桶原理”背后的深刻哲理，阐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仁大义所依赖的深层逻辑，引导人们将扶危济困、帮弱扶贫、助人为乐作为高尚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理想，形成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良好社会氛围，开发推动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最广泛、最基础、最强大的动力源泉。

二、脱贫攻坚留给共同富裕的治理经验

在初心使命的驱动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扶贫事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从1986年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中国便开启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直到2020年底消除绝对贫困，35年间，便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 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 000万人以上。

脱贫攻坚战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的贫困问题，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使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模式更加成型、更具吸引力和示范性。脱贫攻坚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创造性地整合利用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积累的治国理政资源——“政治出题、行政解题、技术答题”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概括中，有学者采用“政治—行政”二分视角[8]4，24，204，也有学者充分认识到技术基础的变化对政府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9]1-8。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实现“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过渡之后，“技术治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10]72-79。因此在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概括中，必须将技术治理考虑在内。政治提出议题、提供动力，行政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和机制，技术将其落实到位，这就是“政治出题、行政解题、技术答题”的真正要义。

第一，政治出题。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必然将贫困作为重点攻克对象，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长期奋斗目标。党的初心使命和理想情怀，是贯通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的一条主线。脱贫攻坚的优良成绩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压舱石”和“发动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全国全面动员，抓党建、促脱贫，实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采取“立军令状”的方式，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带来的政治势能最大化地运用到脱贫攻坚战中，既保证了脱贫攻坚的圆满胜利，又进一步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锻造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能力。脱贫攻坚战所锻造的党组织、所积累的经验做法、所凝练出来的体制机制，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任何艰难险阻的重要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办成更多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难事，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中国共产党把方向、定方针，始终是中国的“定海神针”，党以其独有的群众路线优势和民主集中制优势捕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反映其真实而普遍的利益诉求，并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凝聚提炼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通过特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脱贫攻坚如此，实现共同富裕亦如此。

第二，行政解题。奠基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并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推动运行的举国体制模式，是实现举国动员和跨域帮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体制保证。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革命经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制度的承接，是克服条块矛盾和部门分割、确保政令统一与资源高效及时有序调拨的体制基础。在东、西部之间展开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对中央单位规定定点帮扶和支持任务，让东部发达县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县，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大扶贫格局”。有学者曾这样描述“大扶贫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从搭建平台、政策激励、加强监管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完善社会参与机制，营造了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和人人皆能为的良好环境，以最大限度调动社会扶贫资源参与脱贫攻坚，形成了人人参与扶贫减贫、社会合力共建小康的“中国格局”，这种大扶贫格局可供世界借鉴[11]47-54。通过举国体制凝聚全国力量，攻克贫困难题，使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彰显、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成为我国攻克其他治理难题的重要体制依托。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习近平曾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这同他们经受了这几年脱贫工作历练是分不开的[12]。

第三，技术答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为了达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量化考核等精细化管理目标，推进贫困治理的技术化、数字化、智能化，各级政府将贫困信息和扶贫信息进行标准化、指标化、数字化、逻辑化处理，以此来提高工作业绩的可比对性、可评估性、可说明性。其一，为了实现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将所有的贫困信息和扶贫信息标准化、数字化，实现可比对、可评价，为扶贫工作注入了内生动力。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首先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确定贫困户以及边缘户、不稳定户；然后按照贫困村、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帮扶单位必须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人力、物资、项目来帮扶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并且需要具体的帮扶行为和帮扶项目，必须呈现出明显的帮扶效果，经得起检验和评估，且所有的帮扶行动、投入、效果、贫困户的情况、验收考核过程都必须量化呈现，以相应的数字记录在案，录入全省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对扶贫成绩的评价，都是通过对比这些数据与扶贫目标之间的差距而得出。其二，对扶贫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将其程式化、指标化、任务化，赋予其相应的权重和分数，以便统一进行考核与评估。在执行中，扶贫的每一个指标都会细化为具体指标，以方便具体操作；在考核中，每一个具体指标都会有对应的评价方式和得分数值；在逻辑上，下级指标的得分数值和得分依据必须能够支撑上级指标，各个指标必须与汇报总表相一致，分批分次的数据必须与汇总数据对照呼应，而且关键指标还必须有真实支撑材料（发票、合同、签章、照片、视频、书面报道等）。所有的材料必须符合运算逻辑和事实逻辑，逻辑自洽，自圆其说。推动国家治理的进一步数字化和智能化，将技术理性置入政治理念和政策行动，是精准扶贫行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民共富的重要体制资源。

从效果上看，在政治、行政、技术三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资源迅速高效地往贫困地区集中、往基层集中。治理重心下移、各类资源下沉、党员干部下派，是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杠杆。据统计，全国累计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近200万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共同奋战在扶贫第一线，成为确保扶贫任务落实、扶贫工作推进的坚强组织保障。在扶贫过程中，修路、修桥、种树、通电、通自来水、开发旅游、发展光伏产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资金投入，为了筹集资金推动扶贫，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国企、民企统统参与，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定点帮扶，资金帮扶、人员帮扶、技术帮扶、物资帮扶等各种形式的帮扶，都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贫困户的解忧纾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量资源下沉基层，大量党员干部派往基层工作，将会成为未来农村工作和基层工作的常规形式。党中央已经明确，不仅在巩固脱贫攻坚的过渡期内，驻村工作队不能撤，责任、政策、帮扶、监管等要求都不能变，方式不改、政策不变、力度不减；而且在整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都将派出驻村工作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坚持和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21年5月印发的《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中，要求总结运用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重要经验，适应“三农”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推动、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反过来，脱贫攻坚的圆满成果给党提供了更加饱满的合法性，锻炼出了更加强大的组织队伍，构建起了更加高效的工作机制，引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具有一体两面的鲜明特点，它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也是党的建设的实践路径”[13]30-40。通过脱贫攻坚战，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国家制度、技术手段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提升和融合，一套运行绩效显赫、协调配合顺畅、集成功能强大的现代治理“装置”呈现在世人面前，必将在广袤而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功能，将中国正式带入全民共富的美好未来。

三、共同富裕的逻辑转换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继承脱贫攻坚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既包括扶贫产业、技术技能、基础设施、工作模式、城乡环卫一体化机制等，也包括政治、行政、技术三大要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及其优质绩效。然而，共同富裕毕竟不同于脱贫攻坚，它在范围、过程、内容、要求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是对脱贫攻坚的继承性发展。

第一，涵盖范围。脱贫攻坚主要着眼于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而共同富裕则是城乡所有居民的共同事业。政策受众主体的不同，决定了政策考量、实现路径、影响因素都存在差异。脱贫攻坚需要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基础上，通过定向帮扶和靶向施策，将经济资源、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就业机会等倾斜于贫困户，说到底，就是利用政治势能和体制优势凝聚资源并将其投放到贫困地区，利用技术化、数字化手段，在精准计算的基础上识别出需要帮扶的具体对象，以“一户一策”的精神，对症下药，扶志、扶智、扶贫、扶产业，让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状态，为其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动员能力、资源调动量都很关键，任务性、政治性、攻坚性十分明显。与脱贫攻坚不同，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这是一项人人皆为政策受众的伟大事业，是一项循序渐进扎实推进的长期事业，“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14]5-7。共同富裕既是一场全民接力跑，也是一场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兜底性长跑，加强基础性社会保障将是一项长期的社会事业。从本质来说，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附加值，是增强发展后劲、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共同富裕并不是要搞“福利主义”养懒汉，而是要创造更加公平合理透明的竞争环境，让勤劳创新与发家致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直接、更加单纯，激发全民的奋斗激情和致富热情；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在发展中实现人们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增殖，在发展中实现致富方式的“传帮带”；在个人奋斗中实现梦想、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家国情怀。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更不是齐步前进，它是将公平、平等内置于增长机制和分配体制中，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技术性制度安排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机会平等和资源共享，利用制度杠杆实现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通过久久为功的滴水效应，实现对弱势群体、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输血式帮扶和造血式帮扶，让其紧跟全民富裕的国家节奏，动态实现相应的富裕水准。

第二，实现过程。脱贫是举全国之力打赢的攻坚战，而共同富裕将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8年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1]脱贫可以攻坚，可以通过超常规政策来实现目标，通过强政治势能的领导推动之力，通过举国体制的跨域协调之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革新之力，充分调动人员、技术、资源，对其进行精准化配置，并以考核评估的方式对整个扶贫的过程、行动、绩效进行有效控制，为了体现考核的效度和信度，利用先进技术将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标准化简约和规范化取值，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数据逻辑化能力、资源调度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信息填报能力、文案整理能力、矛盾处理能力。所有这些，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都是十分宝贵的治理经验。然而，共同富裕毕竟具有不同的过程逻辑，它需要细水长流、久久为功，它是社会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分配关系持续改善的结果，是对国家调节机制和分配体制进行合理化塑造的结果，需要政府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设，需要构建更多共享平台，需要将基础性机会向所有民众平等开放，让人民群众在平等的机会中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给奋斗者提供畅通的上升渠道，给弱势群体以基础性的生活保障，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发展活力与社会温度。脱贫攻坚可以自查、可以验收、可以评估，但对共同富裕的评价要复杂得多，需要考虑群体收入的绝对值、相对值、差值、获得感、幸福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多种因素。共同富裕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程序都将更复杂、更丰富、更饱满。

第三，治理要求。扶贫是兜底工程，让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不要掉队；而共同富裕是一项筑梦工程、逐梦工程、圆梦工程。脱贫攻坚中，精准识别、精准施策都十分关键，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将真正的贫困户挑出来，并对其实际状况进行指标化描述，构建出关于贫困户的电子化文档，整个扶贫过程，是实践扶贫与扶贫信息动态调整的双重过程。因此，脱贫攻坚不仅要消除事实上存在的绝对贫困，而且要确保上下流动的扶贫信息的真实性，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然而，在系统性、区域性贫困已被消除的条件下，虽然目前还需要对脱贫户再帮一把、再送一程，但长远来看，“贫困”二字将与特定人群脱钩，未来将没有贫困群体，只存在因病、因灾、因破产、因事故等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的个体，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弱势群体，届时，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不再是兜底性帮扶，而是基础性的社会保障；此外还可以通过金融信贷、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助贫困个体走出困难，跟上共同富裕的“大部队”继续前进，同圆共富梦。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技术化信息虽然可以作为评价实践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其不再作为“硬杠杠”而参与治理过程。相应地，数字化的技术治理手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就可以避免，“过分看重数字化、网格化、标准化等技术手段的智能化治理，尽管强化了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公众的个人隐私和合法权益，同时可能禁锢公众的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导致数据威权和数据独裁”[15]172-180。一言以蔽之，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政治、行政、技术三大方面紧密配合的结果，应急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是一场攻坚战役；而共同富裕则有赖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完善，长期性、经济性、杠杆性很强，是一件久久为功的缓做慢成之事。

第四，所涉内容。扶贫更多地涉及到生存权的保障，可以通过对口帮扶等手段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重点是解决贫困户的经济困难，调动经济资源，并将其高效运用到解决贫困户的经济困难问题上，是扶贫工作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所在。共同富裕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充裕，而且意味着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不仅涉及到人民群众“所得”的现状问题，而且涉及到其“能得”的技术和能力问题，以及“应得”的权利问题。从根本上讲，共同富裕涉及到发展权的保障及拓展，取决于人口结构、产业发展、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治理水平、开放水平等多种指标；市场调节功能与政府调控职能的协调、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技能型社会的建立、产业链的延伸、中小企业的发展、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的平衡等，都对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影响。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必须提升社会韧性，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消除两极分化，防范各种错误思潮，增强社会稳定性及自调适能力；大力发展普惠性民生工程，降低群众的基本生活开支，让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不仅建设现代化城市，而且抓紧建设现代化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合理的城乡功能分区；必须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加大社保、税收、转移支付等收入调节力度，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降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搞好养老、医疗、康养产业，降低家庭的“养老”和“育儿”负担，解决群众后顾之忧，促进家庭和谐融洽。

总之，共同富裕与脱贫攻坚既相续相接，又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实现逻辑。扶贫是以面带点，防止社会发展出现“木桶效应”；共同富裕是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追求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掌握好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承接性与超越性，是合理规划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前提和基础。

四、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要求

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6]285。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不惧风险的奋斗品质，决定了其以马不停蹄的持续拼搏精神，在脱贫攻坚战宣告胜利之日，即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发展目标，随即又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上党和国家的发展日程。

“三农”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是亟需补强之处，同时也是释放经济发展红利和制度创新红利的巨大潜力所在。中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现实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同频共振。共同富裕的这些目标特征，都与农业农村的振兴发展密切相关。汲取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遵循共同富裕的独特逻辑，真正实现全民共富，我们认为，坚持以下四个原则要求，相当关键。

第一，生活富裕与服务普惠。由于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足的基本国情，由于“剪刀差”政策的长期干预，由于工业与农业、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利润分配的不平等，由于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资源、利润都源源不断外流，导致不少农村变得干枯与萎缩，农村成为低收入人群最集中的区域，农民成为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最容易掉队的群体。因此，不管是脱贫攻坚，抑或是共同富裕，将农民、农业、农村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而且势在必然。在哲理上、事理上、法理上论证清楚这一点，让其成为全民共识，让支农、助农、护农、惠农、强农成为人们的觉悟与信念，是中国学界的重大使命，是中国学人在全民共富伟业上的光荣担当。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提高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的农民群众的收入，让其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的状态，是中国实现高质量现代化和高水平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农民不仅是生活富裕富足的需求侧，同时也是全民高品质生活的供给侧，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迭代更新，是保障全国人民粮食安全、满足人们绿色环保安全食物需求的重要环节。经过长时间的减贫努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特色产业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环卫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明显提高，新农合、养老等社会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稳步提高。这些改善和进步，为下一步承接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推动建设城乡教育共同体、县域医共体、城市医联体，推动更多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联共享，为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高质量保驾护航。

第二，精神富足与文化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顶端。有学者计算，公元元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为26.2%；公元1000年，这一比重为22.7%；1500年为25.0%；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20年，这一比重达到峰值32.9%，是英国占比（5.2%）的6倍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70年，中国占比17.2%，高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与法国占比的总和（英国9.1%，法国6.5%）；直到1913年，中国占比依然达到8.9%，高于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8.3%）[17]31-33。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这正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论断：“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8]36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始终站在世界前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始终领先世界，不管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将中华文明视为十分重要的文明类型。同时，我们必须明白，中华文明的底版是农耕文明、底色是黄土地的颜色，文明的主体、内容、价值、叙事场景都跟农民、农业、农村紧密相关。在一个祖祖辈辈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成一个熟人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重视“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讲情理、重诚信，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安居乐业、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情感所系，人们常用“落叶归根”一词来表达这种深沉的故土情结。“耕读传家”四个字，精准概括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我国可以看到名字的农业著作有500多部、可以读到的原著有300多部，我们创造了许多诸如农耕技术、农耕制度和乡村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农耕文明中的精华”[19]85-88。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农耕文化，中华文明便无源可溯、无根可追、无迹可寻，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离开农耕文明，中华文明必将失去根基和依托；离开乡土田园，中国文化必将断了记忆传承；缺乏乡愁，中国人民必将失去归属感和意义感。概言之，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但若离开乡土文化，中国人的精神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传承和复兴乡土文化，绝不仅仅是农村与农民的事情，它事关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身份认同，事关文化自信，事关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富足。

第三，生态宜居与发展转型。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单纯看作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而是将其作为避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剥夺和异化的另类选择来看待，当作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来看待，当作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一大方向来看待，正如温铁军教授所说，“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能够成功，中国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在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20]18-24生态经济转型主要依赖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乡村生态资源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特征，必将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与变革。一个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面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21]85-86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了方向，即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必须顺应管理对象的特征，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因此必须由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而且必须将其作为整体来规划和管理。另一个是在生态资源的定价和市场交易方面的挑战。传统经济学认为，产品越标准化，越容易定价，特别是流水作业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定价和市场交易都很容易。然而，乡村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关联性、非标准化特征给其定价和市场交易带来了巨大难题。也正是这一难题，给私有产权制度及其与之关联的收益制度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因为能够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应用体系的、能够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绝不是一般的个体私营企业，只能是社会企业。这里所说的“社会企业”，是指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一系列操作，将分散的个体化产权集中为集体产权，通过集体收益来实现全体参与者收益的企业，其主要功能是增强市场议价能力，增强整体规划、开发、经营能力，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化，以“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运作逻辑，通过增加整体生态的价值收益，使参与其中的每家每户都能实现增收，从而达到一定范围内的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整体富裕。

第四，治理有效与社会和谐。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农村地区曾出现了村庄空心化、土地分利化、权力灰色化等一系列不利局面，一些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村两委班子不和谐，“山高皇帝远”思想作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逐步被扭转，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另一个便是脱贫攻坚战。扫黑除恶对乡村的黑恶势力进行了有效清扫和高压震慑，并将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以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重塑了乡村的组织力量和治理格局，在抓党建、促脱贫的思想指导下，在五级书记抓扶贫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通过政治动员、人员派驻、资源投放、项目落地、资产经营、评估验收、材料填报等一系列操作，对村两委班子不断进行政治规矩训练、行政沟通训练和技术操作训练，在县、乡、村三级的高频互动中，淘汰和挑选了更合格的村干部，以高效完成艰巨的扶贫任务。因此，脱贫攻坚锻炼了队伍、优化了班子、增强了本领，是一次严格的政治体检和政治训练，经此训练，基层干部的政治意识、规则意识、服务意识、奉献意识，行政能力、数字化改革能力均得到了很大提高。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省、市、县、乡的相关人员普遍反映，曾经的贫困村现在不仅基础设施搞得好，而且干部工作做得好，扎实、高效、规范、认真，成为扶贫干部的共性标签。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得到训练并具备这些优秀品质的干部，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