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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湖居士”与“石湖”:立足园林解读范成大

2022-11-29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5期
关键词:石湖孝宗园林

王 瑜 欣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石湖是平江盘门西南十里、横山之下的一处湖泊,“上承太湖之水,下流遇行春桥以入于横塘”[1]72,“盖太湖之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也”[2]338,吴国夫差曾在此筑姑苏台,并在越来溪旁筑城以抵挡越兵。石湖见证了吴越相争之史,留下了不少古城遗迹,却在日后很长时间内默默无闻,“陆沉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2]48。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范成大在吏部员外郎任上遭弹劾后回乡,这是他入仕后第二次回乡。在此期间他与石湖结缘,兴造园林、修建别墅,“随高下为亭观,植花竹莲芰,湖山胜绝,绘图以传”[2]338。直到范成大驻足于此,石湖及周边风景才再次被文士们吟咏与纪念。

石湖在范成大一生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如巩固政治地位,塑造身份认同,唤起归田情结,寄托晚年生活等,它不仅是物质实体,也深刻参与了范成大精神世界的构建,人们无论是考察成大的政治成就、文学成就还是生活史,都无法避开石湖这一背景。同时,石湖也因成大的发现、塑造和书写而声名远播,进入了文化场域,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以石湖为立足点,从成大诗文与方志文献出发,探究石湖与成大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深化对成大其人的理解。

一、石湖方志中的成大:“德望在人,久而不泯”[1]79

编写地方志,是对一个地区的风物进行整理和记载,也是对该地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文化遗产进行选择和塑造,那些精华的部分会被不断提炼、赞美、发扬,而不光彩的则自然遭到淘汰。后人所编的石湖地方志,清晰地表现出成大在石湖地方史上的元老地位,成大的书写使石湖进入文化场域,后人也因成大而有了修编地方志的素材与动力。

历史上共出现过三种石湖地方志,均编写于明朝。最早的一本出于莫氏父子,即莫震撰、莫旦增修的《石湖志》,后两种出自卢氏兄弟,即卢雍所撰《石湖志》与卢襄所撰《石湖志略》《文略》。其中,卢雍所撰《石湖志》今已不存,仅《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与《(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其书名(1)“卢雍《石湖志》十卷”最早见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以《千顷堂书目》为蓝本,故亦有此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应是参考这两处记载,将此书汇总入石湖方志中。一方面,文献记载如此单一,此书是否存在过值得存疑。屠应埈为卢襄《石湖志略》所作序言云:“卢子曰:予世家石湖,伯氏尝诏予曰:‘石湖,吴之巨汇也。自范文穆显名于宋,越兹流播,顾后世弗纪焉。予既为文穆祠矣,其使之世者奚不在子乎?于是缉《石湖志略》成。”说明卢雍曾将“使石湖名声传之后世”的使命托付给弟弟卢襄,卢雍自己极有可能并未著书。另一方面,即便卢雍确曾编成此书,也并未广泛流传,只被黄虞稷等个别人士看到或收藏。。

在《(同治)苏州府志》中,石湖被归于“吴、长洲、元和三县水”一门,因石湖与其附近地区并不构成行政区域,缺乏政治助力,所以明人想为石湖作志,只能依托地方文化。考察他们的作志动机,一方面是家族自豪感,莫氏、卢氏家族均为石湖当地望族,作者分别在所编方志中详细记载本族先贤事迹,因此编写方志必有光大本族之意;另一方面是乡土自豪感,后人真心为成大给石湖塑造的良好声誉而骄傲,希望依托这项重要的文化资源,打造出“石湖”这方天地,正如卢襄所言:“其显于宋者,文穆为之地主也。然则居其地而使之寂寞焉,亦足以自耻也已。”[3]142

在后人心目中,石湖是因成大之受赐与定居而扬名的。《石湖志略·灵禀第五》云:“石湖人物,宋以前无所考见”[3]147,故成大具有开创者、奠基者的地位,卢襄在篇末议论中阐述得很清楚:“公非石湖人,自公居湖上,天下后世乃知有兹湖。故予叙次人物,以公为之首,原湖之所由重也。”[3]149《本志第一》亦云:“湖之名,宋以前不大显,自阜陵书‘石湖’二大字以赐其臣范参政成大,于是石湖之名闻天下。”[3]142

成大后嗣名声不显,几乎没有文献记载,因此石湖是依靠成大一人而非范氏家族之力扬名。后人因石湖荣耀之短暂而惋惜,《石湖志》中“范文穆公宅”条目云:“今三百年,举为陈迹,而子孙亦无闻,焉可为兴?”[1]79方志作者不仅发此感慨,还主动反思成大之疏忽,云:“公在当时,苟能如文正公之置义田、义宅,则其子孙未必至于无闻”[1]80,可见他们诚心盼望范氏后继有人,也在遗憾中得到前车之鉴。

与成大息息相关的风物、遗产,在石湖方志中频繁出现,占比颇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御碑。成大曾将孝宗宸翰“石湖”二大字刻石立碑,三百余年后,其余范氏遗迹均已荒废,唯独这块碑石依然屹立不倒。明孝宗弘治年间,吴县知县史俊“观民风出郊至湖上,见穹碑立草莽中,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宝灿然”[4]382,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卢雍见“所谓天镜阁、玉雪坡之类,皆已沦于荒烟野草之中,过者伤之,而孝宗宸翰碑石岿然独存,若有神物护持者焉”[4]388。据《石湖志略》记载,御碑原在御书亭中,卢雍修成石湖书院后,将其移置书院正堂前厅,《石湖志》卷一录有御书图像二幅,分别为“湖”字残存的左半部分和“石湖”二大字之间的御章,御章上有“赐成大”三小字(2)《石湖志》卷五“翰墨”门详细记载了“孝宗御书碑”的保存情况:“今在御书亭正中,前临通衢。髙八尺一寸,阔四尺二寸,分为三截,上一截篆皇帝御书四字,中一截刻石湖二大字,字往一尺五分,雄伟端楷。两字之间有小书‘赐成大’三字,盖以御书之宝,宝往二寸三分;下一截则文穆公跋语,几四百七十一字,作三十一行,旁有臣潘寿隆镌五字碑,四围九龙蟠绕,工艺精绝如新,自淳熙辛丑至本朝弘治癸丑,凡三百十有一年矣。”,今人据此仍能一睹翰墨之姿。

除御碑外,《石湖志略》十门中有六门与成大联系紧密,第九门更是完全围绕用于祭祀成大的石湖书院而展开(3)《石湖志略》一卷共分十门:本志第一、流衍第二、诸山第三、古迹第四、灵禀第五、物产第六、灵棲第七、梵宇第八、书院第九、游览第十。。《石湖志》全书六卷无一不提成大,“祠祀”一门共有“石湖乡贤祠”与“绮川亭”两条,两处排于供奉首位的都是成大,“乡贤”门首位亦如此。有关成大的所有细节都被充分挖掘和记录,如“风俗”门起首便是成大所作《岁暮十事》,“土物”门中,“范村梅”“范村菊”占据大部分篇幅,介绍“莫舍村”时,讲到此处旧名“绮川”,又特意以成大“绮川亭”为证。

石湖作为一个湖泊,本身是独立的,要把石湖周围的某些区域看作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并为其作志,就需赋予这片地区以精神文化意义,从而增强合理性和凝聚力,范成大的人格正是方志作者所选择的精神内核。莫旦于《石湖志·总叙》文末下按语:“丁、范二公皆居石湖,皆有宸翰之赐,后之人往往慕范而不及丁。盖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而已,而爵位不与存焉,若二公之于三立,考其列传自见矣。”[1]73可见,“三立”是方志作者强调和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为石湖这片土地树立的基调。晋国公丁谓也曾在石湖筑别墅,并获御书赏赐,若看官位,他曾任同平章事,是石湖文士中官位最高之人,但他德行有亏,交通宦官、收受贿赂、对皇帝极尽谄媚之能事,最终落得声名狼藉,石湖后人识其恶而不愿与之同流,果断弃之,未将其列入“乡贤”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宋史·范成大传》被作者不惮烦琐地全篇抄录于方志中。“园第”门中还有一处引人深思的细节,“丁晋公宅”云:“今山中尚有子孙名组者,为镊工。尝言先世诰命画像,先人恐惹事,俱火之矣。”[1]79丁氏后人因先人德行不轨,只得埋头做人,将可能遭唾弃的先人画像焚毁,这与成大“德望在人,久而不泯”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述对比表明,后人在选择地方文化资源时颇为谨慎,他们希望石湖扬名,但拒绝负面的扬名,对前代文化记忆的鉴别,体现着他们的价值标准,也必将影响后来者。成大成功在后人的严格拣择中树立起“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大形象,成为石湖这片乡土的精神支柱。

二、成大的“石湖书写”

从文化影响来看,成大在石湖地方史上居于元老地位,落实到文学书写上,其笔下的石湖可谓是“全景式”的,与同代及后代文人对石湖的描绘相比,成大对石湖之美的挖掘是更精心、充分和细致的。石湖在帮助成大实现归田理想的同时,也成为他寄托心灵与情感的重要场域。

吴越相争后,关于石湖的记载相当罕见,惟唐代白居易、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等少数几位文人曾为石湖边的楞伽寺赋诗。但自成大与石湖结缘,到此游玩并描绘石湖及周边景色的诗人便逐渐增多,纵观南宋至明朝五十余首描绘石湖的诗歌,能发现诗人们关注的内容相对集中,主题有二:或发怀古兴叹,或咏湖山胜景。其中怀古兴叹者,或叹吴王当年歌舞升平之繁华不再,如“阖闾城下青青草,又染裙腰上舞台”[5]12;或遥想鸱夷子范蠡旧事,如“越来溪上水融融,闲蓦鸱夷棹底风”[6]1848;或忆吴越相争之史,如“遥接太湖惘然,尚留赤壁图景”[7]68,诗人们在追忆石湖往事时,升华了对岁月、人生和功业成败的认识。若论诗中景物,视觉方面,湖、山与白鸥是诗人们最常描绘的对象,写水常用明镜比湖面,写山则关注山色青翠、雾气缭绕,白鸥是静止画面中的飞动元素,尤受青睐,至于花卉,除荷花、桃花外,其余花卉并未得到关注,此外,泛舟湖上的游人视野开阔,故常以日、月烘托气氛。听觉元素颇为丰富,鸟鸣声、船歌声、游人吹箫之声、湖上划桨水声和四面山中传来的寺院钟声都被包罗其中。

成大有二十余首与石湖紧密相连的诗歌,多数为归田时所作,少数是在外的回忆。有他人之诗作参照,成大书写的特质就更加清晰。一者,成大观察的视角比游人多样,譬如游人均在外看景,他则从自己屋内向外看,观赏“隔篱日上浮天水,当户山横匝地烟”[8]138(《初约邻人至石湖》)。二者,成大笔下花卉涵盖诸多时令,种类繁多,如楝花、樱桃、海棠、山茶、桂花、菊花、芙蓉等等,他对花木关注度之高,令人赞叹。他还注意到一些被游人忽略的景物,譬如菱角,“宿鹭孤明菱叶中”(《初归石湖》),“菱母尚能瘦”(《三月十六日石湖书事三首》)。

最重要的是,成大对湖边田园颇为重视,身体好时,他会亲自务农,“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刈麦行》),“花前一杯重鼎吕,明日戽田并灌圃”(《北山草堂千岩观新成,徐叔智运使吟古风相贺》),赏花品茗的文人意趣和下田种麦的躬身劳作对他来说同样重要。关注田园是他的日常状态,看“行人半出稻花上”(《初归石湖》),“麦陇带桑平”(《将至石湖,道中书事》),“稻头的皪粘朝露”(《壬辰七月十六日侵晨真率会,石湖路中书事》),听“村北村南打稻声”(《九月二十八日湖上检校篱落》)。不难想见,正是这些平时的熏染与功夫,催生出了著名组诗《四时田园杂兴》。

成大多数描写石湖的诗歌,都作于晚年归居之后,因此理清他归居时期的生活状态,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其写作特点。从建康还乡后,成大连着生病卧床两年多(4)《范石湖集》卷二十六有诗题为《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矣,戏书》,云“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万五千场”,可见这场大病至少从1183年持续到了1186年。,疾病影响之巨大,到了“不复故吾”的程度,长期卧病使他的生活安宁却孤清:个人游赏难,社会交游少。

就个人游赏而言,他往往病重到难以外出游乐,甚至扫墓都无法成行,他为此感到无奈:虽“岁晚山林如自献,年丰田野亦多娱”,但“无端拙恙妨清乐,未许扁舟到五湖”(5)摘自《范石湖集》卷二十四《但能之提刑相别十年,自曲江远寄二诗,叙旧良厚。次韵为谢,亦以首章奉怀,略道湘南分携故事,末篇自述年来衰病,不复故吾也》,上文“不复故吾”亦出自此题。;虽欲一日内游赏千次桂花,但身体不许,“不用小山《招隐赋》,身如强健日千回”(《岩桂三首》);因疾禁足的归居生活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当时想象闭门闲,弱水迢迢三万里。如今因病得疏慵,脚底关山如梦中。”(《甲辰除夜吟》)有诗题为《病中不复问节序,四遇重阳,既不能登高,又不觞客,聊书老怀》,无聊孤独之意绪显而易见。

社会交游变少,既因他身体虚弱需要静养,亦因其既已奉祠,职权不复,主动上门者变少,或许还与他逐渐用释道之法收敛心绪,不在社交之事上用心有关。无论如何,成大在诗中反复抒发着孤独情绪,如“交游稀似晓来星”(《次韵谢郑少融尚书为寿之作》),“碧云日暮空合,多病故人遂疏”(《书事三绝》),“故人寥落似晨星”(《喜收知旧书,复畏答,书二绝》)。他逐渐看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些感悟富于哲思,如“贫富交情乃见,炎凉岁序方成”(《有叹二首》),又如看到菊花在重阳节过后依然开得很好,但世人只知赏重阳一日之花,便感慨“恰如退士垂车后,势利交亲不到门”(《重阳后菊花二首》)。

成大“石湖书写”的主要特点,可用“重情”二字概括。具体来看,首先是注重“兴发感动”,意在抒发情感,很少就物咏物,从不刻意创作。

侯乃慧在《宋代园林及其生活文化》中指出,宋人有创作园林组诗的风气,组诗是园林赋咏中相当常见的形式,这些组诗内部情感并不连贯,只是依据园林景致一一赋咏,大多并非出于内心的自然感兴。其创作目的,与大量“寄题诗”相似,一是提高园林和主人的声望,丰富园景诗境,二是园主人考虑到文学作品比空间艺术更易于保存,生命更长久,便想通过诗作将园林面貌留存后世。[9]511然而,成大从未专门记录过石湖园林的景致或布局,连单篇诗文都没有,更别说组诗或请人寄题了。关于石湖别墅的样貌,今人只能从时人和后人的记述中略知一二,记录最详尽的是《石湖志略·古迹第四》:

越城之阳有石湖旧隐,文穆公归田别墅也。面山临湖,随地势高下而为栋宇。天镜阁第一,其余千岩观、此山堂、寿栎堂(光宗御书),说虎、梦渔二轩,绮川(在莫舍溇上)、盟鸥(在行春桥右)二亭,又有玉雪、锦绣二坡,别筑农圃堂,正对楞伽寺,自作上梁文,周益公过之,留题壁间,一时名人多为文词以侈之[3]146。

这段文字记录了石湖别墅中亭台楼阁之名,其中部分地点零散地出现在成大诗歌中,如《说虎轩夜坐》《寿栎堂枕上》《中秋后两日,自上沙回,闻千岩观下岩桂盛开》,但这些诗歌并不意在表现相关景致的具体样貌,而偏重心境和状态的书写。

他为自己的请息斋题了十首六言,其中只有首句“洞门昼挂铁锁,阁道秋生绿苔”(《题请息斋六言十首》)写到了请息斋的景致,其他诗句都是记录生活、抒发情感。可见成大并不在意房屋外围的布置,而是重视自己在各种环境中的心理状态,这些关于石湖的创作都是真正有感而发之作,无刻意经营之意。

放宽了看,成大不仅不写自己园林的具体样貌,他在吟咏他人园林时,也从不聚焦于此,人们难以从他的诗里推测出他人园林的布局结构,更看不出风景特色。如《次韵正夫游王园,会者六人》用“丘园窈窕复崎岖,草木生香景倍殊”两句来写景,除渲染幽静园林氛围之外没有其他效果,《次韵章秀才北城新圃》难得通篇写景,但他以联想、用典等方法让诗境变得缥缈起来。换句话说,不管是游自家的园林还是他人的园林,成大注重和享受的都是“游园之感”。

以数量最多的花木书写为例,石湖别墅中的花木多为成大手植,如越来溪的竹子,“越溪亲种竹,芸绿想毵毵”(《再出东郊》);湖畔的柳树,“当时手种斜桥柳,无限鸣蜩翠扫空”(《初归石湖》);千岩观的桂花,“石湖千岩观前手植丹桂二亩”(《真瑞堂前丹桂》自注)。成大反复强调“亲手栽培”这一重点:“越城芳径手亲栽”(《岩桂三首》),“手种湖边花百亩”(《送徐叔智运使奉祠归吴中》),“手开芳径越城头”(《寄题石湖海棠二首》),“手植”使他与植物有了直接的触碰与实在的联结,种下植物的同时也就种下了感情的种子。对花木的用心还体现于其他细节,如从三百里外移栽桂花,自嘲曰“痴人”:“更遣移花三百里,世间真有大痴人”(《寿栎堂前假山成,移丹桂于马城,自嘲》);又如真切记得十几年前所购芍药之来历,有诗题为《石湖芍药盛开,向北使归,过维扬时,买根栽此,因记旧事二首》。

花木就像成大的好友一般,花不是单单被人观赏,而是与人互相怜爱的:“人怜疏蕊瘦,花笑病翁臞”(《丁未春日瓶中梅殊未开二首》)。成大外出时,常下意识地想起它们,去明州途中看到桃花,想起石湖的千叶桃花,“石湖有此红千叶,前日春寒总未开”(《临平道中》),“总”字有情,他先前一定期盼了很久,但花迟迟不开,使他感到遗憾;在任所看到真瑞堂前桂花开,他想起石湖的桂花,并为之自豪,云“若要与花相领略,千岩随分有阑干”(《真瑞堂前桂花》)。

结合成大对具体花木的深情与对园林建筑布局的忽视,似乎可以看出,景物本身对她来说无关紧要,他所在意的是他为这些花付出过多少心思,和它们发生过什么故事,在它们身上寄托了何种情感。

这种“重情”倾向与成大对园林的认识息息相关。一方面,成大一贯认为,园林是与封侯、城居等“俗”事相对的,是纯粹、幽静的象征,人在园林之中能更轻松、本真地安放感情。他于四十岁前后初次在都城临安为官,西湖边园林繁盛,文士们在公务之余相当重要的活动就是游赏园林并互相唱和,成大在游园时常常感叹“城中马上那知此”,“官减不妨诗事业”(《与正夫、朋元游陈侍御园》),“回首红尘自鲜欢”(《次韵朋元游王氏园》)等。退居石湖的成大远离了红尘纷扰,《园林》一诗直接表达其园林观:“园林随分有清凉,走遍人间梦几场……受用切身如此尔,莫于身外更干忙。”可见园林对他来说,是“走遍人间”后身心回归、放下俗事的场所。他还曾打算在城居旁建小楼以观山赏景,但因经济能力有限而无奈放弃,他说自己“平生痼烟霞,岁晚成俗物”(《廛居久不见山,或劝作小楼以助登览,又力不能办,今年益衰,此兴亦阑矣》),园林、山水是能让人免于“俗”境的。

另一方面,成大晚年越发好禅喜道,经常用佛道之理规劝自己清心寡欲、远离争辩(6)成大多次批评白居易老而寻欢之举,认为他以歌酒声色解闷是“晚境犹作恶”,并用自己“岂惟背声尘,亦自屏杯酌。日课数行书,生经一囊药”的“多戒”生活与其对比。《自箴》云:“莫问是情是性,但参无我无人。”《蛮触》云:“蛮触纷拿室未虚,心知惩忿欠工夫……从今立示寒灰观,笑看苍黄走郑巫。”《偶然》一诗末句云:“石火光中争底事,宽颜收拾付东流”,告诫自己不要争,要看开放下。,这时,园林便成了他暂离清苦的佛道修习,寻找赏心乐事之所,日常压抑着的感情,都被寄托在园林美景之中。如去暖阁上看梅花,“逃禅时索笑,百匝傍窗行”(《丁未春日瓶中梅殊未开二首》),又如一边让自己无欲无求,一边又总是放心不下园中花木,“日日教浇竹,朝朝遣探梅。园丁应窃笑,犹自说心灰”(《咏怀自嘲》),甚至在身体虚弱到“十步出门九步坐”的情况下,依然“晓衾闻雪亦健起,径欲一棹追昔游”(《爱雪歌》)。这些与“禁欲”相悖的活泼举动,恰恰流露出成大对尘世美好的执念。

“石湖书写”的“重情”特点,还体现在友情上,石湖是成大与好友杨万里、周必大友情的纽带。

杨万里与成大是同年,成大曾请他为自己17岁病逝的幼女作哀辞,又曾在生前嘱托子莘,务必请杨万里为自己的文集作序,“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杨诚斋与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畴可以嘱斯事?”[10]3295-3296可见两人相知甚深。周必大与成大同岁,在成大去世后为其作《神道碑》,对其平生事业了如指掌。因此,成大与杨万里、周必大二人的友谊,在其众多好友之中是最为深笃的。

诚斋有诗寄题石湖云:“如何豪杰干戈地,却入先生杖履声?古往今来真一梦,湖光月色自双清”[10]596,成大有次韵。淳熙六年(1179),诚斋来访石湖,两人泛舟湖上,享受短暂的相会与清欢,成大之次韵豪迈开阔:“石湖三万顷,何处觅忧端?”(《次韵同年杨使君回自毗陵同泛石湖舟中见赠三首》)。次年,诚斋寄西征近诗与成大,诗卷第一首便是“石湖作别时倡和”之作,可见他极为珍视两人友谊,对石湖之游亦难忘怀。成大作诗为谢,用“不朽”这个大词来形容此诗:“何物与侬共不朽,《西征》卷首石湖诗”(《杨少监寄西征近诗来,因赋二绝为谢,诗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别时倡和也》),不朽的当然不仅是诗,还有两人的友谊。后年,成大赴建康任,诚斋心知成大实不愿再仕,愿归石湖,寄诗相劝道:“早整乾坤归严壑,石湖风月剩分张”[10]830,成大次韵云:“何日却同湖上醉,露帷宵幄为君张”(《次韵杨同年秘监见寄二首》),可见石湖已成为维系两人友谊之纽带,是能够安放一份情愫、形成一层默契的重要所在。

子充于乾道八年(1172)三月望日游石湖,留题壁间,其中“登临得要,甲于东南”[2]48之语,几乎成为石湖名片。子充于《神道碑》中表达了这次游湖的特别意义:“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载湖心,风露浩然,尝有六十挂冠之约。其后或同朝,或相遇于外,每以未践言为恨”[2]340。九年之后,成大于三月望日独自泛舟湖上,想到昔游与昔约,颇有物是人非之叹,赋诗云:“石湖花月浮春空,忆共仙人同短篷”,“月圆月缺今几回?依旧满湖金碧堆”(7)此诗题为《顷乾道辛卯岁三月望夜,与周子充内翰泛舟石湖松江之间,夜艾归宿农圃,距今淳熙己亥九年矣。余先得归田,复以是夕泛湖,有怀昔游,赋诗纪事》。。两人在石湖做出重要约定,故此地能唤起回忆,亦能触发遗憾,而此时子充来函,语中尽是好友的理解与坦诚:“缅怀明公释管钥之重,结香火胜缘,杖履石湖,日对奎画,领略奇观,想觉是身方为我有,其乐何穷?然德望眷简,佥谓席未暖而召节复行,恐未容久兹徜徉耳。”[11]328两人身份地位相似,故懂“是身方为我有”的乐趣,亦懂得身处宦途,便有“未容久兹徜徉”之无奈。

石湖之所以成为文人的沟通载体,与文人喜欢折花互赠、因花而共咏是异曲同工的,作为园林的石湖自然、雅致、闲适,足以寄托文人共有的隐逸理想,而作为友人居所的石湖较之其他园林,还多出了一份情味与回忆。

三、石湖对成大精神的影响:身份认同与宦游心态

成大的“石湖书写”无疑是石湖文学史上最绚烂的一笔,也对石湖进入文人记忆和视野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不过,成大与石湖之间的影响绝不是单向的,石湖对成大身份认同、宦游心态等方面的影响几乎贯穿其一生,要想更全面地理解成大,还原出他的精神世界,就不能忽略石湖这一背景。

首先,成大因石湖而得孝宗赐字,这一风雅而颇具分量的肯定,帮助成大顺利塑造起独特的身份认同。石湖与成大人生中的“巅峰”时刻是随着孝宗赐书而到来的,淳熙八年(1181)赴建康任前,成大奉诏“辞选德殿”,并受赐“石湖”翰墨。《神道碑》详细描述了赐书的过程,孝宗特为成大“设几开宴”,又带其至“朕清坐处”西小轩,赐酒后,命人取出提前准备好的“石湖”二字,还当场书一轴苏轼诗以赐,整个过程持续近三个时辰,“自未至酉乃罢”。

孝宗之赐是对成大的嘉奖肯定,同时也对石湖之声名远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如果说赐书之前,石湖仅是成大的一处别墅,尚可视为“身外之物”,那么赐书之后,不论是在成大本人还是他人心目中,石湖与成大都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成大接受御赐后,迅速回乡为御书刻碑,为御书所做的跋文,充分体现了他“发现”并开辟石湖的喜悦骄傲,“春秋时,吴台其阴,越城其阳,登临访古,往迹具在。污莱露蔓,千七百余年,莫有过而问者。今猥以臣故,彻闻髙清,天光博临,燕及荒野,由开辟来,未睹斯盛。”[12]137一面是“千七百余年”“莫有”,一面是“猥以臣故”“斯盛”,两相对比,则颇有对石湖“宣誓主权”之意,语气的谦逊已掩不住骄傲之情。

杨万里在《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中指出,成大正因有孝宗翰墨之荣光,才由“此山”改号“石湖”:“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盛,东南绝境也。昔寿皇尝为书两大字以揭之,故号石湖居士云。”[10]3297这种说法似乎会引起一些歧义,因为成大在孝宗赐字之前就已自称“石湖居士”,友人们也称他“石湖先生”“石湖居士”等(8) 如崔敦礼乾道八年(1172)所作《石湖赋》称“石湖先生”,陆游淳熙三年(1176)所作《范待制诗集序》称“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阁”。。成大并未明确记录自己改号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做出合理解释:一方面,建立归属感、确认身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成大可能从“卜筑石湖”起就有自称“石湖居士”的习惯,但并没有明确自己就此改号,孝宗赐字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一种权威的认可,也是改号的契机;另一方面,作为成大挚友的杨万里,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编造事实,何况如果他也不知道成大何时改号,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重要的不是成大到底何时改号,而是杨万里认为成大是因孝宗赐字而改号的,而杨万里的认知,或许能够代表诸多时人的认知(9)韩淲《涧泉日记》卷中亦云:“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与之善。官参政,葺园圃之胜,求寿皇御书为石湖之榜,因自号石湖居士。”,也能影响后人的认知。

宇文所安在《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一文中分析了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的心理背景,认为“命名某物是拥有的一种形式,是将某人的名字与某地捆绑在一起”[13],且“价值有多种,附加在物上的价值越多,我就越可能与我拥有的物等同起来,并视自己与物为一体”[14]。这种心理活动逻辑也能用来解释成大改号,皇帝的赐字使附加在石湖上的价值迅速增加,价值的增加促使成大愿意将自己与石湖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越紧密越好,因为人与物可以相得益彰。

他人之赞誉捧扬或许也是促使成大心态转变的原因之一。如好友周必大在《回金陵范参政成大启》中言:“既特开金殿之尊罍,复亲御石湖之扁榜。恩章加厚,今昔所稀。”[15]399王阮《寄范石湖五首》云:“殊庭诏禄佚忠勤,秘殿升班宠旧勋。试向午桥诸第问,有谁别墅得奎文?”[16]384杨万里作《圣笔石湖大字歌》,极尽溢美之词。

据侯乃慧总结,唐代给园林取名还只是停留在文字图画资料层面,直到宋代,才有把园名题写悬挂的风气,这种题写也成了艺术鉴赏的一部分。[9]369既然有风气,士人们自然会相互攀比,石湖脱颖而出,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考察孝宗在位期间的其他“赐字”活动,即可知周必大所言“今昔所稀”并非夸大之词。王应麟在《玉海》“圣文”门中整理了孝宗书迹,自“隆兴御书诗”条至“淳熙御笔掌记”条,孝宗赐书于个人约有三十次,其中多次受赐者都是后来被追赠太师的重臣,如虞允文、周必大、史浩等。一者,与其他受赐者相比,成大只做过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并非极为位高权重之人,孝宗对他特别青睐,或许不仅因为政绩;二者,孝宗赐书的内容,多为古人诗文,换句话说,这些内容是可以通用的,赐给谁都一样,于是,“书‘石湖’二字赐成大”在其中便显得特别、个性化,带有强烈的私人色彩(10)这种私人化的赐字是有遗响的。后来,刘克庄曾向宋理宗求赐“后村”“樗庵”大字,以标榜己宅。为证明求字的合理性,体现渴盼之热切,他以孝宗之赐字为典范,“臣窃见孝宗皇帝尝赐范成大‘石湖’二字,赐洪迈‘野处’二字。或以地名,或以圃名”。此事从侧面表明了皇帝为私宅赐书的特别意义。见(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七八,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02-3503页。。

对成大个人来说,这种特别的体验——皇帝为私宅赐书,显然激发了他的兴趣。淳熙十五年(1188),因孝宗为高宗守孝,皇太子赵惇已参决庶务,成大在起知福州前参见太子,言:“石湖已拜宸翰,有寿栎堂,愿得宝书。”[2]339第一次得御书是被赐,第二次是成大主动请赐,可见成大已体会到这种私人化的赐书,其好处显然不仅是风雅而已。政治地位的确认,人地相融带来的价值提升和身份认同,都是赐书暗含之义。

其次,分析成大的宦游心态可发现,愈发强烈的归居愿望和仕隐矛盾引发的内心挣扎感是他心态演变的重要线索,而这些演变,也都和石湖在背后的牵引密切相关。不妨从时间上将成大宦游时期的心态分为满足期和思归期。

满足期大致从石湖初建到成大出使静江府之前,约有六年。修建石湖别墅以后,石湖就开始出现在他的诗句中,在仕途的上升期,成大并不时常思念石湖,只是为自己拥有这么一处园林感到骄傲和满足。

好友郁舜举、马少伊春游石湖,作诗告诉主人成大,成大便次韵七首,好友诗中论及石湖春景之美,成大顺着这话,说石湖秋天景色更胜于春天,骄傲之情难抑:“湖边好景春犹未,须到秋清月满时”(《次韵马少伊、郁舜举寄示同游石湖诗卷七首》)。游览西湖时,他认为石湖全不输西湖:“石湖也似西湖好,烦向苍烟问白鸥”(《李翚知县作亭西湖上,余用东坡语名之曰饮绿》)。使金回乡,首次邀请邻人游石湖,他说虽然物质条件还没准备好,“荒寒未办招君醉”,但自然景色已足够诱人,“且吸湖光当酒泉”(《初约邻人至石湖》)。与周必大同宿于石湖时,成大内心的愉悦满足达到了峰值,感到美景乐事近乎奢侈地步,“受用侈如许”(《壬辰三月十八日石湖花下作》)。

欲知这一时期石湖在成大心目中的分量,不妨看《北征小集》。其中《邯郸道》云:“困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未明言想要退隐,但把“封侯”和“石湖”做了个比较,说在这两件事情里更喜欢后者,这相当于成大对自己理想的阐述。通读全集可知,“不梦封侯梦石湖”在这七十二首诗中是个特别的存在,异域风情、边塞见闻、家国情怀、不辱使命等宏大题材是这组诗的主调,这些体验多为官方的、大局的,而象征闲适、退隐的石湖是成大私人的领地,私人音符之“乱入”,乃真情实感之流露。

还可以从一个细节来看他心态的变化,前后两次(1166,1171)在家乡,同样是送友人去做官,前次言“君今犹把一麾去,我敢倦锄三径荒”(《顷自吏部郎去国时,独同舍赵友益追路送诗,数月友益得仪真,过吴江,次元韵招之》),后次言“君犹拄笏看山去,我且披蓑听雨眠”(《周畏知司直得湖南帅,属过吴门,复用己丑年倡和韵赠别》)。石湖的存在使成大的心态趋于坦然,从“因赋闲而不安”转变为“享受闲居生活”。

思归期约从成大任静江知府到从建康位上退隐,跨十年。在此期间,有以下三条并行的线索:一是成大身体的逐渐衰弱,二是归心的逐渐强烈,三是仕隐矛盾引发的内心挣扎感逐渐增强。

就身体衰弱的线索看,成大自幼体弱多病,但此前还不至于影响心态。去静江时,他感到“病无脚力更登台”,但遇到难走的路,还能自我安慰,保持心态积极,说“人生本无闷,逆境要先熟。不从忧患来,安识平为福。夷途不常遇,历险始知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还没有疲惫到支撑不住。在静江时,他头一次出现了耳鸣症状,用佛语自我排解。在成都时生了一场大病,诗集中连有八诗与此次生病有关,孝宗赐药,这次生病也使他下定决心上书请求奉祠,《病起初见臣僚,时上疏匄祠未报》云:“因病偷闲稍自如,天恩倘许赋归欤”。此后疾痛不断,如《再辞免知建康府札子》所云:“尫羸早衰,疾痛日深”[12]39。

就归心线索而言,石湖宛如一个巨大的诱惑,成大年岁越长,石湖的诱惑力便越大。归心的来源,既有上文所言的身体虚弱,还有路途辛苦,处理政务力不从心,等等。

在静江时,有六七首诗流露思归之意,有的委曲,有的显豁。如《枕上作》较为委曲,“早衰秋梦乱,不寝晓更长”,“安心无可觅,随处且为乡。”《思归再用枕上韵》则很显豁:“老觉触事懒,病添归计忙……何时去检校,一棹水云乡。”五十岁是“知天命”的年纪,成大感叹道,“纵有百年行过半,别无三策但当归”,“定中久已安心竟,饱外何须食肉飞”,“若使一丘并一壑,还乡曲调尽依稀”(《乙未元日用前韵书怀,今年五十矣》),已经肚饱心定,没有高远追求,又无甚经世良谋,应当回到自己那丘壑之地,寄情山水了。

蜀道之艰险,很大程度上使成大意识到自己体力之不足,如危险的一百八盘使他心生归老之意,“拜手天东南,亟上归田请”(《一百八盘》),难行的判命坡同样如此,“早晚北窗寻噩梦,故应含笑老榆枌”(《判命坡》)。

赴任明州之前,成大几乎从未感到处理政事力不从心,但在明州及建康任职时,勤政忧民(11)从一个侧面来看成大勤政:多年为官,成大最关心的就是百姓的粮食问题,对于农事有关的时令、气象等怀有相当程度的敏感和关心,如在成都时,云“锦城乐事知多少,忧旱忧霖蹙尽眉”。在明州时,《次韵汪仲嘉尚书喜雨》(其二)云“老身穷苦不须忧,未有毫分慰此州。但得田间无叹息,何须地上见钱流。”勤政忧民的形象跃然纸上。《大风》一诗中,成大和风对话,让它“只莫癫狂损稻花”。《寺庄》云“今年一饱全无虑,宽尽归舟去客心”,百姓收成好,成大也能放心离任了。在建康时,虽然老人被政事折磨得很疲惫,但依然尽职地关心民瘼,《致一斋述事》云“除却一犁春雨足,眼前无物可关心”。的成大经常感叹政事繁忙带来的疲惫。如“劳生佚老寻常事,从政那堪力不任”(《除夜》);认为学仙要比耽于政事要好:“莫道神仙无可学,学仙犹胜簿书痴”(《元日》);忙于赈济灾民,眼昏身病:“眼目昏缘多押字,胸襟俗为少吟诗。月侵灯影吏方去,春遍梅梢官未知”(《坐啸斋书怀》);病痛缠身仍需坚持办公:“文书烟海困浮沉,不觉蹒跚百病侵”(《致一斋述事》)。

第三条线索是仕隐矛盾引发的内心挣扎感,成大深切地感受到“仕进固未易,退亦良独难”(《送郭明复寺丞守蜀州》)。从时间轴看,这种挣扎感初露苗头是在静江。成大在任期间,静江下了前所未有的大雪,瑞雪兆丰年,人们纷纷来贺,而成大却并不愉悦:“丰年作守会饱暖,羁宦思归自愁绝”(《乾道癸巳腊后二日,桂林大雪尺余,郡人云前此未省见也。郭季勇机宜赋古风为贺,次其韵》)作太守适逢丰年,百姓衣食无忧,应当高兴,但个人的愁绪压倒了公务上的喜悦,一想到宦游在外难以回乡就感到极端忧愁。

在赴蜀途中的《清湘县郊外杂花盛开,有怀石湖》一诗中,成大明确表达了自己纠结的心态。他看到路途中花花草草都焕发生机了,就想到石湖,说石湖美景比这儿要好上百倍,“故园岂少此,愈此百倍加。我宁不念归,顾作失木鸦。”他极想归乡,但“君恩重乔岳,敢计征路赊。乡心与官身,凿枘方聱牙。”君恩重如泰山,为官与归乡两者不可兼得。

综合诸多表达内心矛盾的诗句,可以总结出其中的两个主要层面:

其一在身、心层面,身心相悖,心已经飞回石湖,而身依旧必须在外宦游。如“心如坠絮沾泥懒,身似飞泉激石忙”(《秋雨快晴,静胜堂席上》),自比为害怕被拴在马槽上的马,不愿身体被束缚:“摧颓枥马不胜鞿”(《有怀石湖旧隐》)。一旦回到石湖,他“身心分离”的状态就消失了,“久矣此心恬不动,如今并与此身安”(《晚归石湖》),身心得以合体,十分安宁。后来再度出仕,在建康时,又变为身心分离的状态,“归心历历来时路,官事驱驱病里身”(《元日谒钟山宝公塔》)。

其二则在心灵层面,是“丹心”和“归心”的矛盾,一方面,他真心忠于朝廷和国家,想要效力,如在成都巡视分弓亭时,“自笑支离聊复尔,丹心元未十分灰”(《明日分弓亭按阅,再用西楼韵》);去明州赴任时,斗志颇强地讲述自己的治理计划,未因此前闲居而懒散下来:“拟将宽大来宣诏,先趁晴和去劝耕。顶踵国恩元未报,驱驰何敢叹劳生”(《初赴明州》);接受赐药后作诗云:“天地恩深双鬓雪,山川途远一心丹”(《谢赐腊药感遇之什》)。另一方面,他也是真心想退居石湖,这在上文所述第二条线索中已得到充分表现。

四、结语

宋代是文人园林臻于鼎盛的时期,园林艺术趋于成熟,文人对园林的爱好也蔚为风气,成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营建石湖,将其作为晚年栖居之所和心灵归宿,是研究文人与园林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成大在陶潜传统之外开创了又一种田园诗范式,因此人们往往注重研究其以《四时田园杂兴》为代表的田园诗,而忽略了成大田园的重要背景——石湖。本文以石湖为立足点探究成大的诗文创作、心灵史和文化影响,发现成大与石湖是相互依托也互相成就的。对成大来说,他常因发现和拥有石湖而骄傲,并怀有十分强烈的归田念想;他因石湖而得孝宗赐字,获得风雅而权威的认可,顺利塑造起独特的身份认同;他与友人分享湖光山色,泛舟石湖成为友谊中弥足珍贵的回忆、默契甚至约定。反之,石湖因成大的营建而扬名一时,又因成大的文学书写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石湖后人因成大的存在而骄傲,将其作为这片乡土的精神标杆,拥有了修编方志的素材与动力。在文人与园林,甚至与地方的相互影响下,双方的价值都更为明晰、丰富,并葆有绵延千百年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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