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 鹏

(1.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陕西省图书馆 地方文献部，陕西 西安 710069)

“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文学工作机构、出版单位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各类报刊陆续复刊出版。这一时期各级党报几乎都设有文艺副刊，一些报纸还辟有文艺评论方面的专刊或专版，《陕西日报》1979年至1982年间出版的“文艺评论”即属于此类情况。在《小说评论》(1985年)创立之前，《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和“文艺评论”专刊、《延河》月刊及《西安晚报》副刊等地方性报刊，构成了新时期初期陕西文学的本土媒介生态。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提出“重视史料问题，乃是当代文学回到‘中国经验’的重要选择。只有回到史料，当代文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与方法。”[1]同样，回归史料考察当代文学陕西经验也是值得选择的路径。本文试以1979年至1982年的《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为中心，通过对报纸史料的整理与发掘，考察新时期初期语境下陕西文艺批评构建的特征，揭示当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历史场域，并从当代文学地方性文艺批评构建中总结陕西经验。

一、《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的历史背景

在进入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的历史背景，即省级党报《陕西日报》文艺副刊的演变过程，才能更为准确地定位“文艺评论”专刊所处的历史节点和价值意义。

笔者查阅1956年至1996年的《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将其沿革脉络与演变历史梳理如下。《陕西日报·秦岭》文艺副刊创刊于1956年9月6日，历经六十多载风云变幻，至今仍在版。1966年因“文革”爆发，《陕西日报·秦岭》文艺副刊停刊。1971年5月11日《陕西日报·向阳》文艺副刊创刊，至1978年5月30日停刊，共刊出202期。1978年6月5日起，《陕西日报》新增出版《宝塔山》文艺副刊。1982年5月13日《陕西日报·秦岭》文艺副刊复刊，接续文革前停刊期数，复刊第一期为第734期。1982年至1983年间，《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处于《宝塔山》与《秦岭》并存状态。《宝塔山》于1983年12月25日停刊，共刊出了272期。自1984年1月份开始，《宝塔山》与《秦岭》合而为一，称名《秦岭》，排序《秦岭》文艺副刊第八五六期，“《秦岭》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在版面安排上，除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游记、诗歌、杂文、音乐、曲艺、美术、摄影、书法等新作外，还大量刊登各种类型的文艺稿件。”[2]1985年8月24日，《秦岭周末》创刊，每周六出版。1992年8月底，《秦岭周末》停刊，《陕西日报》周六新推出《陕西日报·周末版》。1992年底，公布新年《秦岭》文艺副刊调整公告。自1993年开始，《秦岭》文艺副刊发生了较大变化，分出《文苑》《文艺长河》《文史天地》分别于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出版。

20世纪下半叶，《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几经更名，经历了创刊、停刊、合刊、析出新版等历程，新时期初的《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下文简称“文艺评论”专刊)作为其中之一，虽出版四个年头，但其刊物形态完整，具有明确的办刊旨意、栏目设置以及出版周期，发表了较为丰富的评论文章，对于考察1979年至1982年新时期发端之初陕西文艺批评生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的编辑形态

1979年9月，《陕西日报》文艺部成立了评论组，9月26日出版“文艺评论”专刊(第一期)，起初为每月刊出一期，自第7期以后，大致每两周出版1期，直至1982年4月23日停刊，文艺批评功能并入《陕西日报·宝塔山》文艺副刊相关栏目。创刊之初，“文艺评论”专刊制定的编辑原则主要包括：“一、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文艺思想，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二、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实践的经验教训，研究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的新情况、新课题、新矛盾；三、评论介绍群众欢迎的作者、作品和演出，讨论在群众中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演出；四、结合创作实际，阐述文艺规律和艺术技巧；五、发表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建议、看法；六、介绍陕西文艺历史知识和陕西历代作家。”[3]

“文艺评论”专刊在编排上未设期数序号，据笔者查阅报纸并统计，自创立至停刊总共出版47期，含插图22张(照片或图画)，刊登文章共230篇，先后设有“剧评”“影评”“稿林摘翠”“评论动态”“陕西文艺史料”“艺苑一瞥”“文艺随笔”“文艺短论”“欣赏拾零”“文艺评论动态”“艺苑新秀”，共11个栏目。其中“陕西文艺资料”和“文艺随笔”栏目刊文最多，均为9篇；其次是“稿林摘翠”7篇、“评论动态”5篇。就编辑形态而言，“文艺评论”专刊编辑原则明确、栏目形式较为丰富，属于形态较为完备的报纸文艺副刊，它在1979-1982期间作为省级党报文艺副刊的一部分，构成了陕西地方性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

三、新时期陕西文艺评论生态特征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文艺创作与批评活动逐步恢复。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4]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为文艺批评指明了方向，文艺界的反应敏锐积极。这一时期陕西的文艺评论，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1.文艺评论者身份多元化

从文艺评论主体角度而言，接续“十七年”全民文艺时代的潮头，评论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从批评者身份和职业上来看，呈现出全民参与的现象。“文艺评论”专刊不但登载评论家、文艺工作者的文章，还刊发有工人、农民、干部、研究者、教师、大中学生等批评者的篇章。除了作者身份的多元化以外，其地域来源也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本省之外还有哈尔滨、新疆、南昌、安徽、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地的作者在陕西文艺评论界发声。

以1981年2月14日的“文艺评论”专刊为例，本期集中发表了评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对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片的一些看法，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好影片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刊有王忠全的《电影的希望在生活之中》、屈启发的《不断地探索新的电影手法》以及来自全国多地的文章，包括：哈尔滨中学生兰波写给影片导演的信(《“铁肠子”流泪了——给艾水伯伯的信》)、新疆乌什县退休工人洪琛写给影片拍摄人员的信(《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给西影的信》)、南昌市公安局朱志达的短评(《希望多看些这样的片子》)，还刊发了影片在山西垣曲县上座率最高的报道稿(《<第十个弹孔>轰动山西垣曲县》)。最后，刊发本报记者肖云儒文章，指出在陕西省文化局召开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九八〇年故事片座谈会上，影片《第十个弹孔》和《爱情与遗产》上座率最高，引起与会文艺工作者的热烈议论，大家肯定了西影“解放思想、改善领导所取得的成绩”。[5]“文艺评论”专刊整版把来自读者、编者、艺术作品创作者及评论者等不同主体的观点和想法，围绕相应的主题编辑整合并及时刊登，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文艺评论的发生现场。

2.文艺评论持续关注热点问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探索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重新清理文学遗产，全国掀起了鲁迅研究、现实主义创作等热潮，“文艺评论”一方面持续关注这些热点问题，还结合地方性知识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延安文艺研究话题。

在鲁迅相关文献的整理与介绍方面，“文艺评论”专刊于1979年12月6日首先在“稿林摘翠”栏目选登鲁迅杂文《论睁了眼看》。1980年10月31日“书评”栏目刊登高信的《真实·生动·亲切——读唐弢的新著<鲁迅的故事>》。1981年4月7日刊登(夏)征农的《<珍贵的纪念>前言》，介绍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丛书”之一《珍贵的纪念》。该书原名《鲁迅研究》，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是鲁迅逝世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文集，本次重版做了增补。1981年6月19日刊登高信的《宋庆龄同志与鲁迅先生》，回顾宋庆龄与鲁迅先生之间共同参加革命活动的历史，并对宋庆龄在鲁迅先生安葬及迁墓、全集出版、弘扬鲁迅精神等方面的史料做以梳理。

关于鲁迅问题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7月10日“文艺评论”专刊整版刊发“西安地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的部分摘要”，包括阮铭、李何林、许杰、鲍昌以及张华等人的5篇文章。其中，李何林提出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指导鲁迅研究；在鲁迅研究中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读懂鲁迅(李何林《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许杰认为鲁迅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并提出“鲁迅精神是我国人民精神文明的一个很集中的体现”(许杰《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同年8月28日本刊登载黎风长文，结合八十年代四化建设，分析鲁迅“执着现在”精神的三个维度(黎风《学习鲁迅“执着现在”、为着将来的革命精神》)。10月9日，登载韩望愈的《导师和诤友——鲁迅对青年的爱护和教育》。这些评论反映出80年代初期鲁迅研究内容和意义已发生了新的转向，更加注重其精神道路形成及其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功用与影响，特别强调鲁迅后期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而改变了世界观，以此来激励当代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并反思八十年代初露端倪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倾向。

1981年9月24日的“文艺评论”专刊再次整版刊登鲁迅相关文章，包括张兴轩的《要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学习鲁迅可贵的自我改造精神》、刘建勋的《鲁迅纪念在陕北》、盛文庭的《鲁迅谈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武德运的《鲁迅书名简释》，以及“鲁迅的故事”《弥天大夜战红旗》等5篇文章。这组文章继续挖掘鲁迅精神内涵，并向鲁迅史料、著作、文艺活动等新领域展开探索，充分反映了陕西文艺批评界八十年代初期对鲁迅研究的热切关注和不断深入发展的轨迹。《陕西日报》文艺副刊早在“十七年”时期已对鲁迅研究持续关注，1961年9、10月时值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秦岭》副刊陆续发表单演义的《鲁迅来西安讲学前后》一文，分别见于是年9月14日、9月28日、10月19日的第3版。可见，鲁迅研究自“十七年”至新时期已是陕西文艺研究界的经典话题之一。

《陕西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1940年创立于延安，它经历了《讲话》诞生的历史时代。有论者指出“《讲话》是当代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资源”[6]，与《讲话》有关的延安文艺活动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艺评论”专刊“陕西文艺史料”栏目多次刊发延安文艺相关文章，整理了陕甘宁边区的怀安诗社[7]、文协戏剧组[8]、民主人士书画活动[9]等史料，记录并还原延安文艺史实。刘建勋对延安文艺研究的文章常见于本刊，1981年1月9日的《西安学生剧队在延安》、5月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9月18日的《两个剧团的诞生》，这些成果逐步积累建构了颇具地方性知识的延安文艺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初，除了持续关注经典文艺问题，“文艺评论”专刊还紧追全国文艺界论争热点问题，刊登了关于现实主义讨论(1980年8月13日)、朦胧诗(1980年9月5日)、文艺批评标准(1980年9月18日)、流行歌曲唱法(1980年10月16日)等文章，并且先后引发陕西文坛的广泛讨论。1980年9月18日的“文艺评论动态”栏目登载《应当怎样展开文艺批评？》一文，引发如何开展平等自由的文艺讨论，如何区分文艺批评与政治批评的讨论。

自1980年至1982年，“文艺评论”专刊先后从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文艺创作出新、现实主义的真善美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1980年2月21日发表《文艺作品要认真考虑社会效果》一文，提出作家的社会职责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同时提醒作家创作要考虑到作品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各类社会效果。同年3月7日刊登胡采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出新，“是为了更充分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认识生活、美感享受和对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喜闻乐见的需求。”他还讲到“出社会主义之新”，主要在于“创作上的时代感问题”；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的是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好处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相反”。[10]7月22日，再次发表胡采的文章，继续深入探讨现实主义写作、“文革”后“心灵破碎”青年书写等问题。[11]

“文艺评论”专刊1981年1月22日刊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座谈会6篇发言。(1)《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1981年1月22日登载的文章包括：肖云儒的《当前创作中的问题在哪里？》，李健民的《马克思主义的“写真实”包含着写理想》，陈深的《正确理解“写真实”的口号》，刘建军的《还是要从“真”起步》，胡义成的《要提倡进步的倾向性》和鲁迁的《给孩子们多写点作品》。肖云儒针对创作中的“X+爱情”、“X+主义”两种倾向，指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思想观点、感情倾向干扰了作家，妨碍了现实主义的贯穿到底。[12]李健民认为写真实，“是要求作家必须把握生活发展的势头，把握生活发展的方向。”[13]刘建军从文学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的角度，探讨“文学的真实性的原则，是对文学提出众多要求的第一块基石。”[14]此次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是“笔耕”文学研究组首次集体登上评论界舞台。在此之前，由于文艺批评组织领导力量的不够，陕西一直没有比较集中的评论队伍，故而成立了“以中年人为主”的“笔耕”文学研究组以促进系统开展文艺评论工作。这也反映出80年代初期陕西作协发展文艺评论队伍的自觉意识和实践精神。

关于该时期文艺批评的发展，“文艺评论”专刊1981年4月28日登载蒙万夫的文章，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新旧交替时期，混乱“包含着正常的活跃”，指倡“文艺上大家开口，展开争鸣”，是“发展繁荣创作和理论的好办法。”[15]11月16日刊登白烨的文章，提出现实主义创作应及时提出人民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到生活的实际斗争中去发现、去认识，对生活中无数具有新人素质的原型进行典型概括和精心彩绘，把更多的乔光朴式的新人形象引入新时期社会主义的艺术画廊”。[16]这些评论文章把文艺思想与时代背景、创作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当代文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文艺论争重视地方文艺发展

通过“文艺评论”专刊的刊文，可见新时期初期文艺论争较为重视地方性文艺发展，特别是对农村题材创作、陕西小说创作、陕西青年作家创作等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促进地方文艺的繁荣发展。

1980-1981年在陕西召开的两次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对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一次是1980年7月10日至20日《延河》编辑部在宝鸡太白县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文艺评论”专刊当年9月5日登载李星撰写的座谈会综述。文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下达以后，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为了促进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而召开本次会议。会议从研究当前农村生活实际和与会同志的创作实际出发，探讨了有关反映农村生活小说创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会上，陈忠实说：“我从事创作，发表作品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多同行和评论家花这么多时间来给自己挑毛病，提建议。希望作协以后多开这种会。”[17]第二次是1981年10月30日《文艺报》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文艺评论”专刊1982年1月2日刊登胡采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他认为“重视农村题材创作、描写农村新人的问题，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带战略性的任务”；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文学的真切性、典型性、时代性；从实践上，论及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等陕西作家的创作发展问题。[18]1981年12月18日“文艺评论”专刊发表竹冰的文章，提出当前农村题材创作存在两个问题，即“关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具体政策的关系”和“关于反映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问题”；有的作品图解政策，不加提炼将生活材料搬进作品，忽视生活的复杂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作家脱离生活，掌握不住时代的脉搏，体会不到人民群众的情感。”[19]参与文学座谈会的发言与谈论，在文学理论、创作技巧及发展规划方面得到了直接的指导，对于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农村题材创作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努力引领时代文学发展方向，“文艺评论”专刊在陕西作家小说创作方面尤为关注。1980年5月15日刊登李星对陈忠实小说创作的点评，他指出“陈忠实不回避生活的阴暗面”，描写“普通劳动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美的灵魂、好的品质，是革命的先进人物，是这些代表着我们生活的方向的光明面”；还指出陈忠实作品在表现手法上“还有些单调、呆板，缺乏一种刻意求新的劲头”。[20]8月13日，发表良俊对邹志安短篇小说的评论，认为他近年发表的《土地》、《肥皂的故事》、《乡情》等短篇小说，文笔朴实、风格清新，形象展示了关中农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七十年代末社会大转折时期农村特有的矛盾斗争”；其创作的可贵之处，“是他善于通过对各种矛盾冲突的描写，着意开掘劳动人民心灵的美”。[21]10月16日刊文报道陕西青年作者京夫短篇小说《手杖》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同志评析说：“京夫是读者陌生的名字，似是文学新人，可是《手杖》，仿佛绝非轻材小慧的作者所能比拟。思想深厚，感情浓醇，笔墨老练，意境翻新，称得上是八〇年的短篇佳作。”[22]1980年可以说新时期陕西作家队伍已在全国文坛初显锋芒。

1981年“文艺评论”专刊发表若干关于陕西小说创作整体评论的文章。4月7日刊登白烨的《对陕西小说创作的一点赡念》，从总体上对陕西青年作家小说创作“怎样结合新的形势和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解决方法，一是“要在深入、观察和分析生活的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陕西作家“都有自己的主要的生活基地”，这是他们的长处，要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熟悉这里人物和生活；二是“还要在艺术实践上广开门路，进一步解放思想”，注重利用中外文学遗产中有益的东西。[23]同年8月1日刊登刘善继的文章，呼吁陕西要发展长篇小说创作。他认为陕西一批中青年作者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已崭露头角，但中长篇小说很少。文学团体、单位等可以着手摸清中长篇小说创作者的情况，对“有写作中长篇小说基础的同志，尽量创造条件，便于他们早出成果。还可以通过读书班、座谈会，讨论作品，交流经验，重点帮助”。[24]刘善继对中长篇创作提出了较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帮扶办法。1982年3月29日发表李健民对新近小说创作的点评，他指出《后妈》、《铺着青石板的小巷》《邻居》《成熟的夏天》等小说具有揭示心灵美的写作特点，认为描写人物的心灵美，更要“深刻揭示人物心灵的历程”。[25]这些评论密切联系小说创作实际情况，对陕西小说创作的后继发展提出了较为贴合地方实际的对策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积极发挥文艺批评及时性与针对性的同时，陕西文艺界还较为注重总结、交流和分享文学经验，初步凸显出具有地方色彩的陕西文学精神。“文艺评论”专刊1980年、1981年先后两次刊发陈忠实的创作谈即可证明。1980年4月23日发表陈忠实《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写作<信任>的一点体会》一文，他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谈到“柳青同志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政治的学校)的主张”对个人创作深刻的影响；关于写作的体悟，他认为“在生活中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句话仍然有用。陈忠实还谈到杜鹏程、王汶石、柳青等陕西老一代作家对年轻作家的关怀与帮助，以及他们为文学事业付出所产生的榜样力量，激励他“把文学作为自己终生所要从事的事业”。[26]1981年8月1日发表陈忠实的《党性·生活·虚心——在我省文学作品获奖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文学创作道路的经验和教训，陈忠实谈到三个方面：“坚持我们文学的鲜明的党性原则”、“坚持深入生活”、“永远虚心学习”。他认为“作家要反映社会，反映生活，反映人生，首先要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认识人生。认识的正确与不正确，深与浅，决定性地影响着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价值。”[27]这些点点滴滴的经验逐步积累，为其创作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文艺评论”专刊还刊发作家研究著作书评，如1981年12月18日刊登白描的文章，介绍《论柳青的艺术观》一书，阐释柳青的文学观及其获得成功的经验，为当代文学事业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8]

《陕西日报》“文艺评论”专刊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陕西文艺评论生态的缩影，我们通过报纸史料的细读与解析，从中可以看出：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文艺评论构建，有利于文艺创作者了解受众不同的社会需求，为促进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陕西文艺界长期关注探讨经典文艺问题与当下热点话题，这两者合力最终有益于促生地方文艺的新发展，推进当代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新突破，这些启示对于发展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