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胜奎，冯玺铭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学界对汉冶萍公司史以及大冶铁矿发展脉络的研究主要从经费筹措、体制管理、工业产品运销等几个方面展开，成果颇丰。但有关企业筹办和运营发展时期对大冶民间之管控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将大冶方志和地方碑刻等民间文书与张（之洞）、李（鸿章）私人致电、工程清单等官方档案史料相互印证，试图探讨在大冶铁矿发展初期，其背后隐含的为保证矿务正常运作而采取的绥民策略之变化，以及国家与地方控制层面的主体意识建构，以期更深刻地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脉络，并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绥民”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据《逸周书》所载“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1]，有安抚旧殷遗民以维护周朝统治正统性之意，包含镇抚、管控下层民众的意思。这一点在大冶绥民策略中有具体表现，如“故有罢征而吏藉为垄断，有科敛而民不爱脂膏”[2]100，即在户籍管理和赋税征收过程中采取强制手段有计划地进行，同时注重监控并引导地方舆论，以稳固地方统治。循其本质，实为倡导社会改良的地方精英以国家意志为介质与大冶民间文化之间的双向交互。

一、大冶绥民策略之缘起

大冶县民风淳朴，但其中也不乏依山川之势而生存的“顽梗”之民，“豪民为梗难治……顽梗骎为绳惩，殄息讼争，稍靖也。……各施泄于山川，其生人也”[2]8。亦有蒙昧迷信、管窥蠡测之徒，为蝇头小利而扰乱大冶县生产生活秩序。至咸丰、同治时期，地方动乱亦时常发生。“咸丰十一年五月，官军剿贼失利。初四夜……次午贼追及，淹官军数百。……同治七年闰四月，变勇万余，歃血结盟，沿江扰害，居民不堪其苦。”[2]399-400由此可见，官府要实施有效治理，必须采用非常之法。

伴随西风东渐，中国近代化进程加快。“新式的工商业逐渐转向专业化活动，更强化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区域本身的凝聚力，助长了地方主义的倾向。”[3]深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的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实权人物在各自管辖区域内积极筹备开办近代工业。“自光绪十五年（1889）任湖广总督始，张之洞督鄂18年之久。他以超凡的胆略与恢弘的气魄，大刀阔斧地在湖北推行洋务新政……修筑铁路，创办企业。”[4]大冶县因矿藏丰富，自古就有冶炼铁矿的传统，如“大冶铁矿的开采，始于三国（吴）黄武五年（226）。……淳熙七年（1183）南宋政府还在铁山设置铁山寨”[5]。

清光绪初年，林佐等地方官员根据《张之洞委员兴修大冶铁山运道札》中“均经德弁时维礼详细测量，绘呈图说。并将应购运矿火车、铁轨一切等件照购”[6]79的指示，在大冶县设立了管理沿线铁路修筑与煤铁事务的专门机构——运道矿务总局，“在县东五十里石灰窑江堤旁，北向以居，总理矿务”[2]480。派外国矿务专家和工匠来大冶县勘探矿产位置与质地，“洞在粤募来之英矿师巴庚生、德矿师毕盎希、司瓜兹、匠目戈阿士及烟台所募之比国矿师白乃富，先后到鄂。……据白云：大冶铁佳……大冶铁亦可炼”[6]71。另据《铁山区志》所载《大冶铁矿盛公纪念碑碑文》云：“当同治初元，随侍尊公旭人方伯官鄂，即与西人道于矿学者游。躬自探择，得大冶矿山数区。”[7]

清政府在湖广特别是大冶县勘探矿产的活动使小农经济生存状态下的民众感觉到了危机。由于乡民文化程度低，加之自身具有封闭排外的倾向，对官府修铁路、开矿山的做法不认同。故实施绥民之策以确保开矿工作顺利进行，便成为地方官僚的首要之务。

二、大冶绥民策略之演变

在勘探与开采过程中，以张之洞为首的督抚联合地方官员采取的绥民策略基于统治需要适时而变。《张之洞致奎斌电》云：“务令于民不扰，断不至卤莽从事。请告司道府县，俾释群疑，勿听浮言惶忧。”[6]78由此可知，大冶绥民旨在维持社会秩序，消释民众疑惑，确保开矿有序进行。

（一）宣时策，弗民议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8]大冶县自古依赖田地谋生的乡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例如“砍李树：正月初一或除夕夜将李树砍一刀，说这样一年结果多……青苗会：六月六日祭祀青苗种，以祈保佑禾苗庄稼肥壮茂盛”[9]。首先，由于修铁路、开铁矿而迫使民众脱离了根本的生活基础——田地，这无疑是对大冶县农耕经济的严重冲击。大冶铁矿筹建之初，“除官山官地外，所有道内应购民房、民地，迅速拣派公正绅耆，查明原有契据，妥为照价购买，限期迁徙”[6]79。征收房屋、田产的补偿显然不能使农民衣食无忧。由于生存得不到保障，很快便民怨沸腾。地方官僚为化解危机，稳固对地方的控制，开始晓谕民间，布贴告示，希望民众通过开矿、挖掘煤铁的方式获得财富，“为此示仰该商民等一体知照，各就向产好煤处所……或仍旧窿，或开新山，或合资伙办，或独力采取”[6]75。为生计困难的民众提供了一条致富道路，以浚利源。

在铁山运道修建过程中，由于大冶县部分官吏对发展实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之为一己之私，导致执行政策阳奉阴违，甚至散布谣言，阻挠铁山运道修建，“乃该署令既不讨论事理，又未测量道路，忽称鸟道羊肠，较黔、蜀山程更为险窄，炸药攻山惊骇物情等语，危词耸听”[6]79。以此混淆视听，挑拨民众与官府对立，影响大冶铁矿正常运行。为平复民议，上级“会同委员来省，面陈一切。倘若滋生事端，即系扇播谬说……定即撤参不贷”[6]79。通过宣传致富时策，加强惩戒措施，起到了震慑人心、平抑民情的作用。

（二）委县官，易佛俗

在大冶铁矿发展初期，地方官僚一方面加强对民间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利用地方官员的良好作风和清廉形象来抚慰民众，企图消除民间对于大冶矿务的非议甚至反感。“复电谕制军张，派员护随，以前署县事陈瑞澜爱戴在民，委之同往。……知县林佐奉委来董其事，民始帖然。”[2]481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支配下的大冶社会，委派深得民心的知县带头参与矿务，将深得民众支持的官员作为推动煤铁事务发展的“工具”，取得了较好成效。“大冶绅士贺镜如听到盛宣怀在广济盘塘设立开采煤铁总局的消息后，便将大冶一些矿样送往盘塘，请矿师验视。”[10]民间阻扰大冶铁矿运行的声音逐渐减少，甚至部分乡绅也自发参与矿务，“士人监生潘景星等愿将己业与官山左连铁子山……陈家湾四处呈献”[2]481。官绅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大冶矿务的发展。

大冶民间宗族势力强大，迷信观念浓厚，乡间宗族上层在占有大部分族内财产的基础上利用佛道崇拜进行文化专制，严密操控族众思想。大治县民众崇佛信仰由来已久，“佛教传入大冶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有一富家才女，到达云山（今天台山）削发为尼，建达云山寺”[11]477。清同光时期大冶境内佛寺众多，香火旺盛，信徒遍布附近府县，“清同治六年（1867）全县共有大小寺庙（庵）203座，其中寺114座，庙、殿、禅、庵89座”[11]477。由于民众蒙昧迷信，开采铁矿被认为破坏了当地风水，故阻力极大。除了委派官员参与，大冶官员基于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对崇佛信仰和风水观念做了新的阐释，以使之服务于大冶矿务发展。铁山寺位于铁山旁的龙峒之上，荒废已久，而龙峒富含铁矿，适宜炼钢。据《重修铁山寺记》记载：

而寺久圮废未葺，遂拨公款三百余缗为之倡，而诸绅募题董其成，以存古迹，以复旧观。另招住持僧司香火，复由局每月捐钱四贯以资之。绅等以勒石为请。窃以为，幽明相感，不论久近，亦似有时节因缘焉。冶邑之有铁山，钟毓千百年，沮塞闭藏，废置无用，一旦遇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而取精用宏，地不爱宝，开亘古未有之奇。①参见《大冶铁矿志1890—1985》第1卷下册，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湖北省汉川县印刷厂内部发行，1986版，第823页。

李增荣等地方官僚利用重修荒废的铁山寺一事，招募僧侣，增添香火，以此塑造自身敬佛礼佛的形象，以博得地方民众的信赖，同时将作为大冶崇佛信仰之物质象征的铁山寺与荒废的铁矿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皆“有盛于斯时者”，又将重建佛寺与开采铁矿的重要性相提并论，由此获得了民间的支持和信任。

（三）转商办，务民生

由于资金紧张，大治矿务发展一度遭遇严重瓶颈。“缘铁厂端绪繁重，一经开办，煤铁局十余处……以奉旨饬办之件，既已用款数百万，经营三四年，若付之停废，不惟失策，亦非政体”[6]92。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维持大冶铁厂运转，四处联系调拨公款，“即请先将二百万拨归鄂省，此外即不再请部款”[6]83。然杯水车薪，无法完全解决大冶矿务的经费危机。“从此张之洞只能利用拨定的二百万两来开厂炼铁。不够的款，唯有东拼西凑地张罗了。……事实上，他两次预算成本的费用，仍然不足以应付铁厂的开支。”[12]29在其难以为继之时，清政府为了延续其首创的近代炼铁工业，经过讨论，决定将大冶的经营管理模式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6]93。

为解决大冶铁矿及铁路沿线民众的生计问题，官府将因田地被占而无业的农民招募进大冶煤铁局，使其完成了由农民向工人的身份转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人口的生计问题，使其有了近代化的阶层烙印，“日役洋匠数十人，华工、民夫数千人。事属创办，修改未合之工作”[6]92。《张之洞咨呈约估筹办煤铁用款折》载：“机器五批起卸，雇佣人夫约银八千两……暂设运物料铁路木垫、砂石人工约银五千两。”[6]86据此判断，帮扶策略缓和了民众与矿局之间的矛盾，使大冶局势趋稳，保障了大冶矿务的持续发展。

三、大冶绥民策略之影响

大冶绥民策略的实施保障了大冶煤铁局的正常运行，扫除了地方主义、民间信仰等对大冶铁矿勘探、运行的抯扰，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兴办铁路，首先要‘积款’，然后‘采铁’‘炼铁’‘教工’，逐步进行。……总督张之洞用中国工人和中国材料制成钢轨以后，铁路才有可能动工。”[12]17大冶社会经济发展与卢汉铁路建设的需要吸引了大冶周边地区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涌入，促成了大冶铁矿民工群体的壮大，大冶民工群体的壮大又深刻影响着大冶地方社会的变革，推动了大冶社会生产力发展，使其由一座落后的农业县城逐渐向近代化城市转变。

晚清大冶铁矿开办运营以后，随着绥民策略的演变，聚集在铁矿的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促使大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转变，近代工业化元素逐渐向大冶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渗透。在官府的主导下，兴办工矿的风气与崇信佛道等民间信仰交织在一起，使大冶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大冶小农经济瓦解，民众生活习俗也随之受到新风气影响。

“一场社会和制度变革发端于晚清的十年改革时期。……抨击缠足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13]绥民策略的实施也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妇女解放和女权意识觉醒。破产的农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得益于绥民之策的实施，部分女性为了生存也进入煤矿局劳动。随着女性民工群体的形成，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因为经济基础或社会风气等因素而依附于男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治者极力鼓吹的封建三纲五常在当时的大冶仍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故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民双重组织系统对大冶社会进行管控的过程中，遵循传统礼法规范仍是基本原则。大冶官府对社会基层的治理呈现出直接—间接—直接的变化过程，治理效能受到阶层分化、市场荣衰、匪患兵燹等因素影响，大冶官民在各自利益的基点上相互制衡又彼此支撑，在绥民策略的实施中臻于一种双赢局面。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晚清大冶绥民策略在本质上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与大冶民间社会双向交互的产物。这一策略的施行，首先使得原来依赖田地生存的大冶广大农民及其他无产者被迫向煤铁局靠拢，为了自身生计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大冶最早的工人群体。但在实际的组织管理中，因矿吏疏忽懈怠及矿民群体受利益驱使而分裂，凝聚民力的初衷宣告破灭，大冶铁矿的生产效益亦受到负面影响。其次，官府利用官员的正面形象和民间信仰为矿务发展服务，得到了大冶部分民众的理解支持，从而推动了大冶矿业的发展。笔者还原晚清大冶绥民策略演变过程，旨在以区域社会史视角观察晚清国家政策如何在地方实力派的影响下贯彻到基层社会运行中来[14]。转变立场，以社会下层的视角推导出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区域社会变迁史，有助于拓展社会史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