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魁，吴爱玉

（1.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日照276826；2.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者相结合”）的命题，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深入认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新思路，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深入研究“两者相结合”是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关键。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在党中央的理论要求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倍道而进的背景下，在何种领域实现“两者相结合”以及如何实现“两者相结合”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两种分属不同时代、兼具不同历史底蕴的思想文化体系，如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双创”）的双重语境下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和结合，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诠释的理论命题。

跨文化交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动把握中华民族所处的世界历史语境、与外部文化的对象性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性任务”[1]过程中的自觉表现，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爱德华·泰勒作为目前学界公认的跨文化研究学者，在19世纪末，伴随其《原始文化》和《人类学》等著作的问世，以“文化移入”“文化扩散”等为核心术语的跨文化研究接踵而至。20世纪60—70年代，大量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兴办和杂志报纸的出版，使跨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随后，克拉克洪、霍夫斯泰德等人类学家通过调查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文化维度”等理论，使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得以丰富。21 世纪以来，“文化的可通约性”“他者”“主体性”等成为推动跨文化研究的新概念。以这些概念审视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发展过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则更多地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问题。因此，鉴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契合性”[2]及其科学性和包容性的特质，笔者从跨文化交流这一理论视角出发，以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为切入点讨论“两者相结合”的具体表现。从政治之维来讲，具体转化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构与执政理念的革新；从经济之维来讲，具体演化为新时代文化产业精神再造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社会之维来讲，具体表现为新时代社会伦理体系塑造与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与践行。

一、政治之维：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构与执政理念革新

文化建设作为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灵魂，它的创新成果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决定了“两者相结合”首先指向国家建设的政治之维。具体来看，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安全性；二是执政理念的现代化。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原则和底线，不仅是出于对文化主体的价值安全的根本考量，也是维护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因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强调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问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目前在文化建设领域工作的着力点。同时，意识形态反映着党的执政理念，用“两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促进执政理念不断革新，也是意识形态安全性得以实现的重要表现。

（一）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两者相结合”的思想政治目的

意识形态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际和国内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变化趋势，党始终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由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3]46。这就意味着，当前探索“两者相结合”的目的和举措必须服从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

强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是弄清何为意识形态。回溯“意识形态”一词的源流，不难发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源自古希腊的idea 和logos，指称关于观念的理论。成书于19 世纪初的《意识形态概论》，作者特拉西最早使用ideology 一词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意为关于观念的科学。这标志着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概述社会观念的大众话语。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意识形态概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马克思仍赋予其三层基本的内涵①参见：邢贲思.意识形态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2（1）：63-78.作者在文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阐释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二是统治阶级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三是观念或思想等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随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和变革社会共同使用的话语。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思考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时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17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基础观念的集合，在统治阶级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逐渐融入文化建设中，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引领。随后，列宁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特别用以指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彰显出概念承载的政治属性。毛泽东则进一步将意识形态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紧密结合，提出“观念形态的文化”等术语。新时代，在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指引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理念，将意识形态放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规定着“两者相结合”的价值底线和发展方向。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关注意识形态所属的政治意涵转向探讨意识形态的文化性问题。由此，厘清意识形态与“两者相结合”的关系，对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深化和推进“两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

从现实层面来说，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为“两者相结合”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境遇下，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政党的衰亡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尤其是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弱化或丧失开始的。当前，我国文化领域中充斥着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的极大丰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3]43，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策略的前沿阵地，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这都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出挑战。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战略部署，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我国的根本制度，并号召全党齐手共抓宣传思想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这不仅是党对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态势正确研判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从价值层面来看，充分挖掘意识形态在塑造人民健康精神上的有益因子，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是实现“两者相结合”的实践主体，保障人民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能够为“两者相结合”提供更为积极的内生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部分群体在物质利益迷惑下，过度强调现实的物欲享乐，忽视精神生活的补给，加之城乡文化建设存在一定差异，导致部分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体“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5]，思想异化困境加剧，精神贫困凸显。这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而且降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成效，更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难以使人民自觉成为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由此，党中央紧紧围绕人民福祉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二）意识形态安全建构：“两者相结合”的重要政治价值基础

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且艰巨的文化建设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170。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安全建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首先指向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这里的国情既包括社会现实国情，也包括历史文化国情。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社会现实纷繁复杂，国际和国内多元文化互动的双重作用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现实环境，对其安全性造成威胁。针对这种现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前沿，亟须加强党对这一工作领导的战略部署，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历史语境，充分挖掘其中支撑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要素，探寻二者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层面的同一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内在诉求，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要条件。

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使人民群众对这一思想理解更加深入、践行更加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3]26，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政治维度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这一思想的指导，是“两者相结合”的政治前提和方向，也是党解决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此，党致力于“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7]，广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这一思想的价值定位，以此为党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指引航向，在全社会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思想防线，有效应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挑战。

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46，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和心理支撑。从历史上看，以前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势能和理论功能，当然这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但是，应该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巩固或者是最坚固的堡垒，仍然在于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个体——其价值观的形成及其所秉持的民族心理与民族人格的再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目标需要重点着力的部分之一。因此，唯有充分凭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念与政治人格塑造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再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效结合，意识形态安全的建构才能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上，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才有可能凭借每一个个体的坚守与实践而落地生根。

（三）执政理念革新：“两者相结合”的实践指向

如果说意识形态安全是“两者相结合”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实践目标，那么执政理念更新就是“两者相结合”在政治领导层面的具体展示。作为指导执政党发展的顶层设计，执政理念通常对政党自身发展、政权稳定及国家进步发挥着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执政理念就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诉求。而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支持执政理念实施的思想资源具有历史性特点，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党必须依据其所面临的执政实际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做出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宣传以及互联网等领域加强了意识形态建设，提出“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3]44，45等要求。这些举措解决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弱化的问题，开启了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新局面，从而使党的执政理念获得了新的活力和表现形式。

同时，党的执政理念需要意识形态建构起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党有效执政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的前提。它的实现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外在约束，而且也源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理念的心理认同。可以说，党的执政理念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同的程度。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具备广泛的普遍性，使执政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高度体现人民的精神诉求和根本利益。“两者相结合”的重要目标，就是塑造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人民合理的利益诉求的执政理念。因此，党既注重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同时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与时代精神，使二者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执政理念更新架构起坚固的思想堡垒，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改造能力，而且使党的执政理念更具中华民族的特色、气质及风貌。

意识形态的安全建构和执政理念的更新共同形塑了“两者相结合”的政治维度，在实践中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支撑执政理念目标实现的建设格局。这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执政理念中，同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蕴与国家政治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落实到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建设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由此，“两者相结合”得以获得稳定的政治环境支撑。

二、经济之维：新时代文化产业精神再造与产业结构升级

“两者相结合”的经济维度，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文化产业精神，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二者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在实践中创新发展的现实问题。只有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交流与结合。文化产业是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载体，为“两者相结合”提供平台和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强调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其经济发展成果还可以为文化建设的其他环节提供经济支持。而文化产业精神作为这一产业发展的灵魂，只有它不断更新迭代，产业结构升级才能获得先进理念的引导与支持。

（一）文化产业：“两者相结合”的客观物质载体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4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党意识到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在我国政策与制度规定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愈加清晰。而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以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的双向互动为特征的产业，是“两者相结合”的重要载体和凭借，也是实现“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其他环节的重要支撑。

文化生产力是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生产力是人类进行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基础条件。马克思从现实实践出发提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个术语，并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对物质生产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9]346。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精神生产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向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方向转变。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通常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精神生产力为主导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作为其条件和要素，推动人类走向以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精神生产力发展产物的文化产业成为推进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重要方式。同样地，没有强大的文化产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两者相结合”的目标。

文化产业的发展关乎“两者相结合”的实现形式。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提出，文化成为催生经济发展业态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期间，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体育’‘文化+康养’等多种融合业态规模不断扩大”[10]，并于“十四五”时期，在内容、形式、生产和消费等方面实现文化产业的全方位发展。可以说，文化产业的繁荣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方式。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两者相结合”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安全建构与价值观的践行，它必须借助相应的条件和平台，也就是文化产业的优化与强大。而正是由于文化产业这一具体载体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两者相结合”得以成为现实。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文化产业的属性与功能，积极推进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3]46

（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两者相结合”的现实经济进路

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产业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各地文化产业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需要。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72，可以说，文化产业并非仅仅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也不是仅仅关注经济效益的增加，而是兼具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功能的文化发展样态。

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媒介，其吸引力和价值性关键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汇发展。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已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政治口号、宣传标语和学习手册等方式展开，而是必须考虑现实，把握规律，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审美观念，与时代同步，与日常同行”[11]。而文化产业是具有价值导向的文化产物的生产、消费的文化业态，它包含了“两者相结合”的文化观感、思想跃升和凝聚力量等价值意蕴，为两者的交流和结合提供了路径选择。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要想夺取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就必须不断抢占文化市场空间，打造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产业势能。为满足这一要求，必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升级提供精神指导、开发内容载体和创新转化机制。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两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虽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统领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塑造及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但它的先进性价值必须依托具体的文化载体才能够发挥其独特性与优越性，才能体现出其中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质。如果缺乏现实载体，将导致它既不能成为文化产业挖掘的具体内容，也难以塑造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产品优势。这就表明，要想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寻找在产品转化上更具现实性、操作性和社会性的文化资源。由此，当回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它所包含的各类文化资源，进而完成文化资源价值的经济转化时，这种文化资源必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最具活力与优势的文化资源体系。当然，在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来进行挖掘，而是依托中国当前的现实语境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既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意涵，又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优秀传统文化所支撑，又受新时代所形塑的文化产业成果。

（三）文化产业精神再造和文化产业升级：“两者相结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旨归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样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再发展亟须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回应现实挑战。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譬如，文化产业尚未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46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产业负责人过度追求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文化产业的精神生产、思想传播、文化传承等功能，从而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呈现碎片化输出，“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代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增长”[12]。由此，人民群众对文化产业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指引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即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但在实际发展中，一些新兴的文化产业，如当前的直播行业更加专注于用惊悚、娱乐甚至低级趣味的文化产品吸引群众注意力。也就是说，在文化产业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优越性的具体化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忽视或者被弱化了。[13]由此可见，问题的存在迫切要求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精神的再造，这既契合了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满足了强化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的必然要求。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产业精神的再造。历史文化资源之所以能穿越千年而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展示地域历史风俗的文化因子。只有将传承、弘扬这种历史文化背后的精神价值作为产业发展理念，才能打造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产品，进而提升这一产业的品质与核心竞争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想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析取出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与思想，剥离其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不相适应的因素，防止其中的糟粕思想通过日常视听宣传体系在社会意识体系中滋生蔓延，以此加强文化产业对“两者相结合”进程的有力支撑。

创新文化产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意蕴的价值传承。“两者相结合”的实现在经济维度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升级不仅指向文化产业势能的积聚和产业精神的再造，更追求通过产品承载的文化属性实现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倡导与传承。只有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传播民族精神的经济引擎，它才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形态、一种健康有机的文化生态、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业态。因此，正是基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现实背景，就更要明确在经济维度上实现“两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体现及其先进性的具体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的挖掘、糟粕的去除以及“双创”的具体形式之间的有效结合，呈现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文化价值体系。[14]这种价值体系剥离商品化色彩，更加关注社会伦理塑造以及核心价值观指引等议题，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更能对“两者相结合”提供方向指导，以此更好地提升文化产业体系竞争力，开发具有民族气质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由上观之，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载体，其发展程度和内部价值底蕴的构成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表达与传播。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质性涵养文化产业的升级发展与产业精神的再造，既是推进“两者相结合”现实省思的结果，也是产业自身文化属性的集中表现。

三、社会之维：新时代社会伦理体系塑造与核心价值观践行

“两者相结合”的社会之维，包括社会伦理体系塑造和核心价值观践行两个层面。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是获取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新时代需要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导，这一精神只有融入公民个体的伦理思想中，才能促进全体公众政治素养和思想品质的提高，形成良好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马克思主义才会在中国拥有扎实的社会根基。因此，以社会伦理体系的塑造和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为“两者相结合”提供价值引领和实践动力，是推进“两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伦理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两者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场域空间

社会是“两者相结合”的现实场域，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指向。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所有的文化活动都有自己的潜在模式，并首先提出“场域”概念，用以指称“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格局”[15]。在他看来，社会是公众开展不同实践活动的场域空间，其中各种不同的实践都密切相关，并渐次形成统一和稳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即场域惯习，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度。同时，鉴于社会场域的开放性和复合嵌套性等特征，社会场域内部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既丰富了文化的种类，也成为影响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6]因此，为保障社会系统正常运转,“必须将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17]，社会伦理体系建构也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必然要求，也为“两者相结合”开拓了价值空间。

社会伦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社会领域的传统支撑。作为道德关系的反映，伦理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伦理反映的道德关系本质不同，其性质、服务对象及社会影响力也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建立实现了人类伦理思想史的重大变革，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伦理思想的虚伪性，第一次科学论证了社会伦理的价值诉求。社会伦理作为个体在“社会的生存境遇中所应当具有的价值属性，舍此，个体就无法生存于其中”[18]。伴随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将“建构一个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社会是人类向往的合理的社会形态，它将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社会理想指引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19]。由此可推断，社会伦理作为社会特有的文化特征和惯习，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场域中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社会伦理体系的内容继承着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只有充分挖掘其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趋同或一致的价值，才能够推动二者在中国社会场域的传播；另一方面，如果在文化传播和交融的过程中突出社会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差异性，可能会造成跨文化交流的阻碍。因此，只有充分认识、把握以及运用社会伦理体系所蕴含的道德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价值精髓的可通约性，才能有效激活并巩固前者对后者的支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根社会场域的价值表征。“两者相结合”的新发展，应该以不断提炼、提升社会现存的思想道德观念为前提，进而对其实施创造性的发展与转化，形成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0]168，它“引导着公民个体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选择，明确了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与价值遵循”[21]。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价值内核，不仅凝聚着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优良品质，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的道德和精神层面带来巨大跃升[22]564，也为凝聚公民共识、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获得社会认可和接受提供了思想准备。因此，只有深入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同构性，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平等自由、互助和谐的交往关系，也要彰显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仁爱、慈善、惠民济世等优秀的价值资源，才能为“两者相结合”的实现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社会伦理体系塑造：“两者相结合”的社会道德目标

社会伦理体系作为指引社会向前发展的价值体系，不是凝固和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建构和时代内涵创新，使之能够为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支撑。同时，由于社会伦理体系是对全体公民的价值规范约束，因此它必须具有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对社会群体而言，就是要以社会价值最大公约数的高度支撑起针对不同群体的行为标准与原则，从而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宏观伦理体系引导。对国家发展而言，这种包容性体现为，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相统一，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促进，既能维护国家稳定，又能促进社会和谐。

此外，由于社会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文化色彩，因此在其理论建设与内容挖掘上应该保持与时俱进的高度自觉。这就要求在推动“两者相结合”时，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及时对伦理精神和公民观念进行更新与拓展。在继承人类伦理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和社会道德的实际需要予以新的创造与发展，这是社会伦理思想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同时，反观中国历史，中华传统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跌宕发展启示我们，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处于一种良性互动中，必须在坚持既有政治道路的前提下探索“两者相结合”的有效机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体上“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包容、相互融合，业已成为相互融通、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23]。这就告诫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必须构建的结合机制应遵循历史眼光、包容心态、科学探索的原则，使两者共同展示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精神价值。

（三）核心价值观践行：“两者相结合”的社会行动依归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是在社会维度实现“两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生根、能否得到中国人民的心理认同。”[2]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呈现和现代化表达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具体实践，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推进核心价值观践行“走深走实”成为我们在社会维度推进“两者相结合”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当前，解决核心价值观践行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应以思维、教育和制度三个方面为主要抓手。从思维层面来看，在实践中为社会主体创造良好的认知与思考环境，促成与提升社会主体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意识。相对于外在行为约束，思维自觉更具基础性和主动性。它既是社会群体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扎根于社会的内在条件。而社会伦理体系作为社会环境的基础构成部分，它的存在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营造了健康的环境。这就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伦理意识，把伦理道德建设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方法，以社会伦理的方法巩固人们的价值观基础”[24]，为推进“两者相结合”提供思想动力。

从教育实践来看，可依托网络新媒体资源，构建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新平台。教育是促进社会群体对理论认知、认同的传统方式，新媒体作为当前科技进步的新产物，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理论的宣传开辟了新场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3]45是党在新时代开展文化工作的基本遵循。借助新媒体的交互性和超时空性等特点，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社会群体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程度，从而形成个体认知提升与理论效用发挥的良性互动态势，以此推进社会群体对理论的认同，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奠定群众基础。

从制度层面来看，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健全、成熟、定型的制度为保障，充分发挥制度的治理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它是保证社会成员合理规范行动的客观条件。因此，发挥制度的治理优势，国家首先要完善制度的内在体系，从而形成统一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同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制定和完善合乎社会伦理的特定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内在理念的制度，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可和行动支持。这就要求国家在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建设时，必须将社会伦理价值融汇其中，让制度彰显、维护和促进社会风貌向上、向善发展，为增进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心理认同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综合以上，社会伦理体系塑造和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为“两者相结合”之于微观个体塑造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社会场域中，公民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表现受到文化的规定和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在被规定的文化中发挥着筑基和引领的作用。正是这一逻辑关系诠释了二者在社会维度相结合的意义。因此，社会伦理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是促进“两者相结合”的社会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在地化是未来“两者相结合”的战略指向。

四、结语

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维进路，符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要求和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要求，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心理认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两者相结合”的这三个维度的推进建设永无止境，它是一个持续研究、持续深化、持续探讨的过程。本文意在突出“两者相结合”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以及二者有效结合的现实性要求。

当前，推进“两者相结合”的实践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尽快分析解决在此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紧要的问题是“两者相结合”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载体或依托。本文阐述的“两者相结合”的这三个领域，就是为其寻找载体的尝试与努力。只有借助这些具体的工具和手段才能实现一切有关“两者相结合”的文化建设。离开这些载体，在当代中国实现“两者相结合”的大众化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应遵循国家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关系上的政治方针，既突出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也凸显文化产业的民族性以及先进性，更强调社会伦理体系及公民素养道德文化水平所塑造的基础性价值。当然，“两者相结合”的推进包含多个维度，本文只讨论二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结合的具体展现，其他领域的讨论价值同样重大。只有从多个维度去探讨二者的结合，才能推动这一理论命题执行有力、成果有效。这也正是本文的诉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