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昊天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千秋的评价学界依然普遍保持着比较传统的看法，如“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1]2884“谨厚有重德”[1]2886等正面评价，也有“无他才能术学，也无阀阅功劳”[1]2884“是一个平庸的人”[2]365等消极评价，主要是通过千秋在武帝晚年和昭帝年间的政治活动来评价此人。众所周知，千秋的仕途是从“上急变讼太子冤”[1]2883开始的，而后却没了什么政治高光时刻，故被田余庆先生认为“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3]。所以在武帝营造的那种政治高压环境中，这次上书无疑是一场政治赌博。如果千秋确为无能之辈那么这次赌博式上书的原创性不免让人怀疑。对此，另一个重要人物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昭宣时期的权臣“政事一决于光”[1]2932“诸事皆先关白光”[1]2948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武帝死前托孤霍光，并让人绘制周公辅成王画像给与，决定“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1]2932。无疑霍光是武帝托孤集团当中最大的受益者。霍光在武帝后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但是在巫蛊之后劝解武帝改变政策的行动当中几乎消失不见，不由得让人觉得诡异，尤其是在内外朝制度完全成熟的武帝末期，作为内朝大臣身兼光禄大夫，奉车都尉，侍中等职所谓“不离武帝左右”[4]76的霍光，在此事当中的镜头几乎为零，不免更让人心生疑惑。我们就从这些奇怪的现象着手开始探讨其中的深意。

二、上书之事的深层分析

征和二年，巫蛊之狱的震荡犹存，此时卫太子集团和李氏集团都被武帝清除干净，经过了长时间的杀戮，朝堂人心惶惶，没有人敢去表达对于戾太子的态度。就在此时，身为高祖寝郎的田千秋却“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1]2883向武帝上书，并解释其上书的内容来源于“臣当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1]2883，后却意外的得到的高祖的召见，武帝见而说之曰“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1]2884，而后官拜大鸿胪，位列九卿之中。其拜官速度之快令人惊奇，就连匈奴单于也发出感叹“苟如是，汉至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1]2883。汉书当中将千秋上书拜官一事，描写的极为轻淡，千秋的晋升之路显得尤为顺利畅通，似乎证实了之前学者所说的“幸运”？恐怕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千秋上书之前的“久之”就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还是有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虽然史料对于“久之”中的细节并未加以说明，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其后的事情进行合理的推测，千秋上书之后，武帝立即“乃大感寤”[1]2883。这种反应和武帝晚年多疑，忌刻，残暴却反复无常的脾性大为不符。不免地让人觉得这是一场政治作秀，是一场提前安排好的表演。这场表演的男二号本应该是之前就已经上书替太子伸冤的壶关三老令狐茂，但是由于田千秋完美的职务优势，即高祖寝郎，才让这场表演看起来不会那么突兀。武帝也可以很自然而然地接受“高祖”的教诲，采纳千秋的言论而不失其帝王颜面。再者，武帝听取千秋意见之后，大可赏金百万而后打发，却是让一个寝郎最后官至丞相，这种现象相对于武帝晚年期间选拔丞相的标准又是大相径庭。如果结合上述论断，此次上书事件是一场政治表演的话，那么千秋的这次升职就并不让人觉得突然了。拜相封侯很可能是预先谋划好的剧本，是武帝对这场政治表演的完整表达，也可以说是对于田千秋的回报。

三、霍光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千秋的关系

史书当中对于霍光在千秋上书事件的作用，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霍光在此事之后所获得的收益以及和与千秋的关系当中窥探出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在此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霍光为人“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1]2931。武帝临终之时托孤五大臣，霍光任大将军乃五大臣之首，并且在千秋上书之时官至奉车都尉、侍中、光禄大夫。故而对于上书转变政策的大事，不可能毫不知情。昭帝初即位之时形成“政事一决大将军光”[1]2932的朝堂格局，以及对于两人对话“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具受命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汉天下幸甚”[1]2886，当中可以看出其微妙，如果两人不是先前就有过预谋或者沟通，为何政事可以区分的如此明确，会有如此之默契，首次合作就达到“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1]2886。这不难让人们怀疑其中的缘由，再结合千秋“终不肯有所言”[1]2886，以及上文叙述的上书背后的政治阴谋，这些事情就都可以解释的通了。很可能就是汉武帝、霍光，以及田千秋三人自导自演的一场大型政治舞台剧，因为霍光不仅在武帝一朝时“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1]2931，并且武帝托孤之时还要委以重任，所以为了不让霍光在托孤之前受到政治震荡的波及，所以就让身份适宜的田千秋充当上书之人，通过巧妙的配合，轻松的在名义上解开了武帝巫蛊之狱之后政治上遗留的死结。从而使得后面的政治部署可以顺利无误地进行。这样也就能解释了霍光在上书之事时的消失之原由和他在此事之中的真正作用，也可以清晰地理解田千秋和霍光的真正关系。

四、昭帝朝霍、田二人的政治活动表现探究

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史载“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施，衣黄旐，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1]3037。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以丞相为首的大小臣僚都不敢言语，这不免让人感到奇怪，就算是事发突然，但是身为丞相怎么能没有一点应急手段呢，况且还是依靠为太子正名而崛起的田丞相，看到太子不应该感到兴奋和感动吗？由此可以说明，之前的事情并非千秋自身之作为，而是刻意为之。再有，事发突然，霍光并没办法及时指示，所以丞相无法做出应对办法。

始元六年(前81年)西汉王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会议当中丞相田千秋作为主持，主理会议。在这场会议当中，霍光借助贤良文学的力量，疯狂的抨击政敌桑弘羊。作为外朝之首，同样是托孤大臣的丞相田千秋却“履伊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1]2904。保持着沉默，依然维持着他“终不肯有所言”[1]2886的一贯作风，习惯性的保持沉默。最终霍光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稀释了御史大夫桑弘羊的权力。

元凤元年(前80年)十月，托孤集团的矛盾终于爆发。左将军上官桀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和鄂邑长公主策划谋反。试图“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1]2936。而后由于昭帝的作用以及霍光本身的政治能力最终“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1]2936。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丞相大人田千秋在此次事件当中依然不出意外的站队霍大将军，事发时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1]2757前往缉拿乱党。

谋反事件之后，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隐藏在侯史吴的家中。最终桑迁被抓，侯史吴也受到了牵连，但是遇到大赦，将其赦免。而后此事交由少府徐仁受理，认为侯史吴无罪，将其释放，但是又交御史处理此事，认为应治罪于侯史吴，并且弹劾徐仁，徐仁此人正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此时千秋却一反常态，放弃了此前“不肯有所言”的态度。为了保护女婿多次为侯吴史说话，值得注意的是，千秋就连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不敢直言力护，而是采取间接的方法进行。又担心霍光不允，于是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会集公车门，议问吴法”[1]2662共同讨论对侯史吴的判决之法，但是大臣都知道霍光的看法，觉得应对此人定罪。并且霍光还以丞相“擅召中两千石以下，外内异言”[1]2662攻击丞相。丞相不仅没有救出女婿，最后自己还差点身败名裂。此事件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田千秋如此重视家人亲人，武帝末年的情况可比现在复杂诡谲，如果没有万全的把握，绝对不会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去做一场政治豪赌。进一步证明了上书事件的设计性。其二，燕王谋反事间之后，霍光“威震海内”[1]2936，权力也到达巅峰。然而田千秋为了自己家人，不审时度势，鲁莽的召集群臣议论霍光不允之事，最后受到侮辱，也可以侧面反映田的政治低能，所谓精明的上书之事也显得尤为讽刺可笑。

五、千秋的善终

在经历了昭帝时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之后，霍光的出镜率越来越高，而田丞相越发默默无闻，但是这种默默无闻却也换来了不错的待遇：“初，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曰车丞相”[1]2886。直到元凤四年(前77年)“千秋为相十二年，薨，谥号定侯”[1]2886-2887，并且“子顺嗣侯，官至云中太守”[1]2887。千秋的无闻换来了善终，这与之前徐仁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触及到霍光的权威，丞相就可以得到保全。丞相在有霍光掌权的昭帝一朝中善终，或许这才可以被称作是一种“幸运”。

六、结语

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大概拨开了千秋上书事件的神秘面纱，为千秋所谓的“幸运”找到了更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原因。不仅有利于千秋一纸封侯事件显得更有逻辑性和更加让人信服。也对我们了解武帝晚年托孤事件的情况和霍光权力的攀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问题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看待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我们往往不能停留在表面，只看其现象，而是要去更深刻地分析其内涵，揭开现象之下的本质，这样才可以做出更客观的评论，并对历史研究起到更有价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