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遥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东山皋落氏是春秋时期的少数部族，当时聚居于今天山西的南部或东南部地区，而山西自西周始就有少数部族盘踞于此。晋国被封之初，居深山与戎狄为邻，其国土范围很小，到了晋献公时期，晋国开疆拓土，向南北扩张，雄踞于晋南，其疆域范围大概是今山西的临汾与运城两个地区。晋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蚕食着东山皋落氏的领地，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不得不迁徙以躲避晋国，其迁徙过程中所居之地渐以皋落为名，于是在山西多地出现以皋落命名的地名，遂造成其所居地望之争。关于东山皋落氏所居之地有四种说法：一为山西运城垣曲县的皋落镇，二为山西长治上党区(汉为壶关县)的平皋，三为山西晋中昔阳县的皋落山，第四种说法认为东山皋落氏迫于晋国压力从运城垣曲依次迁徙至长治的上党区、晋中的昔阳县。

一、东山皋落氏地望辨疑

垣曲说。赤狄皋落氏的最初记载源自于《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1]358杜预注“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1]358，关于皋落氏居于何地，《水经注·河水》云：“清水……东流迳皋落城北……《春秋左传》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者也……西南迳垣曲故城北。”[2]118段连勤认为：“其地在今山西省垣曲县西北五十里”[3]25。此皋落顾栋高认为其在“平阳府垣曲县”[4]2169，杨伯峻亦以为在今天山西垣曲县东南的皋落镇，[5]268马长寿认为垣曲县“城北有皋落镇，以春秋初年晋国之疆域言之，此说最近。但此镇在绛都之南东，不在正东。”[6]5蒙文通亦以为其地望应符合东山之称，他以为垣曲“在晋南，不合称‘东山也’”[7]60。贾洪波以为：“苇沟—北寿城遗址内有晋文化晚期古城址，古城内出土有战国晚期“降亭”陶文，与晋景公所迁侯马晋都新田(新绛)遗址所出战国“降亭”陶文完全相同，“降”即“绛”，这本应是苇沟—北寿城遗址为晋之“绛”都的有力证据。”[8]若以翼城西北的韦沟—北寿城遗址为晋献公时期的都城绛都来看，垣曲确不在其东。对此，陈隆文则认为东山应是泛称并非指具体方位。[9]若从皋落氏距晋都绛之远近来判断，垣曲最为合适，但若从方位上判断，垣曲在晋都翼之南则不符。而对“东山”的具体解释值得商榷。依晋国都城绛都与垣曲的距离则可推测，运城垣曲县可能就是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时皋落氏所居之地。赵鼎新认为：“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春秋时代进攻一方军队平均每次进军距离才100多公里”[10]58,若如其言，则翼城距垣曲约80公里左右，距长治上党区180公里左右，距晋中的昔阳县400多公里，唯垣曲符合春秋时期军队可行进的距离。故太子申生所伐之东山皋落氏就居于垣曲。

从晋献公时期的扩张路线来看，东山皋落氏最初所居之地当为垣曲县最为合理。晋国在晋献公时期由临汾南部逐渐向临汾北部、运城南部等地区扩张，在向运城南部扩张的过程中，据《左传》所载，先后灭掉了耿国、魏国接着是东山皋落氏，进而假虞伐虢灭掉虢国，返回途中又灭掉了虞国。史念海先生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篇)》一文中认为，耿国在今运城的河津市，魏国在今运城的芮城县，虞国在今运城的平陆县，虢国在今河南的三门峡市。[11]可见晋国向运城南部扩张的大致方向是先由运城西北再到西南，接着转向东南。据《左传》所载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的时间为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接着于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假虞伐虢，所以东山皋落氏应在虞国(在今运城的平陆县)的北边，而垣曲县恰好在平陆县北，故东山皋落氏最初所居之地在今天运城的垣曲县是合理的。

壶关说。《后汉书·郡国志五》上党郡，壶关县刘昭注引《上党记》云:“东山在城东南，晋申生所伐，今名平皋。”[12]3522(汉之壶关县为今长治市上党区。)若依据“东山”方位来判断皋落氏地望，陈槃先生认为“《上党记》提出之平皋，适在翼东，则平皋之说，盖其是也。”[13]1004但若“东山”为其部族之专名“则其种人虽徙居任何一方，而其称不改，是又不必定其适在翼东也。”[13]1004此说甚是。亦或许“东山”未必特指某一具体方位，依陈隆文所言，东山可能是对处晋国东部狄人部落的泛称，并非是具体方位。或许不应拘泥于“东山”来判断皋落氏所居之地望。李腾在对战国晚期韩国兵器“皋落戈”铸地探源的过程中认为，其铸地皋落应当在长治县。[14]不排除皋落的命名与东山皋落氏的活动有关。陈槃推测“翼南亦有皋落城、皋落镇，翼北亦有皋落山、皋落氏墟者，或者为皋落氏迁徙遗迹，不然则其部族繁多，此等处皆其错杂居地也。”[13]1004

昔阳说。《读史方舆纪要》于昔阳县下云：“皋落山县东七十里。《左传》闵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盖邑于此山下。”[15]1844此为东山皋落氏居昔阳最早之说。蒙文通先生认为“东山皋落氏，于今为山西乐平县东皋落山。刘昭引《上党记》：“‘东山在城东南，晋申生所伐，今名平皋。’皆当晋之东。旧说多以为垣曲县，则在晋南，不合称‘东山’也。”[7]60此乐平县即今之昔阳县。蒙文通力主以方位作为判断东山皋落氏地望的依据，否定垣曲说，支持东山皋落氏之地望在今山西昔阳县的说法。若依“东山”来判断皋落氏地望，陈槃认为“昔阳县东七十里之皋落山、皋落氏墟，在翼北，相去五百六十里。……壶关县东南五十里之平皋，在翼东，相去三百五十里。”[13]1004陈槃与蒙文通似乎对于“东山”的看法不一，陈槃认为昔阳之皋落山在翼北，壶关之平皋在翼东；蒙文通却认为昔阳之皋落山与壶关之平皋俱在晋之东。

迁徙说。段连勤认为垣曲、壶关、昔阳三县，都有可能是东山皋落氏在迁徙过程中曾居之地。他认为东山皋落氏原先活动于山西的垣曲，申生在伐东山皋落氏之后，东山皋落氏向东迁徙，“壶关与乐平之皋落氏居地，应为申生伐皋落氏后皋落氏之先后迁移地。”[3]27并且认为“晋献公以后之晋国，其统治区扩展之次第，为先晋南，次晋东南，最后向北及于晋中太原，皋落氏被逐而迁移之次第，当与晋国扩展领土之次第同。”[3]25-27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缺少出土材料的佐证。陈隆文认为东山皋落氏最早居于晋南垣曲县的皋落镇，由“上皋落戈”而推断上皋落当在晋中的昔阳县东南，认为“今昔阳县的东山皋落镇的形成应与皋落氏向东、北方向的迁徙有密切关系。”[9]“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似乎说明了皋落与上皋落当为两地，这可能源于东山皋落氏的迁徙。

其实垣曲、壶关、昔阳三地均为东山皋落氏的居住地，东山皋落氏最早居住在垣曲，在晋国的扩张过程中被迫从垣曲东迁，壶关、昔阳乃其迁徙过程中曾居住过的地方。仅从传统文献来判东山皋落氏的聚居地，不免会产生分歧，且无说服力，在结合传统文献的基础上从出土材料入手，似乎能发现与东山皋落氏地望相关的证据。从目前已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在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两周之际的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铜盒，恰好说明了垣曲可能有少数部族聚居过，抑或说少数部族曾对该地的文化产生影响，而东山皋落氏所居地望亦有垣曲之说，可能北白鹅墓地的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器的产生，与东山皋落氏在此处的活动有关。不仅如此，从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韩国的“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来看，皋落与上皋落应为两地，这可能亦与东山皋落氏的迁徙有关。

二、考古发现与皋落氏地望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两周之际的，带有动物纹饰的铜盒和“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的问世，都为东山皋落氏地望的寻找提供了文献资料上的补充，为垣曲、壶关、昔阳三种说法分别提供了不同程度上的佐证。

在山西垣曲的北白鹅墓地出土了两周之际的带有动物纹饰的铜盒，这种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具的出现，可能与东山皋落氏曾经在垣曲的活动有关。田广金、郭素新先生认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最典型的特征是器物上的动物纹饰，[16]159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又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17]。从垣曲的北白鹅墓地M4、M6、M9等三座墓中出土的七件铜盒来看，其纹饰中均带有动物纹饰，其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8]很明显这些铜盒带有北方游牧文化的风格。这些动物纹饰中可识别的动物有牛，而牛可能参与当地居民的生产活动，且这七件铜盒中有两件为车型，亦说明车在该人群的出行中使用较为普遍，从其生产与出行两方面看，似乎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并不相同，在游牧社会马才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产畜力。然而在铜盒的纹饰中也有四足兽等造型，有可能狩猎亦为其生产方式，不排除其人群以农牧混合为主要生产方式。春秋时期的东山皋落氏，其生产方式也可能是农牧混合。《国语》载骊姬之言“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19]266造成晋国仓廪不实，而使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一则说明东山皋落氏侵晋频繁；二则说明皋落氏来去速度之快，而使晋疲于应对。皋落狄之所以能来去频繁且速度快，可能得益于马的使用，而频繁向晋国掠夺的皋落狄，似乎又不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才向晋国掠夺粮食而造成“君之仓廪固不实”[19]266，故游牧可能为东山皋落氏的生产方式之一。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国语》云“至于稷桑，狄人出逆”[19]266，则东山皋落氏可能有城池，或者说固定的定居点，所以当晋国军队至稷桑时，皋落氏从定居点出而迎战。东山皋落氏有定据点、且又以游牧为其生产方式之一，亦说明其可能为农牧混合经济。故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铜盒，可能与东山皋落氏在垣曲的活动有关。

关于“十一年皋落戈”的释文及相关问题，蔡运章、杨海钦认为“十一年皋落戈”的“皋落”，应当为《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太子申生所伐之东山皋落氏，根据戈的形状、铭文的文辞极其字体，二位先生认为“十一年皋落戈”为战国晚期韩国兵器。[20]之后李家浩又对其铭文进行了精确的释读，其铭文为：“十一年，咎(皋)茖(落)会命(令)少曲口夜，工币(师)舒熹，冶午。”[21]关于“上皋落戈”，刘钊认为此“皋落”亦与晋国太子申生所伐之东山皋落氏有关，根据戈的形制及铭文特征，刘钊认为“上皋落戈”也应当是战国晚期韩国兵器。其铭文被释读为：“□□年，上咎(皋)茖(落)大命(令)少曲夜，工帀(师)高忄於，冶午。”[22]刘钊认为：“十一年皋落戈的‘少曲口夜’就是上皋落戈的‘少曲夜’。两戈监造的‘太令’为同一人，这一点对认定‘皋落’与‘上皋落’为同一地的推测有利。”[22]但从“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的名称上看，“皋落”与“上皋落”似为两地，若为一地则不必加“上”有所区别。“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名称有异，以示其铸造之地当为两地，因二者均为战国韩国兵器，故两地应相距不远。

东山皋落氏在被晋国征讨之后，可能迁徙长治并在此活动过一段时间。李腾认为“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既然为韩国兵器，其铸地皋落当在韩国境内，“皋落在长治县一带的可能性要大些”。[14]而东山皋落氏极有可能在长治活动过一段时间。据史籍所载，太子申生只是战胜了东山皋落氏并未灭掉东山皋落氏，故向长治地区迁徙也是有可能的。再者，从晋国向晋南扩张的线路来看，是由北而南依次进行的，①故皋落氏被伐之后，有可能向东进行了迁徙。且春秋时期长治一带，一直为赤狄所盘踞，1972年在长治分水岭发现的M269、M270墓葬，有学者就认为这两座墓很有可能就是赤狄铎辰部的墓葬。[23]180后世学者亦都认为赤狄诸部，大概在今天的长治地区。李孟存、李尚师二位先生认为赤狄即东山皋落氏，东山皋落氏在迁到长治地区之后，其部落联盟发生了分裂，于是遂分为赤狄五部。[24]465

迁徙到长治的东山皋落氏，有可能继续向北迁徙至山西的昔阳县。李腾认为东山皋落氏实为廧咎如，廧咎如之称谓亦可省称为咎如，并且认为上古音“皋落”与“咎如”同，那么“皋落”就等同于“咎如”，[25]这一看法可备一说。廧咎如活动的地区在太原附近，昔阳距太原不远，此外昔阳县有皋落山，若廧咎如即东山皋落氏，这可能与东山皋落氏迁徙至晋中地区有关。陈隆文由“上皋落戈”而认为皋落与上皋落应为两地，昔阳东南的皋落镇当为上皋落，称上皋落可能与昔阳的地势高亢有关。[9]迁徙至长治的东山皋落氏，极有可能顺着太行山向北迁徙至昔阳县，昔阳位于今晋中的东部，在长治的东北部，从长治的上党区(汉代为壶关县，今为上党区)到昔阳之间相距不远，“上皋落”可能因东山皋落氏迁至昔阳县而得名。

从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来看，运城的垣曲县、长治的上党区、晋中的昔阳县可能均为东山皋落氏曾居之地。垣曲的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带有动物纹饰的铜盒，很明显带有北方游牧文化的风格，其墓葬年代大约在两周之际，东山皋落氏始见于《左传》闵公二年，他在山西的活动时间定早于闵公二年，亦有可能在两周之际就活动于山西。其所居之地望亦有垣曲之说，故垣曲的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铜器，可能与东山皋落氏在此地的活动有关，东山皋落氏最初可能就居于垣曲。关于“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这两件战国时期的韩国兵器，李腾认为“皋落在长治县一带的可能性要大一些”，[14]陈隆文认为“昔阳县境内的东山皋落镇应为上皋落，而垣曲县皋落乡应为下皋落。”[9]从皋落、上皋落之地名来看，可能均与东山皋落氏的活动有关。所以东山皋落氏有可能在垣曲县、上党区、昔阳县三地活动过，北白鹅墓地的带有北方游牧文化风格的铜器，“十一年皋落戈”与“上皋落戈”所指示的不同地名，均有可能是东山皋落氏活动所留下的线索。

三、晋献公时期的扩张与东山皋落氏的迁徙

晋献公继位之后内忧外患，在解决完内部公族的威胁之后，献公便开始实施对外扩张的战略，先北后南向外拓展疆域，而东山皋落氏有可能就在晋国南进的路线上，即在今山西的垣曲县。受晋国的军事压迫下，东山皋落氏不得不向晋东南的丘陵地区迁徙，暂避锋芒，于是便开启了迁徙之旅，由晋东南逐渐向晋中地区迁徙，长治的上党区、晋中的昔阳县可能为其迁徙过程中所居之地。

晋献公即位之初，结戎狄之好。晋国在完成曲沃代翼之后国力尚待恢复，且处戎狄之间时常被其所侵扰，为恢复国力，晋献公继位之后便与北方戎狄结好，②以安定北部边境。《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1]330这里的大戎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1]330，小戎子杜预注“允姓之戎”[1]330。毋庸置疑，这里的大戎与小戎子定非华夏族，大戎其部族所居之地望可能在山西的吕梁与临汾交界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骊姬贿赂晋献公之宠臣，以向献公进言：“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1]330，蒲为今山西隰县，屈为今山西吉县，这里的戎很有可能就是大戎和小戎，且这两个部族所活动的区域与晋国相邻，所以献公继位之初由于国力尚不足与戎狄对抗，故与戎狄之部族通婚，以安抚戎狄，以待剪戎之机。此时晋国的北境稍定，然外患既平，内患又起。

献公继位之后，晋国内忧外患。内忧为“桓、庄之族逼”[1]316，外患为南部虢国的虎视眈眈，及四周戎狄之侵扰，遂有骊姬所言“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19]266。晋献公采纳士蒍的建议使得桓、庄之族相互争斗，进而将其一网打尽，晋国国内得到了安定。然而，不久之后虢国来犯，此时的晋国完成代翼不过三十多年，加之内斗国力尚需恢复，并无力再与虢国相战。晋献公欲报虢国来犯之仇，士蒍建议“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1]327使虢公失去百姓的支持而后伐之，晋献公听从了士蒍的建议，等待时机的成熟。可见晋国在晋献公即位初期，其国力较弱，从曲沃代翼到晋献公即位不过三十年而已，曲沃代翼耗费了晋国的国力，使得晋国在晋献公初期一直是在蓄力，积蓄实力以求启土。而内患已定，国势渐稳，晋献公便开始了北进南侵的战略扩张。

晋国在山西的南进，迫使东山皋落氏东迁。晋献公时期在晋南的扩张策略是先北后南，向北扩张的策略到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之前已经完成，所以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公元前666年)年才会有骊姬向晋献公进言使“重耳、夷吾主蒲与屈”[1]330，以达到威民惧戎的目的。此时北方已定，晋献公又开始了南略，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献公使得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此时的东山皋落氏应居于今天运城的垣曲县，双方激战最终申生“败狄于稷桑而反”[19]270，此后东山皋落氏不见于史册。然史册失载有两种可能，一为东山皋落氏被晋国消灭；二为东山皋落氏遭受晋国打击而被迫迁徙，抑或其更名号而致失载于册，抑或其融入于其他部族之中。《国语》仅云败狄而返，未言灭狄，故东山皋落氏有可能迁徙他处。此时的皋落氏若往西迁，则有晋国之劲旅。若越晋往西又为秦，向西无处可居。若向南迁徙，则南有虞国、虢国，东山皋落氏与晋国一战元气大伤，无力与虞、虢再战，故往南亦无处可去。唯有东部的长治地区晋国势力尚未进入，且有狄诸部盘踞于此，③遂有可能前往长治，今长治上党区东南有平皋之地，可能与东山皋落氏的活动有关。李孟存、李尚师二位先生认为东山皋落氏即是赤狄，而赤狄在春秋时期的活动区域就在今天的长治地区，故东山皋落氏迁徙长治极有可能。

春秋时期的少数部族以游猎为生产方式，这导致了其频繁迁徙。其对华夏诸国的侵扰，多集中于秋冬之时，秋季为华夏诸国作物成熟之时，冬季赤狄缺粮，故于秋冬侵扰华夏诸国，可见其生产力之低。又《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言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1]964，且无终戎向晋国“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1]959，贵货易土与进献虎豹之皮，可以推测其生产方式不以农耕为主，应为游牧狩猎，所以迁往长治的皋落氏未必会长期定居于此。其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注定了其部族的频繁迁徙。居于长治的东山皋落氏，往东是刑、卫之国且有齐国为后盾，若往东迁徙，则需跨越太行山，故往东不可去。往西迁则面临晋国的军事打击，此时的晋国在献公时期已经控制了长治西部的临汾、运城地区，往南则是今天的晋城，晋国势力已经辐射于此，唯有晋中地区晋国势力还未介入，④遂北徙于昔阳。因为皋落氏的活动与迁徙，故其所曾活动之地便以其名号定为地名，于是便有垣曲县的皋落镇，上党区(汉为壶关县)的平皋，昔阳县的皋落山，以及皋落、上皋落等与皋落氏相关的地名，这些证据都充分表明，申生所伐之东山皋落氏并未灭亡，而是由晋南、晋东南，迁徙至晋中地区，最终融入于当地的少数部族之中。

从东山皋落氏的迁徙来看，春秋时期的戎狄部族与西周封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资源的争夺，在这一争夺过程之中，既产生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的民族融合。晋献公时期晋国向山西南部扩张，便与活动于垣曲的东山皋落氏发生冲突，二者之间争夺的是生存所需的土地空间。对于晋国而言，东山皋落氏是其扩张的障碍，也是晋国的竞争者，且在文化上有差异，于是便将东山皋落氏与周所封之诸侯国相区别，将东山皋落氏作为边缘群体来看待，即所谓“他者”，而将与之有相同文化基础的，周所封之诸侯群体当作“我者”，这也是整个周所封诸侯国，对于与之文化不同且存在资源竞争的戎狄部族的看法，即所谓华夷之别。东山皋落氏虽在频繁地迁徙，最终也在晋国的扩张中逐渐成为晋国的臣民，二者之间没有了竞争，且文化上的差异也随着相互之间的交流逐渐消失，“我者”与“他者”之分便不存在了。至始至终，所谓华夷之别是带有目的性的被人为赋予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也是被人为划定的。当竞争关系消失时，原先相互竞争的两个群体间的差异随即被缩小，二者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

[注 释]

①据《左传》所载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晋假虞伐虢，由此而知，晋国在向山西南部扩张的过程是先伐东山皋落氏，接着再伐虢、虞二国。虞在今天的平陆县，虢在平陆南边的三门峡，而垣曲县在平陆县的北边，若依晋国由北而南的扩张次序来看，那么东山皋落氏最初所居之地，就极有可能在今天的垣曲县。此外荀息在假道时言“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冀在今河津且在假道之前晋曾帮虞国伐冀，由此晋国南扩的路线一目了然，由北及南应当是河津、垣曲、平陆、三门峡。

②在山西的保德、石楼、柳林均发现有商代晚期的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说明在商晚期山西中北部地区，有少数部族在此活动，晋武公时期晋国的北部疆域“北抵霍山之下的洪洞赵城一带”，到晋献公即位时晋国疆域亦未发生变化。(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484页。)故不排除在霍山以北的保德、柳林地区仍可能有商代晚期的少数部族后裔戎狄在此范围内活动。

③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国讨伐赤狄潞氏，晋国大夫伯宗言狄之罪状“弃仲章而夺黎氏地”杨伯峻注“黎……本殷商古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2页。)，赤狄灭掉了商的方国古黎国，说明赤狄在长治地区盘踞的时间很长，且晋国灭掉赤狄之后才又恢复了古黎国《左传》宣公十五年载“立黎侯还”，说明晋国在未灭赤狄之时，晋国势力未曾进入长治地区。

④晋国在晋献公时期灭掉霍国，其北部边境便止步于霍太山，故晋中地区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势力还未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