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彩燕

(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张楚的小城文学难以被进行标签化的阐释，他执著地以小城为叙事原点结构故事情节，以日常化而又兼具先锋性的小城故事探幽小城人的精神生态，书写饮食男女的冷漠与温情。张楚的小城文学充实着丰富的生活细节，蕴藉着复杂的精神沟壑，以小城为文学故地的写作方式使张楚的小城叙事成为他表达自我与探寻世界的有效方式，形成了可谓厚重的文学价值。

一、 悲悯关切的叙述立场

张楚的小城文学中惯常以小人物为叙事的中心，在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日常中探讨人性的宏大命题。他将小城人的生活作为一扇破译人性的窗口，用悲悯关切的叙事立场解读人性复杂的隐秘。其中，他尤其关注女性，尤其是中年妇女的生存境遇，试图在文学世界中以书写揭示她们被忽视、被压抑了的鲜活情感。我们可以看到，张楚并不执著与以猎奇的姿态书写欲望驱动下的人性，他的小城文学积郁着沉重的底色，小城人的欲望是涌动而鲜活的，小城人的欢愉与痛感都是真实的，于是日常性的书写被赋予了诗性的品质。

张楚在文学叙述场域中对社会中边缘群体的把握是独到的，尤其是在传统的文学书写中被模糊了面目的中年妇女，他观照这些女性的立场是冷静的，直揭其生活的庸俗与狭隘；他书写这些女性的方式是怜悯的，袒露其生活的孤独与尴尬。[1]《梁夏》中的中年妇女三嫂陷入了对泥瓦匠梁夏的爱情，梁夏已有妻室的现实让三嫂的爱恋陷入无处宣泄的窒息境地，于是在一场错谬的情事之后，三嫂转而以一纸诉状将梁夏的丑事告上法庭。纯洁的好感被爱而不得的现实扭曲，压抑已久的情感陡然爆发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梁夏洗刷冤屈的艰难曲折中间杂着妻子含怨的拒斥与三嫂温柔的示好，张楚将三嫂这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形象塑造成了推动情节的一个有力的爆发点，她温柔的面容与平静下的狂热构成了可谓浓厚的叙事张力。最终小城人的碎语闲言终结了情爱的闹剧，三嫂以生命为这段悖乱的爱情划上了戛然而止的句点，澎湃的情热让平凡人的生命有了多舛的插曲。而《中年妇女恋爱史》则使中年妇女以群像的姿态登场，茉莉从婚姻的“围城”中进进出出，为物质割弃了爱情却在中年之际无法抑制对情爱的渴求，最终坠入年青人蔡伟的织构的圈套。老甘不愿屈就无爱的结合，矢志以独身主义作为反抗的方式，却在中年之际难以抵挡虚无的侵蚀，自愿套上了婚姻的枷锁。中年妇女们从纯美的少女变成臃肿的妇女的历程被以史的形式铺陈，让备受冷落的群体以文学的方式在公众的视野中登场。

可以说张楚是难得的擅于形塑女性的男性作家，他对于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吸引与争斗的把握之细腻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这使他的小城文学带有着细腻忧郁的质地。《风中事》中青年男女及双方父母在名为“婚姻”的战场上彼此衡量计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带来频繁的精神波动；《金风玉露》中城与乡二元空间有关灵与肉的关系的碰撞，使人意识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思想之间的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带给游走于城乡间的青年人的矛盾。同时，这种跨越性别立场的理解使张楚小城文学中的叙事少见批判的意味，而是以平和的写作姿态探寻人间情爱、世俗冷暖。尽管于其中并不乏复杂的情感纠葛，或者因所欲所求不得满足而带来的冲突，但是读者却能够在跌宕的情节中品读情与爱的真味。

其实“中年妇女”本身也可被理解为张楚小城叙事的一个独特意象。张楚对中年妇女的形塑不仅倾注了其对于该群体的关注与熟稔，在这些身材走形、肩负着家庭重担、陷于失语之境的中年妇女身上，我们恍然间能够品察到“小城”在现代性维度上的影子。“小城”作为城市文明与乡土世界冲击带的产物，从来在文学书写中陷入隐蔽的渊薮，它被置于二元空间对峙的灰色夹缝中，既没有都市文明光怪陆离的病灶，也没有乡土世界千年积习的滞重。而张楚正是将观照的目光投射向失语的小城，失语的中年妇女，并以交织着欲望和冲突的叙事将其进行艺术的点化，让被忽视的小城显露丰富的生活日常，让失语的中年妇女表露其真切的痛楚与欲望。

二、真实深刻的现实叙写

张楚对现实的观照是带有痛感的。城乡交错带来的精神冲击与都市文明和灰色小城之间的参差都在他的写作中印刻了创痕，因此他对小城带有怀恋的凝视并未成为沈从文式的理想化笔调，反而藉由自身对小城精神生态的熟稔洞穿了小城人的麻木、保守。张楚并不避讳严冷的现实主义写作，但他在细致地雕刻小城的种种恶习与凋敝的同时守住了一点温柔的善意，在灰色的小城世界中悄然点亮了一抹人性的火光。

张楚的创作是有包容性的文学写作。他写作的色彩是圆润而内敛的，在灰暗的写作基调中透露些许温情，有节制地为他笔下现实生活的素描增添一点亮色。张楚表现的是一座善恶交织的小城，其中既没有纯粹的坏人，也没有完美的好人，小城中人人在现实的困境中泥陷，又带着“含泪的微笑”继续着自己的悲喜人生。张楚的小城文学不带理想主义的抒情笔调，更无乌托邦式的幻想性，这使张楚与同时代的“70后”作家的写作有着内在的裂隙，并因此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学风格。《野象小姐》中罹患了乳腺癌的病房姐妹虽各自经历了家庭破裂、事业崩毁、丧失了女性象徽等磨难，但女性之间无差异的互相帮扶击碎了阶级的壁垒，使陌生人之间些微的善意变成了悲剧个体的心灵支撑。[2]散落世界各处的病友们再会无期，但彼此间曾传递的温情却仍可借以取暖，熨帖被生活褶皱的心灵；《刹那记》中遭受了一系列不幸的女孩樱桃虽然被诊断出罹患疾病，但是却免于遭受旁人的风言风语。虽不能疗愈她披受的创伤，但却将其从更悲剧的命运救赎而出，有了面向未来的勇气；《金风玉露》中美兰因小县城的出身而与城市格格不入，在城与乡的落差间痛苦的心灵披受了现实的创伤，一时的放纵更使她在回乡后陷入尴尬的境地。但是小城敦厚的阳光、自由生长的植物与唧唧喳喳闲聊的家庭妇女们又使她感受到了故乡的召唤，让美兰心中沉郁的失败感得以稍稍化解。[3]张楚的小城文学写作立场是冷静的，以小城为中心的写作决定了张楚文学世界的天空是逼仄的，但正是在滞重的生活中不断的寻找、在平凡的命运中奋力寻找幸福的契机，使得张楚笔下的小城人具有平凡的诗意，个体生命意志的坚定使他们脱嵌于庸俗的命运，在文学的世界中获得了绚烂的生命。

而张楚更试图在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叙写中，探讨更深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内涵，这些深邃的思考因其植根语境的生活化而更加具有现实批判的意味。《梁夏》中被三嫂扭曲的爱情拉下深渊的梁夏始终呼唤着真相的洗礼，但是他的困厄正是在不断反抗中逐渐加深。集体无意识所认定的“事实”是难以轻易更改的，这让梁夏的反抗因执着而更具悲剧性的意味；《简买丽决定要疯掉》则近似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复生，简买丽的“疯狂”给周围的人制造了无数的恐慌和麻烦，然而这“疯狂”是被决定好的、是被预演过的，通过“疯狂”这扇窗口，无数真相汹涌而出、无数情绪得以宣泄。“疯狂”成为个体藉以挣脱社会规训与人际规则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独立的方式，这听似荒诞不经，但是安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又如此理所应当。在生活的细节中植入厚重的哲思使张楚的小城文学变得厚重，他执著地咂摸着生活的真味，从而超越了现实主义的简单批判直抵形而上层面的思索。

张楚在文学书写中搭建的小城世界充满着丰富的细节，无数个普通人及他们的生活充实着小城中的生活景象，共同构建了庞杂的生活的纹理。不难发现，张楚的小城叙事有着简单的外壳。半土半洋的小城与生活其间的小城人是其织构情节的不变元素，他并未着意编织复杂的故事情节，触及厚重的历史。然而张楚的小城叙事又是极其复杂、难以把握的，善恶交织的小城带着不变的灰色色调，论者难以厘清其小城文学的既定主题与意义所在。[4]他在小城文学中似乎只为读者提供了追问世界的契机，反省自我的通道，但是并未置于任何主观的批判其间。而这之中也许寄寓着张楚对于文学与世界之关系的一种理解，文学可以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对纷繁的生活现象进行把握，但是文学并非人类理解世界的最终答案。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小城”是张楚的文学世界的底色，是张楚表达对“世界”之理解的方式，因此尽管他表现的只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小城镇，我们却能够从中读解其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张楚的小城文学并没有显著的地域标识，他着意在文学书写中隐蔽现实的故乡小城滦南的全部特征。这使得张楚的小城书写具有了超越性的力量，出现在他文学世界中的“小城”似乎可以成为城市与乡村交接带上的任何区域，成为混融了城市与乡村特质的地带的一个文学缩影。而张楚着意表现小城中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庸俗等等具有辩证性的特质，在多重对立性的概念之间搭建起了独属于小城的、灰色的美学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楚的小城文学将文学世界中的小城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标识着小城文学脱离了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笼罩而走向了成熟。

三、小城叙事的意象建构

张楚小城叙事的意象建构是独特的，凝结着作家对于小城精神生态的复杂提炼，是作家对“小城”文化空间的私人化理解方式。张楚熟悉的不仅是小城男女生活的细节，他观照的目光从小城生活的细部上升到对小城世界的形而上理解，而意象的建构正是张楚藉以传达这种理解的方式。

不难发现，张楚的小城叙事中出现的意象物带有着浓重的“逃离”情绪，这种共有的“逃离”情绪让散落在张楚小城写作中的纷繁意象得以避免被孤立的理解，它们共同组成了以“逃离”为主题的意象体系。如“望远镜”作为张楚小城叙事中的常见意象，凸显了作家对于琐碎现实、庸常人生的一种“逃离”欲望。《七根孔雀的羽毛》中“我”藉由阳台上支起的一架望远镜窥看四邻，于是他者秘而不宣、不愿外露的种种生活细节统统落入“我”伸出的窥看的镜头中，“望远镜”也成为了“我”经常使用的道具。这种“凝视”所带来的权力关系是显在的，但读者也不难察觉身为看客的“我”的生存困境，“望远镜”不过是我藉以排遣生活苦闷的道具，唯有通过“望远镜”窥看他人的种种庸俗行径“我”才能得到猎奇的快感，获得从琐碎生活中的脱身一刻；而《夏朗的望远镜》中，“望远镜”作为主人公夏朗完成对现实世界的逃离的工具之属性则更加明显。他既无法藉由婚姻而牵绊而融入家庭，也无法打碎现实的枷锁就此离去，只能通过“望远镜”延伸自己的感知空间，抵达未知的宇宙中，以自我放逐的形式进行微弱的反抗。当个体的孤独置于庞大的宇宙面前，被群体排异和拒斥的痛苦也随之暂时远离。《我们去看李红旗吧》中，四个人对“寻找李红旗”的无缘由的执著，更显示了对日常生活的逃离。旅途中他们眺望沿途风景的“望远镜”连接着他们与未知的世界，让这段终点未知的旅途变得令人期待。张楚的“逃离”情绪同他文学写作中的“故地”——小城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这使我们必须通过读解小城来领会他文学写作中的意象建构。张楚不仅以小城为背景织构各种故事，更将“小城”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意象，一个他既想要逃离而去，也难抑制眷恋目光的故地。

意象的建构赋予了张楚的小城文学以浓厚的先锋性，让蕴含着丰富主观情志的客观物象拓展了文本的审美鉴赏价值。在张楚的小城文学中我们随处可见蕴含了作者匠心的意象，并从中撷取陌生化审美的快感。[5]《曲别针》中封闭回环的“曲别针”既可以被理解为象征着生命循环的过程，也因可以通过外力变幻无穷的形态而象征着丰富的可能性。而兼具两种象征意义的“曲别针”正符合主人公志国兼具多种不同的身份，却始终无法摆脱日复一日凡庸生活的处境；《过香河》中处在同一座城市的舅甥二人过着毫无干系、截然不同的生活，舅舅延续着老一代人规矩的行事风格，分外反感喜爱收集奢侈品、组建打击乐队和众多女人交往的外甥的生活方式。两人之间年龄与理想的巨大落差被“香河”这一具体的事物象征，小说以“香河”为界限分割的不仅是两岸，更是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二元对立的概念，清晰地隔划出两个不同的时代；《草莓冰山》中交织着两条并进的线索：我致力于摆脱困厄的故乡投身城市的奋斗经历，和瘸腿的男人动身前往都市找寻出卖色相的妻子。其中，带有浓厚消费主义气息的、浇淋着鲜红草莓酱汁的“草莓冰山”不仅象征着都市气息对“我”的诱惑与召唤，而且象征着都市中鲜红的欲望丛林。这些具体而生动的象征物将文本抽象的主题附着在贴切的物象上，以象征的手法赋予了日常化的事物以审美性，也使张楚的小城文学因先锋色彩摆脱了些许的“土味”，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审美价值。

近年来评论界才逐渐将“宇宙”作为读解张楚的文学写作，还原其精神生态的重要方式，但是“宇宙”意象在张楚的小城文学中的登场却是由来已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宇宙”的意象在张楚的小城文学中出现的突兀性，尽管我们可以将“宇宙”意象与贯穿张楚小城文学写作的“逃离”主题进行联系，但灰扑扑的小城与浩渺绚丽的宇宙依然如同被强制缝合在一起的两块拼图。如果说此前《夏朗的望远镜》中“宇宙”意象的出现可以被阐释为个体逃离困境的“避难所”，《直到宇宙尽头》中的“宇宙”意象可以被读解为普通人对非凡的生命境界的渴求，那么《中年妇女恋爱史》中与小城史并行的“银河史”则完全失去了可以被阐释的空间。在女性的成长史与小镇的变迁中穿插的宇宙“银河史”如同文本的赘余物，蹩脚地拼贴在原本流畅的文本中。也许对“宇宙”意象及其意义空间的执著反应了张楚基于小城叙事拓展文学空间的一种“野心”，但如何在小城叙事空间中容纳“宇宙”乃至更多宏大复杂的意象，仍有待作家以更多的创作实验实现。

四、结语

小城镇作为张楚的现实故乡与文学原乡，赋予了张楚以文学写作的一座富矿，对小城与小城男女生活细节之熟稔让张楚的小城文学带有浑融的写作成色。我们可以看到张楚观照世界的视野是广阔的，他的文学潜能并未被小城逼仄的空间所桎梏。以小城之变折射历史之变让张楚的文学始终与时代共鸣，始终带有先锋性的写作方式与独特意象体系的建构，揭示了张楚的小城文学殊异的底色与突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