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科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一、引言

严歌苓是一位杰出的海外华人文学创作者及影视编剧，她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深受读者喜爱，从文坛首秀的《女兵三部曲》到后来的《扶桑》，《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更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荧幕，如《芳华》，《少女小渔》等。其创作主题主要包括了移民生活及“中国故事”，她以细腻的笔触、饱满的情感书写人生，在叙事技巧、结构、篇章安排等方面不断进行着创新与突破，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因此斩获客多项文学大奖[1]。严歌苓最初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即因为她的女兵三部曲：《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她的一鸣惊人在文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涟漪，同时也展现了其非凡的创作才华，使她在创作之初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后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接触到了大量华人移民题材，随即开始以此为重点进行创作，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体悟海外移民的边缘化生活，在新移民文学创作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她的小说有很多取材于移民生活，严歌苓将不同人的海外人生用文字记录下来，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思考与感受，她勤勉地投身创作，二三十年间从未间断，她的作品涵盖了电影剧本、人物传记、散文随笔等多种形式，国外的生活还为其开启了双语创作之路，使其成长为一位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丰富多样，既有历史，战争题材，也有市井，乡土题材，而小说的主人公则以女性人物为主，深入人物内心，描写与刻画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遭际中的百味人生[2]。

二、修辞的概念与特征

修辞最早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得到关注和研究，应溯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是一部以语言文学规律为研究对象而进行探讨研究的著作，刘勰在该书中用大量的笔墨详述了语言修辞，将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从整体文学创作中抽离出来[3]。而修辞学成为一门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则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时出现了不少关于修辞的理论著作，如唐钺的《修辞格》，陈坚道的《修辞学发凡》等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修辞进行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关注点主要以辞格为中心集中在表达技巧、修辞技巧等语言范围内，由此被称之为“狭义修辞”。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狭义修辞渐次表现出种种困境与局限，在此背景下学者们从跨学科的角度提出了广义修辞学，如谭学纯等人曾针对广义修辞学而纂写了多部著作，在其论述中，对广义修辞学与狭义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认为狭义修辞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而研究修辞，广义修辞学则突破了这一学科范畴，把文艺美学、文化哲学等都考量在内，从不同的侧面考查了文学创作中的修辞现象，广义修辞学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表达者与接受者共同对文本进行的修辞建构。而表达者与接受者即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此外修辞还包括了三个功能结构，即以建构话语为目的的修辞技巧，以建构文本为目的的修辞诗学以及以建构人的精神为目的的修辞哲学。广义修辞学相对于狭义修辞学还有一项显著的特征，即狭义修辞仅将修辞看作追求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广义修辞则将一切言语行为都视作修辞行为。

三、严歌苓小说中的词汇修辞

严歌苓的小说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拥有众多忠实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不少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她的小说具有“符采相济”的魅力，“情信而辞巧”，打动读者的除了题材的选取、叙事方式、故事情节及对人性的关注之外，还有其丰富而精巧的修辞运用，比如在词汇修辞层面，严歌苓常不厌其烦地推敲斟酌选字造词，运用了多种词汇修辞的方法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艺术感染力[4]。

首先她的小说中常见丰富的颜色词的运用，她对色彩的喜爱也深刻地体现到了小说创作中，通过对不同色彩的描绘，把苍白的文字转换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直抵读者内心而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如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句段，“夕阳把林子深处那块永远不化的残雪照得发红，镶在深墨绿的林间……浅红色的残雪上有一行足迹，每一步鞋跟都在雪面上捅了个深深的小窟窿，作者通过丰富的色彩描写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精美的水彩画，人置身于大自然中，却也置身在画卷里，红的残阳，白皑皑的积雪，墨绿色的松林相映成趣，颇有意境”，而这斑斓的色彩所映射的是对潘巧巧的回忆以及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景有限，意无穷”，读者在这样的描写中不禁浮想联翩，眼前似乎看到了活泼的小潘儿在林间嬉戏的场景，不知不觉中被作者带入到一种深远的意境中，并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色彩所形成的独特魅力与震撼心灵的冲击力是最为深刻且真实的，它带给读者的心灵感受也最直接，小说中作者通过大量色彩形容词的运用，使平凡的事物显出光彩，为人物与景致增添了难以言说的艺术美感，并借助读者的想象联想而丰富画面的内容与层次，使文本获得接受美学所强调的启迪性的艺术效果。如《雌性的草地》中有大量关于红色的文辞：红旗、红马、沈红霞、李红、红兵、红卫等，这些“红”是特殊年代激情与信仰的象征，却也暗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血腥、苦难与悲情，牧马女子沈红霞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的脸总是“血红血红，红的很奇特”，她用意志征服了红马，红马的存在带给牧马班各种麻烦，正如沈红霞让牧马女子集体感受到的压抑与愤怒。作者借“红”这一特殊而强烈的色彩隐喻了小说中处处存在的悲情之味。再则是对黄色色彩的运用，在《雌性的草地》中黄色被赋予了罪恶与重生的寓意，它成为一种意象符号，贯穿在小说的始终，大草地上女孩小点儿总是手持一支多头向日葵，黄灿灿的向日葵却并未象征着美好与希望，相反，作者将其与无边的“欲望”联系起来，它成了小点儿的化身，成了小点儿的劣根的表象符号。小点儿从小生长在一个盗贼家庭，恶劣的成长环境使其自幼便耳濡目染了各种肮脏的罪恶，长大后的小点儿认识结交了社会中的流氓混混，和他们一起四处为非作歹，成为“街头一霸”。她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坑蒙拐骗，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发展到最后，终于举起了砍刀犯下了难以回头的杀人之罪，为了逃命，她奔赴千里逃到川西北大草地的牧马班，牧马班的生活并未能扼制住其恶之花，劣根性在她的灵魂深处躁动不安，直到爱慕上了正派善良的营长，一丝阳光才照进了她阴暗的内心，久违的正道之光唤醒了小点儿灵魂深处的点点人性，在营长年前自惭形秽的她终于选择了在烈火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火海中的她眼中出现了漫天遍野的金色的葵花幻象，或许这正是其灵魂重生的象征[5]。

其次，出生于舞蹈世家的严歌苓自幼便对音乐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后，也自然而然地把音乐之美体现到了小说作品中。严歌苓的母亲是舞蹈演员，她很小就跟随母亲学习舞蹈，而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接受音乐艺术的熏陶过程中，严歌苓对文学、对情感、对美的敏锐洞察与感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即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具有音律性的优美文辞。如通过韵脚来体现节奏的语句：“那人眨眨很白的眼珠，沈编导发现这是她前夫”，这一句段中作者运用了押韵对仗的修辞使文辞具有了明快的音乐律动感，读来朗朗上口，细品意味无穷，其间既有滑稽，也有揶揄，有感慨，也有沧桑。通过这种音乐化的遣词造句，作者将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呈现在读者年前，又如“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皮，绿韭菜叶叶”；“扶桑的头一个男人会是什么样子？她头不敢回，癞痢？跛腿？独眼？兔嘴”，这些语句通过对仗与押韵而具有了强烈的乐感，读来如同欣赏一段流畅而富有跳跃节奏感的美妙旋律。严歌苓的小说中常借鉴音乐创作中的乐句反复手法而赋予文辞以韵律感，同时相近字词间的反复出现既是对情感的强化，也使主题更加鲜明，如“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每秒砌起的梦幻砖石……，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一切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词与短语的连续或间隔重复增强了其意义表现力，也加深了句段在读者心中的印象[6]。在其小说《白蝶标本》中也使用了这种修辞手法，如“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此处运用动词的叠词形式传神地刻画了对象的形象，也为语言文字增添了音乐上的节奏感。除了动词叠词外，形容词的叠词形式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极为常见，比如在各种“拟声”或“摹状”描写中。

再次，严歌苓小说的词汇修辞还体现在语言的变异性特点上，如词性变异与语序变异，作者通过改变词语间的常规搭配方式，突破传统遣词造句的语法规范来“制造”出新奇的用语，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强化了对情绪情感的宣泄与表达。如在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性变异：“焉识三两步跑过马路，青天白日，让路上人看他这个中国佬毫不含蓄，毫不‘中国’”；“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这两个句段中即通过将名词用作形容词的方式而实现了词性变异，将名词“中国”用作形容词，通过这样的叙述，读者即刻便能体悟到主人公陆焉识作为中国留学生而表现出来的气韵神态，在关于二孩描写的语段中，则是将名词“驴”用作形容词，读者看到这一字眼便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与驴这种动物相关的倔犟脾性，再与主人公联系起来，也就对主人公二孩的性格气质有了基本了解，在这些句段中，作者只是通过只言片语便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正是超常规的词语搭配方式所带来的效果。

另则除了词性的变异之外，严歌苓也常会用到语序的变异，即改变短语短句的常规语法模式，形成“新奇”的搭配，如其小说《白蛇》中，“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此处作者为了突出艺术效果，将其单独分离出来，被珍重其实地作为句段的主体部分而突出出来。又如小说《第九个寡妇》中一段文辞：“她明白了，捡了那件带字码的，委屈都在鼻头上，通红的”，作者通过将“鼻头”的定语“通红的”后置而隐喻并强调了主人公葡萄内心的委屈，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经常可见到超常搭配的词与短语，通过这种语法变异，小说的语言表现力与感染力都得到了升华，在其超常的词汇搭配中，把名词用作形容词只是其中一种情况。此外还有名词作动词，动词作形容词等，而语序列的变异则涵盖了定语后置，壮语后置、宾语前置等多种情况，语法变异修辞彰显了小说的新奇与神韵，对于表达主体情感有非常好的艺术效果，通过词语的超常搭配，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都得到了升华。严歌苓在谈论自己的修辞运用时对这种变异与超常搭配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她认为这种风格的形成可能源自自己对《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的热爱，同时美国的生活，对英语的使用也对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语语言的形态结构采取了立体建构的策略，汉语则是线性流水的方式，汉语语言形态标记不明确、长句识读难度大，由此她借鉴古典文学与英语书写的特点在逻辑范畴内大胆打破常规语法规律，颠覆了传统的规范搭配，进而形成了这种变异失范的词汇修辞格式[7]。

四、严歌苓小说中的辞格运用

严歌苓在小说中擅于使用多种修辞格来更加形象生动地刻画人物场景，如通过示现、比喻、象征、隐喻等辞格来增强表达效果，提高其艺术感染力。

首先，她常会用到示现格的修辞，通过想象与联想向读者呈现超越客观情景的场面，使读者如临其境。如在《雌性的草地》中作者想象了牧马班女知青毛娅嫁给牧工后的生活场景：许多年后，一个头发眉毛焦黄的老女人在省城街上走，背着抱着牵引着许多孩子，像个母猴子身上爬满小猴子……主人数了数发现她的孩子不够数，她说最小的被无意中闷死了……毛娅为了表现先进，决定在农场牧马班扎根一辈子，但在澎湃的激情与信仰背后，这个单纯天真的小姑娘却很难看到其间的人性扭曲与压抑，更无法料及自己未来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一幅境况，作者以示现格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这幅场景，不禁让大家为小姑娘现在的选择而深感忧心[8]。

其次，严歌苓对于比喻格也非常喜欢，在其多部小说中都能看到比喻格的身影，如小说《白蝶标本》中的文辞，“然后看到我再也长不长的头发，跟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揪揪，我看到他眼睛象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到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句段中作家通过运用贴切、传神的比喻来描写刻画主人公的头发、眼睛、眼睫毛，画面感很强，使读者如见其人，又如《红罗裙》中，作家用大提琴的形态来比喻女主人公的形体之美：腰身曲线工整得象大提琴。这样准确、传神的比喻极大地提高了语言表达效果，同时也透露着一种特殊的灵动与幽默[9]。

最后，隐喻和象征的手法也常见诸于严歌苓的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些生活物品来隐喻人物的心思情感，既彰显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性，也更有效地拉近了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产生情感共鸣，思其所思，感其所想。如在《橙血》中，主人公阿贤的辫子即具有隐喻意义，辫子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女子们常见的发型，因此此处的辫子便表征了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小说《白蝶标本》中，作者在标题中便运用了隐喻的修辞，白蝶喻指的是主人公的舞蹈艺术，而标本则象征着死亡、毁灭，标题的喻意即指主人公在文革时代难以实现其艺术追求，最终成为碌碌俗人，艺术在这个时代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被毁灭的、无生命的“标本”。同样在小说《雌性的草地》中也是在标题中即运用了隐喻的方法以及超常搭配，草地在小说中是男权、男性性格与气质的象征，其中蕴含着暴力、野蛮、力量，而其定语“雌性的”显然与草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这样的写法，作者旨在对文革时期牧马班对女子“去性别化”的状况进行批判，抨击了那个特殊时代中对人性的扭曲。牧马班的女子们在政治动员与信仰渲染中，基本的基于性别的人性特质都被抹除了，女性意识被掩盖，但她们欣然而主动地接收“雄化”，最终沦为男权文化的牺牲品。在小说的情节中，隐喻辞格也是俯拾皆是，有动物意象、颜色意象、死亡意象等等种种象征符号，如自幼喜欢小动物的作者赋予了母狗“姆姆”以母性的意象，母狗为了保护幼狗而努力地延续生命，向人类祈求怜悯，这是自然母性的本能。隐喻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将喻体的某些特征投射于本体之上，读者通过对喻体的理解便可更为深刻地感受本体。

五、严歌苓小说中的篇章修辞

严歌苓在小说中的篇章修辞方面主要运用了意识流、生活流等修辞技法来构建小说框架，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主人公陶小童因为泥石流而受困，于是便展开了对过往岁月、对战友与部队的追忆与思考，她的内心独白、联想与回忆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线；而在《养媳妇》中，则是通过描写主人公的一幅幅生活场景而构架起了整部小说的框架，养媳妇腊姐与穗子玩纸牌、学唱戏，在要去上学的时候被拉回来成亲，当上红卫兵等等具有动态感的生活场景便是小说的主体，在此作者即运用了生活流的修辞技巧。在设计与构思小说情节方面，作者常用的修辞手法有悬念设置与巧合运用等，以此来增加小说情节的跌宕、凸显情节的曲折与节奏[10]。

如在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作者不断通过情节的突转而营造紧张气氛，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全篇开始意欲去深圳的巧巧就遇到了人贩子，不幸被拐卖到偏远的山村，但她并未屈服于命运，而是在愤怒中举起砍刀杀死了“丈夫”，之后便开始逃亡，偶然中逃到了牧马班，在牧马班她遇到了司务长，司务长的倾心爱慕使巧巧感受到久别的人间温情，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一则通缉令就到了牧场，巧巧杀人潜逃的事已然败露，最终司务长决定帮助巧巧逃命，却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又遇上了站长，她的命运此刻只在站长的一念之间，如此曲折的情节安排不禁让读者也为其揪心。另则，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手法也不尽相同，会根据不同的人物描写需要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如在小说《天浴》中，作者用白描的方式来描写主人公的外貌：“文秀不是丑人，在成都中学就不是，矮瘦一点，身体象个黄蜂”，这段描写可谓紧抓特征，用词言简意赅。而在《白蛇》中，对孙丽坤的描写则不惜笔墨，工笔细描：“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肌肤之下，形骸深部，都蛇似的柔软和缠绵……”，同样是人物的外貌描写，作者为不同的对象选择了最适宜的篇章修辞方式进行刻画，也暗合了小说整体叙事的需要。

六、结语

严歌苓是一位高产的华人女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她笔耕不缀，以其对人生、对生命敏锐的洞察与感知能力，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事实上，在严歌苓的文坛首秀作品《女兵三部曲》问世后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足见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异禀，由于得到了诸多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在文坛一时间掀起了一阵“严歌苓”热，并逐渐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严歌苓的创作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多元文化交织创作风格，这自然也是她经常从移民生活中取材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除了移民题材之外，严歌苓的小说中还有大量对女性的关注与刻画，站在女性视角而构思设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又一重要特征，而关注历史、思考历史，把人物设定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其作品中也司空见惯，并逐渐成为其创作的一种习惯。严歌苓是一位很勤奋作家，她的勤奋造就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到《小姨多鹤》，《穗子物语》，《芳华》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不少作品还被改编成剧本，搬上电视荧幕。考究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成功因素，不厌其烦地字斟句酌，艺术性地运用修辞是关键所在，这也是选择从修辞艺术的视角来作为严歌苓小说研究切入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词汇修辞、辞格运用、篇章修辞等几个方面，从研究中不难看出其小说的“情采并茂”与其在练字选词、分章宅句腔的敏锐与勤勉是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