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芝

(广西大学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4)

宋、元、明三朝的经学，主要以理学的状态存在，理学在宋代确立其主体地位，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这种有利于官方统治民众意识形态的哲学，被统治者奉若上宾，此时的理学家对于戏曲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元时，是杂剧的兴盛时期，元杂剧被王国维先生称为“一代之文学”，戏曲与理学的关系相对缓和，甚至有“元代的文人力争将戏曲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1]10，这时也开始强调戏曲“厚人伦、美风化”的作用，但这时的剧作多停留在世俗道德上的推崇，即更多用于宣泄人情，如马致远所作《青衫泪》。至明代时，理学与戏曲的关系更密切，朱元璋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对思想的统治也变本加厉，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对以“娱情”为主的戏曲艺术的控制更加严格。实际上，压抑人性、维护封建统治的理学，与宣泄人情、揭露社会丑恶的戏曲本应是对立的，但二者又相互渗透，在封建统治极其强大的明代，官方承认的理学显然居于更高地位，于是理学对戏曲创作自上而下的影响是必然出现的。明初时，由于律法对戏曲文艺的禁制颇多，又因恢复了科举制，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提升，民间自觉进行的杂剧创作较少，更多的是宫廷御用文人的创作及藩王之作，而谈到经学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到两位藩王——朱权及朱有燉，正如张晓兰之言：“朱权在戏曲理论上将戏曲纳入封建礼乐教化的范畴中，另一位皇室成员朱有燉从戏曲创作实践上宣扬这种礼乐教化功能和儒家伦理道德。”[1]12在朱有燉的剧作中，无论取材多广泛，主角哪怕是市井的妓女，也极力将她们纳入封建秩序的轨道，此时的理性因素更多。

上述提到的马致远杂剧《青衫泪》与朱有燉妓女剧代表《香囊怨》的题材相同，区别在于前者的创作思想是以“情”为主，而后者则是以“理”为主的，将二者对比便能一窥明初经学对朱有燉创作之影响。

一、作者生平及创作

(一)马致远生平及创作

马致远(约1250年-1324年)，号东篱，大都人，是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杂剧作家、散曲家，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将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所作杂剧今知有十五种，《汉宫秋》《青衫泪》是其代表作。马致远是元朝蒙古族统治下出仕文人的代表，曾担任从五品的江浙行省务官，虽担任元朝廷官职，但是在蒙古族统治下，被录用的汉人及汉人官吏的权限受一定限制。元代还实行所谓的“四等人”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在社会中备受歧视，又因元朝一度废除科举制，导致很多汉族文人出仕无望，转而将自己内心的愤懑与希冀投之于戏曲创作，借戏曲浇筑内心块垒，可以说在元代，杂剧不仅仅是当时观众娱乐、消遣的对象，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生活和斗争的深刻表达，成为剧作家和人民内在精神的寄托。[2]58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致远因“恨无上天梯”，其创作也多透露出自我慰藉之意。

(二)朱有燉生平及创作

朱有燉(1379年-1439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长子、朱元璋的第六个孙子，别号全阳子、全阳道人、全阳翁、老狂生、诚斋等。他的祖父朱元璋天资聪颖，好学嗜古，即位后喜欢与儒臣游，在其强硬的统治下，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同时也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明王朝明确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注为准，这就使得程朱理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官方统治地位，并且普及大众、深入人心，成为空前强化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甚是喜爱《琵琶记》，《琵琶记》里塑造了全忠全孝的蔡伯喈、有贞有烈的赵五娘，作者高明也在剧本开篇就表明其创作目的“无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风化思想最早于《周易》中提出，《周易》之《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可见朱元璋青睐琵琶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看中其“美风化”的作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宫廷御用文人及艺人为了供奉宫廷，写作、上演充斥着忠孝节义思想的戏曲，民间大部分文人都因此而佳作甚少，身为藩王的朱有燉则自觉将封建正统思想纳入其创作的杂剧，除因所处时代的制约，也有着他自身因素的影响。

关于周宪王最详细的记载见于清管竭忠《开封府志》卷七：

宪王讳有炖，定王第一子。性警拔，嗜学不倦。建文时为世子，父定王被鞫，世子不忍非辜，乃自诬伏，故定王得未灭，迁云南蒙化，而留王京师，已复安置临安。及复国，文皇为纯孝歌，以旌之。章皇故与王同舍而学，极蒙知眷，至是恩礼视诸王有加，顾不以贵宠废学。进退周旋，雅有儒者气象。日与刘醇、郑义诸臣剖析经义，多发前贤所未废。复工吟咏，工书兼绘事，词曲种种，皆至妙品。人得片纸只削，至今珍藏。正统四年薨，葬祥符城南之枣林庄。[4]148

“性警拔，嗜学不倦”，说明朱有燉从小便聪明好学且领悟超群，其父周定王朱橚，也“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朱橚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曾“辟东书堂以教世子，长史刘醇为之师。”[5]3565刘醇是一位有名的儒者，在他的教导下，周宪王朱有燉自然成了一个“进退周旋，雅有儒者气象”的皇室子弟，而他的思想自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作为藩王，朱有燉是合格的，作为人子，他也是至孝的，在定王因有人诬告其有谋反之心而被建文帝贬为庶人时，朱有燉为父亲挺身而出，“自诬伏”，解救了父亲，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在朱有燉身上的一个体现。仁宗洪熙元年，定王薨，朱有燉继承了王位。由于明初自朱元璋以来，历任统治者都对藩王控制极为严格，且猜忌甚重，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朱有燉选择了“韬晦”，醉心学问、寄情声色以向朝廷表明自己的忠心，所以他“不以贵宠废学”，还经常与与刘醇、郑义诸臣剖析经义，潜心钻研学问，举手抬足之间，都具儒者气象。在文学艺术上，朱有燉亦颇有成果，其杂剧作品中，无不透露着对当朝的歌颂与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即使主角是被社会轻视的妓女也不例外，这一点在他的《香囊怨》中表现得最典型。

二、杂剧创作与经学的关系

忠诚的妓女与秀才之间的爱情故事，长时间以来都是中国小说、戏曲中的热门题材，唐时就有白行简《李娃传》，后来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也写过不少此类题材的作品。马致远的《青衫泪》与朱有燉的《香囊怨》都是妓女题材的杂剧作品，人物与情节都有着相似之处，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从中窥探到明初经学对朱有燉杂剧创作的影响。

(一)《青衫泪》与《香囊怨》的思想主题

《青衫泪》全名《江州司马青衫泪》，全剧讲述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爱情故事。白居易与贾岛、孟浩然相伴，去拜访长安名妓裴兴奴，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二人渐渐往来密切，并约定终身。后白居易因事被贬为江州司马，临行时与兴奴相约来日成亲，兴奴亦表示钟情于他。江西茶商刘一郎听说兴奴貌美，也想娶她，鸨母贪财，劝兴奴嫁给刘一郎，兴奴却坚持要等候白居易。鸨母便与刘一郎密谋，骗兴奴白居易已死，刘一郎趁机娶了兴奴。刘一郎与兴奴夜泊江州，兴奴知此是白居易任所，月下弹拨琵琶寄托哀思，恰好白居易与好友元稹泛舟江中，听到琵琶声上船探访。裴兴奴哭诉情由，白居易感慨不已，作《琵琶行》长诗一首。趁刘一郎醉卧之时，元稹让白居易携兴奴乘舟而归，自己回京，奏明白居易之罪可恕，又奏刘一郎骗娶裴兴奴一事。皇帝下诏，白居易复起用为侍郎，兴奴判与白居易，刘一郎则受到惩罚。在这个故事中，妓女裴兴奴与白居易是自由恋爱而且情深意笃的，在第一折后的楔子中，二人分别时，裴兴奴在《仙吕·端正好》中唱道：“有意送君行，无计留君住，怕的是君别后有梦无书。一尊酒尽青山暮，我揾翠袖泪如珠。你带落日践长途，轻惨切意踌躇，你则身去心休去！”[6]135兴奴内心想挽留白居易，奈何皇命难违，只能叮嘱他早日回来，不要相负。在被骗嫁与茶商后，兴奴依旧心念旧情，时时回想起与白居易的点滴，并在与白居易相见得知实情后，主动提出要随他而去，《梅花酒》“我只待便摘离，把头面收拾，倒过行李。休心意徘徊，正愁烦无了期。”[6]148心意坚定，毫不犹豫。以上可看出，裴兴奴对白居易的爱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的，这种忠诚是基于才子佳人的恋情上，马致远本质上还是在写“情”，到了朱有燉的妓女剧中，情况则有所不同。

《香囊怨》全名《刘盼春守志香囊怨》，这部剧是根据朱有燉当时所听闻的一个真实事件编写的。剧说乐工刘鸣高之女刘盼春，与当地书生周恭情深意笃而三番两次拒绝同来的富商陆源，但周生的父母家训严苛，禁止周恭与其往来，此后二人便断绝了往来。女子依旧守志，贞洁不污。其母威逼利诱，必要她嫁与富商陆源，女子始终不从。周生知道后便致书与她，让她听从父母之命，不要因他而继续受苦。女子坚决守志不从，后父母继续逼迫，女子从容入房内，自缢而死。家里人将她尸体火化后发现其佩戴的香囊尚存，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周生所寄书简，完好如初。周恭为盼春的志诚所感动，发誓不再娶，最后盼春的骨殖交由周恭埋葬。同样是讲妓女与才子的爱恋，《香囊怨》中则更多“理”的成分，第一折中，她反驳母亲时道：“好女不配二夫，好马不鞴两鞍。我既嫁了，怎肯再嫁？”[7]6体现出明初理学家推崇的一女不嫁二夫的思想。在茶馆偶遇时，周生劝盼春听从父母之命，盼春则唱答道(么)“……凭着我心志诚身端正，便化作望夫石也，坚等到河清。”[7]15盼春守志不再嫁，宁可化作望夫石，一直坚守到黄河河水变清。在剧的最后，刘鸣高问白婆婆女儿盼春“死的如何”，至此，朱有燉借白婆婆之口道出了全剧的思想主旨：“你每这院里人，只知道迎新送旧，留人接客，是你每衣服，那三纲五常的大道理如何得知？你女儿既将一个身子伴了个男子汉，他不肯又与别人相伴，正是他有羞耻，有志气，生成知道三纲五常之人，与你院中其他妓女不同，怎么说他死的不对。”[7]31-32朱有燉直言不讳刘盼春是知“三纲五常”大道理的，与其他风尘妓女不同，所以刘盼春为了守节而死，不仅不会是像刘鸣高所担忧的因不知赚钱、沉溺情爱，被其他人耻笑，而是死得很对的，这种死甚至比桂英更具价值，乃节义双全。朱有燉自小接受理学熏陶，自然是重伦常、讲礼教的，这种伦理化、世教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妓女剧中，宣扬妇女的忠贞、节操就成为了全剧的中心思想。

(二)《青衫泪》与《香囊怨》的人物形象

马致远《青衫泪》和朱有燉《香囊怨》中的人物形象类型是相同的，一类是妓女：裴兴奴、刘盼春，她们都非常有自我意识，不世俗，看中另一半的学识修养，为此宁愿嫁给清贫书生秀才也不嫁富贵豪华人家。一类是妓女的母亲(老鸨或者生母)：非常势利，眼里只有钱，常常逼迫女主脚接客赚钱。第三类是秀才(书生)：白居易、周恭，他们一般家境清贫但满腹才华。第四类是商人：刘一郎、陆源，他们往往垂涎美色，财富傍身但粗鄙不堪。二剧中作者思想的体现，主要在于书生与妓女形象的塑造。

经比较可发现，《香囊怨》中的周恭是“孝高于情”的。《青衫泪》中的白居易自不必多说，他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其才华横溢、品格高洁，名妓裴兴奴仰慕他的才华，白居易倾倒于温柔乡，两人情投意合；至于周恭，他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典型书生，他名气不大，只是个当时常常可见的普通书生。他有才华，可是他却缺乏独立财产和对抗父亲的坚强性格，可以说周恭是将“孝”置于“情”之上的，所以当父亲禁止他再与盼春往来时，他唯命是从，不曾尝试反抗，这与他接受的经学教育密切相关。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让周恭虽内心仍旧心念盼春，却无法反抗父亲的权威，体现了其“孝高于情”的形象特点。

《香囊怨》中，刘盼春身上则体现了“忠贞大过生命”的质量，这也可以通过两部戏曲女主人公的比较看出。《青衫泪》中的裴兴奴，她是长安名妓，自幼学艺，琵琶技艺高超，在众多追求者中她慧眼识珠，相中了白居易，在相处中，二人心意相通、身心合契。后白居易因事遭贬，二人分别后，裴兴奴拒绝了刘一郎三番两次的金钱诱惑。势利的虔婆设计骗兴奴白居易已死，将她卖与了刘一郎，兴奴知道死讯后伤心欲绝，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下嫁刘一郎，这里对比之下可见宁死不再嫁的刘盼春之忠贞。裴兴奴嫁与刘一郎后的生活过得并非圆满，刘一郎注重金钱，常年在外经商，裴兴奴只能独守空船，悲对明月，泪湿衣衫，抱怨道《七兄弟》“从早至晚夕，知他在那里，咱是甚夫妻？撇得我孤另另难存济。我凄凄楚楚告他谁，你朝朝日日醺醺地”[6]135她在江州偶遇白居易得知真相后，立刻决定要与白居易私奔，一部分是因为对白居易的爱，一部分也有自己婚后生活不幸的因素在，所以说裴兴奴对白居易的忠诚既是基于爱情，也是基于对自身生活的考量。不同于裴兴奴的团圆结局，刘盼春是朱有燉笔下的一个悲剧形象，也可以说是朱有燉用来宣传封建礼教的工具人。

前面提到，朱有燉所生活的明初，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其核心思想依旧是儒家思想，儒家理想的社会道德是以“礼”为主的。《礼记·曲礼上》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8]14可见儒家对于“礼”的重视，礼也规范了各种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常关系等，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亦从“礼”发端。刘盼春对周恭的忠贞即忠孝节义思想中的“节”，程朱理学中强调妇女要守节，宋儒程颐就谈到：“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9]356在朱有燉的《香囊怨》中，刘盼春的守节思想显而易见。刘盼春生于乐户中，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赚钱工具，生活不易，就更渴望一份真心。在与周恭相好后，刘盼春就认定他为自己一生所托的丈夫，所以当周恭劝她顺从父母之意时，她非常愤慨，当她母亲再一次以“子母深恩”向她施压时，她反驳道：“我则待守一世夫妻正理，娘呵顾不得你子母深恩。”[7]19最后，她发现无法守节，只好悬梁自尽：“罢罢罢，向人间弃舍了情郎分，到身后标题各烈女魂。我实是立心贞，出言准，守情绪，志坚稳……因此上一世儿尽节向一个郎君，不强似做那等杂不剌的众人妻到折了本。”[7]30刘盼春的悲剧是时代大环境下，社会要求妇女守节而她难以守节，只好以身殉节的悲剧。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朱有燉在剧中宣扬这种忠贞，其实也是呼吁臣子与人民能忠于君王，将妻子对丈夫的忠比附于臣民对君王的忠，这也是朱有燉的经学思想在他杂剧创作中的体现。

三、《香囊怨》独特的表现手法

(一)借他人之口赞叹

朱有燉《香囊怨》中，末折借他人之口来赞叹主人公刘盼春的品性。剧中，刘盼春在第三折就已下场(为守节而自缢)，为了凸显刘盼春身上的这种教化意义，朱有燉在末折中安排了一个人物——白婆婆，来推动后续情节的发展，同时揭露全剧的思想主旨。白婆婆当是行院中比较有声望的老人家，所以刘鸣高要问白婆婆自己的女儿刘盼春“死的是也不是”。白婆婆一出场就肯定了刘盼春为守节而死的这种行为，赞叹她是“淤泥中长出的并头莲”，是“云雨乡生出的烈女”。待刘鸣高来询问她盼春死的如何时，白婆婆更是直白地赞叹道：“你每这院里人，只知道迎新送旧，留人接客，是你每衣服，那三纲五常的大道理如何得知？你女儿既将一个身子伴了个男子汉，他不肯又与别人相伴，正是他有羞耻，有志气，生成知道三纲五常之人，与你院中其他妓女不同，怎么说他死的不对。”[7]30直截了当地指出刘盼春是懂得三纲五常之人，与其他风尘女子不同，甚至连桂英都比不上刘盼春的节义双全。在刘盼春那爱钱如命的母亲不同意将女儿骨殖给周恭埋葬时，也是白婆婆用三纲五常之理劝说众人，最终将骨殖与了周恭，成全了这对忠男烈女。在剧末，朱有燉还借白婆婆之口总结道：“一生节义人稀见，两家眷爱都堪羡。百载姻缘，半世心坚，道这叚恩情风流不浅。天若留情，共天也成哀怨。好名儿千古留传。立节向花街将姓名显。”[7]27(《鸳鸯·尾声》)不仅高度赞扬刘盼春与周恭的这段恋情，还指出刘盼春守节可使其名传千古，并且还是花街人家的榜样。实际上，这里的白婆婆就是作者朱有燉自我的化身，他借白婆婆之口，来劝导妓女要像刘盼春一样，知三纲五常、守志、守节，而不要自甘堕落。这种戏剧关目的处理，对于宣扬戏剧教化作用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设置又在整场悲剧的终场之际，这就使这种宣扬有一种“余音袅袅”的效果，尤其发人深省。而当这样的宣扬妇女忠贞的杂剧被搬上舞台，对当时普通妇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她们的很多知识都是从观看戏曲中得来，通过这种娱乐方式，戏曲会给人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不自觉地运用其中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人世，这亦是朱有燉杂剧创作的意图之一。

(二)“香囊”的隐喻

朱有燉《香囊怨》的戏剧性集中表现于刘盼春之香囊。刘盼春死后尸体火葬，所佩香囊颜色愈艳，针线依然，随着这神奇一幕的出现，整场杂剧也就达到了高潮，引出刘盼春守节而死，感天动地的后续来。这装着周恭所寄书简的香囊就是二人此番姻缘的见证，也是刘盼春守节守志的证据。见此奇景，周恭也大为感动，誓要与盼春做一世夫妻。不燃的香囊使得这场悲剧显得更为壮烈，整场戏剧到达高潮，朱有燉的目的也因此达到。朱有燉将剧中香囊神圣化，就是将前面所提到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加以神圣化，这是明代将程朱理学奉为“天理”的后果。在天理面前，人的欲望被压制，因此理学中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妇女守节思想自然是高过个人欲望的，即使是“生”的欲望也不例外，所以在家中父母的逼迫下，为了不违反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刘盼春只好选择了死亡。反观马致远笔下的裴兴奴，在得知白居易死后，她并没有为了守节而殉情，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嫁给了刘一郎。刘盼春这个人物是死在朱有燉的“理”之下的，不灭的香囊便是朱有燉以理杀人的证据。朱有燉如此维护理学，如前所述，有其时代环境的影响，即为了迎合统治者而宣扬官方哲学，同时他藩王的身份、从小接触的经学思想，也决定了他的创作主旨，离不开“厚人伦、美风俗、兴教化”。

四、结语

朱有燉所创杂剧多样，或点缀升平，或宣扬教化，处处可见经学对其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建立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自身身份的基础上的——他生活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又兼具杂剧作家及藩王的双重身份。以相同题材的马致远《青衫泪》与朱有燉的《香囊怨》为对比，前者的女主人公为恋情坚持不嫁，后者的女主角则是为了坚守三纲五常而慷慨赴死，可以说朱有燉的爱情剧已经没有了元人那种对“情”的欣赏，而是充满了苍白的“理”的说教，这种说教在朱有燉其他题材的杂剧创作中也随处可见，这归因于他生活在奉理学为天理的时代，他的杂剧也成为后来泛滥的诸如《伍伦全备记》《香囊记》等教化剧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