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枫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演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具有特殊发展地位，“国内外双循环”模式是实现黄河流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一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经济发展安全，打造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嵌套，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当前，黄河流域水问题、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修复问题、文化创新不足问题，以及新发展格局下“内外循环”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成为制约新时代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之困。针对黄河流域现存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其产生的机理并且认识其危害，进而提出推进黄河流域“循环”发展的对策。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引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是题中之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统领，贯穿黄河流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观照流域自然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的“生生”之美，构筑幸福函数，满足流域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新发展格局下，坚持黄河流域“内外循环”理念，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双轮驱动，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使得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更好地保证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安全。

(一)思想统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

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生态环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于生态文明思想为支撑，推动黄河流域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模式整体性、协同性、循环性，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流域发展增长幸福函数，满足沿黄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三江源以及祁连山在内的多个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功能区，含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坚持“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个体性差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任务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保护好‘中华水塔’，创造更多生态产品”[2]。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解决当前黄河流域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就是要改变黄河流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要协调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即要处理好流域内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两山”理念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的生态发展观肯定了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以及自然在社会物质财富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也确认了经济发展在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刻体现了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互利共赢的科学指南”[3]。

(二)立足点和落脚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构筑幸福函数、打造幸福河”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增进民生福祉。“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就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美丽的黄河流域，没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再多也换不来流域人民的健康与幸福。自然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一个健康有序、生机勃勃的自然界，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一个机趣无限的美的生存环境，同时也能够滋养人类的精神生活。其次，要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总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不断通过完善机制，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升人民幸福函数的总产出和总效用，不断提高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已有的三次技术革命，在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人类正急迫等待和呼唤以提高人的生命力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绿色技术革命的到来。”[5]“构筑幸福函数，打造幸福河”离不开绿色技术的支撑以及好的社会制度的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要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提升幸福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比。

(三)战略支撑：新发展格局下“内外循环”理念

2020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中央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显著变化的主动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为重要引擎的三大经济区促进并引领了国家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国家经济外循环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从国内需求端看，经济发展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从国内供给端看，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实现领跑全球。“双循环”是以安全为底线的“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黄河流域立足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生态保护为根基，水资源为刚性约束进行可持续发展，黄河流域内九省区的协调系统发展为支撑，从畅通要素循环、生态保护与产业优化循环、城乡循环建设内循环；从融入‘一带一路’、传承发扬黄河文化建设外循环。”[6]强化黄河流域内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流域内要进行产业结构性改革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解决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新的外循环应该是南北加大开放程度，东中西纵深参与的外循环，形成与内循环紧密嵌套。”[7]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形成“沿线国家对黄河流域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依赖，从而在提高经济循环能力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8]。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理念为构建黄河流域这一新的战略腹地经济区，形成新的国家经济增长极提供战略支撑，依据流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生态优先为原则，积极解决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形成“内循环”“外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局面。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发展牵动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长期以来，自然成因、人为因素双重作用致使黄河流域发展进入“瓶颈期”。新时代，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发展下新的增长极。因此，深入认识黄河流域突出的水问题、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修复问题、文化创新力不足、“内外循环”阻力等现实困境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水问题

水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要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最大的短板是水。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龙羊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工程充分发挥作用。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使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但黄河流域水问题仍很严峻，集中表现在：第一，洪水风险仍是流域的最大威胁。下游地上悬河长达800公里，危及大堤安全。下游防洪短板较为突出，洪水预见期短、威胁大。第二，水资源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刚性约束，即使水资源开发程度已超国际通用的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原则，超负荷供水的条件下，供需矛盾仍较为突出。黄河属于资源型缺水河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383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而目前的供水量已经远远超过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第三，水资源总量供需矛盾突出，并且工农业用水占比大，生态用水的占比就显得更为缺乏。生态用水量锐减将直接造成下游地表植被退化，导致水环境自净能力不足。第四，黄河的水体污染改善任务艰巨。《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监测的137个水质断面中，劣Ⅴ类水占8.8%，汾河等污染严重水体水质改善任务艰巨。因此，推动黄河水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亟须做好水文章，用好黄河水。

(二)生态环境脆弱和生态修复问题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是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行为侵害的双重作用，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环境保护修复压力大。生态环境脆弱，突出问题是草原退化，严重影响水源涵养；从干支流看，存在水量减少、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从黄河三角洲看，主要是海水倒灌、环境污染与海草入侵。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仍然比较严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水沙时空关系、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匹配，导致黄河泥沙易淤积，易发生洪涝灾害。洪水泥沙对黄淮海平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在植被覆盖方面，目前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为19.36%，低于全国21.63%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水平。生态修复问题的困难在于，黄河流域内自然环境条件迥异，例如，在青甘保育区，平均海拔约为4000m，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生态保育区，高寒草甸、永冻土层等生态极为脆弱，一旦生态遭受扰动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蒙宁陕风沙区受到厚风积沙覆盖，植被稀疏且易毁难造；在晋陕黄土区，黄土风成堆积形成，抗冲、抗蚀性能弱，干旱缺水的生态环境，致使土地退化严峻，水土流失严重。另一困难在于倘若不考虑成本投入，那么任何区域生态修复大都是可行的，但事实上生态修复又要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黄河流域生态恢复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无论自然恢复还是人工修复都不能作为生态修复的唯一策略，要兼顾自然本底差异性，针对区域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及其生态恢复目标进行综合判定。

(三)文化创新力不足

黄河流域文化创新整体性不充分从根源上来说受到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没有很好地形成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历史性整体维度。先进的经济基础是特定文化根源性的决定性力量。“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5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9]新时代黄河文化挖掘力度不够，文化创新整体性思维不足。在纵向上要对黄河文化上古内涵进行萃取，在横向上要减少忽视对中原地区以外其他地域文化内涵的发掘。并且黄河流域内部分区域文旅融合不够，虽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创新观念跳脱不出本位思维，文化产业开发呈现龙头未带动，区域失衡，水平参差不齐。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是重要途径，要挖掘提炼黄河文化的时代精髓，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黄河文化。黄河文化传播亟待“形式创新”，“我国媒介生态格局的转变影响和推动了黄河流域文化传播。技术虽然不能决定社会，但是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动因”[10]。在具体的媒介实践过程中，黄河文化由于理念缺失、运作偏差等制约因素，其传承与传播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黄河流域文化内容存在“照搬”模式使得黄河文化现代阐释和转化不足。黄河文化的创新要实现“整体性”，从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黄河文化还未形成开放的文化系统，旧的交往关系走向新的交往关系，需进一步凸显党性，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输出自身文化能量辐射世界文化，给世界以积极影响。

(四)新发展格局下“内外循环”阻力作用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战略事关中国南北差距问题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在新发展格局下，“内外循环”协同程度欠缺抑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着“东西差距仍在、南北分化加快”的问题。首先，流域内部由于缺少统筹规划，地区差异明显。从横向上看，地方政府之间缺乏规划，纵向上看，政府部门内部缺乏交流，造成缺乏长期性、长远性决策机制的现状，需要打造“黄河共同体”。其次，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绿色化程度偏低，生态法律制度有待完善。这使得生产要素无法在流域内部很好地进行良性循环，黄河流域是我国的能源重地，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就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发展问题较为复杂。区域间产业同质性强，分工协作关系偏低、互补性较差，城市群中缺少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来带动良性循环。“黄河流域地形多样，东西高差悬殊，交通不便，缺少辐射能力突出的龙头城市和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导致黄河流域内循环协同较弱，造成了低水平的恶性竞争。”[11]当前，黄河流域整体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实施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城乡资源融合循环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有序推进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活融合、基础设施融合、人口融合是当前黄河流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循环的一项重大问题。

“内外循环”的前提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也需不断促动。当前，黄河流域开放型经济发展虽已取得了较快增长，但总体水平仍旧较低。在对国外市场和资源的利用都滞后于东部新发展格局下，首要问题是开放领域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进行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其次，黄河流域找准分类定位，从生态安全功能、能源化工原材料基地到制造业基地，如何基于各自优势实现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实现跨区域联动，促进多层次开放平台建设，在“双循环”背景下注重开放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三、黄河流域“内外循环”发展的路径

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地走“内外循环”发展的道路。针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文化创新力不足以及“内外循环”的阻力作用，坚定全流域“一盘棋”思想，注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推动资源要素、文化要素、生产要素、技术要素在流域内、国内外循环流动，用好“内外循环”发展这关键一招，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生态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是确保黄河流域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水问题坚持系统治理，实行调水、节水、水处理和中水利用一体化管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以水资源的刚性约束倒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和产业，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生态修复问题需加强顶层设计，解决生态保护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坚持“谁修复，谁获益”，改变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生态修复模式。生态保护修复有助于碳中和，进一步让企业认识到两者的耦合效应，挖潜土壤、植被等碳库的碳汇作用与固碳能力，提升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减排增汇二者对于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同等重要作用。黄河流域正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呈现出新变化态势。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12]。习近平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3]工业既是主战场、主力军，又是排头兵和第一方阵。流域内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开放会进一步倒逼流域内高排放企业转型，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缩小南北分化，守住生态保护这一生命线，着力推进第二产业绿色化。

(二)文化创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源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黄河文明复兴，加快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文化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天人合一与仁”思想是儒家“生生”美学境界的生动诠释，形成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黄河文明蕴藏的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智慧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强大支撑。建设生态文明是黄河文明复兴的核心要义。以生态文化传承发展锻铸文明复兴之魂，首先，要突出思想引领，黄河文化创新发展时，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黄河文化在源头挖掘、传播发展过程中注重凸显党性的“整体性”，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我们文化创新发展的不竭精神源泉。

黄河文化创新，要注重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延续历史文脉，构建现代生态文化体系。深入挖掘和弘扬黄河文化的生态文明内涵和新时代内涵，黄河流域兴衰变迁生动诠释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发展规律，注重文化引领，将黄河文化蕴藏的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内核，转换为新时代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加强黄河流域生态振兴与文化复兴协同推进的演绎，注重两者的整体性协同，以黄河为核心，大力在重要生态节点宣传黄河文化，加强生态建设和黄河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协同。”[14]增强文化自信，创新文化传承方式，推进科学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文化保护与开发中的应用，打造黄河文化展示载体，培育黄河文化品牌。“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生态与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通生态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的生态廊道。”[6]

(三)循环经济：绿色发展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紧抓发展机遇，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应成为推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黄河流域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加强生态建设和广泛应用低碳技术，就可以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降低自然资源开采强度，把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的数量控制在自然界可以进行自净化和自修复的范围内，实现生命健康和生活幸福”[5]。黄河流域内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同质化较强，大力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产业绿色转型。黄河流域应在钢铁、煤炭、化工、有色等生产领域形成行业内部和跨行业、跨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促进行业绿色转型，使污染物排放强度大幅降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对新能源生产应用技术的开发，重视风能、太阳能的转化利用技术，降低高耗能资源的使用，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利用‘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领域，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有力地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进而在国际上打造良好的声誉和影响。”[15]“发展循环经济，绿色发展，要在文化、制度、市场、技术四个方面进行不断创新，从而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16]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财政支持政策是黄河流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当务之急，利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运作“绿色效益”，构建产学研用融合的技术转化体系。黄河流域循环发展、绿色发展所涵盖的意义已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它是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黄河流域发展循环经济，关乎绿色发展、系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浩大而富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17]，在新发展格局下，要不断推动黄河流域循环经济的发展迈向新台阶。

(四)“内外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推动黄河流域“内循环”，构建黄河流域新发展格局，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改革。流域内“一盘棋”思想深入贯彻，有利于进一步缩小东西差距，抑制南北分化加快，是立足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战略性谋划。首先，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工业绿色低碳的重要导向，将重塑黄河流域工业竞争新优势。倒逼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能源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坚持绿色低碳导向，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黄河流域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建立统一的标准基础数据及信息平台，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强绿色制造人才培养和流域内产业联盟建设。”[12]。建立健全促进能源低碳发展的市场机制。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式上市后，产生了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尽快将黄河流域内重点行业和领域纳入碳交易市场，完善重点行业碳核算和标准体系。其次，“将能源-农业-水资源-新农村建设协同起来，协鑫集团已有光伏+立体种养殖的美丽乡村建设成功范例”[18]。最后，黄河流域要依赖于完整的协同体系，要从顶层设计高度对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与利用、产业布局、资源要素分配等进行统一规划；推动黄河流域生产要素健康有序循环，建立连接技术和资本的综合服务平台；黄河流域要以区域消费市场为主体，促进黄河几字弯、郑洛西高质量发展，以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轴心，改善消费结构，培育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推动“国际外循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激发产业发展动力活力的重要保障。面向国际循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国外循环要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开放水平，黄河流域应进一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把资源型重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外转移，开放领域向服务贸易及服务业投资拓展，倒逼企业转型升级。黄河流域要基于各自优势实现有效分类定位，从生态安全功能、能源化工原材料再到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实现跨区域联动，在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应更加强调开放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进而实现立足于内循环更加安全的新的增长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强创新力、实现更高附加值、保证更安全可控的产业链，培育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四、结语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外循环”的理念与践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成果。长期以来，黄河流域在我国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发展程度与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安全紧密嵌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轮驱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断提升开放水平，创新黄河流域“内外循环”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坚持黄河流域“内外循环”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