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舒珊

(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有关于《活着》这部作品的介绍、其获得的荣誉等已经无需过多赘述，许多学者都对此有过诸多表述。既往关于《活着》这部作品的悲剧性研究多是基于偶然性观点，人们多将主人公福贵的悲剧一生归咎为其悲惨的命运和悲剧性的性格。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道出了中国底层社会小人物在死亡威胁之下的艰辛和不易，但却对《活着》这部作品所呈现的对于小人物的悲剧的反思有所忽视。任何人的悲剧都不是偶然的，或更为确切地说每一种悲剧的偶然性都有其无法逃避的必然性，只是这种必然性很多时候是被过于不可思议的偶然性，如命运的捉弄，以及性格的使然等因素遮盖了而已。主人公福贵的悲情形象并非其一个人所拥有，而是代表了整个时代所有社会底层小人物所共有的悲情。可以说《活着》这部作品的悲剧性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才使得这部作品的悲情具有了一定的超然性，正像主人公福贵在向故事的叙述者讲述其悲惨的一生时那样，平静而又淡然，让每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不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也让读者在品味这种无奈的同时感受生命的厚重与伟大[1]。

一、《活着》中的悲情元素

1.性格

任何悲剧人物固然有其无可逃脱的悲情命运的使然，但诚如人生定律所言，性格决定命运，性格的悲剧往往是一个人悲剧一生的开端。在《活着》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恶少”形象，嗜赌如命，胡作非为，其无止境的败家行为虽并未直接造成家庭成员的死亡，但却让原本富庶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也间接造成了其父亲的死亡。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开端，可以说正是由于福贵这种浪荡不羁的性格，才真正将福贵的一生推向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着的悲剧之中。在《活着》这部作品中，福贵的性格悲剧却并不紧紧是他个人的，甚至可以说作者在有意将福贵的性格悲剧与历史、社会，甚至家庭观念联系起来。如果将人比喻成一棵植物，人的性格是这棵植物所开的花朵，那么其生长的土壤以及周围的气候、阳光等是否会对植物的花朵产生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福贵固然有其顽劣的一面，却也有着传统社会思想的唆使、家庭的纵容等原因。

2.命运

如果说福贵的父亲和母亲的死亡是其悲剧的性格间接造成的，那么家珍、凤霞、有庆、二喜，以及苦根的死亡则完完全全可以被认为是其悲情命运的捉弄，尤其是二喜，这个与福贵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也没有逃开福贵悲情命运的眷顾。与西方的很多悲剧不同，福贵的悲情命运并非完全是其自作自受，起码在其败光家产之后是这样的。但在福贵的平淡讲述之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一种基于无奈而产生的淡然，似乎福贵已经接受了悲情命运的惩罚，甚至已经学会了与其友好相处。这种淡然并非一种麻木，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对于福贵而言，所有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为了他失去的亲人们而活着，如果任何一天命运要结束他的生命，他也会选择淡然接受，因为死亡他早已经再熟悉不过了[2]。

3.社会

社会的悲剧是所有悲剧人物的悲剧根源，包括现实中的人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因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社会属性，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很少直接描写发生在福贵身上的社会性悲剧，唯有春生和老全，以及有庆的悲剧可以被认为是直接性的社会性悲剧元素。但包括福贵父亲和母亲在内的所有人的悲剧，有谁可以摆脱社会性悲剧的底色，甚至可以说围绕福贵的所有悲剧都是由于社会的缘故造成的，福贵只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性人物的一个缩影。在笔者看来，《活着》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众多悲剧作品之中受到如此多的瞩目，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对于人物悲情底色的真实表述。许多学者将这部作品中的所有悲剧看成命运或意外等不可违的宿命，但作者要表达的却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是当时社会所有底层小人物都逃不开的悲情底色，是他们共有的底色，只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命运等不同而蒙上了不同的表色。也有许多学者看到了这部作品的不同之处，看到了作者对于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认为一个社会的国民性才是整个社会悲剧的根源，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底层小人物却又在通过自己的悲剧演绎加重着这种国民性，因此，便形成了周而复始的悲剧循环。所以，福贵在讲述自己的悲剧时才会如此淡然，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因为他早已进入到这个循环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摆脱过这个循环。

二、《活着》中的悲情缘由

1.困苦的生活

物质基础不仅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模样，同时也可以决定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小人物的悲剧模样。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虽并没有以浓墨重彩的方式来描写福贵的贫困，但却从接连发生的悲剧之中真实而有力地讲述了因为困苦而产生的面对死亡时的无奈，家珍的死、凤霞变成哑巴的遭遇，以及难产而死皆因为生活的困苦，有庆小小的年纪就需要忍受生活的困苦，就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穿过。苦根的死更是与困苦的生活直接相关，可怜的孩子竟然因为一顿饱饭而死，足见那个困苦的时代所给予的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生命的巨大威胁。困苦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悬在底层社会小人物头上的一把利刃，每个人的每一天都需要小心谨慎，如果一个不小心便会触碰到锋利而又冰冷的刀刃[3]。二喜的死可以归咎为意外，但谁又能否认他的死和困苦的生活无关。

2.缺失的人文关怀

如果说福贵的困苦早期是由于他个人的胡作非为的话，那么之后的困苦则完完全全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对于个体生命关怀的思想几乎没有，社会更在意集体的存在，而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个体的存在是集体的存在的基础，就像福贵与老全和春生被迫参加的战争一样，人并不是人，只是被卷入到战争中的可以随时牺牲掉的工具。从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福贵依旧没有获得人文关怀，他并没有像他和春生、老全在战壕里听到的那些堆积如山等待死亡的士兵那样死于战争，但却以另一种方式被缺失人文关怀的社会折磨着。有庆的死最具典型意义，可以说是作者对于当时整个缺失人文关怀的社会以及千百年来如魔咒般困扰着中国人的“民贱官贵”思想的控诉。面对着一个年轻生命的失去，与有庆的死有关系的人的冷漠让福贵知道有庆的死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因为这是必然，对于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只有早晚之分，并不存在是否应当之论[4]。

3.奴性的劣根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就像是福贵所展现出来的淡然一样，作者余华在给予福贵以同情的同时也在深深批判着他，虽然他的悲剧多是来自于社会、时代、历史，以及命运等他毫无话语权的东西，但这些却也是无数个福贵铸就而成的，最终他们铸就而成的东西成了宰杀他们每一个人的屠刀。福贵的淡然有着一种对于死亡的超然，同时也有着千百年来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灵魂之中的奴性在作祟。中国人在经历了无数的深重的灾难之后学会了忍耐，在逐渐的忍耐之中养成了奴性，在奴性的作用之下滋生了社会上诸如害死有庆的医生、抢走有庆羊的生产队长，以及抢夺凤霞地瓜的恶人等欺负良善之辈。从更大的角度上而言，福贵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当然如此强加于他不免有些残忍，但却不得不说作者对于福贵也是寄予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对于他的同情越深，对于他所展现出来的奴性的恨也就越深。然而福贵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又能怎样呢，所以他选择了淡然，一种基于无奈而被迫产生的淡然。所以，他给他的牛起了和他一样的名字，继续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直到死亡的解脱。

三、《活着》中的悲情烘托

1.转折

转折是所有悲剧故事讲述的必要环节，也是最能凸显悲剧效果的手段。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余华用了多处转折以突出主人公福贵悲剧性的人生。第一处转折发生在解放之前，福贵嗜赌如命，最终败光家产，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穷苦之人，正是由于这一转折才加速了福贵父亲死亡的到来，也正是这次转折正式拉开了福贵悲剧性一生的序幕。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儿子有庆意外死亡之后，紧接着福贵的人生便开始急转直下，悲剧性色彩也自此变得越发浓郁。除了发生在福贵身上的转折以外，还有一些与他密切相关的转折，如龙二人生的转折，他夺走了福贵的家产变成了地主，却在土改之时代替福贵被枪决。福与祸的转折让福贵第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也让读者读到这里稍稍有了一些悲剧漩涡之中的喘息。然而命运的玩笑才刚刚开始，读者的喘息也稍纵即逝。自此以后，福贵的命运不仅没有丝毫变好的迹象，反而急转直下。这种转折式的叙述很容易激起读者的怜悯之心，也很容易让读者的情感在阅读中不断注入，读者会不由自主感叹明明福贵已经在败光家产之后发生了质的转变，变成了一个本分、勤恳的回头浪子，但为什么命运还要跟他开如此的玩笑，如此刻薄以待。

2.重复

重复是《活着》这部作品悲情叙述的另一大特色，故事中每个人的死亡都不一样，但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死于命运的捉弄，都死于那个悲苦年代底层社会小人物无论怎么逃都逃不开的苦难。作者余华所运用的重复手法不仅收到了非常好的渲染悲情之色的功效，而且也将整部作品的悲情底色很好地勾勒出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从表面上而言，他们只是都与福贵有关系而已。但他们又都是相同的，他们代表的不过是生活在当时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而已。重复的叙述手法不仅没有加重读者的厌烦之感，反而更让读者切肤般感受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无奈。慢慢的，读者也像富贵一样变得麻木，人不过是一条命而已，就像福贵的那间破旧的小房子一样，不论人怎么变，它都会矗立在那里[5]。然而在无奈和麻木之余，读者也会渐渐领悟到作者余华所要表达的更为深层的含义，看到人生之悲的底色，感受到作者为我们所展现的悲剧力量。

3.简化

《活着》给读者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便是其举重若轻的描述，主人公福贵在讲述发生在他身边的与他有关的人的七次死亡过程中，全然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仿佛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一样。而且每一次死亡的讲述都是那样轻描淡写。初读之时还有些不解，然而细思之后不免茅塞顿开，继而心生感慨。福贵并不是麻木之人，更不是冷血之辈，作者余华也无意将其塑造成那样的人物，虽然这里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在其中，但福贵只是苦难的底层社会小人物的一份子，面对这一切，他除了淡然还能如何。这种简化的描写不仅没有让整部小说的悲剧色彩减少半分，反而加重了这部小说的悲情色彩，也将这部小说的悲情底色烘托出来。然而简并非简单之简，而是浓缩之简，这样的描写方式既有很强烈的凸显作用，同时也非常符合福贵这一见惯了死亡的底层农民的形象。如福贵在讲述妻子家珍即将死亡时所说的那样“家珍捏着我的手凉了……就摊在了我的胳膊上”，这段叙述简约无痕，没有浓墨重彩，没有感情宣泄，就像是在陈述一段已经快要忘却的回忆一样。但这段叙述的力量却是巨大的，真实地让每位读者感受死亡的降临，感受福贵的心在随着家珍的身体而变冷。如果说有人不懂得什么叫无奈，那么就可以看看这段简单的叙述，死亡就在眼前，没有人欢迎它，但却可以肆意妄为带走它想带走的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任何阻拦[6]。

四、结语

许多学者在研究悲剧时都喜欢引用托尔斯泰关于幸福与不幸的那句名言，也有的学者将其拓展为自然死亡的一致性和非自然死亡的差异性。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余华看似是在遵循这一悲剧的写作手法，主人公福贵身边的每一个人的非自然死亡都完全不一样，父亲的意外、家珍的过劳而亡、有庆的医疗事故、二喜的安全事故等等，但余华却在极力遵循这一悲剧写作原则的同时努力打破这一原则，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去探寻这一原则更为深层的原则，那就是不幸的共性。从文中举重若轻的对于死亡的描写之中不难看出，作者余华在极力诉说一种无奈，一种基于共性而形成的无奈。这些非自然死亡不同的只是表象，而更为深层的社会、时代等底层社会小人物所无法逃开的原因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福贵是无奈的，因为不论怎样，死亡只是一种不同的形式而已，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像在一幅布满了悲情底色的人生画卷之上，所有的书写与描绘都不由自主带有一层悲情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