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旺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 300222）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此后，伴随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深入，自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要点。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组成部分。然而，自由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现实国家政治话语中，都是个敏感而备受争议的话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这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1]。《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利于破除西方意识形态在自由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可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凝聚民心，以及抵消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遵循与实践原则。

一、自由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用敏锐的眼光去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提供历史文化依据。实际上，古今中外的人们对自由的思考从未停歇，因此，梳理西方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对自由的表述，有利于我们认清自由范畴的本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价值建构提供可借鉴的历史资源。

（一）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

1.古希腊的自由思想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于自由的探索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2 460年以前，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时期就有自由思想萌芽[4]11。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由辩论成为完善人格的基本工具。他认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不可能被其他事物主宰。换句话说，知识使人拥有自我决断的能力，也即是自由。自由或许是民主的最大优点，但苏格拉底反对由于渴望自由而使自由走向极端的城邦民主。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中等阶层利益的代表，他提倡城邦中的集体自由。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城邦制度是善业的扩展，自由是城邦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他坚持强调说自由精神会成为摧毁城邦的可怕武器。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批评极端的自由，认为自由不应该是各行其是，随心所欲。如果人不能运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动，那么自由就会走向极端。在柏拉图那里还存在着一个自由的悖论，即人一方面需要自由，另一方面又排斥和限制自由。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由反映的是不一致和不统一，而正是这种不统一和不一致才显示出不同的审美取向。自由是一种摆脱中心而又不远离中心的逃避主流倾向。古希腊时期已经开启了理性探索自由的道路。但古希腊的自由还停留在城邦民主政治上，自由并不是人的最高理想。与自由的价值相比，古希腊人更加推崇理性。在毕达哥拉斯看来，被感性支配，不是真正的自由。

2.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从探讨哲学上的自由转向政治领域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观念上的自由，向制度领域的自由转变，是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最根本的进步。洛克认为：“自由乃是按照人心的指导来发生动作或停止动作的一种能力。”[5]洛克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能力，是基于个人意愿而做出相应选择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拥有自觉和自为的能力。斯宾诺莎指出：“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6]斯宾诺莎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在卢梭看来，法律是限制自由必要的枷锁，人的活动需要限定在法律范围内，这种阐述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特权的进步性。阿克顿认为：“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自己的分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能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4]13阿克顿主要从个人权利角度阐述自由，这与柏林后来提到的“消极自由”相近，即划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边界，也即人在何种范围内不受限制而拥有自决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法权，即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他把自由理解为“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8]，自由是人主宰自己的品质。但他的自由观始终是先验的，即便走得再远也不过是精神层面的抽象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9]13，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是意志的表现，并受意志制约和支配。同时，黑格尔认为：“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9]294从根本上说，黑格尔把自由当作理性的目的有一定道理，而一再强调理性之于自由的绝对支配地位，使他失去了正确看待人的本质的机遇。因为他把自由理解为一种精神，一种独立力量，从根本上无法建构真正的自由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从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发展过程看，资产阶级学者更倾向于将自由归结为个人权利即政治自由。这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果，即把人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使人获得科学精神，用科学态度认识人的由来和未来。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把只是资产阶级自己拥有的个人自由说成是所有人的自由，这一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资本主义把自由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一方面，借助自由打击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又用自由迷惑普通群众，粉饰资本制造出的隐秘控制，把人牢牢限制在为资本服务的范围内。

3.马克思的自由观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合理部分。马克思讲自由农民和自由迁徙时，表达的是一种摆脱人身依附意义上的自由；讲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时，表达的是选择职业的自由；讲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时，表达的是一种劳动自由；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指的是社会自由；讲自由个性和自由时间的时候，是强调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体力与智力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讲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的时候是表达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说，认为自由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过程，在现实中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了方向。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由思想

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理论是中国封建时代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戒律，缺乏对人本身的关怀，为个人自由仅留下了狭小空间。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是他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即自我主导、独立思考、自主生活；而“不逾矩”正体现出儒家文化对社会秩序的安排，“从心所欲”的自由只有在不违背儒家礼教秩序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循着这一根源，传统文化中的自由，仍然是主要侧重在精神层面。从屈原《离骚》开始，中国文人往往只在文学作品中遮遮掩掩地表达着个人对自由的向往。人的自由选择逐渐消融在规矩的汪洋大海中，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被深深地压抑着。因此，中国人既渴望自由，又害怕自由。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缺少激发人积极性与创造性的自由思想。传统文化强调人与人的交往要遵循“贵和”“持中”原则。因此，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人们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形成了“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在此种文化氛围中，人要善避锋芒，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古训就是指这种情况，表现在社会领域缺乏鼓励自由创造的精神。其二，传统文化中强调家国秩序的权威，以减少自由价值理念对集体生活秩序的冲击。古代中国以儒家礼教代替了宗教的教化作用。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家族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元，为了维持其结构的稳定性，必须强调伦理秩序和权威，以减少家族成员的矛盾。二是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赖，需要国家权威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礼教秩序的管理方式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管理方式，对土地的依赖，使人缺乏自由迁徙的动力，导致熟人社会的稳定性，而缺少为人的自由划定应有的边界的需要。道家文化虽倡导无为而治，但只是强调对人民的统治要宽松而已，并没有产生政治上的自由权利观念。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先进分子在政治自由的感召下，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谦谦君子，变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自由战士，热心于政治，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则指向政治生活和政治运动。1925年秋，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对自由的向往溢于言表。近代的中国人，对外的要求是获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使中国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与尊严，从而能够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对内的要求是获得人格的自由与平等，使个体拥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与资格，从而能够自由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近代以来，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思想逐渐在中国人的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二、自由价值观的当代解读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自由价值位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价值层面的首位。因此，把握自由价值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治理功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考察自由价值的真谛，是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

（一）自由的生命力来自于人类理性的追求

自由是人类生动的生活理想。自由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的范畴。自由以理性的运用为前提。人的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此自由在本质上是人的个性自由，而这种个性自由又是与人类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的集体活动分不开的。换言之，个人自由离不开社会集体的生产生活。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虽然受制于自然界，也受制于人类的社会组织；但是，人类基于自己的理性运用，不仅逐渐挣脱了自然界的很多束缚，从自然界的客观束缚中取得了自由，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吃穿住用的物质生活上的自由，而且通过不断调整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组织制度，逐渐取得生命存在意义上的自由和自我发展意义上的自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追求并领悟了自由的价值与意义。从资产阶级的形式自由到社会主义的实质自由，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类追求自由的方向不会改变。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自由价值的肯定与追求。

（二）自由的道德感召力来自于社会制度的进步

自由始终是与人类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自由价值的魅力所在。然而，真正的自由不是权力的专属，而是人民的普遍自由。马克思指出：“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10]自由从权力的专属转变为人民的普遍权利，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道德和政治制度进步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人类通过理性把握自然规律而战胜必然，获得自由。因为自由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自由就会不断增加。另外，人的自由也体现在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方面。人们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为自己提供更为自由的生产生活空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虽然比起封建社会的自由要进步得多，但是资本主义自由是与私有财产权分不开的，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其自由是虚幻的，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对雇佣劳动者是不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广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自由不以私有财产权为衡量标准，而是从整体上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是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是对资本主义个人自由价值观的超越。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是凝聚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时代新人的重要道德力量源泉，是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当前，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原则的内在逻辑和生成机制，有助于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和提升其道德感召力。

（三）社会主义自由是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统一

如果说把自由作为一种结果，那么实现自由远比定义自由更难，更复杂。人们对自由的解读往往与现实生活利益相关。就个人而言，个人自由一方面是基于个体对自己的生存处境的认识和对自由价值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个体对自己利益的权衡，因此是存在差异的。就社会而言，人们个性化的自由多元思想的产生往往需要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并且个性化的自由多元思想也不能代替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且受制于主流思想。就人的本质来说，自由是一种能力。“自由理论并不想让个体被国家的普遍意志吞没；也不想将国家消解在私人利益的原子世界中。虽然困难，但它仍寻求维持这两个相关领域的分离。”[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价值意蕴是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统一。一方面，国家认同公民的个人自由，表现为国家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并为实现这些自由权利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倡导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真实的个人自由是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相统一的。这一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全国“一盘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疫情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与身体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彰显了个人自由与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性，这是社会主义自由的优越性。

三、自由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

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1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倡导具体化，在培养时代新人方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广大青年的价值引领作用。

（一）发挥教育培养自由心灵的社会功能

教育不能功利主义化，教育的成绩不是体现在每年制造出了多少教育产品，而是体现在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培养具有自由创造精神的创新型人才上。普及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自由心灵进行文化滋养，消除人的蒙昧性，开启人的心灵的智慧之窗，让人能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黑格尔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13]恩格斯也说过：“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12]120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教育的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接受教育从一种特权逐渐演进为人的普遍权利，它本身就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历史发展。首先，教育促使人获得社会领域的自由。教育传递理性智慧，指引人认识自身，理解世界并能够审慎地表达。教育培养人的理性思维方式，为生命成长确定方向。教育锻造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使一个人有能力理性地认知自我和生活世界，清醒地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可以说，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发动人自由创造的生命引擎。作为社会中的人，必须把握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以获得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教育在促进人认知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传递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的自由理念。其次，教育培育人的个性。教育传播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理性生活方式，培养人独立自主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蔡元培先生曾把社会上的不自由的人分成两种：一种人仰仗某种权力，剥夺他人的自由，像从前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人是自甘不自由，不但不去抗争以消除不自由状态，反而还要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样的社会就不能稳定和谐。他提出：“倘能全国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那么国事决不至于如此。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重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14]因此，从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出发，发挥教育的育人作用，可使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

（二）树立正确的自由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的两大关系。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人的自由。人能够运用自己所独有的理性能力利用和改造自然。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5]163人类的自由价值观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才能走出依靠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来获得所谓的物质生活自由的误区。其实，人类追求满足物质欲望的“自由”，并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恰恰充当了物欲的奴隶。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超越于资本主义的一大表现，正是认识到人类不能变成资本的奴隶，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而应该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人的自由存在边界，超越了边界就会带来不自由。社会领域的自由存在边界，社会主义社会崇尚每个人的具体的、正当的、合法的自由权利，在行使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可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阶段。例如，在物质丰沛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自由消费的权利；然而，在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资源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应该树立理性消费原则，敬畏大自然的馈赠，敬重劳动创造，这是更高层次自由的表现。

人类运用自由理性，创造出巨大的科技力量，使人类无限接近外部世界，获得生命领域的自由。人类应该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统筹人与自然的生态效应、人与人的社会效应，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追求自由是人的共性，也是人的天性，因此自由内在地与人的本质问题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501因此，人只有投入到社会关系中，才能积极地展开生命活动，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获得自由。在现代社会，自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本身代表一种共享包容的社会关系。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享有自己专属的自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缩影，都与他人紧密联系。人应该在认识自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生共荣的理念，把他人自由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基本前提。

（三）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自身的生产方式，把个人从各种不当的制度约束和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试图直接给人们带来整体的自由，它实际上不是把整体自由看成是个体自由发展的产物，因此它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自由。在理论上通过超越个体自由阶段，试图在实践上给人们直接提供整体自由的思想已被证明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没有充分发展的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建构起社会整体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的自由竞争就是在解放个人劳动，就是承认市场对人劳动能力的认可、对劳动创造性的激发、对劳动成果的肯定，这都是劳动自由的进一步表现。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发挥个人劳动技能，进一步实现了各尽所能的劳动愿望，通过市场环节使个人价值得以实现。人们把真正属于自我的自由劳动投入到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了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实现了对劳动尤其是脑力劳动的持续激励，进而实现了对自然界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扩大，因此，客观上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载体，而且是体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载体。在现阶段，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这是社会整体自由的表现。从更深层次上讲，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对个体自由精神的训练。因为实现自由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通过长期的个体训练，才能发展出自由健全的人。马克思说，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人类的理性能力使人有可能获得自由，但理性能力的发展需要一个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过程来提供物质支撑。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条件下，一方面坚持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原则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凝聚人们的共识。

四、结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有发达而强势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后盾，资本主义拥有解释自由、民主的绝对话语权，以至于资本主义成为自由的代言人。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为人类自由开启了理性道路，但是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为实现人的自由创造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却不是通向人类实质自由的现实路径，决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把自由价值观只是作为其意识形态工具为资本霸权开路的目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原则是一个重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中，始终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放在第一位，一切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其经济发展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绝不能否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从整体上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个真理。比起那些在口头上宣传自由民主，实际上却背离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更能赢得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根据理性自由原则，人民有自己的基本判断，而且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社会主义自由建立在新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即在消灭私有制后，人们不再为资本所控制，不再受资本的剥削，而是真正为自己和社会工作。因此，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价值，是由社会主义实践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现实表达，它内在地蕴含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以理念形式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在不同时代它的表达不同，但它始终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承载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