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欹

（长春市方志馆（长春道台衙门博物馆），吉林 长春 130022）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势衰微，曾经的开元盛世随着战火的蔓延荡然无存，长达八年的战争让百姓受尽了疾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人以入仕为报国之门。王涯历仕六朝，人生坎坷，命途多舛；其诗歌独具风韵，尤其是边塞诗慷慨激昂、气势雄壮，颇有盛唐气象，如《塞下曲二首》《平戎辞》等。但是，王涯终其一生追逐政治理想，他的诗作受仕途影响，未能在文学史上独占一席，其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值得关注与思考。

一

王涯（764—835年），字广津，山西祁县人，是太原王氏家族的后裔。王涯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年少时就在当地小有名气，贞元年间他的文就“赫然有声”[1]。“涯博学，工属文。往见梁肃，肃异其才，荐于陆贽”[2]5317。贞元八年（792），王涯参加科考，得到了翰林学士梁肃的赏识和推荐，并成为梁肃的得意门生。梁肃出身名门，是梁毗的第五世孙，当时协助陆贽一起主试。陆贽是中唐时期的贤相，当时任中书侍郎。此次科考，王涯被擢为进士，荣登“龙虎榜”①荣登“龙虎榜”的文人包括贾陵、陈羽、欧阳詹、李博、李观、冯宿、王涯、张季友、齐孝若、刘遵古、许季同、侯继、穆贽、韩愈、李绛、温商、庾承宣、员结、胡谅、崔群、邢册、裴光辅、万当。参见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3页。，名声大振。当时正是古文运动兴起之时，反对骈文、以“古文”为倡导的文学风气蒸蒸日上。梁肃和陆贽都积极推动古文运动，王涯也深受影响，其诗歌创作托物言志、寄寓高远、意味深长。

王涯进士及第后，“又举宏辞，再调蓝田尉”[2]5317。贞元二十年（804），王涯自蓝田尉进入翰林院。对于王涯来说，入仕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前途道路的光明平坦。

王涯一生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其中，宪宗和文宗两朝是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也是其文学创作比较活跃的时期。王涯在德宗朝进入了翰林院，不久后因为表现出色又进为“起居舍人”。顺宗皇帝驾崩后，宪宗皇帝李纯继位，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局势，内有宦官专权，朝堂混乱；外有藩镇割据，连年战事。宪宗希望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恢复大唐昔日的盛世繁华，在其努力下，唐朝中期迎来了元和中兴。王涯得遇明君，但在施展才华报效朝廷时，却遭受到了意外的打击。

元和三年（808），王涯的外甥皇甫湜与牛僧孺等人因在考场上指责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王涯虽然未参与此事，但是也因此受到牵连，罢了翰林院职务，被贬为虢州司马，虽然之后又担任袁州刺史，但远离长安，远离朝堂，远离政治中心，这次被贬对王涯的打击很大。

元和五年（810），王涯奉召回京，不久后便在吏部、工部等为官。李吉甫去世后，元和十一年（816）正月十八日，王涯复入翰林院，再为翰林学士[3]。他与令狐楚、张仲素意趣相投，被称为“元和三舍人”。这一时期，政局比较稳定，王涯的仕途也处在上升时期，在与志同道合的挚友一起时，王涯常有感而发，后人将三人的创作结集为《元和三舍人集》，以此来展示王涯等三人在诗歌上的成就。

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王涯的文风以清丽古朴著称。如《春游曲二首 其一》中：“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4]卷346，5该诗以江边杏树园林为景，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展现出春天的美好。一个“绿”字，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诗人此时心情惬意，难得享受此情此景。又如《游春词二首其一》：“曲江绿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消。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4]卷346，17全诗风格清丽，前两句展现出了春江柳绿、寒谷冰消的画面，后两句借景抒情，春光熠熠生辉，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就像此时诗人游春的心情一样。“云韶”为相传黄帝《云门》乐与虞舜《大韶》乐的并称，后来泛指宫廷音乐。诗人听到清雅优美的乐曲，更突显出春意盎然。

在《汉苑行》中王涯同样用韶乐来寓意美好，“二月春风遍柳条，九天仙乐奏云韶。蓬莱殿后花如锦，紫阁阶前雪未消”[4]卷346，19。春天已近，二月的春风虽然还有些寒冷，但是已有柳暗花明之意。宫中美妙的音乐映衬着殿外锦簇的花团，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美好。但此时毕竟才是二月，阶前的积雪尚未消融，还有许多寒意。安史之乱后，在历代明君的努力下，大唐国力日渐恢复，诗人沉醉在音乐与美景中，忽然低头看到台阶上的积雪才意识到，要有清醒的认知。王涯一生喜爱音乐，他把自己的情感与音乐相融，表达在诗作中。后来在文宗时期，王涯组织编撰了《云韶乐》，采取开元时期的雅乐风格，成为中唐音乐史上的代表作。

朝堂上，王涯对官员相互勾结、尔虞我诈的现象心生厌恶，以“孤进自树立”[2]5317。很快，王涯便得到了宪宗的赏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王涯晋升为宰相。由于初登相位，王涯经验尚显不足，没能把握好大局，也没能处理好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当时正是藩镇割据、形势危难之时，朝中针对是否出兵讨伐淮西吴元济的藩镇势力有不同的主张，裴度、李逢吉等人各执己见，和战争论不休。身为宰相的王涯在此关键时刻一言不发，未表明自己的态度，继而朝堂纷争不断，国家陷于危难之间。元和十三年（818），王涯因为不称职而被罢相。

二

元和时期，王涯经历了宦海沉浮后，体悟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义。穆宗朝，王涯于元和十五年（820）“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2]5318，期间，王涯多次上书穆宗，建议采取“实边兵，选良将，明斥堠，广资储”[5]的政策，以回鹘来牵制吐蕃。

王涯在边关精忠报国，抵御外敌。在边塞的日子里，王涯切身感受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壮志情怀。同时，战事的艰难也让王涯明白，战争不是一朝一夕能结束的，很多人到了战场上不知几时能回。所以，王涯才会感叹：“年少辞家从冠军，金妆宝剑去邀勋。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塞下曲二首 其二》）[4]卷346，15字字慷慨激昂，赞颂了不畏艰苦毅然报国从军的边关将士。将士们年少离家，从军西征，不畏天寒地冻水寒马伤，每个人都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王涯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生死同程。诗人以报国之情流露心声：“燕颔多奇相，狼头敢犯边。寄语班定远，正是立功年。”（《从军词三首 其二》）[4]卷346，14两军阵前将士们意气风发，诗人以定远侯班超激励边关将士奋勇杀敌。王涯身在塞外，心系朝政，渴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在《平戎辞》中这种情感溢于言表：“太白秋高助发兵，长风夜卷虏尘清。男儿解却腰间剑，喜见从王道化平。”[4]卷346，16战争即发，而敌军必将被剿灭，表达了诗人对战争胜利的殷切期望。

王涯的边塞诗慷慨豪迈，虽有白草黄云，却可策马飞舆。“戈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今朝拜韩信，计日斩成安”（《从军词三首 其一》）[4]卷346，14，开篇用景物渲染气氛，直写战争的持久与战事的艰难，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后两句借用“韩信斩成安”激励将士，表达了诗人希望人才辈出，早日赢得战争。

日子年复一年地流淌过去，从草长莺飞到枝枯叶白，诗人也不知何时能回到长安。“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陇上行》）[4]卷346，9，对于每一位将士来说，到边州的路途异常艰辛，背弓搭箭来边州戍守，深秋行军至陇头。辞家万里来此，不知何时草木枯萎变白，低头看时才知深秋已来。诗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远塞凄凉，难免会有思乡之苦，但是身为七尺男儿奔赴边疆为国尽忠更是王涯义不容辞的使命。在《塞上曲二首 其二》中诗人慷慨直言：“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4]卷346，8该诗再次用班超的典故，诗人渴望像班超一样建功立业，而“觅封侯”才是最终的目的和归宿。王涯以诗诉情，以画抒意；以写景入情，以报国为意；情切意坚，表露心声。

三

不同于边塞诗的豪迈壮阔，王涯的闺怨诗细腻婉转、言简意丰，注重细节刻画，既有思亲之情亦有感时之叹，用不同的色调让人有身处其境之感。如《闺人赠远 其一》：“花明绮陌春，柳拂御沟新。为报辽阳客，流芳不待人。”[4]卷346，13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百花盛开、柳荫拂晓，一个“新”字言意于此。从地理位置来说，“辽阳”在唐代是渤海国的封地，这里是虚指，形容遥远的边塞。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春天的美好，而后两句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青春也是一样不能留住。诗人在惜春之时也感叹时间的流逝，自己身在其中却只能感慨岁月不待人。

王涯对闺人的情愫亦是自己的内心独白，“远戍功名薄，幽闺年貌伤。妆成对春树，不语泪千行”（《闺人赠远 其二》）[4]卷346，13，诗人从闺中女子的视角来展开叙述，以“春天”为意展示闺人心态的变化，从女子的容貌、妆容、心态等方面来刻画闺中的女子形象。男子离家远在边塞，把无尽的孤独与思念留给了女子。女子没有丈夫的陪伴，即使春天再美好，也是睹物思人，泪流千行。王涯的闺怨诗有春意之思，也有秋意之忱。其《秋夜曲》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4]卷346，20全诗手法细腻，表达了诗人对闺人的同情，情真意切。

王涯作闺怨诗是想借闺人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一方面是对国事之愁，以一人之力无法改变国家衰落的局面；一方面是对自己内心的哀诉。对于王涯来说，政治经历为诗歌创作谱写心绪，而抒情是表达情感的目的和归宿。“宫连太液见沧波，暑气微消秋意多。一夜清风萍未起，露珠翻尽满池荷”（《秋思 其二》）[4]卷346，18，“太液”即太液池、蓬莱池，是唐代著名的池苑。太液池在微风中泛起涟漪，暑气消退更加凸显秋意的浓厚，夜里的清风没有吹动水面上的浮萍，而露珠从荷叶中滑落映衬了满池荷花的明亮。太液池始建于贞观八年（634），是在唐朝兴盛之时所建。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太液池也增添了几分凄凉，一个“沧”字道出了太液池经历的沧桑。“秋”亦是如此，暑气再多也掩盖不了秋天的凉意。三四句以夜里的清风与早晨的露珠作为景物描写用意颇深，夜里清风，清者自清，露珠虽小，但积少成多。

文宗太和三年（829），王涯奉诏返回长安，任吏部尚书、检校司空，兼领盐铁转运使，掌握了唐朝的财政大权，“罢京畿榷酒钱”[2]5319，以收铜税缓解了国库不足的危机。太和七年（833），唐文宗任命王涯为宰相，进封代国公，其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唐文宗从继任开始就不甘心被宦官控制，想夺回丧失的权力重振朝纲，“而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宫，欲尽除之”[6]。唐文宗与李训、郑注二人密谋策划诛杀宦官，计划以观赏甘露为名，把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事先有埋伏的禁卫军后院，然后将其杀死以此铲除奸佞。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爆发。王涯与李训、舒元舆、贾餗并称“甘露四相”，可见在整个事情中王涯都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可是在此过程中，王涯明知李训、郑注二人相互争功，文宗用人不当，却未加阻拦，持默许的态度。王涯想诛杀宦官，又不想牵连自己。在关键时刻，王涯缺乏决断力。仇士良早有准备，双方在观赏甘露当天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李训、郑注当场被杀，王涯闻讯仓皇出逃，在永昌里茶肆被抓获，腰斩于城西南隅独柳树下。舒元舆、郭行余等朝廷重臣悉数被杀，其家人也被灭门，结局惨烈。文宗皇帝固然有事前考虑不周、用人不当之过，可是王涯作为宰相应是有能力把控局面的，然而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致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也有不称职之责。“甘露之变”六十年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王涯等人沉冤得雪，官其后裔。

结语

王涯少年成名、喜逢良师，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走上了仕途，两度为相。纵观王涯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在翰林院为官似乎是更适合他的，但是他不甘于现状，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涯虽有忠君之心、爱国之意，但是他缺少了据水断桥、运筹帷幄的胆识与谋略。他憧憬一个国泰民安、繁荣富强的国家，但是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改变唐王朝衰败的局势。王涯在文学艺术上颇具天赋，不仅参加了古文运动，被称为“中唐巨手”，其组织编制的《云韶乐》在音乐史上也颇负盛名。虽然仕途上屡有坎坷使王涯不能安心于作诗为文，但是他的诗作题材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中唐时期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