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婧娴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曹操所作两首《短歌行》中，由于作者写作表意比较隐晦，第一首“对酒”篇的诗意主题向来多解：一种观点认为这首《短歌行》作于赤壁之战前夕，主要表达了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苏轼，其后被《三国演义》吸收并渲染铺排，影响深远①《短歌行》有两个流行版本，其中文字有一定出入。《曹操集》收录版本曰“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通行本《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收录的《短歌行》则云“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页）。本文研究的是《曹操集》中收录的《短歌行》。。再有观点认为该诗是配合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所发布的《求贤令》而写就的求贤之作。张可礼先生在《三曹年谱》中说道：“（短歌行）抒发延揽人才之激切愿望，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1]另有观点认为该诗是一篇宾主唱和之作，万绳楠先生在《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一文中提出，此诗应作于建安元年（196）曹操迁都之后不久，当时曹操召集了许都的一批文人互相唱和，而本篇便是由所有人的唱和之句集合而成，非曹操一人所作[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本诗是为了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而作，“从曹操《短歌行》引用《鹿鸣》成句推断此诗应该作于杜夔为魏国创制雅乐之后，最有可能是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的宴会上。由于是针对不同的客人分别祝酒，因此全诗显得语意断续而不联贯”[3]。

一方面，《短歌行》“对酒”篇用典极为含蓄，导致了其思想情感的复杂与模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关于此诗创作背景的直接史料证据，给后人解读带来了种种困难。笔者研读此诗，发现尚有未解之惑，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是文本结构、文意表达的矛盾，作品中呈现的诗人心态与个别意象使用之间的矛盾；二是曹操在作品中引用《诗经》原文的意旨。这两个问题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只有深度解析文本内容，同时结合另一首《短歌行》，才能厘清线索，洞悉曹操真实的创作心理。

一、《短歌行》结构诗意与情感基调

（一）诗歌结构与诗意表达

《短歌行》“对酒”篇一共十六句，按诗中所呈现的表面意思，可将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4]5，慨叹人生的短暂与自身的忧思之情。第二部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4]5，曹操引用《诗经》中《郑风·子衿》与《小雅·鹿鸣》中诗句，描写了群臣欢宴的场景。第三部分“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4]5，复写诗人心中的忧虑愁思。第四部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4]5，格调忽然高亢，曹操以周公自比，表现吞吐天下之志。

从这四个部分的情感内容来看，曹操从诗的起首便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亘古之叹，进而忧思骤起，又以杜康解忧作结，使人顿感时光沧桑，心生慷慨悲凉之意。然而第二部分便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宴会的场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一出，便有春风拂面、清泉石流之感。叶嘉莹先生评价道：“这真是一份诗人的才情！因为，最能够引起诗人感发的，就是那种怀思向往之情。那是最有诗意的一种感情。”[5]足见此句深情款款，绵远悠长。本部分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收束，气氛转而变得欢乐祥和，全不见起首部分的深沉忧思，作者似乎有意用这种含蓄蕴藉的手法隐藏内心的真实情感。至第三部分，却突然又从宾宴的欢快气氛转向忧思，且这种忧思“不可断绝”，难以消解。“越陌度阡”两句更是语意模糊，所指不明。最后一部分格调又忽然升高，昂扬向上，澎湃勃发。诗意表达与情感抒发先是悲凉遒劲，转而深情绵长，似又苦闷难消，终以昂扬博大，这些情绪看起来不相连贯，诗歌结构也似有矛盾之处。

对此，历代诗评家亦有论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引刘才甫曰：“魏武《短歌行》，意多不贯，当作七解可也。”[6]1143所谓“意多不贯”就是指《短歌行》的行文脉络与情感走向并不连贯通畅。如何解决此诗的“意多不贯”，谢榛引用《艺文类聚》所载的《短歌行》，赞同欧阳询对此诗的删减：

及观《艺文类聚》所载魏武帝《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欧阳询去其半，尤为简当，意贯而语足也。[6]1142-1143

经过欧阳询删减的《短歌行》，看似精简妥帖，但诗人想表达的复杂情思顿失泰半，缺少了原诗的疏宕往复、一咏三叹之感。事实上，欧阳询删去的“青青子衿”四句与“越陌度阡”二句正是解读此诗的难点所在。看似矛盾的文本结构中，隐藏的是曹操想要传达的诗外之旨。

（二）情感基调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引《乐府解题》曰：“《短歌行》，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机‘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也。”[7]此解《短歌行》为及时行乐之意，似有不妥。曹操起首便发出生命短暂、人世难留之叹，并数次提及“忧”这一心理状态，第三部分甚至道明“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表明忧思从未在诗人的心中散去。曹操本是通透豁达之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评价曹操曰：“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8]39《曹瞒传》本想论证曹操的“佻易无威重”，却从侧面说明了曹操的乐观豁达。若曹操写《短歌行》有及时行乐之意，不至于起调如此慷慨悲凉，又如此情意绵长。可见，诗人心中确有挥之不去的忧思与苦闷，“忧”字是统领全篇的情感基调。由此，曹操引用《诗经》中《子衿》与《鹿鸣》诗句应该是进一步申说描摹“忧”这一情绪。所以，要真正梳理《短歌行》的文脉，就必须厘清曹操引用《诗经》的意旨究竟为何。

二、《短歌行》引用《诗经》意旨分析

（一）《短歌行》引用《子衿》意旨分析

《郑风·子衿》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9]367表达的是一位男子对心爱女子的思慕之情，情思缠绵婉转，意味深长。曹操在引用时，将“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句略去，改为“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有解诗家认为《短歌行》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了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情。这一解释看似通畅，但与“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表达的心境不符。所谓沉吟者，便是低声自语，迟疑不决。如果曹操希望的是人才主动投奔，为何在此处表现出一种迟疑、犹豫且谨慎的情绪？且后文还有“乌鹊南飞”，曹操渴求贤才又何必将其比作乌鸦？

仔细揣摩此句，可以发现诗人的确有一个倾诉对象，“青青子衿”二句是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心声。曹操将“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删而不写，正是想让其倾诉对象体会诗句所蕴藉的诗外之旨。钱锺书先生曾评价道：“《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10]所谓“薄责己而厚望于人”是一种对倾诉对象寄托厚望的心情，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纵使自己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对方仍能心领神会。所以，此句所表现出的场景更像是由于倾诉对象并不了解自己的心意，导致诗人心生忧虑以致迟疑不决。

（二）《短歌行》引用《鹿鸣》意旨分析

“呦呦鹿鸣”二句全部出自《小雅·鹿鸣》，曹操没有作任何修改。《小雅·鹿鸣》本是用于宴会场合的礼乐，《仪礼·燕礼》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11]所谓“升歌”便是重大场合下演奏的乐歌，故从形式上来看，《鹿鸣》体现的是周代的礼乐制度与文化。根据这一特点，便产生了后世的引申义。《毛诗正义》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9]648解《鹿鸣》诗为君主群臣的欢宴之章。朱熹《诗集传》云：

此燕飨宾客之诗也。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言其礼意之厚如此。[12]

朱熹强调《鹿鸣》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燕飨聚会中调和君臣、宾主情义的工具。《鹿鸣》作为描写君主与臣子在酒宴之上其乐融融、祥和美好的诗章，如果曹操引用其仅仅想表现他与臣僚间的祥和，那么于全诗意旨来看，是有突兀之处的。实际上，诗人化用《子衿》和《鹿鸣》为诗歌意象，意在表达不可言说的诗外之旨。故此处表面上描摹了群臣宴饮欢乐的画面，实则以乐景写哀情，用群臣僚属的喜乐祥和反衬自己的忧思。臣属之间越是一番升平气象，便愈发凸显自己的孤独与愁闷。因为即便有众多大臣设宴相欢，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苦心和忧虑，曹操想求得如“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这般的知己，却终究仍是孤家寡人，所以才会发出“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悲凉之叹。诗人之“忧”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表明，而此处巧妙化用《诗经》章句表达忧思，却是似隐非隐、似说非说。曹操如此表露心意，是想获得倾诉对象的理解和体谅。

（三）曹操的倾诉对象分析

关于此篇《短歌行》有明确的、特定的诉说对象，前人早有见解。《文选集评》中清人于光华引方伯海之说：“篇中曰君，曰嘉宾，曰相存，曰旧恩，意中确有所指之人，其先主与孙权乎？”[13]曹操在“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后接“越陌度阡”二句，仿佛在回忆与一位故人的交情，若解为刘备与孙权，似有不妥。与曹操“相存”且让其心念“旧恩”之人，必是曹操的心腹至交，且这位故人应当便是忧思的来源，诗人一直在对其倾诉自己的心声，就是希望这位故交可以明白自己的苦衷。

这位故交到底是谁，曹操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之后的诗句中寻得蛛丝马迹。“月明星稀”二句向来被谈诗者所不解，原因在于“乌鹊”意象不甚明确。考《楚辞》曰：“燕雀乌鹊，巢堂坛兮。”王逸注云：“燕、雀、乌、鹊，多口妄鸣，以喻谗佞。”[14]“乌”与“鹊”应是两种对立的鸟类，很早便用于政治暗喻，王逸解之为谗佞之臣，然曹操在此似不是用以比喻谗佞众多。再考《晋书·李士业传》曰：“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15]《隋书·孝义传》云：“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16]表明“乌”与“鹊”同巢便会相争相杀，如果两者通巢便会被人视作吉祥的象征。故曹操应该是用“乌鹊”意象暗喻当时朝堂上两个不同政治集团的相争冲突，而身处政局旋涡中的群臣“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作品之前所铺排的忧愁情绪，至此才逐渐清晰，令诗人心念旧恩的故交，也极有可能是这场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人物。

三、《短歌行》创作背景与建安年间政局

（一）曹操与汉政府之矛盾

自曹操于建安元年（196）迎奉汉天子以来，曹操与汉朝政府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在曹操看来，自己的行为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然而在其他人眼中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掌控汉政府，获得了其他割据政权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却又不可避免地身处复杂的朝堂斗争之中。一方面，曹操是“奉天子”；另一方面，以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与汉朝旧有的元老士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冲突。时日既久，曹操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成为了能与汉朝政府旧有士人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

曹操既是汉政府的丞相，又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在赤壁之战以前，由于曹操所向披靡的战绩，使其具备了绝对的威望，从而令两大政治集团合力向前，但赤壁一战的惨败使曹操的威权顿消。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欲因其败而图之。”[17]此时，朝廷内部已经有人蠢蠢欲动，曹操认识到只有真正巩固大后方，建立一个明确的政权领导，才有可能实现统一。所以，建安十三年（208）之后曹操主要的精力便从战场移向了内部政权建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发布“唯才是举”的求贤令，目的便是吸收新进人才，巩固自身威权；建安十七年（212）“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8]26，曹操的特权又进一步增强；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更是晋封魏国公。这一系列举措，导致曹操与汉朝士人的隔阂日渐加深。

这种形势使曹操颇感忧虑，他既要安抚心向汉室的士人，又要满足自己身后的利益集团。然而，建安十七年发生的“封公事件”却从根本上打破了曹操苦心维持的平衡，荀彧之死标志着曹操与汉朝士人走向决裂。《三国志》记载曰：

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8]238

这一次的封公，是由董昭提议的，董昭希望得到作为曹操首席谋士也是心腹之交荀彧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认为曹操起兵是为汉朝的复兴，若真的行封公之事，便是不忠不孝、德不配位。荀彧虽未当面指责，但曹操显然听出了荀彧的弦外之音，“由是心不能平”。曹操心绪久久不能平复的原因即在于荀彧的态度令他极其失望与不满。自曹操起兵以来，荀彧便是曹操最为倚仗之人，也是曹操最为尊敬之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荀彧别传》载太祖与荀彧书曰：“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8]237曹操更是称其为“吾之子房”，足见对荀彧的器重。在长期的政权建设中，荀彧一直担任实权之职，曹操为丞相，荀彧便位居尚书令。由于曹操时常统军出征，故荀彧便是曹操政权与汉朝廷在大后方的总管。居中持重，领导朝政十数年的荀彧被人敬称为“荀令君”，也被曹操表奏天子封为万岁亭侯，恩宠无以复加。在曹操心中，荀彧应当是自己最忠实的伙伴、最可靠的心腹。因此，篇中那位与曹操“相存”的故人有很大可能指的是荀彧。

然而，荀彧却是一位心向汉室的人，他的家族世食汉禄，曹操对此亦是明晓。可由于二人对彼此的能力相互欣赏，荀彧也认为只有曹操才能救汉帝国于水火，所以，在曹操与荀彧的共同努力下，两大集团在表面上维持着相对的和平。一旦曹操封公，政治态势便迥然不同，这对于一心维护汉帝国统治的荀彧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三国志》载：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8]30

彼时的魏公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社稷宗庙，同时拥有了自己的礼乐制度。在汉朝士人看来，这是曹操打算篡位的前兆。荀彧于建安十七年去世，史书对他的死讳莫如深。“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8]238。《三国志》仅仅用“以忧薨”三字作结，后世不知荀彧在死时的忧虑究竟为何，也许荀彧之“忧”便是曹操所“忧”的根源。史书也并未记载曹操对于荀彧之死的反应，但相伴数十年的故友一朝离去，纵然二人晚年生出嫌隙猜忌，然而以曹操重才多情的性格，想必一时很难释怀。

（二）曹操自比周公之心理状态

封公一事，使曹操清晰地看到自己与汉朝士人之间的隔阂不能被真正修复，所以才会发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慨叹，才会生出“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迟疑愁绪，连曹操自己都不清楚在如此强烈的反对之下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后果。而那皎洁的月光就如同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信任，自己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份理解，便“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的“忧”其实是一贯而下的，在其后他又以周公自比，用典之妙更显深远。

曹操以周公自比，一是进一步表明心迹，二是表现宏大的胸怀。曹操究竟有没有篡汉之心，后人已无法知晓，但他终其一生没有自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吕思勉先生认为曹操并无此意，因为无论如何，他至死都在名义上坚守了汉廷的臣节。不可否认，曹操的野心是一点点膨胀起来的，但他对于废立之事却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早在曹操青年时期，袁绍等人阴谋废立汉灵帝，曹操便有“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8]3的看法，至其晚年封魏王，群臣上表劝进，曹操依然反对。《魏氏春秋》云：“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8]38孙权劝进，曹操则认为这是将他放在炉火上烤：“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8]37且曹操多次以周文王、周公、齐桓公自比，将这些人视为楷模，也许他的终极政治理想便是效法先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有言：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4]46

曹操称赞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实际上是想自比于二人，齐桓、晋文不因兵势的广大而代周自立，自己也不会篡汉夺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最终还政于成王，曹操因之自比正是表明自己没有篡汉之意。在另一篇《短歌行》当中，曹操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6周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犹不叛殷，臣节不隆，只是代行天下征伐不臣之权，恰与曹操所处的政治环境类似。

鲁迅先生评价曹操时说：“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18]在曹操看来，自己要办的事便是结束诸侯割据的乱世，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构建绝对权威，消除一切障碍。封公的目的便是进一步加强政权内部建设，然而，汉朝旧士族集团却并不真正了解曹操的心意，认为封公一定是其攫取最高权力的途径与手段。曹操以周公自比，在安抚朝臣、表明自己无意取代汉朝统治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具备包容一切的雄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曹操希望化解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使两股势力和衷共济，以最终完成“一匡天下”的宏伟夙愿。

结语

《短歌行》“对酒”篇以“人生几何”起首，以“天下归心”结句，开头苍劲，尾声高昂，中间的忧愁情思连绵不绝。全诗以“忧”字统领，看似情感连接不畅，但在真正了解曹操的心态与时代背景后便会发现个中奥妙。在诗歌的体制方面，《短歌行》化用了《郑风·子衿》《小雅·鹿鸣》的结构章句，却并不生硬，也不着一丝刻意雕琢的痕迹，展现了曹操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深厚的转章结句功力。此诗的最大妙处在于其语句看似平淡，却蕴涵着作者的浓郁情感，读来令人愁肠百转、思绪万千。曹操的“忧”，是对于人生短暂，以致无法实现抱负的叹息；是对知音难觅、知己难逢的感慨；是对至交亡故、斯人已去，沧桑变幻的怀念；是对政局暗流涌动的疑虑；是对朝局不稳、大业不定的忧心。但曹操毕竟为一代雄主，即便前路依旧茫然凶险，结句仍然尽显博大胸怀与昂扬之意，于其中既可看到曹操身为诗人的细腻多情，更能看到其作为政治家的雄心抱负。诗歌语意的模糊性和文脉的不连贯性，既隐喻了当时冲突对立的政治格局，更显露出诗人复杂的创作心态，颇有复兴“风雅”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