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娟，李 菲，杨 杰，张 磊，刘 佳，翁丁玲，陈紫嫣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数据中心>，北京 100700；3.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100069）

徐灵胎，清代著名医学家。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方面的成就显著，在医学传承方面也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现从传承形式、传承内容、准入考核三方面，将其医学传承思想总结概述如下。

1 传承形式

1.1 自学

徐灵胎从医，既无家学渊源又无师道传授。其家世为望族，“代有科第”而无人为医，只因手足连病，侍医制药，徐灵胎乃弃举子业转治医，自学成才。其一生著注医书、立论批驳、崇尚临床，不仅当时名重一方，时至今日亦声名不辍。

徐灵胎的自学与治学之路，对后学颇具启示意义。其广求博学，穷源及流，“循序渐久，上追《灵》《素》根源，下延汉唐支派”；不断“自审其工拙”，反复斟酌及临床实践。在其临床中，先立医案，审病情，思用药得当与否；“更思必效之法”，如发现病重或增他症，则“自痛惩焉”，后“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

徐灵胎认为，医者不断在褒与贬中完善自我，其医术必不日精进；“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切不可“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更不可凭一家之言，以温补一法为成名医捷径。只有在博学中自省自考，才能不断精进，此自学方法乃医者精进之大法。

1.2 跟师

《医学源流论·医非人人可学论》[1]曰：“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徐灵胎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宗师，没有家学、师承，是在广博通览的基础上随处请教而学有所成。徐灵胎还是十分重视跟师学习，其在自序中记述：“余之习医也，因第三弟患疾，先君为遍请名医。余因日与讲论，又药皆亲制，医理稍通。”在此特别强调了跟师学习的重要性。

2 传承内容

2.1 医道

徐灵胎提出，治医不可只求医术、不求医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必止于术。道是术的基础，术是道的表现。有道才能成就更高的术，有术无道只能是普通的医者。道乃术之渊源，是中医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渊源。徐灵胎反对志医者学而无本，求术不求道，强调治医者应钻研经典，掌握中医学术之道，而后精通辨证论治之法。

2.1.1 医重道而非术 医理之本，源于《内经》，而《内经》之学，汉代以后出现分流，仓公、张仲景、华佗，医术各有所长，宗法要旨“虽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晋唐以后，流派纷呈，“去圣远矣”，背离了中医发展的本源，与圣人之学相去甚远。因此，徐灵胎认为，“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惟此得以为宗”。

徐灵胎重视经典，尊《内经》为道，为医之祖，称之为“圣学之传”，强调“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这里的“道”，即指中医经典理论。徐灵胎认为，道乃术之渊源，是中医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渊源。反对治医者学而无所本，反对求医术而不求医道，认为“经学不讲久矣”，则“去圣远矣”。强调志医者应钻研经典，掌握医学之道，而后精进医术，胸中有定见，始为不惑。

2.1.2 医道通治道论 徐灵胎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探讨了治病之法与治国之术的相通之处。其言医道与治道相通，平内忧外患，实则平“喜怒忧思悲恐惊”“风寒暑湿燥火”，治则“补中之攻不可过也”，亦不可“攻中之补不可误也”“患大病以大药制之”“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克伐有度，使得“病气无余”，而“正气不伤”。医道与治道相通，以道为法，小以喻大。所以，良医与良相相通。

徐灵胎视张仲景之书为“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折服之学乃《内经》之道、仲景之学。《内经》于天人之际、阴阳之道、经络之秘、脏腑之微及脉法治要阐发备至，讲求天人合一之“道”，以人为本的阴阳平衡调节，是谨守病机、方随病变的个体化治疗之“术”方式，此乃中医“道”和“术”，当为后学者传承之。

2.2 医德

徐灵胎的中医人才观，包含着德、才、学、识几方面的要求，是对历史上中医人才培养的一个探讨。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写到：“艺也者，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徐灵胎医德高尚、理高艺精，为后世医者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范。

2.2.1 小道精义，重任贱工 医道至大、任重而须力学，需孜孜以求来提高医道。然而，当时医为“小道”，医者为“贱工”。在这种任重而位微的现实矛盾环境下，徐灵胎为从医者鸣钟警示：要不断认识自身的责任，不断觉醒，方能使医道不断彰明。

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凡例》中，以“通天地人之谓儒”来比喻儒者；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则曰“医，小道也”。同时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因“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但从另一角度，又指出，医虽为“小道”而责任重大，因为任重，故而需“精义”。如何能做到“精义”呢？徐灵胎认为，学医之人须“穷《内经》，参《本草》，熟《金匮》《伤寒》，出而挽救时弊，全民性命”。提高自我素质与修养，博览经典方能有定见、辨是非，取长去短，不为所惑，而为精义，以满足医者必备条件。

2.2.2 患者不察，而医者当自省 中医历代医学界，皆重视医者的医德问题，无不把医德放在医术之前，即医乃仁术，无德而术不立。世有仁医、名医、奸医、庸医、懈医，其或起死人，或治病，或伤人，或杀人，患者及家属可能不易判断，而医家可自知当自省，这是医家自我评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医之水平不同，这是无法勉强的，“然果能尽知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但如遇重疾，“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以避免自保而误治。

在《医学源流论·人参论》中，徐灵胎对时下医生随意开处名贵补药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告诫患者不应一味追求服用人参之类的贵药，体现了他实心惠民的仁爱思想[2]。

2.3 崇古

徐灵胎非常注重研读经典之作。其在《医学源流论·脉经论》中说：“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其学术思想根植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在医学治学上主张读经，在治学过程中常以经开源开悟，鄙薄“有尽境”的时文，偏爱“无尽境”的经学。

2.3.1 崇古之因 徐灵胎幼时推究《易》理，昼夜默坐潜阅。旁及诸子百家，于《道德经》独有体会，遂详加注释。从经入学，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因此才有经典理论的深厚积淀。

徐灵胎崇古而尊古，不忍古来圣贤相传之医道衰落，故奋起而针砭之并力挽之。如《洄溪道情》自叙中说到：“悉一心之神理，遥接古人已坠之绪。”这正是徐灵胎崇古尊古的真正原因所在[3]。徐灵胎所言古圣方药、法则，是指汉唐以前的著作，即《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读书从经典入手是徐灵胎在医学道路上发展的重要方法，为其后医学精进，著多部佳作，成就一代名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3.2 崇古之义 徐灵胎认为，古人制方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又有加减之法，因此其方“微妙精详，不可思议”。故古人治病味少量轻而愈，不必尽剂。结合现实情况，徐灵胎进而指出：“古法之严如此，后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此言未识得古方之义，用是药而于病无益，方与病证相符，或有别症适量加减，则方起神效。

徐灵胎对古方的这种认识，与张元素、朱丹溪的认识有所不同。如《金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六十九》有关张元素的记载：“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4]。又如，《医学启源·张序》记载：“洁古治病，不用古方，但云：古方新病，甚不相宜，反以害人。每自从病处方，刻期见效，药下如攫，当时目之曰神医”[5]。《丹溪翁传》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然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而徐灵胎则认为，古方今用效不佳，是未尽古方之义所造成的。

2.3.3 推荐、阐释经典 徐灵胎强调读经典的重要性，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其在《慎疾刍言·宗传》[6]中，开列了医者应读的书目，旨在为学医者打开方便之门。该书推荐了中医经典《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同时也指出了妇科、儿科、外科等专科的指导用书，如《妇人大全良方》《幼幼新书》《千金方》《外台秘要》《窦氏全书》《疡科选粹》。在皇家组织编撰的医书中，推荐了《御纂医宗金鉴》，认为“习医者即不能全读古书，只研究此书，足以名世”。

徐灵胎对于中医经典著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等医书，以发挥其旨意。在《征士洄溪府君自序》中，徐灵胎阐明了七部著作的名称和写作意图。云：“谓学医必先明经脉脏腑也，故作《难经经释》。谓药性必当知其真也，故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谓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后世失其传也，故作《医学源流论》。谓《伤寒论》颠倒错乱，注家各私其说，而无定论也，故作《伤寒类方》。谓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也，故作《兰台轨范》。谓医道之坏，坏于明之薛立斋，而吕氏刻赵氏《医贯》，专以六味、八味两方治天下之病，贻害无穷也，故作《医贯砭》。谓医学绝传，邪说互出，杀人之祸烈也，故作《慎疾刍言》”[7]。

2.4 创新

徐灵胎崇古而不泥古，勇于创新，能够博采诸家之长，并不是一味尊古。凡读过徐灵胎医书的人，都会觉得其有浓郁的厚古情结，是尊经崇古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其思想敏锐，崇古尊古而不泥古，是善于继承而又勇于创新之人。

从徐灵胎对《本草纲目》的评价中可知其不泥古的思想。相比于同时期的陈修园对李时珍《本草纲目》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徐灵胎认为，此书增益《证类本草》为纲目，集诸家之说而使本草更为完备。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博后世诸家之长，体现了徐灵胎并不是一味地尊古。

（收稿日期：2021-12-10）

徐灵胎采用“以方类证”的方式研究《伤寒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宋·林亿校正整理后，大多注家泥于《伤寒论》原文，遵循“六经”之说。徐灵胎初读此书时即疑其有错乱，其所著《伤寒类方》一书，不按传统伤寒著作的六经分类方法，而是每类先定主方，后附同类诸方，再载六经脉证、别证及变证，随证分录；诸方中兼治杂病的，皆分载各证条下，条理清楚，随文诠释。这样一来，使得方药合拍，方证对应，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为《伤寒论》的学习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临证也颇有实际意义[8]。徐灵胎继承和展现了《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批评了当时医界不经辨证，而拘泥于一、二成方治病的弊端，可为研究张仲景学说之津梁，同时对学术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灵胎在临证中，更不囿于传统结论，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如肺痈，张仲景认为，“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徐灵胎认为，“脓血已聚，必谓清火，解毒、提脓、保肺等药方能挽回”，否定“脓成则死”。又如虚劳，在《金匮要略》中有小建中汤诸方。徐灵胎在《兰台轨范》[9]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古人所谓虚劳，皆是纯虚无阳之症，与近日之阴虚火旺、吐血咳嗽者正相反”，指出小建中汤“治阴寒阳衰之虚劳，与阴虚火旺之证相反，庸医误用害人甚多”。

3 准入考核

医者准入考核，由来已久，初始于周，系统于宋，延续之元。由于有学医者“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易坏医道，故而徐灵胎在考证医学源流之时，重点强调医者的考核评价方式，以求“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在《医学源流论·考试医学论》中，对考试的渊源、必要性、从医的准入和停业制度、考核内容及特殊人才的准入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3.1 考核必要性

徐灵胎提出，应对医者进行考核、甄选。“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医之责任重大，不可“听涉猎杜撰，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

3.2 考核制度

在对古之医学考试的良好效果进行一番觅古追踪之后，徐灵胎倡导今日医学也应该敦睦古风，严考诸医。指出“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只有通过国家考试获得许可之后，才能挂牌行道；在医者行医之后，也要时时督促，每月严课，定期考核。对特殊人才，给予特殊准入制度[10]。

3.3 考核内容

徐灵胎将考试科目分为针灸、大方、妇科、幼科兼痘科、眼科、外科六科；执业范围分全科、兼科、专科三科；考试形式分论题、解题、医案三种形式。考试试题分为三块，“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藏府，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时治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徐灵胎相信，依此法考察，医家之学才能尊古法、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然而徐灵胎关于医者准入考核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其构想最终没能得到执行。徐灵胎的医学传承理论中强调医学传承的思想和方法。在传承形式方面，其主张自学与跟师相结合；在传承内容方面，重视医德和医道的培养，提倡崇古而不泥古；在准入考核方面，强调对行医者进行准入甄选，定期考核。徐灵胎注重人才培养，初步建立医学传承体系，为中医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