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词化（lexicalization）又称词汇化，研究的是“概念表征式和句法之间联系的程度以及这种联系性如何被形式化”（劳蕾尔·J.布林顿，伊丽莎白·克洛斯·特劳戈特，2013；罗耀华等译），即语言的语义内容与词汇层面上的语言表层形式的对应问题。“词化”，是认知语义学和语言类型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指概念范畴进入语义结构、最终编码成词汇形式的过程。Leonard Talmy①（1975，1985，1991，2000，2010）从物理空间的位移事件出发，从认知的角度探讨概念整合成表层语言形式的过程及类型，启发人们从物理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动词（主要指位移动词）的语义内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概述

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早在Talmy1972年的博士论文中初见端倪，此后逐渐丰富、成形，在《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2000年）一书，Talmy系统地阐述了位移事件词化理论的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以位移事件为认知范式，探讨位移动词是如何实现语言意义和语言表层形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的，这是词化模式研究；二是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跨语言的类型学考察，这是词化类型研究。

Talmy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概念离析的思维方式，确认语言意义与表层形式有关联要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归并，然后是重建语义上的“零形式”，最后是转译。位移宏事件可以看作是框架事件和副事件的各个概念要素经过整合、被重新概念化，进而形成一个表层凝缩的单一事件（unitary event）的结果。在位移框架事件的基本要素焦点实体、位移、路径和背景中，他对路径概念非常重视，认为路径是位移宏事件的核心图式。概念要素与句法形式的对应关系决定了该语言的词化类型。核心图式由句法上的主要动词来表示、核心动词的概念合并方式为“位移+路径”，这类语言叫“V型语”，如西班牙语、罗曼语、闪语、波利尼西亚语、日语、韩语、Nez Perce语、Caddo语等。而核心图式由句法的附加语成分来表示，核心动词的概念合并方式为“位移+副事件及其支持关系”，这类语言叫“S型语”，如大部分印欧语（除罗曼语以外）和汉语。

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可以归入以上分类中，只有极少数语言中的动词（或某语言中的极个别动词）的词化模式出现例外，比如阿楚格维语中主要动词的词化模式为“位移+焦点实体”，汉语中“（春雨）雨人”中的“雨”的词化模式为“位移+焦点实体”，英语中“emplane（上飞机）”和“deplane（下飞机）”的词化模式为“位移+背景”，英语动词“shelve”的意思是“使……位移到书架上”，词化模式为“位移+路径+背景”。

二、学界对位移事件词化理论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界对位移事件词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综述介绍类研究

Talmy的著作《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2000年）出 版 后，葛 林（2003）、沈 家 煊（2003，2004）、王寅（2007）、束定芳（2008）、程琪龙（2009）等都曾著文介绍其理论思想。为了厘清术语，罗思明等（2007）归纳了关于“lexicalization”的6种不同观点和5层含义，认为当代词汇化研究分别基于生成语法的词汇化理论和基于功能—类型的词汇化理论这两种理论框架，后者更符合语言事实，更具解释力；将当代词汇化的研究主题概括为词汇化类型、词汇化程度、词汇化等级、词汇化制约因素、词汇化模式与相关问题、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词汇化语义—句法接口理论7个方面。2017年，李福印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版《认知语义学》，并分为上下卷相继出版发行。

（二）针对现代汉语某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及类型的研究

这种研究思路是从“语言—词汇”层面向“概念—认知”层面展开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②：

1.以该理论验证、分析汉语某义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这是从微观角度探讨某义类动词词化方式、过程、模式的研究。最早结合Talmy的运动事件词化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是严辰松（1998）。他认为汉语运动动词同英语一样，也包括“处所+方式”“移动+方式”（非施动性、施动性和自动性）和“移动+原因”（非施动性、施动性）三种词化模式。罗思明（2007）认为英语和汉语“缓步”类动词的词化模式都应该归结为“动作+方式（原因）+X”，比如“pace”的词化模式是“动作+方式+原因+方向+处所”“徘徊”的词化模式是“动作+方式+目的+情态”等。这类研究比较丰富，研究对象包括“哭”类、“切割”类、“喊叫”类、“思考”类、“听”类、“请求”类、“欲望”类、“击打”类等动词，此外还有对少数民族语言动词的词化模式的研究，如维吾尔语（姚家兴，2019）、苗语（罗静、黄超昱，2020）、壮语（林亦，2008）、哈萨克语（古丽·木沙，2016）等。

2.以汉语事实丰富位移事件词化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汉语事实的情况逐渐显露。严辰松（2004）概括了英汉语义合并模式的共同点和差异，用多个例子证明英语词化模式不止于“运动+方式”和“运动+原因”两种③。王文斌（2004）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探讨了英语和汉语中“看”类动词的词化偏爱和合并模式，认为英语“看”类动词音节结构简单，语义晦暗不明；而汉语衍生了双音节复合结构，语义透明度更高。马云霞（2009）指出Talmy所概括的动词词化模式是粗线条的，认为“运动+方式+主体”是民族语言中比较普遍的词化模式，动词内含有多个语义成分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表层形式表达语义范畴存在“动词词根—卫星成分—屈折形式”的优先序列，不同的表层形式能够表达的语义范畴（包括语法意义范畴）是有区别的。史文磊（2011：153）指出，Talmy认为汉语主要动词的词化模式是[运动+方式]的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是：第一，除了动补式之外，现代汉语还可以单用路径动词来编码运动事件，词化模式当为[运动+路径]。第二，该理论没有谈到路径要素到底归属于何种信息，他提出可以采用词汇并入原则或句位义原则将其处理为核心义或构式义。第三，汉语动补结构中，有些核心动词的词化模式明显不属于[运动+方式]。路径与方式都是进入构式之后产生的临时性语义要素，这些基于汉语事实的研究都丰富和完善了位移事件词化理论。

3.基于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探讨汉语语言类型

这是一种相对宏观的类型学研究，汉语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史文磊（2012）提出确认汉语所属语言类型的操作原则，如语言类型的鉴别要区分句法核心和语义核心、应结合共时和历时来进行考察、要兼顾句法结构属性和语言使用倾向、对于同一词化类型的语言要充分认识语言特性等。文放（2017）就[方式]要素的层级关系提出：汉语母语者的概念化方式倾向于“非整体化”的分析式，是“弱S型语言”。李家春（2018）认为现代汉语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具有S型语特征，但并非强势S型语。邓宇（2020）通过诱导实验法论证了现代汉语倾向于附加语框架型（S型语），动词框架型（VS型语）居于边缘，二者差异显著。宋文辉（2020）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以词项特征为核心关注点的词化模式研究背离了Talmy的研究原则，他认为表达路径的句法成分的句法地位、语义划分精度和结构复杂度才是凸显现代汉语语言类型特征的关键所在。

4.将该理论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相结合探讨词汇意义

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提供了一种基于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与传统语义分析方法有相通之处。高虹（2001）借鉴词化理论和力动态图式等认知语言学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对身体动作动词进行剖析，提取出动作动词的概念框架和若干个关键语义要素。吕艳辉（2008）根据具身认知把手部动词的语义模式总结为“工具+方式+方向+作用力点+动作+对象+事件+结果”。田臻（2009）认为动词意义的包容包括“行为主体类别+发出部位”“行为主体类别+目的”“行为路径”“工具+行为客体”“行为客体+路径终点+客体构型”“行为结构”“行为发出部位+运动方式”等，观察视角不同导致汉语动词意义中包容的事件元素不同，其差别最终将表现在句法结构上。万艺玲（2018）将“词义成分—模式”分析方法结合词化模式理论，用“自下而上”的词化模式研究方法将“切割”类动词的语义要素分析为动作、动作工具、动作方式、动作对象、动作结果等。类似的研究者还有于屏方（2015）、翁义明（2017）、李雪倩（2020）、姜海燕（2020）等。

5.从语言翻译角度对比英、汉语词化模式差别

李雪（2008）从翻译的角度对比了英汉语中移动动词词化模式的差别，认为汉语移动动词的词汇化形式没有英语丰富，因此译者往往需要添加大量的状语，译文也就不如原文精炼。张苗苗等（2013）从英汉对比和翻译的角度探讨了“吃”类动词的词化程度，认为英语的词化程度整体上要高于汉语，汉语采用双音节偏正关系动词表达复杂概念时，对应的英语则需借助分析型表达法，英语中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关系可采用“动词+状语”或“状语+动词”的结构，或直接用已经词化的单个词表示，而汉语只能用分析型表达法。

（三）针对事件框架内特定要素的词化模式的研究

这种研究思路是从“概念—认知”层面向“语言—词汇”层面展开的。对位移事件框架内诸多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路径概念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方式、自移、他移、距离等其它概念。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对比英语和汉语中路径概念的词化模式的差别

邵志洪（2006）提出汉语虽然与英语同属卫星框架语言，但在表达“途径”（即“路径”，作者注）时，英语由“方向性小品词”表达，相对呈静态，汉语由“趋向动词”表达，相对呈动态；英语主要是[途径]连续表达式，汉语主要是[运动+途径]连续表达式。原因是英语句子重自然时空，顺空间结构移动；而汉语句子重心理时空，顺时间事理移动。陈佳（2010）以位移事件中的路径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表征形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路径概念的词化方式，探讨了词化单位在语言表层的句子层面上的语义配对和句法组织规则，描述了路径概念的“运动空间边界特征”和“空间界态”这一语义特征在句法语义接口作用中的普遍性。管博（2011）详细地总结了英、汉语在五种框架事件词汇化模式上的差异，其中英语中表路径的附加语由方向性小品词担当；汉语表路径的附加语由趋向动词担当，相对呈动态。汉语中路径附加语“来、去、上来、下去”可以表示运动主体所移向的目标相对于说话者的位置，而英语中与说话者的相对位置一般隐含或合并在动词里。

2.对比不同框架下的路径要素的词化模式

韩大伟（2007）区分了包含“路径”概念的不同框架体系，将“路径”细化为矢量、同构、方向、维度和视角。他认为汉语通过主动词、趋向动词和介词来实现对“路径”含义的表征，每一种表层形式都凸现了一种或多种路径成分，路径词汇所蕴含的语义是多层级的，在语篇中必然有某些成分处于相对隐性位置。韩春兰（2011）从空间物理角度对路径概念的组成成分进行切分，对比了路径概念在英语、汉语中的语表编码形式和概念合并方式。

3.探讨路径要素与其它要素在概念整合过程中的联系和区别

马玉学（2019）以方式成分和路径成分的系统归纳为依据，提出各种语言在运动事件词汇化中除单纯的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外，普遍存在同时复合路径意义和方式意义的运动动词。

4.从特定事件结构出发探讨动词的词化模式

贾红霞、李福印（2018）采用实证方法，在汉语实现事件框架下概括了表达“实现”意义的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词汇化模式多样化的认知动因，指出“抓”类动词呈现多样化的词汇化模式与概念化有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位移事件词化理论应用于偏误分析、心理实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如丁薇（2013）将“路径”概念引入“把”字句的偏误分析中，探讨了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表达运动事件的“把”字句中误用介词和趋向动词的情况。刘岩（2013）采用无字漫画书进行诱导实验，收集了汉语母语者的路径动词使用情况，概括了路径概念在汉语句式中的使用倾向，系统地描写了运动事件的核心概念要素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表现形式和语用倾向。姜淑珍、黎昌抱（2018）基于“汉语位移事件的方式凸显度较低……语篇大量使用基本方式动词，这类词能产性强、语义涵盖面广”这一结论，以《鹿鼎记》及其英译本为封闭语料，调查了方式动词“爬”的使用情况及英译策略。

三、位移事件词化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适切性研究

位移是人类基于运动和身体经验的普遍认知概念，尽管在不同语言中的表征方式不同，表达的凸显度不同，但是终究有规律可循。这是一种高度凝练的抽象规律，靠观察和内省不同母语者描述位移事件时组织和编码语义成分的过程和方式而得来，对现代汉语动词的语义分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是否合理解释了汉语中概念内容与词汇形式的对接过程呢？本文将就目前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宏观角度：语言和认知是否同构

位移事件词化理论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互动情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概念结构与语义结构同构，理由是人类的感觉—运动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三者都是基于同一个认知机制的（即概念系统）。这与认知语言学派所秉承的“语言结构和认知结构同构观”（Lakoff&Johnson1980，Langacker2000，Croft&Cruse2004；转引自郎天万、蒋勇，2000）是一脉相承的。Talmy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者终生致力研究的目标就是寻找语言系统用以构建概念内容的各种模式，就词汇层面而言，就是探讨词汇化的各种模式和类型（Leonard Talmy，2000：147）。他坚信“可以通过语言结构组织模式来研究概念系统的组织结构”（王馥芳，2014）。然而，近年来“语言和认知同一性”的观念不断受到质疑。

反对者首先质疑的是人类的多种能力是否依赖于同一个概念系统。Gibbs（2000：533）曾指出：“很多认知科学家现在认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我们用不同类型的表征来处理多样化的认知经验。因此，人们的多种能力，从感知和运动控制到语言和解决问题，可能不全是依赖同一个表征基础（特征性表征、结构表征、心理模型和意象—图式表征）。”（王馥芳，2014）。一些心理学实验也侧面印证了有些思维方式可以离开语言而存在。比如在有关形象思维的心理实验中，受试者可以通过旋转、浏览、移向或移离等手段在大脑中处理一些图像，而不需要借助语言（程丽霞，2004）。在Gibbs等心理学家看来，人类行为如此复杂，认知经验如此丰富，目前的研究尚不能找到对应不同认知经验的全部概念组织方式，更不必说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结构模式了。

其次，有人对“概念结构与语义结构同构”的观点表示质疑。程琪龙（1997）曾举“half-dead”（半死不活）为例说明应当区分概念层面和语义层面。他认为“half-dead”表达的概念是“人尚未失去生命，正在走向死亡”，然而从语义层面来看，其表达的却是“已然死亡”的状态，这说明概念与语义并非一一对应。程琪龙（2011）还从小句层面出发探讨了语义结构和概念框架之间的差别，认为“概念框架是概念语义的，语义结构则是语法语义的……语义结构无法同时照顾到概念语义和语法结构。”这里的“无法同时照顾”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概念框架上升为语言表层形式的过程是动态的，语义结构不能准确预测和激活最终生成的小句形式；二是认知操作的内容和过程是复杂多样的，既包括神经元指挥肌肉和感官做出反应的操作过程，也包括概念理解和感知—运动系统进行交互反应的过程，还包括提问、应答、推理等思维过程，仅依靠语义结构显然不能同时诠释全部概念内容。因此，概念层面和语义层面有交叉之处，但确为两个层面。

再则，批评者们还提出，“概念结构和语义结构同构观”的理论前提会导致语言研究中忽视“言外之意”的重要性。Pinker（1994：57）的批评比较极端，曾直言道：“把思维等同于语言这一想法是被称之为传统愚见的一个例子。‘我们想说什么’和‘我们说了什么’之间必须有所区别。”他明确指出认知语义学把概念和语义对等的研究观念完全排除了语言实际使用中的隐含意义，忽略了语用学的存在。Levin（1997：17）补充道：“……语用学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不说我们想说的或者意欲说的提供了存在的空间……除了概念与语义相呼应的内容，语言中还有没有说出口的内容。”

总体来看，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学者多是从根本上反对“语言结构与认知结构同构观”，来自心理学家的反对呼声尤其强烈。Sandra（1998）的批评尤为激进，他认为，在语言结构如何在心理中得到表征这个课题上，语言学家没有贡献，也毫无发言权。语言学家就应该“在语言学框架内解决这些事情，不必把心理现实性强加于这些概念。”（转引自王馥芳，2014）这种批评当然有些极端，但其合理之处在于：作为语言学家，应尽量避免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把思维等同于语言，不要在没有实验依据的前提下假定语言结构与概念表征有直接关系，在概念和语义是否同一的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二）微观角度：发端于英语的语言理论是否符合汉语实际

Talmy最初的研究材料是英语，之后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上的其它语言，通过对40余种语言的对比分析，最终确定“根据核心图式是否由动词来表达”的划分语言类型的标准。这不仅对于语言类型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也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动词语义构成的思考。尽管大多数学者同意汉语同英语一样，同属附加语构架语言，但是，汉语动词的词化模式显然与英语存在一定的差别。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一舶来理论的适切性的思考。我们认为，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未能合理地解释以下现象：

1.微观角度下单个动词不同义项的概念合并方式不同

Talmy曾指出：“区分是整合进入动词的是方式还是致使的关键在于：动词的基本语义指向位移的主体还是施事（或工具）。指向施事或工具的，就是原因位移动词；指向位移的主体的，就是方式位移动词。”（下卷，P29）。例如，在句子“孩子在滚铁环”中，“滚”的语义指向为“铁环”，因此，“滚”是方式位移动词；在句子“他高举着红旗”中，“举”的语义指向为“他”，因此，“举”是原因位移动词。这种区分方式乍看上去清晰明了，然而具体到特定动词下的各个义项的情况时，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

以“摔”为例，“摔”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一个义项是“（身体）失去平衡而倒下”。毫无疑问，这是方式位移动词，动词语义指向发生位移的主体——“身体”。第二个义项是“摔”的本义——“用力扔在地上”，动作动词“摔”是导致受事物体发生位移（甚至破损）的原因，语义指向发生动作的施事主体，当属原因位移动词。有的词典还提出了一个义项“（使）从高处掉下”，“摔”指向发生位移的主体，又成了方式位移动词。那么，“摔”的概念合并模式到底是“位移+方式”还是“位移+原因”呢？

Talmy也曾多次以“roll”（滚）为例来解释“位移+方式”的概念合并模式。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中，“roll”的基本义是“(cause sth to)move on wheels or rollers or by turning（over and over），（使某物）滚动”。例如：

（1）The ball rolled down the hill.（球滚下了山）

“roll”的语义指向发生位移的主体“球”，这是一个方式位移动词。

然而，在第五个义项“flatten(sth)with a roller，用碾子压平（某物）”下，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

（2）roll out the dough.（擀面团）

以上例子中的动词“roll”均指向工具，按照Talmy根据语义指向来区分动词的概念合成方式的话，“roll”在这里似乎又变成了原因位移动词。如果再深究起来，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表示该义项的“roll”能算作位移动词吗？因为，它仅仅表示通过工具的位移使受事物体发生状态变化，而非使受事物体发生位移。可是，“roll”也可以通过补足路径成分来表示位移，例如：

（3）Mummy rolled out the dough down to the floor.（妈妈把面团擀到地板上了）

可见，即使是对于同一个位移动词，在不同的义项下，其概念合并方式也存在争议。Talmy本人更注重动词的概念合并方式对语言类型划分的影响，仅大致提出了区别原因位移动词和方式位移动词的方法，至于两类动词在英语（以及其它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并没有进行细致研究，也没有具体到单个动词，对不同义项的概念合并方式进行逐一考察。

2.位移概念并未完全合并进入位移动词

Talmy研究位移动词概念合并过程的基本前提是位移概念是与其它概念（如方式、原因、前提、结果、后续等）合并在一起的。位移作为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获取的最基本概念，已然根深蒂固地包含在了表示位移或者具有位移倾向的动词语义之中，且与动词中的其它概念要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位移动词的概念构成一开始就是构成性的。

持构式语法理论观点的Aske（1989）和Goldberg（1995）则不同意上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位移动词本质上来说就是语义单纯的动词，所表达的概念就是该词的基本义，而不是各种概念意义的复合体。“推”就是人做出推的动作，“滚”就是物体做轴心旋转运动，之所以获得“位移”的附加意义，完全是动词所处的构式（或句式）赋予的额外结果。他们甚至对“位移动词”这一术语的提法产生了质疑。

在位移概念是否包含在位移动词之内的问题上，无论是Talmy（2000）的“概念合并观”，还是Aske（1989）和Goldberg（1995）的“构式赋予观”，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们同意位移概念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是对于位移动词范畴的界定产生了怀疑。

先看原因位移动词。这类词表示事物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位移。Talmy认为“The napkin sneezed off the table”（纸巾被（一个喷嚏）喷到了桌子下面）应该被识解为“The napkin went out BECAUSE somebody sneezed”（纸巾到了桌子下面是因为有人（打喷嚏）喷）。再如在“箱子推出去了”这一具体位移事件中，动体“箱子”发生位移的原因是“推”。如果不考虑句子中的路径附加语“off”和“出去”，单就“sneeze”（喷）和“推”而言，动体发生位移只是动作动词可能造成的数个结果之一，绝不是其已然合并入内的概念要素。可见，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中，表示[位移+原因]的动词都是身体动作动词。

方式位移动词表示运动主体以特定的方式发生位移，情况有些复杂。李雪（2015）对英语中方式位移动词范畴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她发现，英语中的方式位移动词范畴构成一个等级性链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些类型的动词，如run（跑）类动词，表达的是移动发生的内在方式或常规方式，是典型的方式位移动词；有些类型的动词，如whistle（吹口哨）、dance（跳舞）、stomp（跺脚），本身表达的只是动作，但是在和路径短语连用后却可以获得移动意义，这是由way-构式（即路径构式，作者注）对动词的压制作用而产生的意义，动词本身不是方式位移动词，而是动作动词；还有一类词，比如scream（尖叫），不具有移动意义，只表示动作方式，是纯粹的动作动词，可能由于语言使用的创新性，进入移动构式，从而获得临时的移动意义。也就是说，Talmy所认为的方式位移动词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既有“走、跑、滚、翻”等单纯表示位移的核心成分，也有靠构式压制来表示位移的边缘成分。

3.英语、汉语中的方式位移动词范畴并不一致

汉语和英语虽然同属S型语，位移动词的词化模式一致，但是汉语中方式位移动词的类型远远不如英语丰富，或者汉语对应的词不能用于表达位移事件结构。比如，英语中表示不同运动方式的hop（单腿跳）、hip（扭着臀部跳）等词，表示移动时带声响的词，如whistle（吹口哨）、roar（吼叫）、rumble（轰隆隆地响）、rattle（咯吱咯吱地响）、thunder（打雷）、whiz（发出呼啸声）、whoosh（一边快速移动，一边发出风的呼啸声）等，表示以某种态度或心情移动的词，如stomp（因为生气而重重踏步）、stamp（带着很大的响声用力踏）、storm（因为生气或不高兴而快速通过）等，这些词都要用连动结构或状中结构来表达，在汉语中没有独立词形相对应。Levin（1993）曾从语义分类角度出发，对英语动词进行了穷尽式的列举，本研究对这些动词进行的考察也大致印证了汉语中方式位移动词的数量和类型要远远低于英语。可见，即使语言类型相同，位移动词范畴也不是跨语言的存在。在汉语中，方式位移动词的数量要远远少于英语，诸如“跑、奔、逃、冲”等表示整体位移事件的动词，实际上都是身体动作动词。

而且，汉语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身体动作动词是英语所不具备的，如“弓（腰）、伸（手）、点（头）”等，其施事是人，受事是所属身体部位。这类动作的特点是发出动作的主体（指人），并未发生整体位置的变化，但是动体（指身体部位）同周围背景相参照发生了位移。储诚志（2004）认为这种类型的行为当属自含运动，不是典型的位移事件。本研究认为，身体部位名词是位移事件中的特殊要素，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分别充当第二主体、第二客体和准工具。储诚志（2004）以身体部位从属于整个人体为理由，认定身体部位发出的动作不属于位移事件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储诚志（2004）还认为改变姿势的行为（如站起来、躺下、蹲）也属于自含运动过程，这也是不成立的。无论是身体部位动作动词还是改变姿态的身体动作动词，其实质都是对自身的位移，其词化模式都是[位移+方式]。

在梳理了近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对Talmy的位移事件词化理论的相关研究后，我们认为，在宏观层面上，英语和汉语的位移动词词化类型是相同的，都是[位移+原因/方式]。这已经是诸多学者的共识。但正如上文所述，在微观层面上的动词个案上，英语和汉语位移动词的词化模式呈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别，这是该理论尚不能完全解释的。作为一种舶来理论，位移事件词化理论显然还需要丰富和完善，才能更好地解决现代汉语词汇化的相关问题，进而实现合理解释人类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的目标。

注释：

①以下简称Talmy。

②近年来，汉语学界在古代汉语位移动词的词化模式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崔达送（2005）、黄锦章（2008）、朱丽艳（2010）、涂家胜（2010）、朱习文（2012），史文磊（2011）等均对古汉语位移动词的词化情况进行了研究。鉴于古汉语位移动词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因此本文仅介绍有关现代汉语位移动词的词化研究情况。

③实际上，早在严辰松（2004）之前，已有国外学者提出，动词的词化模式并非如Talmy所说的那么单一。比如韩语运动动词的词化模式是混合型（Choi&Bowerman1991、Im2001）；意大利语（Talmy认为是V型语）中有的动词同时糅合了方式和终点背景（Alonger1994）；法语中运动动词词化模式无法用现有的模式概括，法语通过词缀化可以派生出[运动+动体]、[运动+背景]、[运动+方式+路径]、[运动+路径+动体]和[运动+路径+背景]等模式的动词。即使是在英语中也有反例，动词butter的词化模式为[运动+主体+路径]，dust的词化模式则为[运动+路径+致使]，从名词派生而来的动词（如paper、paint、water等）都有类似的词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