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庄子》①是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庄子自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概括为其行文风格，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为其语言特色。②而在其虚无幻化的语言背后，包含着庄子痛苦的心灵与灵魂深沉的悲鸣。庄子“愤世——厌世——虚无的情感心理结构蕴涵着对现实的愤慨，对人生的伤感，对生命的忧惧，具有很浓厚的悲剧意味。”③在《庄子》的众多寓言中，尤以《大宗师》中“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寓言较为典型，用鱼与水、人与道之间的关系阐发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他还思索了人的人性如何回归素朴、如何回归“至德之世”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于“四海之外”的空间的无限探索。他的精神浪游于天地之间、生死之间甚至“道”的世界之中，对后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哲学阐释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寓言在《庄子·大宗师》中出现了两次：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④

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⑤

张耿光先生将其翻译为“泉水干涸了，鱼儿困在陆地上相互依偎，互相大口出气来取得一点湿气，以唾沫相互依偎，不如将过去江湖里的生活彻底忘记。”⑥这种理解方法似乎是颠倒了句子的结构而将主次给混淆了，后文孔子的解释则说清楚了“相忘于江湖”是比“相濡以沫”更可取的。鱼在干涸无泉水的陆地上与生活在江湖显然是两种状态，“从两个画面来看，两者的差异并不止一个面向，从所处的环境来看，一者处于陆地，一者处于江湖；从存在秩序上来讲，‘相忘于江湖’之鱼各自有独立空间而悠游，而‘相濡以沫’之鱼则亲近相拥几乎没有间隙和距离；从生存状态来讲，‘相忘于江湖’之鱼闲适、自在、安怡，而‘相濡以沫’之鱼频频吐沫却不足以存生。前两者都指向了外部客观状态，后一者则指向的是主体的生命状态（生存状态）。”⑦“鱼相造乎水”说明鱼无水不可活，“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水不仅是鱼能够生存的必要物质，也是其生活环境，鱼在江湖中随着本性生长、死亡，也就是符合了“道”。与之相对应的，“人相造乎道”，人无道不可活，“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人是依赖道而生存，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即恬淡的心性，不为外物的爱憎、是非而动摇，也就是“无为”的自然状态。“相濡以沫”是痛苦的，即使有互相的唾沫滋润，那也只是苟延残喘，唾沫总有消耗完的时候，生命很快也会走到终结。鱼离不开水恰恰如人无法违背甚至脱离道一般。

“相濡以沫”之鱼显然是陷入了困境，这有着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因素。外在因素是鱼的必要条件水的缺失，相对应的人陷入困境的原因就是脱离了“道”，即“大道之序”的丧失。郭象注曰：“与其不足而相爱，岂若有余而相忘”，成玄英疏曰：“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无复往还，彼此相忘，恩情断绝。洎乎泉源旱涸，鳣鲔困苦，共处陆地，頳尾曝腮。于是吐沫相濡，呴气相湿，恩爱往来，更相亲附，比之江湖，去之远矣。”⑧“相濡以沫”必然是二者之间及以上的，相互恩爱、往来、亲附，其关系显然是人类世界恩情往来的亲近对待，这种关系必然还是会使本体走向灭亡。陷入窘境的内在因素则是过于注重生死，不通死生一体的道理，这可以从《大宗师》中子祀等人的寓言可见。如果能“忘生死”，能够懂得死生只是万事万物顺着道而进行的朴素的变化之理，自然“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⑨。从此角度来看，活得通透、豁达面对死亡才是为鱼、为人的内在要求，如褚伯秀所说：“君愈乎己，而身犹死之，况己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体，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则知吾生死乃一念之起灭，一气之往来耳。倘不明此，则失其所以生，何异鱼之处陆而呴濡以湿沫？视相忘于江湖为何如哉？”⑩若能通生死之理，不论是干涸之地抑或是江湖之中均不为在意，顺着道从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⑪。内外因素共同运作，促成了“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的两种生存状态，从形式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但实质上是“相忘”、是“相沫”的超越。庄子的思想中对于道的追求似乎经常处于一种似到未到的临界境界，如“吾丧我”⑫，就是逐渐达到忘己、忘功、忘名却还没达到的临界境界，鱼在江湖之中安顺自然的心性也未达到道的顶点。以鱼和水的关系隐喻人和道的关系是庄子的高明表达，西方学者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⑬人和道的关系是肉眼看不见的，甚至连道都是无为无形的，它不见动静行迹，但是有情有信、客观存在的，“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⑭。但是鱼、水以及鱼离不开水是可以洞察与感知的，鱼在江湖中的自在也是需要干涸中的相濡以沫来对比衬托的，这种相对的观点更在表现出“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即宁静自如的境界，是需要经受过干扰才能形成的。⑮

在庄子的思想中，陷入尘世的人们如鱼一般在“无道”的干涸之地苦苦挣扎的，他深沉地为世人思考，灵魂在撕扯中开始升华，将对于“人”的思考融入寓言之中。

二、“相濡以沫”的人世情态与“相忘于江湖”的精神寄托

鱼之间尚可用唾沫相互湿润以存身，那么人之间只能用仁义道德以立世，这与战国期间人对于自己生存与本性的危机有关。面对这种危机，则有着“相濡以沫”的人世情态与“相忘于江湖”的精神寄托两种思想倾向存在，而后者正是庄子精神无所归依、四处流浪的超脱精神的体现。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周天子“共主”的至高地位逐渐丧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⑯，此时的政治局势无疑是偏向于后者。这是一场以争夺土地和子民的非正义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⑰，人民流离失所，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然而庄子认为真正的危机是人性的丧失，几百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⑱庄子洞察了人性，发现了“以物易其性”的真相，《骈拇》篇曰：“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⑲在天下风云变幻之时，庄子并没有忘却“人”的价值，“自三代以下，天下何其嚣嚣也。”⑳“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㉑“天下浑浊，不可与庄语。”㉒而庄子提出的价值标准则是“吾所谓臧者，非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㉓

“相濡以沫”就是一种人世情态，成玄英注疏曰：“淳风既散，浇浪渐兴，从理生教，圣迹斯起；矜蹩躠以为仁，踶跂以为义，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圣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鱼失水所以呴濡，人丧道所以亲爱之者也。”㉔鱼与鱼之间的相互依偎，以互相吐出的唾沫相互依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以仁义道德相互交往，仁与义成为人世间人际交往的一种准则与行为规范。在整个社会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象时，儒家倡导一种“相濡以沫”的人世情态，提倡仁义道德，以此恢复“大道”。杨国荣认为，“相沫”象征着以礼、义等为原则的生存方式，“相忘”则是在礼义规范之外的“在世”的状态；“两忘而化其道”则指超越前者而走向后者合乎道的状态。㉕还有人认为，庄子的潜意识里，以仁义为性，与以耳目为欲一样，是对人性的误解，即使达到最高的修养，也是不好的，所以他追求回到至德之世的素朴。㉖而人世间的仁义往往是剥削阶级收名获利的工具，具有极大的虚伪性，“爱利出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者众。夫仁义之行，唯目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㉗“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㉘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也有“道”，即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圣人，不贤之人同样也可以顺应此道而获得某些人的呼应。这也就是说，事物必然有两面性，有圣人就会出现“跖”，正是因为社会刻意地去追求仁义才会使得恶人借仁义的面具而猖獗，因此就会出现“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的结局。

客观地讲，庄子不反对仁义。战国时期众诸侯“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㉙在丧失“大道”的时代，庄子所推崇的是“道”的意义上的至仁、至义，而非社会伦理准则中的仁与义。普通的仁义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刑罚，“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㉚“残生损性”㉛。一旦被社会堕落的产物所禁锢，何来在江湖之中“逍遥游”的境界？因此不能将“道”简单地约束为仁义、是非，庄子曰：“至仁无亲”㉜“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㉝真正的圣人有着齐物的意识，对待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丝毫亲疏的观念。但是，这不是站在了“相濡以沫”的人情世态的对立面，而是对于它的超越。

摆脱“相濡以沫”之困境的方法是顺“道”之无为而遵循自然的法则，无需推崇仁义，只需无为，那么就不存在是非、生死，达到皆忘而两相化的境界。林疑独注曰：“涸雨濡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以喻大道之也，物各逍遥，鸡犬相闻，民不往来。及至后世，道散朴离，‘踶跂为仁，蹩躠为义’，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誉尧非桀，纷争不已，不若相忘于自然。”㉞林希逸亦注曰：“涸鱼之濡沫，喻人处世有为，喻体道无为也。……两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㉟两人均将“江湖”归为自然，似乎又过于简单。这一点，罗慧霞的论文中说得较为详细：

“江湖”除了本意指有水的河流湖泊外，还由河流湖泊的广阔漫延型态引申为四方各地。就地理方位而言，“江湖”与“中央”相对，而“中央”在古代地理位置上并非完全指居中，而主要是指“都城”所在地，及其具有的经济、政教、文化功能的中心意味。……此类远离政教封建体制影响的地方也称为“民间”。……“民间”的自主、自为、自在性是没有强力和刻意的人为教化参与的，是自然运转的，是非善恶也是自行化解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是一种自由秩序。㊱

但是将“江湖”直接解释为“民间”实为不妥，民间自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人为教化的因素，只能说“江湖”是一种“民间”向“至德之世”的一种理想化过渡，也是一种社会向上古之世回溯的过渡。最为理想的“江湖”是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㊲

人们都能顺道而行，按着人类最基本的欲望与属性行事，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单位，彼此的联系并不多，就和江湖中的鱼一样。这种至德之世不排斥人们的基本欲望，认为这是人的常性，是“道”的一部分。如《庄子·马蹄》篇所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㊳

郭象注曰：“夫民之德，小异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废者，耕织。此天下之所同而为本者也。”㊴上古至德之世，对于人来说应该是自然与价值的统一，正如鱼和水一般，“水对鱼而言是自然与价值的统一”㊵。有政而似无政的状态就是庄子所推崇的“江湖”。这种社会秩序的回溯符合庄子提出的“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的构想。

在江湖里相“忘”是庄子提出的一个向理想境界探索的方式，也是修道的必经之路，颜回经过忘却仁义、礼乐，从而“堕肢体，黜聪明，离性去知，同于大通”㊶，最后达到“坐忘”的境界。这种“忘”是一种舍弃，如“忘其肝胆，遗其耳目”是舍弃外在的耳目欲望与内在的仁义是非，“遗生则精不亏”是舍弃生命的涯际，舍弃才能顺应大道。为了真正的“相忘于江湖”必须无所不忘，“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舍弃外在事物，才能做到忘己。

总之，庄子“相忘于江湖”的思想是对于“相濡以沫”的超越，他既对现实的黑暗洞若观火，如“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可遏制的愤世之情，也有着对于如何脱离困境的深沉思考。“老庄的孤独与自解所包涵的高度自信、所包涵的超然世表的精英思想、深入骨髓的圣哲体认意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㊷庄子的孤独只能通过其精神寄托于“相忘于江湖”的美好理想当中。

结语

庄子的思想是苦闷的，他有着发愤著书的精神，陈子龙曾说：“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士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是也。二者其文异观，而其情一致也。”㊸陈子龙处于明清易代的动荡时期，他摸到了庄子文字下的痛苦脉搏。庄子虽主张游世，但他对浑浊的社会始终保持着激烈的对抗，对贵族阶级的荣华十分鄙视。他以“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刍鸟自比，视功名如“腐鼠”。在“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寓言之中，庄子的精神因痛苦而浪游，回溯了人性，超越了时空。

庄子是痛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他深沉的悲鸣，这其实是出于对时代的大爱。陈子龙《谭子庄骚二学序》比较庄屈时说：“夫庄子勤勤焉欲返天下于骊连赫胥之间，岂得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谒虞帝而从彭咸，盖于当世之人不数数然也。予尝谓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遁于无何有之乡，随其所遇而成耳。故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㊹“才高而善怨”即表明了庄子内心的痛苦，他渴望找寻一条精神的出路，从而“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固然是人世间相互湿润的人世情态，但是却不是挽救时代与人性的良药，他的孤独与思索在历史长河中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本文将《庄子》一书径归于庄子名下，撇开《庄子》著作篇目的烦琐考证。

②④⑤⑨⑪⑫⑭⑮⑲⑳㉑㉒㉓㉗㉘㉚㉛㉜㉝㊲㊳㊶曹础基著，《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分别引自第597页，第112页，第125页，第106页，第43页，第19页，第118页，第118-119页，第150页，第148页，第354页，第597页，第152页，第448页，第163页，第128页，第151页，第422页，第246页，第169页，第156页，第130页。

③刘勇刚师，《心灵的痛苦与精神的浪游——重读〈庄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⑥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9页。

⑦㊱罗惠霞，《〈庄子〉自由秩序观探究——以“相忘于江湖”寓言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版。

⑧㉔㉞㉟〔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分别引自第247页，第247页，第189页，第190页。

⑩〔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191页。

⑬束东方，《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⑯〔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9-160页。

⑰㉙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分别引自第175页，第324页。

⑱〔汉〕司马迁，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778页。

㉕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3页。

㉖杨如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人际关系思想探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版。

㊴方勇，《庄子纂要》，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㊵于民雄，《自然与自由——庄子“相忘于江湖”解》，《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㊷韩国良，《论老庄的孤独与自解——庄子〈逍遥游〉本义探源》，《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㊸㊹〔明〕陈子龙著、王英志辑校，《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分别引自第694页，第1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