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华

教师应是职业读书人，教书人不读书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现实情况多少让人有些忧虑。我曾经借督导、调研等机会在省内几所学校抽查过教师的阅读情况，从图书馆随机调阅的借阅记录看，问题不少：有的教师从未借阅，有的教师有借阅但借阅的几乎都是娱乐休闲性图书。当然，也有勤于阅读的教师，可惜为数不多。

没有人会否定读书的价值，但经常有教师跟我抱怨说没时间读书。我认为，时间是一种重要性选择。如果你认为阅读重要，你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挤时间读书；如果你认为阅读不重要，你同样会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不读书寻找借口。欧阳修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读书法。毛泽东够忙碌的吧，《红楼梦》，他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资治通鉴》，他至少翻阅过17遍。哪来的时间？全靠“挤”。用他自己的话说“：用挤来对付忙。”他总是挤出时间来读书，他的住所里、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一有空闲他就看书。

读书忌虚、忌平。所谓“虚”，就是不落实地，不能学以致用；所谓“平”，就是不聚焦问题，不能深度阅读。钱穆是新儒家，喜读《论语》。有一天，他跟一位同事说：“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却说：“你常读《论语》，这时正好用得着。”他一时茫然，问：“我病了，《论语》何用呀？”那同事说：“《论语》里提到‘子之所慎：斋、战、疾’，你快病倒了，不该大意疏忽，也不该过分害怕，正用得着那‘慎’字。”他听了，顿觉眼前一亮，才认识到《论语》下字之精、教人之切。又有一次，谈到《论语》时，一位朋友问他：“你最爱《论语》中哪一章？”这一问，把他问住了。他平常读《论语》，总是平着、散着读，还真没想过最爱的是哪一章。钱穆读《论语》的故事确实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说怎样才能避免阅读的“平”和“散”。而我认为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值得借鉴。所谓“八面受敌”，就是从不同角度数次切入文本，进而把书读透，“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教师读书应该结合实践、聚焦问题。从教以来，我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把每一次公开课都当成一次“读、思、写、行”四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活动。比如我在执教《我与地坛》前，把史铁生所有的作品完整阅读了一遍，并做了2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接着，进行教学设计，大体设计了三稿；然后，执教公开课，请人全程录像；事后，反复观看教学实况，整理了9800多字的教学实录和教学反思，发表在《新语文学习》。后来我在执教《秋水》《老王》等时也是如此。有人问我：你读了史铁生的所有作品，做了几万字的笔记，上课时用到了吗？说实话，非要我说用到了哪一章哪一节哪一行，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样的阅读让我更清楚《我与地坛》在史铁生作品谱系中的位置，让我更了解老柏树、野草荒藤等文学意象在其作品中的美学意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阅读，我和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会心而隐秘的精神链接。

王国维曾说：“余毕生唯与书册为伴，故最爱亦最难舍者亦唯此耳。”每读斯语，心有戚戚。藏书、读书、教书、写书，这样的教师生涯最爱、难舍。